【作 者】曾建辉：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是在评论主体的评论实践及对自身反省和改变的过程中，加之外界对出版评论的批评的建构力量，不断改善"捧评""骂评"盘踞的状况，逐步确立的一套从评论理念到评论实践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这直接推动了当时出版文化观的形塑，主要表现在引导建立正确的出版价值取向和推动树立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两个方面。民国时期出版评论对出版文化观的影响并非单向地促动和推进，两者是彼此影响、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呈现出一种良性的、动态的"互动互构状态"。
【关键词】民国时期；出版评论；出版文化观
出版是继承、整理、传播和累积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在承载文化内容的同时，其自身的编辑、加工、印刷、发行等环节也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出版文化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伴随着出版活动而产生的文化形态，出版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它既包括以出版作为中介的内容文化，也包括以出版作为工具的物质文化，它构成了出版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管制的背景环境，具有稳定性、整体性、规范化等特征，并利用准则、规范、惯例、标准、习俗等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具体的出版实践活动。出版业的变化会引起出版文化的变化，同时，出版文化的演变也会造成出版业的连锁反应。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迅速，一度繁盛。与之相应，对当时各种出版活动及其密切关联的制度、经济、文化现象予以解读、阐述、讨论的评论文章也蓬勃兴起，遍地开花，其批评的触须几乎涵盖了与出版相关的每个方面，评论主体、受众群体的广泛性也让个人意见迅捷转换为民众呼声，在广泛传播造成的声势下极易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出版业界的回应。借此，出版评论对出版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是出版机构与社会、读者、政府、市场连接的纽带，展示着出版活动与外界因素的冲突、碰撞、调适、整合，并在自身不断规范与成熟的同时改造、形塑着这一时期的出版文化观。
一、民国时期出版评论的批评规范逐步确立
出版评论是近代新式出版业发展的伴生物，随着出版业的壮大而日渐成熟。民国时期变化多端、跌宕多姿的出版现实为出版评论提供了厚实的生存土壤和丰沃的内容材料。与此同时，与繁荣并存的无序、混乱的出版失范行为又在滋长蔓延，虽非主流，但亟待调控和约束。出版评论作为政府强制管理之外的一种柔性补充手段，能够对出版活动进行客观分析、理性鉴定，从而实现拨乱纠偏功能，推动出版业进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基于此，不少有识之士在看到出版界乱象时，都撰文疾呼强化出版工作和书报刊的批评活动，认为出版评论对于出版业和公众都是必不可缺的，非常重要、非常有益。茅盾在目睹了教科书市场的廉价大倾销后，心生感触：“凡事有了竞争然后有进步，但粗制滥造的出品也往往因竞争而愈多；因此，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愈加成为必要。”[1]他认为公正客观的关于教科书的评价有助于学校、教师在琳琅满目的图书中做出合适的取舍选择，这对于儿童教育和教科书出版市场都是十分必要的。杜衡不赞成社会上对图书的鱼龙混杂、坏书居多是由于读者盲目喜好坏的、臭的内容所致的说法，“这种责难读者的说法，严格的说，是不甚公正的”。要改变出版界的这种状况，最需要的是“一个出版界的公正的检察官”“如果能有一个公正的、有势的、配得上指导青年而又为青年所信仰的评论机关，那总会使投机的出版家们稍稍知道一点慎重”[2]，而且低劣的图书即使再利用广告打着文化学术的牌子，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很容易被读者识破。有力度、有价值的出版评论对于出版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对于阅读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周全平列举清理出版界的方法时第一个就是强化出版评论的功能，“应由智识阶级起来把目下的出版物严格的审定一下，痛苦地指出它们的荒谬，同时也把有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让出版界晓得一些畏惧，让读书人有个选择的标准”[3]。然而，当时的出版评论却呈现出不堪负重的状态，缺失内在的准则和规范，这也就极大地磨削了其应有的功用和意义。在此境况下，出版评论本身就成为了外界批评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追求价值和道德叙事的评论文体，它在对评论对象——出版业及其相关的活动和产品——进行价值与道德的考察与批判之前，必须做到批评方式和内容的规范性以及批评叙事的理性与道德性。
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显然没有跟上当时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节奏，面对着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和繁杂多元的读者需求，日新月异的出版技术和汗牛充栋的图书报刊，眼花缭乱的出版实践和错综复杂的出版现象，在民众需要出版评论的时候，它却不合时宜地缺席和失语了，放弃了纠正与指导出版业的责任。罗家伦就曾呼吁在杂志上多设批评专栏：“对于书籍的批评，更是要紧，一面应当把世界上有价值的书籍，多多介绍过来，一方面将中国现在市侩流氓害人的书籍，一律打倒，免得青年上当”[4]。但现实却恰恰相反，“为读书人选择之资的书报评论一类出版物，则极为欠乏，简直可以说没有”[5]“在各国都有若干种出版界的专门刊物，居着指导和批评地位，公正无私地去督促他们。并且在那些刊物中，谁都可以发表合理的言论。在我们中国，可说是绝无仅有”[6]。《一般》杂志也指出，“书报评林”栏目的设置是因为“想到国内出版批评的缺乏和重要，觉得多些反而好”[7]。在有限的几种出版业的专门刊物中，质量也不能让人满意，不是沉迷于晦涩冗长的理论阐释，就是商业味浓厚的广告式宣传，既不能指出和纠正出版界的缺点，也不能让读者得到购书与读书的指导。“看见申报上大广告有徐翔穆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与出版》出版了，据说是‘读者的良师益友’，也是‘出版界的清道夫’，于是特地走到河南路去买了一本来，展读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所谓‘读者的良师益友’，友则友矣，良和益则未必也；‘出版界的清道夫’者，夫则夫矣，匹夫而已，清道云乎哉。”[8]连影响颇大的《申报·出版界》专栏也被外界指责篇幅太小，迁延过时，“比‘美丽牌’广告篇幅还小的副刊”“每星期才供给你建设中国文化的养料一千数百字”，如此评论力度谈何推进出版业进步，“《出版界》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出版界发展的，但是每星期用一千多字抄些古已有之的诗文来完成这样的大业，恐怕是不易事吧”[9]。细化到出版评论的内容上，“捧杀”和“棒杀”的趋向也让人们对出版评论的公正客观性产生怀疑，加深了对当时出版界的不良印象。在引发出版界“反黑风暴”的评论《漆黑一团》中，作者描绘了漆黑一团的出版评论，对恭维捧场式的评论进行了抨击，不无讽刺地写道：“如今批评的信条：第一是捧场，第二是捧场，第三还是捧场。捧场！这是多么合时批评的信条啊！”[10]
鲁迅将出版界盛行的这类评论嘲讽为“商贾式批评”和“广告式批评”，一旦轻信中了其符咒就会发现“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还有一种就是如同民国文化界流行的批判铿锵、文辞激烈的论战文字式的恶意式批评，如同鲁迅形容的那样“恶意的在嫩苗的地上肆意的跑马”“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11]这类出版评论采取的是“抡起两柄板斧不分皂白乱劈一阵”[12]，唬吓他人的论调，没有严正的批评，只有无理谩骂的口腔宣泄，将出版机构、出版人、作者、读者高树为“道德标杆”，把自己当成是“精神无瑕”且先天免疫的医生，高高在上地挑剔、批判着各种出版物、出版活动。“国人批评常因挟嫌或立于反对派的原故，牵涉个人私德而肆口谩骂。试一检阅报纸杂志此类之往例甚多。商榷学理是何等郑重的事，偏效村儿口角，泼妇骂街的行为，岂不难堪”[13]。这样一来出版评论就“变成只是恶意的嘲讽……变成只是挖苦人家几句，或者旁敲侧击，写几句俏皮话，使人家不知批评的真义之所在”[14]“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所以这类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毫无自省精神的出版评论，缺乏一种真正直指人心、振聋发聩的力量。“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15]导致的后果就是出版评论刺向出版业的利剑失去了锋芒，不能促进出版界实质性的从内在认知到外在表现向积极方面的转化，反而侵蚀、淘潠了出版评论的理性底色和文体气质。
如何改善出版评论“捧评”“骂评”盘踞的状况，让出版评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确立出版评论的批评规范就显得极其重要。李大钊早在1917年就指出执笔成文、发表言论之说应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一在察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二者交备，则逻辑之用以昭，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6]，意为评论的根本在于事实的真实和推论的准确，不做无事实之论和无稽之演绎。宋介在分析批评应有的正确态度时，将“真实”置于“忠厚”“责任”之前，放在首要位置，指出“不杂什么虚伪的意义，或私情的激动在内，只本其理智所及，切切实实指示出来”[17]。这句话里除了强调真实之外，还突出了“理智”在评论中的重要性。理性的批评是出版评论价值体现和责任实现的基本条件。“社会上各种的出版物，我们应当先用拣选的识力，而后再下‘批评’的文学，才能得着进益”，而这种能让出版业和读者都获得进益的评论，一定有正当的、耀眼的理性光芒，“批评须要作有理性的‘批评’。若是随便说话，反失去了批评的价值”“所以现在的出版物，我们若以严厉的眼光，去批评他，我想必定有不少文字，要受淘汰。那受批评的，要有反省，觉悟的努力。被淘汰的，要有彻底的改革”[18]。此外，批评的方法和态度要严谨端正，“不问社会上的阻碍，他人的怨恨，批评家总是按着真理，秉公出来话公道话”[19]“批评原具有两种功用，一鼓励出版，二监督出版，然批评文字必须以学理与事理为依据，方能引起多数人的讨论研究。批评态度必须严正，才能具监督的效用”[20]。总而言之，理性的出版评论才能产生足够的效力，对质量低劣的出版物有淘汰的效果，对低劣出版物的生产者有提醒、劝勉、警告，督其改变的促动作用。正因为缺乏真实、理性，造成了出版评论“捧场”和“棒打”的风气，以至于造成出版文化的质的贫弱。在方济看来，改善的办法就是评论者们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他指出:“犀利的批评家能够影响作者的写作倾向，能够转移一时代的风尚，能够推进出版文化。”“批评文学应该建立起来，对于有毒的作品予以当头棒喝宣布它们的末日，对于有希望的作家应予以奖励，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之途。”[21]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出版评论是在评论主体对自身评论实践反省和变革的基础上，加上来自外界对出版评论的批评即对批评的批评的建构力量，逐步确立起一套从评论理念到评论实践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这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接、层序渐变的过程。首先，出版评论主体的文体意识逐步增强，对出版评论的地位、功能认知日渐清晰化。他们深刻体味到承载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意见的出版评论，能够对民国出版业中令人目不暇接、迷惘困惑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进行有效的解读、分析和指导，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也正如此，借助勃兴的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出版评论成为当时诸多“时代之文体”之一。其次，客观理性的批评原则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出版评论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感性评估和道德判断，而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进入到出版实践的前沿，以兼具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本参与到出版活动中去，真正实现了对评论内涵的理解和实现。这两方面融进评论实践，让出版评论活动渐趋自律，渐成规范。这突出表现在出版评论摆脱了过去那种类似“作淫书者鬼神所必嗔，雷霆所必击，灾害所必至，铁钺所必诛”的街头市井式的“骂评”。另外动辄“伟大杰作”的赞誉式“捧评”也不断减少，出现了大量具备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的典范文本。在对错误行为和不良现象的质疑、指责、抨击和否定的同时，也有对某些做法、经验的肯定、褒扬、倡导和推广。既有否定性、批判性、反思性的语辞，也充满肯定性、建设性、倡导性的表达。
随着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持续规范和成熟，批评的品质与效果得以大大提升，而且干预、制约、监督和指导出版业的积极影响日益显现，成为出版界树立正确出版文化观的一股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二、出版评论引导建立正确的出版价值取向民国出版是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云集的行业，他们自觉地将出版业与学校教育、文化传承、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觇人国者，每喜以教育的兴替，为估断的依据；而教育之兴替，则不只侧重学校的多少，而亦应注目到出版物的如何”[22]。出版物的量、“质”直接牵扯到民族文化、社会前进的步伐。这种出版理念的盛行，使得出版业成为优良传统文化典籍、杰出学术创新著作、得力研究工具辞典、优质民众精神食粮的最重要的一个策源地。从量的层面来说，中国的图书出版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不少出版评论对当时的出版数量很不满意，认为与美英法德日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出版业实在太弱小了，应加倍努力。王云五、舒新城等人都在出版业的总结中列举了世界主要国家出版物数量，得出的结果相差甚远，瞠乎其后，我国每年出版物数量尚不及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再与出版物数量与国家人口相比，其结果也不容乐观，依然靠后。王云五在论及国势与出版物关系时，认为衡量国势强弱的标准，最可靠的计量尺度是出版物，“因为出版之数量多，可以表示曾受教育者之多，出版之程度高，可以表示学术之程度高”[23]。在出版数量上，虽然薄弱，但除掉战争期间，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还能实现年年有所增长，让读者欣慰。然而出版物的“质”的方面，令人长叹不息，灰心丧气，书店里装满了各式书籍，内容贫乏、恶劣者占据大部分。“各家出版的书籍，大多数是男女恋爱史，性史，武侠小说，神怪小说等，这些书店老板们却还到处自以为高尚人生，羞耻也不识！但话儿又得说回来，好的书也有些，不过不出百分之一二。”[24]“书报摊红红绿绿大大小小的书报杂志，鲜艳夺目，一片茂盛气象，看了真令人喜悦，可是这喜悦当你走到那书报摊的面前站立以后，认识一下它的内容的时候，便不得不感觉到还得暂时保留。”[25]戈公振也批评出版界所出的书刊“以流利与滑稽之笔，写可奇可喜之事，当然使读者易获兴趣。唯往往道听途说，描写逾分，即不免诲淫诲盗之讥。若夫攻讦阴私，以尖刻为能，风斯下矣”[26]。当有人为出版界的“杂志年”而欣喜时，有评论却直言量的增加不足为喜，“质”的欠缺让人担忧：
所谓如“雨后春笋”出现的刊物，在形式上尽管有不少的在考究封面怎样美丽好看，广告登得怎样高明炫目，但是它的销路终不能因这些形式上的考究而有所开展，内容的腐陋、幼稚、污浊、浅薄，终不能因这些形式上争妍而能克服的，以如此之事实，与其说这“杂志年”表示着出版界的好现象，毋宁说这是出版界最大的失败的表现，因为化费了许多的资金，财力，结果，只是说了些虚伪含糊不切实际的话，倒反搅乱了群众的心神，把他弄的更加糊涂更加莫名其妙不知西东了。[27]
这明确地告诉出版界量的增加并不代表“质”的提升。相反，没有内涵的出版物数量的增长，不但不能起到普及知识、传播文化的目的，那些诲淫诲盗、财运黑幕、求仙迷信的书籍反而会败坏风气，误导青少年，这种出版物虽多何益？目前没有好的作家涌现、没有好的作品出版成了大家一致的看法。所以，出版物“质”的改善和提升比量的增加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急迫。针对出版价值取向偏离的问题，外界普遍认为是出版过度商业化，出版机构放弃文化责任造成的。“据这几年我们的观察，出版家真能当出版为一种事业而干的，实在很少。大部分，都是犯了一种商人的气息，没有远大的眼光，没有充实的信用，没有负责的精神，只图目前小利，不顾长久得失。”[28]一般的出版机构或营业者，只有少数能明了自己首要之责任在于普及文化，大部分只看到出版业的商业性质，唯利是图，以发财为目的。所以为谋利维持营业，可以不问出版物的内容如何，将来能有什么后果，甚至某些书商为求畅销，刻意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充斥不堪入目的内容。从出版物的内容价值来评价，当时的出版界可谓是“漆黑一团”了，生产的不是读物，而是含有麻醉性毒素的“毒物”了。身为图书杂志审查官员的印维廉在评论中正告出版界：“不但有毒性的出版品我们要拒之千里之外，就是营养太少的精神食粮，不论它的味道如何鲜美，还是不要收印。出版界同仁，都是靠此为生，如果说不以赚钱为目的，那是欺人之谈；但是赚钱固然要紧，而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健康，更是要紧啊。”[29]如果出版商不进行自我约束，外界不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任由商业化的恶性膨胀，接下来必然会导致出现更多的功利化、享乐化、庸俗化、低级化的产品，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出版行业的职业声誉和精神尊严。基于此，出版评论着力倡导文化价值才是出版业的真正目标，不断宣扬“出版业者虽亦营利事业之一，然其间实含有普及教育、促进文化之二大主义”[30]“著作人与出版人乌可徒取快意不审度情势乎，是故移风易俗，书籍有责，积极言之”“著作人与出版人凡所营作，一以共图利济、裨益社会为归”[31]，强调出版业在追求商业利润之外，还要保持内心清明，明白书刊出版要有益于国家与社会的进步、民族与民众的觉醒、教育的提升与文化的积累等，出版从业者都应坚守文化理想、文化使命。
在引导建立正确的出版价值取向的方式上，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一方面是针对出版物偏离出版文化和伦理价值的行为进行批判指责，另一方面也在建设性的反思产品改良的方法和路径，最典型的莫过于对“理想的读物”“理想的副刊”“理想的广告”的分析和讨论。这些关于“理想”的评论不仅表达了对出版的期许和希望，而且为出版界矫正并建立出版物正确价值取向指明了前行方向，给出版界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增添了改进的动力。
在卑劣浅薄、质量低下的书籍盛行的出版界，理想的读物是什么样的呢？张放在评论中写道：“我理想中的《南开周刊》就是我们师生一千五六百人关于学生方面及学校方面，有实际的批评、确切的调查，良好的建议，一个发表的机关。”[32]其他的一些出版评论也给出了自己的标准，“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的读物应当是真的精神上的食粮”，所以理想的读物“一方面应当供给我们知识，另一方面应培养我们的人格”[33]。而对于普通市民大众所需的读物，例如消闲小书或杂志等，最好是不要过度幽默和过分正经，避免一字不改地翻译欧美杂志文章，合适的内容“必须具有新闻性质为主要条件”“另外探访些有趣味的内容，以满足大众的欲望”[34]。至于如何推广“理想的读物”，出版评论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就是充分利用“书报专刊”或“读物专栏”的书评文章向读者推介有价值的出版物。
针对副刊内容良莠不齐，沉闷无趣的局面，又该如何重新设计、改造成为“理想的副刊”呢，民国“副刊大王”孙伏园给出了全面细致的答案。他在《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中首先检讨当时的报纸副刊，戏称副刊内容是“无线电的两极端”，要么是一味模仿古人无聊滑稽的作品，要么是搜罗雄鸡产卵、处女产子等离奇新闻，还有一种是借着科学文化的幌子，连篇累牍地登载些卖弄学问、故作高深的教科书讲义式的文字。接着他深入主题，描摹了理想副刊的模样：第一，因为“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所以必须增加讨论学术的内容；第二，“报纸附张的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是日报附张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副刊的内容必须包含相当数量的贴近市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文学作品；第三，短篇的批评文字是副刊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35]在这一理想副刊的指引下，稍有影响力的副刊几乎都在进行改版，一扫过去的旧式文人趣味和颓丧绮靡的风格，成为启蒙民众、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广告是书刊重要的营销渠道，更是刊物生存的基石和保障。面对报纸副刊、杂志欺诈成风、淫亵盛行的弊病，如何选择“理想的广告”登载呢，出版评论也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有评论批评副刊的堕落就是从副刊上的广告开始的，原本以为是值得一看的堂堂正正的副刊，“孰知里面尽是些卖春药，性病特效药等等的广告来充数，再加上许多无耻医生自吹自擂的包医淋病宣言，和瞎七搭八，真假莫辨的疾病问答”[36]，作者将这种现象斥为“挂羊头卖狗肉”。《医学周刊》主编猷先在评论中发布了理想广告的标准，“要名符其实，不妄自夸张，不愚弄民众……提高广告的身价，恢复广告的信，这件工作的第一步办法也可以说是惟一的办法，是淘汰一切妄言欺人的下等广告”“不但违反科学原则的必在淘汰之例，凡不宜向民众宣传的我们都拒绝登载”[37]。理想广告的追求，至少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出版业需要广告，表明出版人具有商业观念和市场意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二是出版物对广告应有所选择，体现了出版人对文化职责信念的坚守。
三、出版评论推动树立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职业道德是指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38]照此推论，出版职业道德就是出版从业者在整个出版工作环节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它通常外在的表现为出版物格调高下与质量优劣，对待作者、读者和同行的态度、处理文化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方面。按照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对职业道德组成要素的分析，出版职业道德主要有出版职业理想、出版职业态度、出版职业技能、出版职业良心等方面组成，这些都制约着出版活动的全过程，影响着出版机构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职业道德是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及必备的品德，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39]所以，出版评论作为外在的规范力量，通过社会舆论的方式发挥作用，影响着出版从业人员的出版职业道德的形成、巩固和内化，帮助他们树立起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众所周知，出版本质是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兼具文化和商业的内在属性。这两个属性的排列顺序的不同，是文化在先抑或商业在先，体现了出版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的不同，不仅关系到出版内容的选择，也会影响出版经营的运作。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者多以“文化人”自居，拥有较强的出版工作的文化责任意识和理想信念。张元济、陆费逵等人投身书业就是希望出版能够启蒙民众，提撕国民，达到强国救民的目的。王云五不止一次论及出版是衡量国力、文化强弱的尺度，也说过：“国之盛衰，以教育为枢机。无良教育何以得良国民，无良教科书，何以得良教育。教科书是教育的根本。”[40]言中之意就是从事教育出版的行业是教育的基本倚仗，教科书的出版、书业的发达是国家、社会、文化繁荣的标志。正是拥有这种为文化的出版职业理想，出版人才努力奋斗，精益求精，出版了大量堪称精品的系列教科书、文化典籍丛书、新文学经典，民国出版与文化一时瑜亮，交相辉映。当时的出版评论都自觉地将出版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提醒出版界勿忘初心，牢记文化责任。“书籍出版业，本和其他营业不同，他除掉营业之外，还有个辅导进行文化的责任”[41]“书籍杂志等出版物对于国家文化的向上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42]“出版是著述的表现，而著述是国民知识能力总合的系统的反映。由过去的著述出版，遗留了历史演进的迹象，将珍贵的经验传递给后人而推动社会的进展……出版的数量的内容及读者需求的情况上，都正是一国文化动向之忠实的记录”[43]。谢六逸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包括其时代的精神物质各方面，文化的发达与否又和精神物质各方面的学术研究息息相关。而这些学术研究的表现和传播的方法，以出版物为最佳手段，“所以凡学术的研究或批评之表现，无论为个人研究或团体研究，不欲藏诸名山则已，否则为出版物是赖”[44]。陆费逵在著名的《书业商之修养》中阐明了出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45]。陆费逵的言论振聋发聩，促人警醒。有出版从业者在读了陆费逵的《书业商之修养》的评论后，认为“真可算得上我们青年们的‘金科玉律’”“作我们互相砥砺的指导者”，发出“伯鸿先生既引导和制定我们成功的途径，我们大踏步的上路，不断的进前，丝毫不怕拦阻”[46]的感慨。这充分说明了出版评论对于出版从业者树立高尚出版职业道德观的积极影响。
另外，对于那些没有崇高职业理想，崇尚商业主义、金钱至上的出版职业观的出版机构进行义正辞严的批评，揭露批判那些因为缺乏出版职业道德而导致的粗制滥造、抄袭盗版、跟风投机、格调卑劣等行为，意图用曝光的方式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继而开出药方，以期纠正错误，推动出版业普遍性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达到从根本上规范出版行为，保障出版事业健康发展。杨寿清的长篇出版评论《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就是这样一篇借批判以刺激出版从业者重拾尘封心底的职业理想与道德观念，找到中国出版界希望的力作。该评论一开头就点明出版界负有振兴文化、革新文化的最大任务和指导人生、创造人生的最大使命。虽然在这两个方面出版界都取得了相当的功绩，但出版界依然是商业主义的天下，出版者急于牟利，不管文化前途，文化责任被出版人排在商业利润的后面。典型的表现就是因陋就简而不求精深，“所编的出版物往往内容贫乏”“所取的材料往往有失新鲜”“所出的书报的分析往往不能精确”，得过且过，缺乏创造流传千载的文化精品意识和眼光。因陋就简的极端化就是粗制滥造，出版新式标点古籍“不管标点之是否确当，更无闲加以科学的整理系统的编制，以至不但毫无新的意义而且甚至错误百出”；编译外文书籍“或则对于意义和修辞无闲加以斟酌推敲，或则派给数人分译而对于风格和笔调不去加以统一”，更恶劣的还有“东剪西贴，拼凑成书者”“不顾文化价值而出版《××百日通》《会考指导》等胡乱编成以应时者”“为迎合低级的趣味而不惜拿已有的神怪故事、武侠演义、色情小说，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以事诲淫诲盗者”。在历数中国出版界缺乏职业理想导致的弊端后，杨寿清再一次申明了出版业的性质和文化责任：“出版事业不但是一种牟利的商业，并且也是一种提高国民精神生活的文化事业。在今日成为文化事业之基础的出版事业，对于国民精神的兴衰，也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存亡，显然具有密切的影响。”[47]这篇出版评论摆事实、讲道理，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得出出版界亟须重树职业道德，这样才能成就出版职业理想的结论。评论中对出版职业理想的呼吁汇集到抗战后关于出版自由、救济书荒等出版主题的社会舆论中，推动了出版界从观念到行动的大革新、大变化。
高尚的出版职业道德的外在表现就是高质量、有价值的出版物，而出版精品的实现就要求出版人员具备高超的出版职业技能。没有出版职业技能支撑的出版职业道德是空中楼阁，空泛不实。提高出版职业技能是树立出版人高尚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职业道德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出版行业的门槛较低，出版人素质、能力良莠不齐，强化、提高出版职业技能就十分重要了。出版评论部分承担了介绍、交流、推广出版职业技能的任务，内容涵盖出版业务的方方面面，既能增长书业知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有的介绍西方出版业的经营、出版实例，为国内的出版工作提供借鉴；有的是记录工作点滴，交流出版业务；有的是资深的编辑出版人畅谈工作经历，推广成功经验，甚至有时候会引发全行业关于某一具体业务的深入探讨，在形成共识后，往往能形成某项出版工作的飞跃。像1926年孙福熙在《申报》上刊登的《出版事业的艺术》的短评，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印刷装订与出版艺术的大讨论。包括德恩的《谈书的封面》、慎夫的《书籍的装订与印刷》、骥云的《出版事业的艺术》等文章，内容涉及封面画与文字的排列、书名与出版者名的分布、直行和横行书的标点设置、装订的用料、中缝排字的方式、书式大小与图书性质的关系、版式留空的合适比例等，细致而入微，并列举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为案例，分析其成功或不足之处，有理有据，颇有见地。孙福熙本人也在《北新》发表长篇专题评论《秃笔淡墨写在破烂的茅纸上》，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批评那些主张形式无关紧要，满足于用秃笔淡墨写在破烂的茅纸上的书的论断，宣扬“书籍印刷装订，牵引未读者的注意，固定读者所得的印象”“我们爱看且应该看的书，不是这种，而是用艺术印刷用艺术装订的书”[48]。文中分析了《呐喊》《骆驼》《扬鞭集》《瓦釜集》《雨天的书》《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等在图案、用墨、题名、标点、字体、字号、切边、穿钉等形式方面的特色，对比了不同形式的优缺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强，颇具说服力。由于这些评论的作者大都有过出版从业经验，从工作中来、到工作中去，专业色彩浓厚，能够很好地指导某些具体的出版工作。这些评论如果整合起来，就是一本优秀的出版工作培训教材。关于童书出版领域的一些具体工作也反映了出版评论对出版职业技能的促进。因为儿童顽皮的天性，对图书总是不能好好地保存与爱惜，所以出版评论建议童书在装订方面，纸的质地应该坚固、耐久，富有韧性，“装订单线容易洒脱，铁线容易发锈，最好一列用双线订本，为欲求形式整齐，除图画范本，歌谱外。书本大小不妨一概改为32开本。以收便利美观之效”[49]。这个提议一出现，便有不少附和的声音。这也引起了童书出版商的注意，之后许多童书、刊物都采用了32开的开本模式。商务印书馆童书编辑张若英曾在一篇评论中总结了如何编辑一本优良童书的要点，强调在内容方面要根据儿童固有的经验；要适应儿童心理；要适合儿童的程度；要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从形式上文字组织要简单，要明显，要简短；要注意词句反复，少生字，多变化；要有适当的篇幅；要有适当的字体；要有优美的插画；要有良好的纸张。这种类似于儿童分级出版及阅读的主张，也被当时的出版商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1935年出版的《全国少年儿童书目》就按读者年龄、知识的深浅程度对图书进行了分级，采用书名前加注数字的方式，“1”代表最低年龄层次，适合学龄前的儿童；“2”表示小学低年级，以此类推。这种做法充分反映了出版工作者对职业技能的重视，也折射了出版评论对出版业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的积极的督促与鞭策作用。
结语
回看民国时期出版文化观的形成，自然是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无可否认，出版评论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影响力来源。良性且理性的出版评论能将出版活动的价值意义、出版行为的判断标准、出版物质量的评价方法、出版管理制度的改进完善，向外界进行充分的表达，并能借助舆论的力量对出版业产生有效的“纠偏”效果，指引出版业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这从出版评论推动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的书刊出版转向以及通过警示和批判世界书局，促使世界书局调整出版结构，减少市井庸俗书刊的生产，增加知识普及性丛书的出版，并着力进军教科书市场两个事例可见一斑。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出版评论对现实出版具有积极的能动性作用，是一种净化出版、提升出版的文化力量，能够有力推动塑造具有正确的出版价值取向和出版职业道德观的出版文化机制。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出版评论和出版文化的关系中，出版评论对出版文化观的影响并非单向地促动和推进，两者是彼此影响、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它们之间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出版评论通过对出版与社会关系的批判与思考来参与建构正确、向上、健康、高尚的出版文化观；另一方面出版文化观借助道德、观念等形式深植于出版评论主体，为出版评论树立批评类型和标准，并成为出版评论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的内在原动力。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与出版文化观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动态的“互动互构状态”。同时，出版评论和出版文化形成的合力又反作用于出版业本身，推动着出版业面对变化不定的出版环境不断调适、因应，始终秉持启蒙民众、革新社会的初心，发挥着为国家、民族、社会和民众的发展进步赋智的巨大作用。
注释：
[1]茅盾：《教科书大倾销》，《申报•自由谈》，1937年7月15日。
[2]杜衡：《对于最近出版界的感想》，《生生》，1935年第1期。
[3]霆声（周全平）:《怎样去清理出版界》，《洪水》，1925年第5期。
[4]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919年第4期。
[5]《致读者》，《出版介绍》，1914年第18期。
[6]万里：《由中国出版界说到书报专刊》，《循环》，1932年第45期。
[7]《编辑后记》，《一般》，1926年第1期。
[8]清道夫：《读书乎？出版乎？》，《出版消息》，1933年第9期。
[9]孔远之：《所谓“出版界”》，《谈风》，1937年第19期。
[10]为法：《漆黑一团》，《洪水》，1925年第1期。
[11]鲁迅：《我们要批评家》，《萌芽月刊》1930年第4期。
[12]茅盾：《批评家的种种》，《文学》，1933年第3期。
[13]臧启芳：《出版与文化》，《学艺杂志》，1923年第6期。
[14]为法：《漆黑一团》，《洪水》，1925年第1期。
[15]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大公报》（天津），1935年8月18日。
[16]李大钊：《真理之权威》，《甲寅日刊》，1917年4月17日。
[17]宋介：《批评之批评》，《晨报副刊》，1925年6月3日。
[18]剑青：《“出版物”与“批评”》，《南开周刊》，1922年第35期。
[19]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919年第4期。
[20]臧启芳：《出版与文化》，《学艺杂志》，1923年第6期。
[21]方济：《出版文化质的改善》，《文友》，1943年第11期。
[22]牛亦未：《一九三五年出版界的总检讨》，《新北辰》，1936年第1期。
[23]王云五：《出版物的国际关系》，《旅渝心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63-264页。
[24]刘颐道：《怎样才是真真的书业商人？》，《新知十日刊》，1939年第1期。
[25]甄士：《读物和毒物》，《中坚》，1946年第1期。
[2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第248页。
[27]牛亦未：《一九三五年出版界的总检讨》，《新北辰》，1936年第1期。
[28]储安平：《一年来的中国出版界》，《读书顾问》，1935年第4期。
[29]印维廉：《出版物的营业和滋味》，《中央周刊》，1942年第7期。
[30]味戆：《民国七年出版界之回顾》，《出版界》，1918年第48期。
[31]汪集庭：《女青年与出版物之关系》，《妇女杂志》，1917年第6期。
[32]张放：《我理想中的<南开周刊>》，《南开周刊》，1922年第34期。
[33]踏实：《精神食粮的选择》，《时代学生》，1949年第2期。
[34]伯乐：《大众理想的读物》，《上海人》，1938年第1期。
[35]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1924年12月5日。
[36]徐日洪：《荷包与文化》，《宇宙风》，1936年第20期。
[37]猷先：《我们理想中的广告》，《大公报》（天津），1930年1月11日。
[38]黄先蓉编著：《出版法规及其应用》，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9]蔡志良：《职业伦理新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40]王云五：《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王云五文集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41]萃珍：《出版业的道德》，《蔷薇》，1928年第1期。
[42]陈北鸥：《出版文化的指标》，《东方杂志》，1943年第5期。
[43]屏群：《一年来之出版界及其展望》，《众志月刊》，1935年第1期。
[44]谢六逸：《文化与出版物》，《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17日。
[45]陆费逵：《书业商之修养》，《中华书局月报》，1923年第7期。
[46]许瘦鹤：《记伯鸿先生的<书业商之修养>》，《中华书局月报》，1923年第7期。
[47]杨寿清：《对于中国出版界之批判与希望》，《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第75-81页。
[48]孙福熙：《秃笔淡墨写在破烂的茅纸上》，《北新》，1926年第4期。
[49]陈独醒：《为儿童读物警告全国出版界》，《中国出版月刊》，193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