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孙健：惠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摘 要】教育出版是一种有意识选择的思想、知识、价值的生产与传播活动，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传递链条。新时代教育出版价值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出版效益应以育人为宗旨，出版实务应以学生为中心，出版理念应以启迪智慧为目的，出版价值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关键词】教育出版；价值；导向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教育出版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文化传播的媒介，也关系到教育所培养的下一代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因此其价值体系必须遵循教育科学原理，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要求。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就是把书刊、图画、音像制品等编印或印制出来，向公众发行[2]。为便于研究，此文研究的教育出版指的是狭义上的“教育出版”，其范畴限定在学校教育领域内的教育出版物（主要包括教材及教育辅助读物）的策划、编写、审定、发行等系列活动过程。探求教育出版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成，对坚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选择，准确把握教育出版的专业发展方向，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教育出版效益应以育人为宗旨
教育出版的上位范畴具有双重性，即教育叠加上出版。但教育出版作为教育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育元理论上探究，其应定位于以育人为宗旨。康德在《论教育学》开宗明义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概系教育之功。如若除去教育对其留下的各种显性烙印及造成的潜在影响，他将失去作为人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通过受过教育的人，人才能被教育”[3]。此外，康德还明确主张进行“教育实验”，只不过这种“教育实验”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实验相去甚远，其实就是根据某种教育理想或教育目的而实施的具体教育实践。在此过程中，教育者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或介质对受教者施加“教育实验”，而教育出版物正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器材”。人类教育是人的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需要[4]22。马克思提出人的“需要体系”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亟须的必要生活资料基础，这无疑成为人类最基本的利益需要；“在此基础上，满足物质需要的本身及其行为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23”。最早的出版物利用龟壳甲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过程中，通过古老文字形式对人类谋生技能进行形象化记录，从而直接起到“制器”作用。现代出版物则借助大量内容信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不断满足人类深层次多样化的新的发展需要。其中教育出版物由于其具有显著的教育导向性功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因此在“育人”方面发挥着普通出版物无法比拟的专门性作用。
教育出版既然隶属于教育范畴，则其发展理念不能唯经济利益至上，而应与同时期社会或国家总的教育目的保持高度一致。按照范畴追溯上限原理，教育出版还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生产、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需求的综合影响。教育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是特指一定社会（国家或地区）为所属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培养所确立的总体要求，同样也是教育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确定教育出版内容、选择教育出版形式、检查和评价教育出版效果的内在根据。因此，教育出版要围绕着“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目的开展和推进一系列本领域内的专业化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基于此，新时代教育出版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教育出版任务，勇于砥砺奋斗，围绕着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最大化发挥教育出版功能，做好教育出版的各种实务工作，不辜负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赋予的重要使命。
文化出版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精神产品之一的出版物，其必然具有一定的显著或潜在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在影响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及指导实践活动方面，起到了代表公共价值要求对个体道德形成的引导作用。而教育出版更是直接指向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以育人为宗旨，必须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再谋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出版要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强调社会效益最大化。对于教育出版物来说，其具体产品形态是教材及教辅读物，作为制度化教育传授知识的主要载体，在立德树人方面起着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作用。因此，教育出版物的生产、发行及供应，只能以社会效益为先，不应该陷入唯经济效益是图的羁绊。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有些出版商为追逐经济利益，趁教育出版法规及制度不完善之际，大肆渲染并出版发行特定教辅读物，意在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此外，还有一些变相搭乘制式教材进行非法牟利的情况屡禁不止，比如初中英语教材夹带广告活页、“教辅等教学资源价格比较昂贵”等种种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6]。教育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等管理组织，应对教育出版进行积极引导和严格监管，促使教育出版树立为国家教育方针服务的思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用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做好教育出版工作。
二、教育出版实务应以学生为中心
根据教育系统自身形式化的程度，教育可分为制度化教育和非制度化教育两种类型。其中学校教育是制度化教育的主要呈现方式。而与学校教育配套出版发行的教育出版物，尤其是国家指令或指导发行的各层次制式教材，编排体系完整、内容设置由浅入深，明显带有以育人为目的重要特征。《礼记冲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7]”。对于教育出版物实务来说，应以学生为中心，做到准确定位，遵循科学出版流程，这样才能提高教育出版服务意识，有效配合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从而实现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战略的总体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在教育实践中，关爱每个学生，塑造和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个性特长，尊重教育客观规律，因材施教，为不同身心发展阶段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教育部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教发[2017]9号）也明确指出：全面实现“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提升教育发展能力，促进教育公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9]。教育结构性改革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实际，统筹利用好、布局好各类教育资源。因此，教育出版物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版策划时，要根据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进行明确定位，充分考虑到教育出版物受众的适用性，科学统筹规划教育出版物的内容设置、结构布局及形式设计等。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教育出版物应有利于推进幼儿身心健康、基本行为习惯养成以及适度的智力启蒙。因此，坚持科学保教方法，力戒学前教育“小学化”，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则是学前教育领域内出版物（幼儿读物）的源发宗旨。教育部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10月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教基二[2011]8号）以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教基二[2012]4号）两份政策性文件。文件明确规定要充分保证幼儿游戏活动时间，避免将幼儿推向课程化学习。同时，严禁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组织征订各种幼儿教材和教辅材料[10]。因此，学前教育类的教育出版物不宜整齐划一，应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化，主要定位于充当幼儿游戏活动过程中的辅助工具，并能灵活运用到集体、小组和个别活动中，其目的是锻炼幼儿强健的体魄，激发探究欲望和学习兴趣，养成基本的品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培养积极的交往能力和合作能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均衡和谐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出版物应定位于一种知识化的游戏材料，它与玩具设施、其他游戏材料等有机组合在一起，成为幼儿园活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幼儿自主游戏和学习探索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对于义务教育来说，教育出版物应致力于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并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义务教育阶段，是儿童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奠基时期。为此，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并于2017年9月1日起在全国投入使用[11]。这三科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对学生价值观塑造起着正确而强烈的定向作用：一方面用丰富、生动的素材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引导青少年从小打好中国底色;另一方面用鲜明、感人的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植入红色基因，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统编三科教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适性推广，是强化国家意志、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政策顶层设计，这也是贯彻和实施以德育为先、以德塑魂的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对于其他科目教材及课外读物来说，应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为本，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因此，教育出版物在策划时就要考虑到青少年认知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把抽象、复杂的学科知识，转化成适合不同年龄孩子能学、爱学的内容，做到寓学于乐；同时在学科知识编写时，充分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将行为习惯、个性能力、情感态度等价值体系的元素进行有机融合与渗透，做到润物细无声，增强感染力、吸引力，提高育人效果。
对于高中阶段教育来说，教育出版物应立足于进一步塑造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培养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避免沦为唯升学至上的应试教育助推器。具体来说，针对该阶段的课程教材应致力于推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展学生核心素养①：一是思想政治等课程教材，能够向学生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爱国情怀、社会主义事业心及责任感;二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外语等课程教材，能够传授给学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初步掌握一门外语，形成一定的自学能力;三是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教材，能够引导和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和审美能力，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一定的应变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四是劳动技能课程教材，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形成务实的劳动观点和职业观念，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上述课程还应按实际需要出版发行教育辅导读物，着力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另外，根据新科学、新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从高中阶段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出发，恰当地更新教育出版物的内容。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育出版物应以助力培养品行端正、知识丰富、技能扎实、素质较高、具有担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为己任。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教育出版物，尤其是教材具有特定的运行模式和使用选择权，不同于零售书出版，也不同于中小学教材出版。高等教育教材在选题获得通过后，即可出版、发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般不进行干预，也没有特定的销售渠道及使用范围。由于高等教育没有严格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而且高等教育教材的使用决定权往往在一线教师手中，因而具有更多更灵活的选择权。高等教育出版物要更加关注学术研究，其内容应反映某一学科的最新发展态势，要体现出其独特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高等教育出版物除了有教学这个直接作用外，还应具有传播先进知识和前沿理论，促进学术探索和学术争鸣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继续强化思想政治课程类的教育出版物的策划及发行，促进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塑造。
三、教育出版理念应以启迪智慧为目的
教育出版物作为教育行为过程的帮手，不仅是向学生传递人类文化和经验的主要媒体，也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个人知识和形成能力所依赖的工具。教育出版物尤其是教材，其知识形态为经验型，又因为这种知识形态具有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又称为教育型知识形态。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教授（Dewey，J.）对传统教材所扮演的“灌输”器具提出划时代的挑战，因而强烈主张“以经验为中心”，他认为“只有按照儿童的心理线索来编写教育读物”，才能满足人的天然需要，才能“真正使教育返璞归真”［12]252。杜威提出的“立足经验来组织教材”的出版理念，把教育出版物设计的重点放在知识向经验的还原以及经验的组织上，期间经验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是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准。杜威倡导的教育行为就是“连续地改造和建构经验”，教育读物只能“毫无例外地指向被还原的直接经验——社会生活”才是恰当的[12]253-254，无疑这在当时反对唯“教师中心论”以及针对夸美纽斯班级授课制教学模式进行反思可谓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杜威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陷入困境，其就教育读物的选择标准和建构元素体系也屡受质疑，原因就在于他忽视了知识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更没有意识到教育出版物可以通过为知识设计恰当的存在方式以及有序的呈现方式而营造知识与学习者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教育出版物承载的知识体系与杜威提倡的“经验知识”属于知识进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杜威试图引导儿童通过经验活动去发现知识，此时知识以活动的状态处于发现者的头脑中，表现为一种确定性不完备的“个人知识”；当知识一旦被作为发现的结果、用一种明确的逻辑形式（如某一定理）表述出来时，知识就具有某种确定性和客观性。当知识要重新被人理解和学习的时候，知识就必须再次以过程性的方式存在，具有沟通功能指向明确的媒介特性，意在恢复其与人的情感及共同体的思想氛围的密切联系[13]。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教育领出版物来说，其承载的知识是系统化的且经过历史选择及精化凝练的，比如西方经典如圣经及圣贤著作，东方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各种典籍。当时人们对待这些教育出版物的学习法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现今教育出版物更是凝结了人类文化文明发展成果之大成，是学生启迪智慧、锻造能力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14]”。
但是，由于受到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教育功利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育出版物本身以呈现知识为主要功能的定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走向了偏狭。在唯分数是重、竞赛排名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变异教育理念的驱使下，教育出版物也随之日趋演变成一个“控制者”和“支配者”的角色。虽然“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教育理念日益受到教育专家及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在教育实践中，教材仍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尤其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升学考试分数权重较大的课程教材拥有绝对权威，其他教材也相应占据一席之位。教材成为“规范”教育行为和“指导”教学过程的“金科玉律”：既规范教师的教，也指导学生的学，教师与学生都不能逾越教材限定的知识围墙。这种将教育出版物异化为单向传授知识的制式载体，其实是一种封闭的、崇尚权威的唯知识功能观念。时下的死记硬背，知识仓库、题海战术、课业负担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现实表现，而这种错误观念的本质就在于：教育出版物不仅是需要掌握的对象，而且它本身就是目的。
纵观20世纪中期兴起的教学论改革浪潮，那时就从不同理论视角对教学单纯指向知识传授现象提出了质疑［15]。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改革，强调在科技革命和知识激增的条件下，必须按结构主义原理进行课程改革，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是掌握知识后实现有效迁移。因此，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智力上的发展，为此就要抛弃传统的复现法，代之以有利于开发智力的发现法。其实这已经在呼唤教育出版物功能重新进行定位，即从教育目的转换成为达到教育目的而准备的基础材料。再如，赞科夫的实验教学论体系，主张教学应从知识转向智能，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生的一般发展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②”，掌握知识在他的实验教学体系中只是充当了附属的角色。如果还把同时代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和目标教学及评价理论，以及克拉夫基的范例教学改革，视为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一种较为稳健的过渡性选择的话，那么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超越知识观的教育出版物的功能定位，就是在以传递知识为载体的基础上，目的是启迪学生的智慧，而不是为掌握知识而掌握知识。换句话说，教育出版物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必备材料，是教育过程的媒介而不是依据，学生要在掌握教育出版物蕴含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发展智慧，锻造“全人”。譬如，与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配套发行的教材及教育辅助读物，就设计了大量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情境。学生要在接受与掌握品德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儿童自己的生活和儿童社会生活的体验过程，从而实现由激发情感引向启迪智慧的教育目的。
四、教育出版价值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教育出版作为一种特定指向育人的价值传播，决定着用何种文化知识影响受教育者群体，并且对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不仅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也会出现变动重组，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心理情感也处于变迁与发展之中[16]。在文化形态趋于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出版观难免受到种种非主流文化潮流的冲击，因此要确保教育出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教育出版阵地，忠实反映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教育出版的本质要求。
一方面加强体制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出版中的主导地位。教育出版物作为传递知识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着特定指向的育人价值观念，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汇的全球化环境中，要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武装受教育者的头脑，就必须从制度层面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出版中的主导地位。一言概之，为确保教育领域内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出版物就必须要体现国家意志[17]，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袭和干扰，切实加强教育出版意识建设的政治导向[18]。简要来说，从法律层面上将立德树人与培养合格建设者、可靠接班人紧密结合起来，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教科书审定出版条款，并尽快制定并颁布涵盖其他阶段教育的《教育出版法》，确保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为教育岀版工作的首要任务;从制度层面上严格规范教育出版的内容管理，高度重视规章制度建设，各级教育出版机构要不断更新和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体系以及建立必要的新的内部出版规范。继续建立健全教育出版的工作机制，无论是编辑过程，还是出版、发行过程，都要始终把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确保教育出版物政治质量过硬，为推进立德树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抓好规划设计，保障教育出版物成为传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桥梁。教育出版物的编写应注重结合学科特点和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按照“整体规划，有机融入”的原则，科学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落实方案和实施图谱。教育出版从业者应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③，提高思想导向的把关能力，确保出版物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在教育出版物的规划设计方面，虚心请教教育专家，精选相关学习内容，灵活创新栏目设计，采用多样化的呈现方式，促进学生学思并举、知行合一，力求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比如，道德与法治方面的教育出版物要切实联系学生生活经验，按照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原则，以主题单元集中讲授和分散嵌入的方式安排相关学习内容，使学生系统认知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学与语言方面的教育岀版物则通过精选人文主题和典范文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教育出版物应注重从历史发展演进角度或现今国内外政治环境出发，通过具体、丰富的史实及时政事例，使学生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及现实意义[19]。
注释：
①从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内容来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
②一般发展是赞可夫教学论的核心，其相对于特殊发展而言，是指个体个性的发展，即不仅发展学生的智力，而且发展情感、意志、品质、性格和集体主义思想。
③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M]//本书编写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87-188.
[3]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
[6]肖源,孟艳芹.初中英语教材夹带广告专家认为违规[EB/OL],[2019-05-28],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zx/shxw/201494/l11018.shtml.
[7]百度百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EB/OL].[2019-08-10].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A1%E4%BA%8B%E9%A2%84%E5%88%99%E7%AB%8B%EF%BC%8C%E4%B8%8D%E9%A2%84%E5%88%99%E5%BA%9F/2606583?fr=aladdin.
[8]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9-08-22],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
[9]人民网.教育部原则通过《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EB/0L].[2018-06-20].http://edu.people.com.cn/nl/2016/0706/c1053-28530741.html.
[10]郑磊.浅谈学前教育政策对教材出版的影响[J].现代出版,2015(3):36-37.
[11]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了义务教育教材,于9月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EB/OL],[2019-07-12],http://www.eightedu.com/xiaoshengchu/15287.html.
[12]约翰•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3]田玫,辛学文,康长君.教材“超结构”探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196-198.
[14]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M]//本书编写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4.
[15]杨启亮.教材的功能:一种超越知识观的解释[J].课程•教材•教法,2002(12):10-13.
[16]姜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J].理论导报,2019(9):44-46.
[17]韩建民.今天我们怎样重新看待主题出版?——关于主题出版的内涵拓展和出版之变[N].中华读书报,2019-05-01(6).
[18]于春迟.围绕立德树人做强做优教育出版[EB/OL],(2018-12-06)[2019-08-10],http://www.sohu.com/a/279912642_115423.
[19]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统编工作答记者问[J].基础教育参考,2017(1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