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斌：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摘 要】在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中，传播的载体、范围和包容性一直在发展和延展，并随着人们对传承文化的现实需求而不断变化，可分为口述、文字、刻写、书写、印刷和数字出版六个阶段。出版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载体变化；出版发展；文明传承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言下之意则为要想将事情做得好，就必须掌握最便捷的工具为己所用。在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历史和文化总是时深时浅、时断时续、时远时近地留痕在书籍、文物、艺术品等载体中，总是以独特的方式被传承下来。无论是以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方式，传播的载体、范围和包容性一直在发展和延展，并随着人们对传承文化的现实需求而不断变化。如果追溯文化传播从口头到书写再到印刷的变迁历史，可以发现各类不同载体之间的区分是非常不固定的，常常出现交错的情况，每种传播载体的边界也是不固定的，口头传播并未随着书写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而终结，手抄本文化也并未随着印刷技术的广泛传播而立即消亡，总是共生共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载体的变化与出版的发展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内容生产和技术改良也始终在极具活力地向前发展，并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沃尔特·奥恩（1982）、杰克·古迪（JackGoody，1987）、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认为西方文化史上以书为载体的发展，可分为从口头到书写、从书写到印刷、从印刷到用计算机打出来三个阶段。但如果按照不同的载体来分，笔者则认为可分为口述、文字、刻写、书写、印刷和数字出版六个阶段。
一、口述阶段：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的第一重要载体
在人类开展真正的出版活动以前，信息的发布和传递主要是借助声音、肢体动作和图形图像等进行。从原始社会算起，人类陆续使用至少在3500种以上的语言传递信息。可以说，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的第一重要载体，是彼此交往、传递思想和情感的直接工具，是人类文明中最方便、最实用、最直接、最有魅力的信息表达承载系统。周海中曾说：“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语言从出现到现在一直都是作为极其重要的传播载体存在着，发挥着其独特的魅力和感染力，诉说着人类的文明和历史。到目前为止，通过不同的载体录制语言进行传播，依旧作为一种重要的出版形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文字阶段：文字的发明使记录成为可能
文字是信息记录最重要最便捷的形式，是人类社会最伟大最实用的发明之一，它使历史和文明的准确传承成为一种可能。借用一位早期苏美尔泥板文专家的话，文字是“经济扩张的紧迫需要的直接产物”。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生活的周围就可以发现，历史传承下来的“象形文字”无处不在，如“将鼠标移至右边”只用一个简单的“→”即可，还有大量的交通标志也来自于象形文字。已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上发现的各种刻画符号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最早形态。文字的出现，虽然不能等同于出版的起源，但从以传播为目的的早期刻画来考虑，即使其形制还很原始，不成体系，与现代的书籍的样子也完全不同，但已充分地包含了原始的出版观念——通过一定的符号和载体向他人传递信息。
在历史上已有的载体中，书是传播范围最广、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促进作用最大和最有仪式感的载体，也是文字书写发展到了高级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书的概念定义为将人们的经验和事件用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记录于一定的载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朝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书籍形态，它作为中国汉字有记录的载体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西方两河流域北部，建筑、雕塑和文字与文明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苏美尔文化催生了象形、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的应用又推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19世纪以后，在巴比伦、拉格尔、乌尔、马里等古城的废墟中发现的大量泥板书，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和西亚历史文化的重要原始资料。
三、刻写阶段：丰富的载体催生刻写文化的兴起
技术的进步和传承载体的发展，使得从口述文化到刻写文化的转变变得更加容易。西方刻写实物载体主要以泥土、石头和青铜为主，而中国的刻写载体却要丰富得多，包括甲骨文、青铜器、石头、墙壁、竹简等。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可以被称为早期的书籍。在古印度，人们还在贝多罗叶上刻写文字，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也用于刻写佛经，贝叶书代指佛经也由此而得名。传说，贝叶书即便经过千年时间，笔墨仍清晰如初，象征着其所拥有的智慧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旧唐书》上就曾记录：“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
在古代中国，除甲骨、青铜器、石头等载体外，用作记录文字的载体还有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曾呈现过无与伦比的灿烂光辉。但是由于早期的文字是刻在甲骨和青铜钟鼎上，基于材料的有限性，内容很难得到广泛传播。在殷商时期，能够使用文字的也只有上层社会的人，这必然极大地限制文化的传承和思想的传播。
竹木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相比之下，其形制更接近书籍的形式。依据现有考古的发现可以判定，竹木简牍的使用是从商代开始的。《尚书·多士》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书籍都是直排文字，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排版方法的形成完全是来源于简牍的书写方式。简牍的广泛使用在春秋到东汉末年进入最盛行时期，即使纸张被发明和使用之后，竹简也没有完全退出，而是与纸张共同使用了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朝廷下令停止使用，简牍才正式退出载体舞台。随着竹木简牍的使用，知识被少数人保存和垄断的现象逐渐被打破，推动了学术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著书立说之风兴起，图书的收藏和整理活动也日渐增多，图书贸易初见端倪。简牍、甲骨文、敦煌遗书和明清档案已一起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东方文明最重要的四大发现，简牍学也正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为世界性的研究学科。湖南长沙的简牍博物馆收藏的14万余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和2万余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证实了简牍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书写阶段：书写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更广泛流传
在整个写本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书写是通过物质形式的存在施展权力的，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从它嵌入人类话语的那一刻起，就把政治、文化、宗教等的权威具体化呈现出来，其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
从东西方社会书写载体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每种载体的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人们用竹简、绵帛和纸张等来书写记录文字；在古代埃及的尼罗河畔，人们用莎草纸来书写文明，在干燥的环境下千年不腐的特点使其一度成为法老时期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至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国家，历经3000年而不衰，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欧洲的平原上，人们用昂贵的动物外皮，如牛皮或羊皮来书写文字。早在公元400年，羊皮纸就已出现在提格拉·帕拉撒王朝，僧侣们开始用其书写经文。到公元前2世纪，人们可以熟练地把动物皮制成羊皮纸用于书写。古老的帕加马图书馆珍藏的大量古籍中有许多都是在羊皮纸上书写的。
虽然书写载体曾经也是丰富多样，但是书写的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载体的研发，纸张被发明出来。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它让人们学会用一种普通的材料去代替昂贵材料，促进思想成果的广泛传播。如果没有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也将大大减弱。阿拉伯人在8世纪掌握了中国的造纸术，在西传中起到了传播者的作用，经过1000多年的推广和传播，传遍全球。纸“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这就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它带来了一场重大的革命。如果没有纸代替其他书写载体的革命，写作的艺术和出版的事业绝不会这么发达，印刷术的发明也不可能这么嘉惠于人类了。”纸张替代羊皮纸取得胜利后，西方手抄出版业开始快速发展。但是人工手抄却存在一些弊端，既费时费事，容易出现错漏，又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给文化传播的准确性带来了损失。
五、印刷阶段：印刷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印刷被称为“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印刷术的出现使纸张的使用越来越普遍，逐步实现了承载的标准化，形成我们现在所常看到的传播形式。它使知识的广泛学习成为可能，推动了新式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繁荣。印刷术的“印”字，包含了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的工序名称。从它的命名可以看出它和印章、拓碑的相承关系。中国印刷术在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后，逐渐地成熟和普及起来。
马克思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印刷术传到欧洲后，加速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进程，为文艺复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德国人谷登堡在公元1440—1448年创造了铅合金活字版印刷术，比中国毕昇发明的陶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后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直到现在，仍为印刷方法之一。
印刷文化呈现出标准化、传播性和固定性的特点，书籍可以在任何地方，用标准的工具和技术被原样复制，这样就去除了手抄本生产中导致文本被篡改的内在因素。印刷机的出现增强了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通过创立“一系列技术和规范，使人类可以用一种令人生畏的高效率来使用世界上能够记录下来的知识储备”。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印刷的固化作用”，包括“印刷术能够给予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以牢固、经久的形式，能够通过大量发行在页面上、文字组织形式一致的相同拷贝来传播这一客观化了的语言实体”。印刷出来的书籍，基本上与其他同一版本的文本一致，能够使知识跨越时空进行有实效、有效率的传播。
出版物的形制也因技术和设备而改变，由平装、精装逐步取代线装，机器铅印逐步取代手工雕版。1840年以后，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和凹版印刷术相继传入中国。人们结合汉字的特征，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创新，印刷技术得到跨越式的发展，晚清时期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出版业的印刷能力。到20世纪初，机械化印刷术成为主流。新式印刷术传入中国以后，首先被广泛应用于报纸、杂志的印刷，而后才扩展到图书领域。西方国家的印刷品则从16世纪开始摆脱呈现手稿外观的状态，逐步拥有属于自己的特色风格，印刷数量急剧提高，成为科学复兴的手段。1474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活字印刷术的方式被出版发行，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论》以活字形式印刷出版，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大体系。中国第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机构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创办。1872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馆，并于1879年设立石斋石印书局，此为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出版企业。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06年，中国已有22家新式出版企业面向市场，机器印刷成为生产手段。出版商人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寻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踊跃地承担起出书人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栋梁，编辑也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出版业对于印刷的依赖使得印刷商曾经成为整个出版事业的组织者，但同样是因为出版业的发展又使得他们再度丧失这个地位。由此，出版商取代印刷商成为组织者和产业链的中心。
六、数字出版阶段：人类信息活动进入了新纪元
在信息技术实现以前，各种载体大都是以物理的形式携带信息通过载体的远距离运动来实现传播。但随着可供利用电流的发现，电报和电话掀起了信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
“嘀嘀嗒，嘀嗒嗒……”，回想起电报的敲打声，让人不禁想起塞缪尔·莫尔斯这个眼光远大、有事业热情的人，他对电报的研究和推广是一项伟大的载体革命。19世纪40年代，电报开始出现，人们的话语被转化为电子脉冲，即莫尔斯电报码上的点和横杠，然后通过电路最终发往世界各地。这项发明使传播在理论上脱离了运输模式，带来众多变化，包括对报纸和新闻实践的影响。从电报开始，信息就比信使走得快，不再仅仅依赖地上运动的交通工具，而是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达到传播目的。
电报、电话、电台、电视、互联网的出现，使大量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加强了整个世界的联系，人类信息活动进入了新纪元。电磁波和电信号成为人类的第三信息载体。20世纪初，广播、电影和电视等模拟数字媒体，挑战并最终颠覆了书籍和印刷品作为传播载体的垄断地位。但是，书籍并未消亡，出版商因势利导，开发出平装书等新的传播载体，扩大了销售网点的分布范围，还从与模拟技术媒体生产者的共生关系中获益，既为广播、电影和电视提供了内容素材，又通过出版有关广播连续剧、电影或与电视节目的书籍形成了新载体在大众中的普及。这种关系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易，带来了新的繁荣，成为许多出版商的生存手段。
虽然动物也会传递信息，但是利用载体进行大众传播却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中国互联网的足迹，从1994年通过一条64K专线首次连入国际互联网开始，到1998年新浪、搜狐、网易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相继问世。经过20年，中国互联网走过了数字文明的第一阶段，以物理过程为基本特征，完成了对基本数据的原始积累和版图扩张。虽然数字文明虽已渗透社会神经的各个末梢，以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呈现方式，但在现今的中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新老共存。目前，数字文明已进入第二阶段，即化学过程，主要以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量子技术等技术形态为特征，传统行业将遭遇彻底改变，大量传统行业将退出历史舞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21世纪后，人类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时代或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出版载体的变化，在此阶段催生了新的出版形态——数字出版。麦克卢汉说，载体即人的延伸。人类对个性化、体验式、舒适性、便捷性消费的需求，使智能化传播、智能化消费成为必然趋势。在数字时代，不必拥有这些知识的载体，只需一个小小的链接，便可进入知识的宝库，随时拥有便捷且智能化的服务，就像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共享单车，不必为你所有，却可以为你所用。在这种形态下，文化的消费方式从购买变成了选择，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销售变成了分享，这势必会让出版人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功能和服务方式进行重新思考。短期看，传统出版不会有大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在于是否可以生产更具阅读价值内容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因为无论载体如何变化，永不变化的却是优质内容的传播，无论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内容始终为王。
图书出版活动的组织形式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出版界人士也已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数字出版，这一方面来自数字出版本身所具备的潜力，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家对数字出版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此外，读者阅读环境、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的改变都在不断增加着数字出版的市场容量，数字出版更加强调内容的移动化、数字化，生产模式、运营管理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出版社正在从一个以内容为主的公司，努力蝶变为一个孕育新兴业态的企业，并从多方面进行实践和努力：一是增强优质内容资源的集聚能力，二是增强内容的多媒体表达能力，三是增强数字业务的技术支撑能力。而国家版权局也正在建设正版版权大数据中心，对版权信息传播路径下载脉络实行监测，准确捕捉盗版侵权行为，通过技术追踪取证强化版权保护力度，使数字内容和版权保护成为可能。作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形式，数字出版正在成为文化创新的风向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优秀文化、满足人民美好精神需求、坚定文化自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七、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回望历史，从甲骨文到互联网，从贝叶树到KINDLE，人们总是根据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断选择和创造着更加方便的传播载体，无论哪种载体都在一脉相承地传播与继承着人类最优秀的历史与文明。当迈进数字时代，载体的存与去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特点和自然的终结。可以看到印刷文化正在逐步离开传播的中心，虽然仍是必要的载体，但已不再是唯一。正如手抄本曾与印刷技术互为借力，进行实践整合，中国出版已进入印刷、电子、数字、互联网、大数据五种业态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时代，各有各的精彩，新旧载体之间进行着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融合与互补。随着出版融合的纵深发展，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正在从过去的产品融合、渠道融合逐渐演变为平台融合、生态融合，迈向合二为一的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人类社会曾出现过众多载体，但只有互联网使信息传播的载体和范围发生了空前的扩大，产生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力量，让整个社会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革。信息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学习和运用互联网，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数字出版是构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人应在数字中国网络强国这个国家战略部署中迅速找准自己的位置。只有掌握和用好现有的传播载体，才能做好文化传承，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共享共建。出版的未来不是由传统出版指标来衡量，而是要看业态融合和创新出版方面能不能有所突破，必须做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把它变成出版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参考文献
[1]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刘国钧.中国的印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3]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4]严文郁.中国书籍简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5][日]清水英夫.出版学和出版的自由:出版学论文选[M].东京:日本编辑学校出版部,1995.
[6]彭裴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7]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M].阅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邓本章.现代出版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10]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11]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2]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诸葛蔚东.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出版物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5]肖东发,于文.中外出版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6]潘可武.媒介经营管理:创新与融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17][英]约翰•B.汤普森.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M].张志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18][英]罗德里克•凯夫,[英]萨拉•阿亚德.极简图书史[M]戚昕,潘肖蔷,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19]张立.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20][加]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