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郑工、于广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摘 要】当前的中国书籍设计不断借鉴传统文化元素以求塑造民族性的现代性品质，书籍设计的材质与人对书籍的感性问题不断被重视，但书籍的物质性与设计现代性关联仍不清晰。设计其实处于人与物之间，为人与物的间性存在。当前中国书籍设计不断探索和生成自然化与场域化的间性设计。一种中国式的流动的现代性，对于解决世界现代性分化危机、重新开启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探究设计的现代性问题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书籍设计；间性；设计现代性；最美的书
当前的中国书籍设计不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试图塑造具有民族式的现代书籍设计，但在实际的书籍设计的中西融合过程中，传统民族文化符号要么被整合进模块化系统化设计之中，要么被整合进书籍设计抽象的传统美学概念之中。设计系统化理论将设计视为多个系统单元与信息要素的整合与传达，中国民族符号元素被整合到现代系统模块化设计之中，诸多不同文化语境的符号元素的系统化混合，始终难以营造整一化的民族性的现代审美感知，而传统美学概念以及宽泛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口号，对于书籍设计而言又显得过于抽象化和概念化，在书籍设计实际操作上面临一定的偏差。此外，当前书籍设计的材质问题不断受到重视，书籍设计“五感”以及人对于书籍的感性知觉又不断被强调，但是我们往往仍将书籍材质和五感问题视为书籍系统化设计的一个环节，并未深入探究书籍的物质性与人的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设计现代性的深刻关联。
或许我们可以从人与物的间性视角看待设计。面对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性危机，出现了技术哲学反思，现象学以“返回事实本身”的态度重新看待“世界”与“物”，提出人与物关系的重新开启问题，设计本身即为人造物，是为人与世界自然物的中介性传达，设计归根结底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间性存在。重返设计的人与物的间性，在此基础上，探究中国人独特的人与物的设计间性展开方式，这对于解决工具理性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对于探究当前设计现代性问题有着积极意义。
一、从设计的系统论到人与物的间性
19世纪末，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代设计概念逐渐出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开始思考工业化时代粗糙的设计品问题，新艺术运动形成了自然曲线的装饰风格。在现代设计之初，我们一直在处理手工艺与现代工业大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直到包豪斯出现，功能主义的提出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包豪斯风格也成为现代设计风格的代名词，随之简约的包豪斯风格在二战后逐渐抽象化、理性化，导致冷漠理性的国际主义风格的兴起。与此同时，工业设计逐渐完善和兴起。“形式追求市场”，消费社会语境之下，设计成为促进消费化浪潮、增加工业产值的重要环节。德国的乌尔姆学院继续强化设计的功能主义向度，设计风格更加理性化，将整个设计的基础移植到科学之上，提倡设计的系统化与数模化。
由此可见，设计学科不断地科学化与系统化。西蒙在《人造物的科学》中指出，设计“已经开始渗透到工程学院（主要通过电脑科学和'系统工程'程序）和商业学院（主要通过管理科学）”[1]。设计即为人造物。设计涉及的范围也极为宽泛，西蒙也认为这样的人工物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包括社会、生物、自然、文化、符号等一系列意义系统，但凡是人造物，必然涉及设计问题，因此设计几乎包括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维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诸多社会系统逐渐细化和复杂化，作为处理诸多关系的“设计”，也显然很难有一个整体完备的叙述逻辑。最后，西蒙直接指出设计的“人造世界恰恰就位于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界面上”[2]。虽然西蒙在此指出了设计作为人与物以及诸多关系的中间物，但西蒙还是以主体性思维、以“设计科学”思维去思考设计的这种间性，西蒙将设计视为一个人造世界，人即为内部，而世界为外部，他探究的是如何“通过使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这一中心目标。那些关心人造物的人所要研究的，就是找到使手段适应环境的方法，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就是设计本身”[3]。西蒙探究的是人如何通过设计改造现实世界、适应现实世界的问题，虽然西蒙提出了设计的间性问题，但是在科学系统化思维之下，西蒙的间性还属于主体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与利用的思维，人与物原初性的关系以及物自身的存在与场域并未出场。
在处理设计的间性问题上，西蒙将设计视为当代设计操作技术的总结，即模块操作意义上的科学。“这使西蒙更深地陷入了理论混乱和科学主义的泥潭。”[4]对于当前中国的书籍设计而言，整个现代设计范式从西方移植而来。中国书籍设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强调书籍设计的信息化、系统化、规范化，书籍设计材质肌理的凸显与当代艺术媒介材质凸显问题相关联，书籍设计的材质凸显与现代人的视觉范式相契合，当代人的视觉现代性倾向于材质肌理线条自身的物感呈现，工具理性社会之下的人们更有自由感性解放的需求，有对于自然物原始感知的诉求。当前的书籍设计也很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在系统化设计之中，将自然材质、肌理、色彩、传统装帧手工艺、感性等视为重要的信息要素，通过对这些符号信息元素的运用达到某种审美效果。“书籍设计的任务便是控制和传播优质信息给读者。信息分解指将信息打散、分解，使每一环节具有清晰的轮廓。”[5]设计科学精准考量书籍设计编排、字体、色彩、装订排版等对读者信息接收的影响，精准地控制符号信息的传播要素，由此引导消费者对书籍的感知，或者通过某种书籍设计来引导图书消费，达到营销目的。
系统化设计虽然尽可能考虑书籍材质和感性诸问题，但这还是在功能主义向度之下的，即通过某种信息符号要素的加入达到某种功能效果，如多样的书籍材质被认为具有激发人对自然物的感受及增加书籍质感的功能，但自然材质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网络信息化媒介在知识信息的获取方面可能比纸质书籍更加便捷，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纸质书籍的存在价值及文化特性问题。我们可以言说“最美的书”引入材质和传统文化符号元素，由此凸显书籍审美功能，但是材质的审美功能之说依然是语言符号学向度的，即通过一个能指达到所指之目的，通过某个设计材质元素的加入达到某种自然化审美功能，“语言学路径对物的分析采取的是将物还原为非物元素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物之功能和意义的解读是失败的，是不能真正把握物之真谛的”[6]。书籍材质被符号化、意义化为某种审美功能，对书籍材质的这种分析，依然是将设计材质视为非自然物的状态，并非自然物本身的意义。因此需跳出自然物的“功能”与“利用”思维，从人的丰富的审美感知角度看待书籍设计，探究如何通过纸质书籍的材质肌理与书籍文化内容的融合，共同为工具理性世界打造人类的文化审美空间。这是纸质书籍的自然特质使然，也是新媒介时代纸质书籍的文化审美意蕴的凸显。
重新以人的审美感知视角看待设计，将人对于物的丰富感知觉问题凸显出来。设计活动本身，即在世界中存在的人如何处理与周边世界的关系。设计的间性处于人与物之间，这种间性“就是中介处在事物横向联系中居间位置的空间性质”[7]，设计其实探究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性问题，人与物的关系性问题很难被科学化、本质化思维全部涵盖。人对于世界的科学化与本质化的探究，并不能取代人与物原初性的存在关系。人与物共同存在于世界，这是人对世界最原初的领悟。在如何看待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方面，梅洛-庞蒂指出：“这个工作是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完成的，因为科学的思想是在世界中活动着的，科学思考更多的是预设了世界。”[8]我们并不处于一个本质化的科学所理解的世界，“相反我们需要人们通过回到先于被区别的世界的经验，而重新看待存在与存在是什么的区别”[9]。我们的世界被系统化以及科学理性化思维所划分，设计的系统化思维即为典型体现，但任何系统化、模块化的设计科学并不能等同于设计的人与物的间性存在，也即梅洛—庞蒂所言，我们需要在一个被系统化划分的世界之前，重新领会什么是“存在”。
如2017年“世界最美的书”《虫子书》（朱赢椿、皇甫珊珊设计），设计师在工作室园子内与虫子朝夕相处，收集诸多不同种类的虫子在叶子、宣纸或其他材质上啃咬爬行的痕迹。该书纯粹探究虫子在诸多自然物上留下的痕迹，并收集在书籍里，我们很难说设计师通过何种信息化符号要素达到了何种符号接受效果。系统化书籍设计讲求装帧、图文元素排版、材质选用、色系选择等诸多设计程序，但我们很难分清《虫子书》编辑设计的诸多阶段化过程。虫子书爬行的痕迹即为书籍内容，同时也为书籍设计形式，并无其他过多设计排版，由此打破书籍的设计形式与书籍内容二元分化思维。我们难以从《虫子书》中看到系统化、模块化的设计思维，我们只是感受到“这是造物的神奇，也是生命的偈语”[10]。我们也难以说清《虫子书》设计融合了何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元素，既无水墨书法，也无民族图案样式，但却深层次地暗含着民族式的感物方式，即“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重返自然、身卜合一，探究人与自然的原初性关系，“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海德格尔以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指出了原初存在的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人生而存在于世界中，生而就已经对自然世界有着原初的领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相较于系统化、本质化思维，人对于物的原始的感知觉更具原初性意义，系统化思维虽然尽力考量诸多功能元素以求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但在现代性分化危机之下的我们，更加迫切需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开启，而不仅仅是对于物的功能性使用。《虫子书》通过人对自然的重新关照，纸质书籍背后的人性文化空间凸显，逐渐展开对于过度模块化、系统化设计思维的反思，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国际认同。设计为人与物之间的存在，如要重新开启人与物的关系，设计艺术至关重要。设计物本身也在形塑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人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设计物，展开“人造物序具有对人际秩序的构型、塑造以及对促进社会解放、物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的巨大作用”[11]。将设计视为人与物的间性展开，在设计的间性之下，思考人与物的关系性问题及设计物对人的逆向性形塑，思考如何通过设计改善人与社会自然关系、促进人的解放。
二、中国书籍设计中人与物的间性的自然化展开
设计居于人与自然物之间，设计为人与物之间的存在，这种间性的展开有着不同的方式，如果设计单纯地凸显物的使用功能向度，物单纯地被利用，以满足人的工具性需求，那么物的自足的空间就会窄化，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称“现代科学技术下的'促逼’之物”，人与物之间性也会变得单薄。在人与物的关系性方面，中国传统艺术崇尚“道法自然”与平淡之美，这在中国水墨、书法、园林、文学等领域均有所体现，这样一种东方的自然化感物方式也已深刻印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由此影响到中国传统的造物观，也即设计观，中国传统造物在人与物之间以自然化的方式展开，“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12]，追求人造物的自然性，而不是人对物的自然属性的完全剥夺。中国造物传统强调“营造”而非“建造”，建造是设计的理性目的在前，然后取用材质物，而中国传统的“营造”观是因地制宜的，根据物的自然特性来营造，中国人独特而细微的物感方式决定了中国造物方式，物并不消失在目的性观念的统摄之中，而是让材质物的自然属性呈现其开放与自然的肌理细节。
探究中国人的造物方式，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感物方式，也就回到了中国式设计品质的原点。“中国式现代性品质的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中国人独特的物感。”[13]历经数千年发展，我们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物感方式，平淡自然而集中于材质肌理的细微感触，注重人对自然物的现场体验，细腻地感悟自然物本身的肌理和幽微的特质，这是一种中国人独特的感物方式。对于当前的中国书籍设计，我们需要探究传统人造物在人与物的间性展开过程中凸显了何种民族特质。当前书籍设计师对传统装帧的采用，“进一步继承与发扬了我国线装书籍拙朴而又儒雅的艺术精神，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扩大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14]。但是，我还需要深入分析传统装帧如何体现了儒雅精神，传统装帧如何与书籍内容相契合而形成意义贯通的审美形态并凸显艺术价值，传统样式的借鉴对世界现代设计产生了何种影响，传统样式如何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这种传统样式又如何能够为当前世界所需要所认同。无论是设计的系统论还是抽象的传统美学及“发扬传统文化”口号，均难以把握中国式民族设计的真正内涵。对此还需追根溯源，将设计视为人与物的间性存在，在人与物的原初性的关系层面，重新打量中国人独特的造物方式，从中提取中国独特的民族性的感物方式，探究传统造物背后所展开的中国式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些为探索中国式现代性设计品质的重要节点。
当前中国书籍设计师不同程度地采用传统材质。在书籍的纸张方面，宣纸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设计物的自然性。宣纸来源于自然草本植物，通过多道工序，其中的自然草本纤维并未被技术完全磨平，我们仍能在宣纸中感受到植物纤维的肌理。正是因为其自然有机构成，宣纸才有渗水性和呼吸性，平面的纸张内部却是一个可供呼吸和游走的自然空间，由此方能成就中国水墨的气韵生动与墨分五彩。最近几年“中国最美的书”的作品也都在探索传统纸张的魅力。如2018年“中国最美的书”《品梅一朱松发梅花百图》（姜嵩设计）封底的包页设计有两张中国宣纸印制的梅花水墨画原作。2016年“中国最美的书”《学而不厌》（曲闵民、蒋茜设计），采用传统宣纸来印刷中国画与书法，富有凹凸质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传统宣纸的借鉴，并非简单为了民族化而去采用传统媒介，我们需要仔细体味宣纸背后中国古人独特的造物观，以及宣纸背后独特的人与物的间性展开方式。部分设计师仔细领悟宣纸背后的传统造物观，对传统造纸术进行改造。改造即为进一步拓展纸张的自然肌理和自然性，由此完成对书籍整体意蕴的营造。部分“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多层次、多种类地探索纸张肌理的触感差异，如《品梅——朱松发梅花百图》，主要通过特制的纸张呈现传统水墨质感，该书的封面以墨色与粗糙纸张纹案相互浸染，纸张凸显的肌理犹如盘绕的梅花根枝；书籍内部纸张黑白相间，黑色纸张使用白墨与银墨混合的专色银印刷，由此凸显白色之色泽质感，而白色纸张富有质感和有机性，由此凸显出水墨梅花的真实感；此外采用专色红来印刷篆刻印章，在黑白之间凸显中国的篆刻红色。《品梅——朱松发梅花百图》整体的水墨韵味营造，主要通过传统纸张的改造来完成，虽未直接采用传统宣纸，却深层次契合着传统纸张造物的自然性，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对传统纸张造物体验的提纯与转化。
中国书籍设计师对于传统设计中人与物的间性的感悟，除了纸张之外，还通过对其他书籍材质的取用，共同营造一个自然化的感知空间。2018年“中国最美的书”《敦煌》（柴剑虹、刘进宝设计），其护封直接提取壁画中的赭石为底衬，然后点缀石青。敦煌壁画为岩彩画，所用颜料大部分为当地采集，“岩'指岩石颗粒，'彩'指岩石本色。'岩彩'可以作为一种绘画颜料，但绝不仅仅只是绘画颜料。它是我们脚下蔓延的大地和岩层，是地球的最基本物质微粒”[15]。千百年前敦煌画师就地取材造就辉煌的敦煌艺术，由此敦煌艺术有了自然和大地的根基。作为介绍敦煌文化的书籍，其封面采用敦煌壁画颜料“赭石”，将敦煌自然之物提取到书籍之中，封面斑驳淋漓的色泽和肌理，让观者直接感知到敦煌的色泽与自然材质。由此观者在感知这部书籍时，敦煌的自然与历史也在不断涌现。
此外，部分书籍设计对于传统色彩体系的借鉴，也非对一种传统色系的简单移植，而是试图回到传统色系背后的人对于物质肌理的色彩感知。如2019年“中国最美的书”《观照——栖居的哲学》（潘焰荣设计），设计师探究中国古人自然化的感物方式，在封面中直接采用简约的契合传统中式家具的木质颜色，让观者以直接的物感方式感知传统木质家具肌理色泽。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家具过于上手，我们甚至往往忽略它们的“存在”，而设计师对于家具细节的放大和重组，通过设计的陌生化处理，通过恢复被理性化世界遮蔽的感性，试图恢复我们对于物的感知觉。设计师对于中国古人的造物观进行深层次的现代转化，探究中国古人的营造观念以及感物方式，通过色彩与自然的深层次关联，生成自然化的间性设计。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为师，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园林内移步换景，错落有致，流觞曲水，显示古代人对自然的向往。“中国最美的书”获奖作品有与中国古典园林相关的。园林为立体化建筑，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园林为主题的书籍试图将园林审美文化传达给观者，书籍设计就处于园林文化与观者之间。2019年“中国最美的书”《中国园林：诗意审美与四季》通过纸张与园林图片的切割和拼合，营造园林的漏窗和门洞造型，此外该书采用传统的青绿色系，通过水波纹样的变化营造园林水景的意境，对传统园林色彩感知进行提纯，自然化的色系及形式的感知契合着自然化的园林内涵。中国传统艺术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美学观，同时也是一种造物观。中国传统艺术师法自然，从艺术媒介材质到艺术美学，均体现统一的自然化的韵味，这是一种中国人独特的自然化的观物方式。由此当设计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之时，我们也需要考虑书籍设计如何与书籍文化内容一起营造自然化的书籍空间。
三、中国书籍设计人与物的间性的场域化展开
中国式设计的人与物之间性的展开还有着场域化特征。间性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场域性。设计作为人与物的间性展开，自身也必须拥有一个间性场域，由此物的空间场域才能无压迫地展开，“从静态上看，中介的间性就是中介处在事物横向联系中居间位置的空间性质；从动态上看，中介的间性就是中介处在事物纵向联系中居间位置的历史（时间）性”[16]，因此也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看间性的场域化。时间与空间往往也无法分割，任何空间性必然蕴含着时间性维度。中国式的设计间性，设计物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具有时间向度的文化历史空间。
关于设计物的场域性，中国古人一直有着“以小观大”的领悟，如王世贞的“之乾坤一草亭，小为外在物，大为内在之心，身置于小亭而妙观天下”。无论是建筑园林，还是书法绘画，中国传统造物始终有着意境化表达。意境为传统美学概念，境生于象外，通过有限之象营造无限之境，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传统人造物试图超越具体情境与事物，通过身心的现场性感知通达其背后广阔的意境和文化空间。对于中国书籍设计而言，对传统意境美学的领悟并非单纯体现在对传统艺术符号及样式的借鉴，而是探索传统人造物背后体现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以及如何通过人造物营造一个意境融彻、整一化的审美感知空间。书籍是文化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承载着民族文化历史，书籍设计并非简单的平面设计，而是探究如何与书籍文化融为一起，共同营造出_个文化审美空间。当前的中国现代书籍设计也在不断倡导“间”的概念，“间”即一种中间性、中介性，而这就必然需要一个交互的空间场域。我们需要将书籍视为_个保有一定场域空间的设计物，人与设计物共同存在于世界中。书籍这样的设计物在拥有一个场域之后，人与物之间不再是压迫的空间，物所拥有的不再是被利用的促逼空间，由此展开一个场域，诸多文化、历史、记忆、感知经验方能涌入进来。
人对书籍的感知是难以被科学系统化思维全部涵盖的，书籍材质背后牵连着自然，传统装帧牵连着传统手工艺人与自然的温存，书籍色泽牵连着自然肌理与观者特定的视觉感知，书籍内容更直接呈现某一民族的历史文化，人对于书籍的感知并非模块化、系统化的，而往往是直感式与模糊化的，书籍的物感与书籍内容牵连着不同观者特定的记忆与经验。科技理性化的书籍设计试图涵盖读者的视知觉，对于意义传达进行符号学信息化分类，探究通过何种手段影响观者感知。但“活动的本质在活动的言语后面，正如世界在我的身体后面一样，活动不谈论意义，而是用意义来说话，或让意义在我之中说或被说”[17]。任何关于人类行为活动的科学化、系统化探究，终究是在人类实际遭遇世界的行为活动之后，即人类在世界存在这一原初性在前，我们“活动”而不谈论意义，任何意义需要在我们实际的感知行为之中说或被说。观者对于书籍的感知是一种复杂的感知觉行为，比如读者在感知一部园林文化书籍之时，书籍的园林主题、设计师的色彩运用、书籍的传统园林借景造景的暗示、观者对于园林的历史记忆与经验等，这些都瞬间被观者肉身化地感知着，这一感知并不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而是一种感知觉的直接涌现。
任何场域均离不开时间维度，“最美的书”的部分作品，也在试图从某段记忆和历史空间中拓展书籍的间性场域。如2016年“世界最美的书”《订单——方圆故事》（李瑾设计），该书记录方圆美术书店的发展历程与店主几代人的书店回忆，设计师试图通过书籍来呈现书店以及店主家人的时间变迁。该书作者也即书店店主吕重华自述：“能出一本自己的书来记述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状态，梦寐以求，我在人世间匆匆走过，用这本书写下一个‘到此一游’，留下个记号。”[18]该书记录着书店的历史订单，店主坚持三十余年，在每个订单落款处画_个能够表达当时心境的小漫画，由此累积数万张漫画。书店历史订单本身就含有时间向度，但任何时间又是此在的某个时刻的感知，每个订单的小画像均记录着不同历史时间点上店主的心境，而当时店主的心境又牵连着当时订单的具体历史场域。设计师通过历史订单、小漫画及穿插的书店老照片，力图呈现书店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及店主的人生经历。此外该书的封面材料采用包装图书的蛇皮袋，这直接将观者拉入与卖书者相关的场域空间。书籍背后的环境与人物、实体书店的经营辛酸，就这样被一本书记录下来，拓展着书籍人性化意味的场域空间。2019年“中国最美的书”《欧阳春：凡夫俗子》（赖虹宇设计），该书的素材来自作者曾经居住过的家属大院，作者收集这些院落废弃的老物件，并在书中以图片形式呈现。
传统文化主题在“最美的书”获奖作品中较为凸显，比如传统书法、绘画、园林、茶文化、古代家具等，传统文化艺术本身就承载着特定的意境化美学内涵，即通过具体情境与事物通达对宇宙人生更深广的体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认为：“间”，“会意也。门开而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间”的造字为会意，门开而月光入，“间”由此并非绝对虚无的“空”，柔和的月光赋予“间”美好的想象。中国传统造物有了“间”，就拥有了一定的场域与特定的审美空间，由此诸多历史、文化、经验、记忆方能涌入。书籍设计又是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的物质承载者，书籍设计的间性处于文化、读者、物质媒介三者之间，读者自身有着个人化经验化的感知模式，物质媒介自身有着诸多肌理和物感，物本身接连着自然。书籍设计处于三个场域相互交错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一个自然化的、可呼吸和游走的空间。我们需要探究书籍内容和书籍设计如何相互契合，共同营造一个东方式的审美感知场域。如果书籍设计仅仅是文化主题的物质承载，仅仅是为了占取物的使用功能，那么人与物的间性的场域就会消失，任何记忆、感知、自然均无存在之场域。因此中国书籍设计需尽最大的可能为人与自然的交互提供一个场域，为日益工具理性化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一个温存的人性化、自然化的空间。
四、中国书籍设计人与物的间性与设计现代性
在现象学的推动下，设计的人与物的间性问题被提出，这并非对设计本质及规范的再次界定，而是以重返设计本身的现象学态度重新看待什么是设计，通过将设计视为人与物的间性存在，反思当前技术理性化思维，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我们提出设计的人与物的间性问题，但并不能否认古人已存有对设计间性的原初性领悟，中国独特的造物观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互与相互形塑的关系，以自然化的方式展开人与物的间性问题，以场域化的方式将物视为一个存在者，在场域空间内牵连出历史、自然、文化与记忆。
将设计视为一种人与物的间性问题，人与物关系的重构、物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等一系列设计现代性问题随之开启，人与物关系的重新探索开启了设计的现代性内涵。设计即为人造物，为人、物、世界之间的间性意义的存在，设计现代性来源于社会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19]。人的主体性问题导致一系列主客体的对立和现代性分化，也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所批判的概念。但是哈贝马斯反对后现代性，坚持现代性原则，认为“现代性事业仍未完成”，因为无论如何，现代性问题关乎人的主体性、自由和解放问题，世界始终是此在对于存在者的领悟。
而设计的人与物自然化、场域化的间性的展开，某种程度上契合着人的感性解放和审美现代性诉求。随着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视觉现代性逐渐生成，艺术设计媒介凸显，并找到自身所固有的那部分品质。随着艺术设计领域的自我确证，进展的就是人的感性的自我确证。体现在设计上，传统设计自身的物感品质被政治、等级、权利与道德规范所束缚，而现代设计就是恢复人对设计物的材质媒介的直接物感体验，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意义向度的符号与装饰。艺术与设计物性和媒介的凸显，使大量单纯的色块和线条凸显出来，我们的设计塑造着我们的视觉现代性。设计的媒介物从被利用到媒介物本身物感品质的凸显，其实就是人与物关系的重新开启，整个现代视觉范式的转变就是以物感为核心的转变，“而强大的物感呈现正是现代设计的核心”[20]，这就是设计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也是现代设计伦理的向度。
当前的书籍设计注重设计的材质问题，“书很大的魅力在于‘物质性’，这是书籍存在重要因素”[21]。“当今书籍设计者已普遍把材料的使用作为重头戏”[22]，“凡是杰出的书籍设计家和出版家，都把材料设计看作书籍创意的一个重要部分”[23]。随书籍材质问题重要性的提出而来的是对书籍感性问题的强调，”应有尽有的书籍材料运用，赋予了书籍视、触、听、嗅、味五感之美，使之更具生命力”[24]，“人们要用五感去体会和成就阅读的感受，它是有温度的”[25]。书籍的材质和感性逐渐被重视，但其仅被视为书籍系统化设计考量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未对书籍材质感性问题与书籍设计现代性问题做深入探究。从设计现代性内涵来看，包豪斯所奠定的现代性设计品质并不仅仅是功能主义，而且是功能主义背后的设计材质媒介的凸显，这一方面契合着设计艺术的自我确证，另外一方面也是人的感性的自我证明，即人在现代社会视域之下逐渐摆脱传统道德符号向度的束缚，逐渐恢复对于材质物的原始感觉。物的解放以及设计物感维度的凸显成为设计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将书籍设计视为人与物的间性展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重新打量设计，一方面物的存在被重视，物从传统语境之中被解放出来，物由此保有一个场域和空间；另外一方面，物被解放的同时，人的感觉以及现代性问题随之而出，物或设计媒介的凸显不断地激发人的感觉的新异性。以人与物的间性角度打量书籍设计的材质凸显和感性问题，人与物的间性问题的提出契合着设计的现代性内涵。
设计即为人与物的间性的存在，而中国书籍设计师通过探究中国传统造物观，营造自然化和场域化的间性设计，对于当今世界现代设计以及克服社会现代性危机有着积极意义。在当前现代性分化的理性世界，人与物出现了关系性危机，诸多自然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工具理性之下的世界不是一个人与物自由开放的世界，而是被科技和理性浸染的世界。如欲解决现代性危机、解决设计的伦理危机，必须重新回到人与物的间性关系上去。“按从马克斯•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分析诊断，所谓‘现代性危机'，其症结源于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分化：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以及人自身的系统性分裂。”[26]现代社会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性分化，主体与客体分离带来一种工具理性，世界或者存在之物成为人可以征服和实践的对象，物或自然已经等同为一种工具，我们总是利用理性去意义化地把握自然和物，消费社会的来临、物的使用功能也随之被整合进社会、地位、文化等诸多符号意义之内。人与物的关系面临一场危机，我们逐渐丧失了人对于自然物的本能感知，人原始而丰富的感性在退化。包豪斯风格带来解放的同时，又存在着遮蔽，随着工具理性和科技的推进，包豪斯风格解放出来的物感问题又被重新锁闭在现代科技的系统论功能论之内。在面对理性化和抽象化的西方设计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探究民族式自然化的造物观，重塑人与物的关系，再次开启新的物感体验。
西方诸多学者在对“现代性危机”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而中国独特的自然化的造物方式、场域化的间性设计，可能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从“最美的书”获奖作品来看，某种东方式的中国现代设计范式正在生成，“原生物肌理性质感、曲面、结构的非对称性、柔性边角、内视化色彩、多维错置的形体构造……空间的随机性开合和断续”[27]，这可谓一种“流行的现代性”，通过一种流动的自然化的场域间性融合着现代性各个维度的分化，试图重新恢复人对于自然物的感知，重建民族式的物感体验。当前书籍设计对中国传统造物方式的借鉴与转化，深层次地探究民族式的感物方式及场域化的造物方式，中国书籍设计传统材质的采用，其背后是_个未经现代科技浸染的民间手工世界。自然化的间性设计使得中国式的书籍设计仍然保有自然肌理与气息，保有一种含有文化、历史、记忆、经验的场域空间，将设计视为自然化与场域化的间性存在，在人与物原初性的关系上重新看待现代设计，这就是当前基于中国式间性设计所提出的新设计伦理，这就是中国书籍设计为解决当前现代性分化危机提供的中国经验，为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的中国式思考。
结语
当前的中国书籍设计对于传统造物方式的取用和转化，正在生成一种自然化和场域化的间性设计范式，这是中国人对于设计现代性的独特理解。物的解放为设计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当前中国书籍设计通过探究民族式自然化的造物观，将自然性、场域性融入现代书籍设计之中，由此与自然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生成一个审美文化场域空间，也为诸多历史'记忆、经验提供一个存在场域，提供一个不受促逼的人与物的间性空间。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这样一种书籍的自然化场域空间，重新开启了人与物的关系，对探索民族式现代设计有着积极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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