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陌上百花开，云中锦书来。从去年7月到今年4月，本报《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栏目刊发了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写给青年编辑书同的12封信，在业界引起热烈反响。立夏时节，我们欣喜地收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青年编辑姜继飞给聂震宁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畅谈了自己的读信感悟，想必这也代表了书同们的心声。今天我们将此信刊发，希望与青年编辑共勉。
震宁师长：
“五一”假期愉快！我是一名进入出版行业10余年的普通编辑，您是一位从业近40年的著名编辑家，无论从年龄还是工龄，更不必论行业建树，我都必须尊称您一声师长。
震宁师长，自2019年7月8日您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开辟专栏《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第一期起，我一直在追——既追您写给青年编辑的每一封信，也追您这位当今出版界的大咖（在此之前，我已拜读过您的多篇文章，受益匪浅），直至2020年4月27日您写下这第十二封信，时长近10个月。时间拉得有些漫长，但绝没有辜负等待，就我自己的感受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读君十二篇，胜过十年班”（这“班”，既可解释为我参加过的各种编校培训班，也可理解为我参加工作的每日上班）。
12封信，洋洋洒洒三万六千言，从培养出版情怀到修炼基本功，从学做选题到撰写审读报告，从认识出版社到与各部门合作，从向老编辑学习到跟作者打交道，从阅读的功夫到出版的艺术，从认识社会效益到展现公益精神和社会担当……几乎涵盖了编辑工作的每个环节，这其中有叮嘱，有互勉，有启示，有教诲，有鼓舞，有警戒，有敬意，有祝福，因事而异，且语言通俗明了，论述深入浅出，观点与实例相佐，道理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令人信服和受益！
“开栏的话”里说“为青年编辑答疑释惑”，就我自己认真阅读过后的感受而言，于此之前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与疑惑，知其存在却没去深究，但今天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明确和厘清了某些模糊的认知，另一方面颠覆了某些根深蒂固的认知，带来不小的震撼，这一点在下面我将详细论述。
“开栏的话”里还说“为了让青年编辑平心静气地做好出版工作，脚踏实地地前行”，毫不讳言，这12封信我认真读了，也真正走心了，它正逐渐改变我在编辑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比如，您在第七封信《怎样才能写好审读报告》中写道，周振甫先生在详细审读完《管锥编》第一部分书稿后，撰写了足足30多页、长达数万字的提出具体评价和修改意见的审读报告，我受到很大震撼，此后我改变了自己一直怀揣的审读报告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想法，开始认真写每一份审读报告，从内容到书写都一丝不苟，结果写出来自己都觉得更加专业和无愧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既检验和提升了自己判断和鉴赏稿件的能力，又锻炼和培养了自己逻辑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总之难度不大却收获良多，何乐而不为呢。
震宁师长，接下来具体与您交流或者说向您汇报一下，这12封信带给了我什么。认真拜读过后，我仔细思虑，其中干货很多，将其归纳、提炼出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您在这12封信里列举的诸多实例兼及具体操作，实用且高效，我则本着“拿来主义”，借鉴或直接引入我日常的编辑工作中。比如，您在《学会跟作者打交道》中提到小文的编辑师傅在4年半里连续发出18封信终于打动那位法国经济学家，拿下那个颇具价值的版权合作项目，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以20年的耐心和恒心等来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一鸣惊人，其中蕴含的“长线意识”与“长线友谊”令我耳目一新，深受震撼，于是我开始与微信、QQ上的一些作者老师热情联络或友好互动，一点点剔除此前身上患有的“势力病”。比如，您在《不能轻视基本功》中介绍了人民出版社在业内被称为“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的“校对王”白以坦先生当年领衔主校《毛泽东选集》时的情景：“已有‘校对王’之称的白以坦还在排字车间里低头看书，他手里拿的是校过多遍、做成‘假书’的定稿，一个年轻校对在他旁边对着原稿一字一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诵读，‘校对王’则低着头一点一点跟着校。”这种有声校对法，将“每个字磨出来”，可以避免仅靠眼睛校对时疲劳所致的遗漏，非常实用且高效，我已将其直接引入科室的校对实践中。再比如，在《怎样才能写好审读报告》中，您提到那份称得上审读报告范文的、周振甫先生撰写的《建议接受出版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审读报告时，不厌其烦介绍内文结构，我立即为那份“意见明确，又礼貌得体”的审读报告所吸引和折服，自此它成为我写作审读报告参考的范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编校工作是一个经验活儿，经验需要日积月累，而在这12封信中，很多经验扎堆一处，简直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在值得花费时间去仔细捡拾、认真咀嚼、慢慢吸收。
二是，在这12封信中，除却诸如上述列举的“拿来”便可付诸编辑工作实践的具体操作，还带给我对以往诸多模糊认知的厘清、丰富和拓展，更重要的是，对昔日某些根深蒂固的认知的颠覆和“没有不可能，没有什么是做不成功的”的执着信念的树立。比如，您在《认识你的出版社》中提到“做出版，大社有大社的雄伟，小社有小社的瑰丽，不好以大小论英雄”；在《学会与各部门合作》中提到“通常一说到编辑基本功，总习惯谈到编辑校对的知识把握、语言文字基本功”“有些编辑在装帧室、出版部都有合作得比较默契的同事”“有些编辑，常常进出于市场部、发行部”“关系就是生产力”，诸如此类认知，此前在我的潜意识中似乎也有，然而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清晰明了，自然也没引起足够多的重视。比如，在《学会跟作者打交道》中，您提及自己1990年年初，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编辑，受命负责一套大型知识丛书的编撰组织工作，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邀约到冰心、萧乾、叶至善、袁行霈、叶水夫、黄宗江等20多位名家作为22个分册的主编一事，除却以诚相交的原则，具体细节没有论及，但足以敲醒和震撼我，做出版也一样，“没有不可能，没有什么是做不成功的”。再比如，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整期文章几乎自包，用不同笔名撰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获得读者喜爱；张元济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在既无经验也无样板的情况下，编创新式学堂国文教科书……这些鲜活的实例，响亮地告诉我，做出版，任何时候不要让“想当然不可能”束缚住手脚和思想，任何事情都要坚持“诚、信、恒、专”，则“出版精诚”。
我将文章的标题拟为“从未有人对我说过如此之多”，也并非虚言。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出版社，那时仅有一腔热情，其实对出版知之甚少；走上编辑岗位，没有入职培训，很多年只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和商务印书馆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两本工具书陪伴左右，身旁可请教的编辑老师寥寥无几，参加培训获得的知识大都集中于语言文字、知识把握和法律法规方面，难以形成框架，当然这中间也有我自己的懒惰。总之，尽管时刻兢兢业业，自认责任心足够，但终究像跛脚走路，留下的是一条弯曲的足迹。而这次《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适时开辟专栏《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震宁师长又倾情为之撰稿，于我而言不啻于一种对自己先天不足、后天不够努力的弥补。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将这12封信推荐给领导，作为对所有编辑人员的一次业务强化培训，尤其是对入职新人，可作为入职培训指南，而不是一味地纠缠在诸如“的、地、得”辨析里，建立起框架再往里面填充内容也为时不晚。
最后，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与震宁师长切磋一下，在开篇《写给新入行的编辑》中，您道出一个“秘密”：“做出版当编辑是发不了财的。”您这样讲，会不会吓跑一些即将入行或新入行的年轻编辑呢？（一笑）您在这12封信中也提到，编选《唐诗三百首》的清代蘅塘退士（孙洙）所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做编辑也一样，不甘心只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初试牛刀或长久坚持，结果写出名堂的大有人在，如徐则臣、彭学军等等，虽不是发大财，但也是发了财的。既然求职谈薪酬是正常之事，那么当编辑求发财也无可非议，更不无可能。当然，我深度认同您说的，不可“过度看重在出版社的收入”！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明天又要上班了，就此打住吧。
顺颂
夏祺！
姜继飞
2020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