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图书版权输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形式，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现状的梳理和归纳，总结和分析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在输出内容、输出路径以及输出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优化策略的探寻和研究。
【关键词】版权输出；内容；路径；版贸团队
图书版权输出是图书版权所有者或者合法代理人将著作财产权按照交易条件转让给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受让人或受让机构，从而使作品在别国出版的版权贸易活动。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载体，图书版权输出的目的是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并借此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自2003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大力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形式之一的图书版权输出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丰硕，这意味着我国的图书出版开始参与到国际合作出版的项目中来，标志着我国的图书出版产业走上了国际化的发展轨道。然而，在图书版权输出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整体上还处于劣势，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现状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效果明显，数量逐年提升，输出的图书类型、内容日趋广泛，输出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逐渐增加，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1.政策利好，版权输出增速快，图书“走出去”效果显著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倡议或战略规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工程，搭建了对外文化传播展销平台，推动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走向了正规，也由此踏上了发展与变强的道路。例如：2014年提出并于次年启动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规划了一系列的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沿线国家图书互译项目、境外图书参展项目等；“十三五”时期出台的“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通过对出版企业、版权代理机构和个人申报的版权输出且在海外实际出版的图书进行重点奖励，以调动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加速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图书的版权输出增速快，数量增加明显，“走出去”效果显著。从图1可以看出，2003年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数量仅为811项，自此开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整体上呈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2018年达到最高值10873项，较2003年增长了12倍之多。
借助这些顶层设计的利好政策，再加上出版传媒企业的高度重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力卩快了中华文化走出酣1、走上国际舞台的步伐。这些版权输出数量的剧增，意味着我国国家形象、民族文化有更多传播的机会，更意味着我国话语权的扩大。[1]
图1 2003年至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数量①
2.版权输出地由高度集中向区域分散延伸
在我国图书版权对外输出量剧增的同时，版权输出地也经历了由高度集中到逐步分散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优秀图书的增加和图书内容质量的提升，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图书版权的输出地由过去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和我国的港台地区）走向了更为分散的国家和地区。
从图2和图3的对比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分布还很不均衡，主要表现为向亚洲地区，特别是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输出较热，而向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的输出较为冷清，因此，韩国、日本和我国的港台地区一度成为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集中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版权输出地区划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善，主要表现为我国输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图书版权数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同时，被列为“其他地区”的品种数有了大幅增加，2018年所占比例已跃升至输出总数的46%。
图2 2005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地分布
图3 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地分布
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的更加分散全面反映了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版权输出与文化交流的重视程度。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我国越来越重视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版权输出。自2015年起，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开始超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量。由此，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地域，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输出区域由以往的韩、日及我国港台地区逐步转向了欧美发达国家，转向了“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总体上呈现出分散型的“一面多局”状态。
3.版权输出结构更加优化，类型由单领域向多领域拓展
随着图书版权输出量的增加，国外出版和发行我国图书的数量明显增多，这不仅推动了我国出版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快了文化传播和促进了文化交流，提高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由此可以说，图书版权输出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传播路径。从我国图书出口②的类型来看，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版权输出图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诸如中医、国学、武术、绘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内。但近年来，除了传统文化领域的图书版权输出外，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类型已拓展至科技、哲学、少儿、文学、园林、茶艺等领域，尤其是少儿读物类，累计输出版权已超过30个语种，输出国家和地区达到46个，[2】（20）仅2018年出口数量就达到481.36万册（见下页图4），逐渐打响了国际品牌，嬴得了一定市场，扩大了我国少儿类图书版权在国际少儿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
图4 我国各类图书出口数量统计表（单位：万 册）
4.版权输出路径由传统的单一输出走向新型的国际化合作
长期以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主要方式是图书内容的直接授权使用，即我方持有版权，受让方支付一定的版税，签订合同后，由受让方进行出版和发行。这种方式简单易行、适用面广，从而被长期采用。但随着我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出让方和受让方需求不断增多，这种单一的版权合作形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合作双方或多方的需求，于是，版权输出的形式逐渐由传统的单一版税形式转向能满足双方或多方需求的复合型方式，即进行国际化的相互合作。近年来，在传统版税支付出版形式的基础上，涌现出了国际合作出版、版权代理出版、设立海外机构出版等多种国际化的版权输出路径。其中，从经济效益和实际操作效果来看，版权代理输出越来越受到青睐。该方式主要通过版权代理机构、代理人等中介将中文图书输往国外。目前，发展较成功的版权代理机构国内外皆有，如国外的阿拉伯国家出版商协会中国总代理、国内的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等。由于这些代理机构既有专攻国际图书版权代理业务的版代公司，又有熟悉海外出版业务和中国出版业务的海外中国出版商、地区性版代公司以及长期从事版权代理业务的个人，因此在业务促进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很好地弥补版权出让方在信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足，进而帮助版权出让方把图书的版权输出到世界各地。除此之外，国际合作出版的成功案例也不断涌现，如在201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我国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櫻与法国插画家艾莲娜•勒内弗合作出版的“杨红樱童话绘本”系列实现了图书版权输出新层次的突破，成为近年来我国儿童图书版权输出由单向的买卖关系变为共同合作出版的成功典范。[2]由此可见，我国的版权输出合作模式日趋多样化，逐步趋近“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目标。
二、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发展态势良好，但面对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加上我国图书出版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图书版权输出的实际操作中难免存在明显的问题和不足。
1.输出内容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输出效率低
（1）文化差异性限定了图书版权输出的域宽。图书版权输出是中外文化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形式之一，其交流成效很大程度上受交流主体之间文化差异的“负值影响”，我国图书的版权输出同样会受到这种差异的阻碍或制约。由于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等客观因素的存在，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首先表现在图书的内容未能完全得到海外出版业和读者的理解或认同，以致在输出数量上受限，在输出地域上受制约，而且短时间内难以突破。此外，我国的图书出版还缺乏用“国际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创意内容和形式，多数仍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无法很好地消除交流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缺乏开放的思维和换位思考，对拟输出图书的内容选择和价值判断考量不足，使得推介作品在国外出版商和读者中的接受度不高，因此未能达到文化上的最有效的互通交流。
（2）引发世界共鸣或引领世界潮流的原创产品匮乏。我国是出版大国，但还算不上是出版强国。[3]（25）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我国每年的图书出版种类多达50万种（2018年51.9万种，2017年51.2万种），新出版种类达20余万种（2018年24.7万种，2017年25.5万种），其中不乏诸多精品与畅销书，但像《活着》《三体》《解密》《狼图腾》这样能引起世界共鸣、契合世界潮流，并在国外得到热销的作品为数不多。概括地讲，当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中，能引发世界性共鸣话题内容的图书少，在科技领域里内容领先的图书比重小，能打动并被国外公众和读者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作品不多。此类情况制约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步伐，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图书内容创新能力不足，进而影响版权输出的一个事实。
（3）国外市场需求调研不充分，图书博览会输出效率低。当前我国多数图书版权输出仍采用“大一统”的对外输出策略，还未能对目标读者进行差异化的细分，从而采取精细化、精准化的输出策略。从历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览会来看，国内多数出版企业或机构缺乏整体的输出规划。即使少数出版企业版权已经输出了数目可观的品种，但从其展示的图书情况来看，呈现门类多、品种少，即点多面小的零散状态。从参展的图书来说，多数都是“就地取材”，即从本企业内现有的图书中挑选自认为有可能输出的图书来参展。为数不少的出版企业未对国外图书市场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更没有对输出对象进行专门性的追踪研究，形成了无的放矢的图书版权输出现状，致使参加书展的效果不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展作用的有效发挥。
2.版贸团队建设不足，缺乏专业版贸人才
我国版权贸易发展历史短、经验少，专业图书版权输出人才稀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在储备人才资源以及人才资源发展方面也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但就整体而言，在版贸中牵线搭桥或发挥重要纽带作用的版贸团队建设不足。
（1）专业的图书版权输出人才欠缺。图书的版贸工作，尤其是版权的输出工作，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不仅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外读者阅读习惯、消费需求，还要精通国际版贸工作的运转操作流程。但在现实当中，虽然随着我国图书引进与输出版贸工作的大幅增多，一些大型的出版机构也开始重视培育自己的专业性高素质版贸人才，但整体上讲，专业、全面的高素质版贸人才还比较稀缺。目前我国从事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外语编辑部门、总编室或营销部门的兼职人员。这些人员并非专业的版贸工作人员，也未受过系统的、专门的版贸技能培训，专业素质和输出能力相对薄弱。同时，由于这些人员的兼职性，其工作重心并不在版贸，一方面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版贸知识的学习和版贸技能的提升上来；另一方面也无暇顾及了解国外市场，研究国外读者需求，以致其版贸专业知识得不到扩充，版贸综合素质总体不高。
（2）版贸部门或团队建设不明确。在我国多数出版企业中，一直以来并未正式成立专门的版贸合作部门或开展专门的版贸团队建设。就国内当前的情况来看，除少数几家大型出版企业设有专门的版贸工作部门并有专门的版贸人员外，多数中小型出版企业的对外合作都是“一套人马两块挂牌”，即国际合作部兼外语编辑室，由外语编辑室兼做版贸工作。即使存在版贸部门或专业团队，多数也是兼职，或不被重视。还有部分小型出版企业一直是总编辑下设的总编办公部门在从事版贸工作，或本来规模就不大的营销部门在兼职从事版贸工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影响图书版贸工作的开展和版权输出的数量与质量。
（3）版贸团队建设尚处起步发展阶段，暂未达到国际一流专业水准。版权贸易要求从业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具有熟练的出版专业知识；掌握版权的基本知识和法规；熟悉主要版权输出国家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流程；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国际贸易谈判能力等。[4]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提高对版贸工作，尤其是图书“走出去”版权输出工作的重视程度，很多出版企业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版贸合作部门，也配备了专门的版贸合作人员，情况有所好转，但与版贸工作应该具备的较高综合素质和多方面的知识技能还具有一定的差距。目前多数行业从业人员未接受过专业的、正规的培训，导致他们在工作时出现局限性，如专业素质欠缺、主动积极性不够、效率不高等。
3.输出路径不完善，对图书版权输出的促进作用有限
（1）输出路径单一化。当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路径主要问题仍为传播渠道单一化，海外渠道少，输出的平台不够完善。我国的版权输出数量和规模在近年来确实得到了增长，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占的海外总市场份额只是一小部分，明显比西方发达国家少很多。过去多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过度依赖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图书展览会，这两种方式占图书总版权输出的比率极高。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例，2017年达成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244项，2018年3610项，2019年达到3840项。目前，较为完善有效的图书版权输出体系和平台在我国尚未完全建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图书版权的对外输出，形成了即使有好的图书作品，也不能得到即时输出的不理想境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版权输出的快速发展。
（2）现有输出路径不完善。虽然近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出现了国际合作出版、版权代理出版、设立海外机构出版等多种国际化的版权输出形式，但均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尚待完善。以图书版权代理为例，长期以来，图书版权代理被认为是出版贸易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西方国家，版权代理机构已有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5]相比较而言，我国版权代理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较晚，正在逐步发展、完善和健全。虽然部分的版权代理机构可以提供选题策划、规划输出方案、处理国际版权法规事务等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但多数的版权代理机构规模小、人才匮乏、代理范围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主要业务尚且停留在纸质图书版权代理、收取版权使用费等初级阶段，致使多数图书版权代理机构陷入发展困境，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版权行业的发展和壮大。
三、新形势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优化策略探究
在当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发展势头良好和些许不足并存的环境下，一些出版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创新图书版权输出模式，已经为图书版权输出在输出内容、输出团队建设及输出路径等方面的精准定位、高效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启示。
1.关注国内外前沿动态，从选题入手，打造精准输出产品
（1）围绕国家主题出版，开展多元化的选题模式。在新的对外传播背景下，各出版机构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进行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着力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依托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的品牌优势和良好的海外发行渠道，开展了“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走出去’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项目，以大规模丛书的形式对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秀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化的整体运作，五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多语种“中国梦”相关图书80余种，其中，英文版65种，[6]在我国发展道路经验的推广力度、速度和效果上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在主题出版引领图书版权输出主旋律的同时，开展多元化的选题模式，发挥各出版机构的精品图书优势，推进良好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不失为一种输出产品的内容优化模式。
（2）关注国家重大课题项目，有效利用各种资助机制。我国政府对出版业“走出去”的资金扶持对出版的选题方向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作为出版机构，应该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各出版资助项目的实施内容和方式，有效利用各种资助机制，并从中获得选题启示，为打造精准输出产品做好源头准备。同时，版贸人员还应积极关注我国各类国家科学基金的动向，它们是我国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风向标，其基金项目完成的成果代表着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准，将这些高水平的成果转化为出版物以及对外输出精品，可以精准呈现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之前沿，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该成果于2018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文版为西班牙文，确保了输出内容的精准性。
（3）调研国外市场需求，研发精准产品。图书版权输出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的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国外读者的文化背景、认知需求和阅读习惯。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应该通过调研切实了解海外市场对我国图书需求的变化，了解海外读者对中华文化的阅读需求，从而根据我国图书海外传播的现有优势品种，积极调整输出选题类型结构。具体操作上，可加强与海外出版机构在选题策划方面的深度合作，在合作中加强对海外市场的调研，跟踪西方出版业的发展变化以及前沿动态，创新图书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使选题内容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动态和时代主题密切结合，合作研发在海外具有市场潜力的图书，[7]实现精准传播。以科技类图书为例，长期以来，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输出量低，主要原因在于图书选题过时，内容更新速度慢，无法体现我国先进的文化科技和出版产业发展动态，也无法满足海外读者对我国国际形象的认知需求。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受众对能够展现我国最新科技文化发展的图书需求也随之增长，因此就促使我国的出版机构必须突破既有的固定模式，改变当前我国少儿图书类占比高，哲学社科、文化教育类图书突破难，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发展明显落后的现状，[8]积极输出有利于展示我国科技、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图书，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及时更新和调整；同时持续关注国际社会发展前沿动态，使图书选题类型与国际社会关注点保持同步。
2.建设专业的版贸团队，培育版贸综合型人才
图书版权贸易具有专业性、复杂性、跨行业性和实际操作性强的特征，需要全方位的高素质版权贸易人才应对和保障，尤其是版权输出，更是一项艰难而要求高的工作。可以说，拥有一支熟悉国际出版业务、市场行情、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的版贸团队，不仅事关图书引进与输出的数量，还事关我国良好形象的对外传播。近年来，各出版机构也开始注重加强版贸人才的培养，努力为国际出版合作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例如：安徽出版集团通过表彰优秀编辑、建立首席编辑、名编辑工作室、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等方式培养和积累了丰富的版贸人才资源，为图书版权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9]山东出版集团在进行内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最大程度地聚集了国内外优秀的专家、学者、出版人等资源为图书版权输出贡献智慧和力量。由此可见，我国的出版企业在专业版贸团队建设方面，不仅要有足够的重视，还应当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专业院校培养、出版行业培训、派出国外版权代理机构参观学习等方式，切实提升版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同时，在出版企业内部，可以通过多种奖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版权输出工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沟通能力的选题策划编辑和版贸业务人员，以满足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快速稳健发展的需求。简言之，我国图书的版权输出离不开具有跨国、跨文化知识和能力的专业人才，只有具备了这些人才，出版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中创建自己的输出渠道和平台，拥有相对稳定的国际合作伙伴，并不断拓展输出范围，占领国际图书市场，使我国图书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跨越性“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3.熟悉版权输出的运作模式，采用适宜的输出路径
为了持续助力图书出版“走出去”，一些出版机构积极探索新的输出路径，开拓新的输出模式，纷纷建立国际编辑部和海外分社，打造各种国际版权交易平台（见表1），正在逐步构建能与世界各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可持续性沟通机制和文化合作平台，此类创新模式方面的积极尝试为图书版权输出高效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借鉴作用。
表1 2017年-2019年我国出版机构图书版权输出创新路径案例展示
| 签订版权输出战略合作、互译合作协议 | |
| 译林出版社 | 与英国查思出版有限公司签署《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与马来西亚多个出版机构签署《十万个为什么》《布罗镇的邮递员》等多语种版权输出协议 |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与柬埔寨高棉出版社签署“中柬互译项目”协议 |
|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 与西班牙Editorial Paidotribo,S.L.出版公司达成版权输出协议 |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旗下9家出版单位分别与马来西亚、黎巴嫩、新加坡、波兰等国出版单位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 |
| 天地出版社 | 与澳洲心界出版社举行战略合作签约 |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与印度、越南、法国等相关出版机构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 |
| 中译出版社 | 与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签署了《给孩子讲的双语故事》等图书的阿拉伯语版权输出合同 |
| 成立“国际编辑部” | |
| 外研社 | 与保加利亚、波兰、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出版社合作，建立了“中国主题编辑部”中 |
| 中译出版社 |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立“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公司等合作成立国际编辑部 |
| 五洲出版社 | 在阿联酋成立海外编辑部；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 |
| 商务印书馆 | 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共建“牛津国际编辑部” |
| 中国出版集团 | 与秘鲁文化驿站出版社在利马共同成立国际编辑部 |
| 其他海外渠道建设 | |
| 山东出版集团 | “尼山书屋”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创建 |
| 安徽出版集团 | 在海外创办了包括黎巴嫩时代数字未来出版公司在内的4个海外实体公司 |
| 五洲出版社 | 在阿根廷、土耳其、法国等地建立“中国书架” |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成立越南办事处（分社） |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在布达佩斯成立出版联络处 |
| 新华文轩 | 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法国成立的“熊猫编辑部”等 |
| 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在法国成立东方书局，在日本建立东京分社，在澳大利亚收购新前沿出版社，建立新前沿出版社伦敦分社，建立东京书局伦敦分社，在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建立10家博库书城连锁店等 |
（1）加强国际合作出版。与外方出版机构合作，改变旧的由我方出版社单方面地决定选题内容和销售路径的运作方式，形成新型的由双方共同合作、共同研究开发的选题机制和出版流程，是实现版权输出的重要新型路径方式。我国的出版机构要加强对外的图书版权合作，通过版权机构相互交流，了解他国市场发展状况，降低版权交易风险。同时，在版权输出合作的过程中，有效利用条件学习他国在图书管理和出版方面的优势，进行实时的交流，讨论国际市场发展需求类别，根据国际市场图书版权运行模式，开展具有中国元素的精品图书的研发，与合作方共同加强图书版权各方面的创新，从而做到有效供给，实现双方共赢。
（2）完善版权代理机构业务。版权代理业务在图书版权输出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没有配套成熟的版权代理机构，我国图书版权的大规模输出将难以实现。在探索图书版权输出新路径的需求下，版权代理业务亟须加快发展步伐，实现创新发展和变革代理管理模式。其中，人才培养是提高代理业务水平的关键点，所以必须重视对版权代理业务的人才管理，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制和人才管理水平，不断挖掘代理机构人才的发展潜力，实现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全面提高其版权输出代理能力。
（3）紧随数字时代的潮流，开拓网络图书版权输出平台。当前，尝试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出版业务已成为出版界的发展趋势，数字化也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模式之一。因此，各出版机构应致力于先进的技术手段，针对国外受众对内容和形式的需求，开发更适合数字时代的产品和服务，在版权输出方面探索更多的有效途径。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时代互联网便捷和高效率的特点，积极开拓互联网平台，汇聚更多、更全面的全球版权信息，通过线上的沟通实现网络版权交易，在降低图书版权贸易成本的同时提高图书版权输出的效率，例如：新华文轩与国际在线版权交易平台IPR Ucense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功实现了旗下出版单位与拥有超过500家外方出版社及430万图书品种的线上市场的对接，达成了一站式版权交易，让版权输出不再受时间、空间、语言等的限制。
（4）广泛开展和参加国内外图书博览会，推销精品图书。通过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书展活动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联合开展相应的书展活动，搭建起中外文化的交流平台，积极推广中国文化内涵，巩固和拓展书展活动在图书版权输出中的重要路径作用，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进经济上的交流，从而实现双重效益。
结语
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日益繁荣的出版生态环境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已经迈出了踏向国际市场的步伐，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文化成果。但与此同时，我国版权输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改进。从输出内容来讲，可通过对海外传播的生态语境、文化需求、受众信息的全面考察研发对路作品；从输出路径来讲，探索畅通和多元的版权输出路径，建立畅通有效的国际化版权输出渠道；从输出团队建设来讲，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洞见、精通出版业务和流程、通晓国际出版法规和海外运营、具备无障碍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型版贸团队。总之，唯有全面的考察与改善，才能坚实版权输出的各项基础，探索版权输出的新路径，从而提升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国际传播效果。
注释：
①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
②尽管图书出口和图书版权输出略有差别，但作为图书“走出去”的同类别范畴，出口图书的类别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世界各地对我国图书内容的需求及偏好，这也就是图书版权可能输出的类别。
参考文献：
[1]王炎龙.出版产业政策演变轨迹与逻辑[J].编辑之友,2018(7):7.
[2]彭燕媛.试论推动少儿图书高质量版权输出[J].中国出版,2018(17):20.
[3]周蔚华,杨石华.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40年[J].中国出版,2018(20):25.
[4]尹章池,张麦肯,尹鸿.国际图书与版权贸易[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51.
[5]徐真,李宏瑞.我国版权代理发展路径初探[J].中国编辑,2010(6):10-14.
[6]高靖.“中国梦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开启“走出去”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建设[J].出版广角,2019(19):25.
[7]梁斐.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要素剖析与改进思路[J].国际传播,2019(4):29-38.
[8]张岩,张娜,郝柘池.中国图书海外传播的体量､地缘与主题研究(2006-2015)[J].编辑之友,2017(8):15.
[9]王民.升级“走出去”:安徽出版集团的国际出版新合作[N].中华读书报,2019-09-1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