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依据全球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海内外的出版和传播进行挖掘性研究，从发展阶段、出版机构以及馆藏情况等方面进一步厘清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特点及主要经验，旨在不断完善和丰富西班牙语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的信息资源;同时，从书籍史的角度为中国同广大西语国家关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并就当下和未来用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出版传播
翻译和出版国家领导人著作（含讲话、谈话、演讲、批示、答问等）[1]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对外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时代特点，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任务，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海内外的出版、发行与传播历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理论图书乃至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作为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全球总计有21个国家（西班牙和除巴西以外的拉美大部分国家）将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按总使用人数计算，是仅次于汉语和英语的世界第三大语言。同时，西班牙语也是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将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翻译成西班牙语图书出版和发行，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对于帮助广大西班牙语人口系统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为了对外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和独特经验，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当代中国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历程，中央编译局与外文出版社通力合作，将历届国家领导人重要著作以单行本或汇编本的方式翻译成包含西班牙语在内的多语种图书出版发行，为促进“中国理论”走出去以及繁荣中西、中拉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广大西班牙语国家也十分希望学习和研究中共经典文献，看到更多中央文献的外文介绍，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也被西语国家本土出版社大量翻译和出版，形成了海内外出版市场“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WorldCat（OCLC联机联合目录）是唯一一个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书目和馆藏信息。换言之，WorldCat所收录的都是在世界各国图书馆有馆藏记录的出版物，是对其学术价值和传播影响力的肯定。当我们难以确切统计一部作品的读者数量时，通过分析收藏该书的世界各大图书馆的数量和分布，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该书的传播效果[2]。因此，本文主要依据WorldCat联机书目数据库，分别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国家领导人为著者进行检索，汇总和考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这70年间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出版书目及馆藏情况。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个别西语版未被收录进WorldCat，暂不作为本文考察传播和接受的对象。
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领导人著作等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对此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科研成果和理论依据，但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对象国及目的语语种来看，对中央文献的英译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涉及西班牙语的系统研究还十分匮乏；其次，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央文献外文版主要集中于毛泽东著作或2000年以后尤其是十八大（2012年11月）以后所作政治文献，缺乏历史连续性视角的探索。鉴于此，本文聚焦国家领导人著作，将研究对象国拓展至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同时将时间轴延长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旨在全面、系统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出版和传播进行挖掘性的研究，以期从历时性角度进一步厘清中央文献西译的发展脉络、特点及主要经验，在此基础上，就当下和未来用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翻译出版的三个阶段
截至2019年7月21日，WorldCat联机数据库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出版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总计264部（同_出版社再版或重印的计作_部）。根据发展特点的不同，我们将上述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活动大致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1949-1978年的29年时间，是新中国以突破当时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封锁”为目标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的文化输出时期。当时的亚（现中东地区）、非、拉是侧重点，新中国成为这些地区一些国家、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因此蕴含“中国经验”的毛泽东著作首先成为中国图书输出的大宗产品[3]。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是将翻译和出版毛泽东著作视作参与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革命任务来完成的，同时也是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参加了毛著翻译的西班牙语翻译家刘习良所说：“当时，翻译毛主席著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思想’。具体到西班牙语组，则是'向拉美人民传播革命思想'。”[4]
根据WorldCat数据库来统计，在这一时期，作为当时中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唯一阵地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各类著作西译本155部，除《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等外，其余大多数均为单行本。海外出版社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班牙和拉美的出版和传播态势各不相同，其本国的政治环境对此产生了极其深刻和明显的影响。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9年，拉美国家本土出版社以西班牙语出版了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26部，其中不仅有大量包含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毛泽东著作，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古巴Polltica出版社，1964）、《论党内斗争》（哥伦比亚Suram6rica出版社，I960）等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著作。而在这20年中，西班牙仅在1966年出版了一部《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分别于1967年和1968年两次再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竟能在一个如此边缘化、欠发展，甚至是刚刚摆脱封建主义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极大地引起了包括哥伦比亚共产党在内的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关注[5]。事实上，不仅是哥伦比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各国人民一面外抗强权，一面内争民主，从这一点上来说，墨西哥学者玛丽塞拉•高妮丽认为，拉美各国当时的现状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渴望实现民族解放并建立一个新社会[6]。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大拉美人民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共产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进而为本地区的革命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其对中国领导人著作的需要迅速增长。
反观当时的西班牙，正处在由佛朗哥领导的右翼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实行十分森严的审查制度。1938年颁布的《新闻法》严格规定所有印刷品及视听作品在出版前都要接受预先审查，若散布与政府意识形态相左的内容给人民，均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海外的出版发行主要集中在拉美各国，鲜有西班牙出版社的身影。
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末，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班牙和拉美地区的出版和发行状况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影响下发生着巨大的转变。1966年西班牙国会通过了新的《新闻与出版法》，标志着佛朗哥政权下建立的出版物预先审查制度开始动摇，此后，各类书籍、期刊、报纸等大量涌现，西班牙的出版业与文化市场也逐渐散发出新的活力。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审查制度名存实亡，1978年西班牙宪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的预先审查来干涉新闻出版自由。与此同时，1973年3月，西班牙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在西班牙掀起高潮，短短10年间就出版领导人著作31部（均为毛泽东著作），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另一方面，鉴于西班牙对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辐射作用，也推动了中国与广大西班牙语美洲国家间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对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拉美的早期出版与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出版毛泽东、刘少奇著作的古巴Polltica出版社，哥伦比亚Pazy Socialismo出版社等都是其本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辖的出版发行机构。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一方面，受到美国的影响，除古巴以外的拉美左翼政党始终无法取得长期执政的机会[7]。尤其是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共产党和游击队运动成为军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叫另一方面，在中苏交恶、拉美左派公开分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拉美的出版与发行数量较上一个20年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一20世纪末）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央党史和文献的出版力度持续加大。1979年末，中央做出明确指示，不仅要把毛泽东著作译成外文，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都应译成外文，将他们的思想介绍给更多的外国读者。于是，在国家层面的翻译政策的影响下，《周恩来选集》（上卷：1981；下卷：1989）、《刘少奇选集》（上卷：1983；下卷：1991）、《朱德选集》（198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5；第一卷：1992；第三卷：1994）、《陈云文选》（第一卷：1989；第二卷：1997；第三卷：1998）等领袖人物的著作都陆续被译成西班牙语出版，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传播、推广。
海外方面，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拉美乃至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过去与苏共保持密切关系，紧随苏共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许多拉美国家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开始出现分裂，其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削弱[9]。随着拉美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对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翻译与出版也呈现出国内明显热于国外的局面。据WorldCat数据库显示，所收录的这一时期西语国家本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仅9部，其中西班牙6部，墨西哥3部。由此可见，在上述两个阶段，意识形态都是影响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班牙语世界翻译与出版的最重要因素。
3.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全会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建设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来，我国外宣工作开始逐渐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先后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2014年；第二卷：2018年）、《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2014年）等多部国家领导人重要著作西班牙语版。同时，还充分利用多模态话语表达，创新海外传播范式。2018年，与西语国家当地媒体（阿根廷美洲传媒集团）共同制作完成系列视频作品《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平语近人》西班牙语版，通过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在其讲话、文章和演讲中所引用的中国古代经典诗文，生动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智慧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连、精神相通，引发了整个西语世界乃至全球的广泛关注，西班牙、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多国媒体纷纷转载转引。
海外方面，联机数据库WorldCat显示，这一时期西语国家本土出版社共出版9部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毛泽东在哲学、军事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仍然是西语世界出版机构关注的焦点。其中，最近一部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是由西班牙Akai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语录：红宝书》。该书在序言中写道：“历史上印刷最多的书籍之一，了解亚洲巨人的现在和未来。”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图书出版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际社会期待了解中国的愿望却从未停止。事实上，2014年6月，在丹麦举行的“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上，外方学者就曾集中表示，一是希望能接触中国的决策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过程；二是希望研究和学习中共的经典文献，看到更多中共文献或政策原文的外文介绍[10]，而翻译和出版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恰恰能够回应外方的这种信息需求。
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出版机构及馆藏情况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海内外出版与传播的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笔者基于WorldCat的书目数据，进一步对上述著作的出版机构及馆藏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1.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出版机构
（1）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
根据WorldCat数据显示，国内翻译、出版的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除《江泽民、李鹏谈台湾问题》（1996，五洲传播出版社，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新星出版社，隶属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外，其他均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外文出版社组织出版发行。
以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为例，早在1950年5月中宣部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1951年7月更名为中宣部英译室），1953年底该机构在完成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翻译任务后被撤销。同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文版出版，“中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将其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1]，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专门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外文出版社（前身为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要集中力量尽快将英、法、西、俄、日五种外文版出版发行。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隶属中央编译局，这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常设机构。当时我国的西班牙语人才极其匮乏，但为了完成翻译毛著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任务，中央编译局仍然迅速地从各单位调集了30多名西语翻译，此外，还聘请了来自西班牙、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的7名外籍翻译[12]，于1961年1月成立了毛著西班牙文翻译小组。由此可见，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及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是中央编译局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国内翻译、出版的领导人著作通常都采取以国家机构即“中央编译局+外文出版社”为主导的翻译出版模式，其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国家根据国情需要确定翻译需求，建立相应国家翻译机构；国家指定翻译题材，国家翻译机构在国家政策领导下组织翻译工作为中央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4]。
（2）西语国家本土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笔者
根据WorldCat提供的数据，将西语国家本土出版社对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作如下统计：
表1 西语国家出版社对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1949-2019年）
| 排名 | 国家 | 数量 |
| 1 | 西班牙 | 41 |
| 2 | 墨西哥 | 14 |
| 3 | 阿根廷 | 9 |
| 4 | 古巴 | 8 |
| 5 | 哥伦比亚 | 6 |
| 6 | 乌拉圭 | 4 |
| 7 | 智利 | 2 |
| 8 | 委内瑞拉 | 1 |
| 9 | 厄瓜多尔 | 1 |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共有9个西班牙语国家的56家出版机构曾出版发行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其中，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家出版社分别是：Anagrama（西班牙）、Grijalbo（墨西哥）、Roca（墨西哥）、EditorsPolftica（古巴）、Jticar（西班牙）、Akai（西班牙）、R.Torres（西班牙）、Fundamentos（西班牙）、PazySocialismo（哥伦比亚）、Nativalibros（乌拉圭）。通过分析和考察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海外出版机构，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截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语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出版和发行都主要是依靠和借助当地的共产党和左派出版社来完成的，其初衷是基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远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期待。例如：古巴的EditoraPolftica和哥伦比亚的PazySocialismo出版社都是其本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辖的出版发行机构，不仅如此，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古巴全国革命教育委员会、古巴国家印刷集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委员会等也都曾出版和发行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就这一类出版机构而言，其出版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受到本国或本党政策层面的规约和影响。第二，西班牙的Anagrama、Jticar、Fundamentos等都是成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独立出版社，其特点是宣传和推广被佛朗哥政权压制甚至是迫害的积极的批判性思潮，主要致力于出版左翼政治文献，涉及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工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独裁主义等等，因此也曾多次与当时由佛朗哥领导的右翼政府发生冲突。第三，由于广大西班牙语国家在语言、历史、人文上的相似性，西语国家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往来也十分密切。例如总部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Grijalbo出版社由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人JuanGrijalbo创建，其本人以编辑和出版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而闻名。1957年，Grijalbo出版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支机构，除在墨西哥出版的4部毛泽东著作以外，Grijalbo（巴塞罗那）还曾于1974年出版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革命战争》。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记者、乌拉圭共产党成员VicenteRovetta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创办了Nativalibros出版社和书店，致力于在乌拉圭及其拉美邻国出版和销售中国主题的书籍和报纸。VicenteRovetta曾分别于1966、1967和1971年受邀访问中国，1967年来华时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8年，Nativalibros出版社即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语录》。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由于受到军政府的暗杀镇压，Nativalibros从乌拉圭迁至阿根廷，并于1974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次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共有9个西班牙语国家的56家出版机构曾出版发行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其中，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家出版社分别是：Anagrama（西班牙）、Grijalbo（墨西哥）、Roca（墨西哥）、EditorsPolftica（古巴）、Jticar（西班牙）、Akai（西班牙）、R.Torres（西班牙）、Fundamentos（西班牙）、PazySocialismo（哥伦比亚）、Nativalibros（乌拉圭）。
通过分析和考察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海外出版机构，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截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语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出版和发行都主要是依靠和借助当地的共产党和左派出版社来完成的，其初衷是基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远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期待。例如：古巴的Editora Polftica和哥伦比亚的Pazy Socialismo出版社都是其本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辖的出版发行机构，不仅如此，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古巴全国革命教育委员会、古巴国家印刷集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委员会等也都曾出版和发行过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就这一类出版机构而言，其出版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受到本国或本党政策层面的规约和影响。
第二，西班牙的Anagrama、Jticar、Fundamentos等都是成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独立出版社，其特点是宣传和推广被佛朗哥政权压制甚至是迫害的积极的批判性思潮，主要致力于出版左翼政治文献，涉及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工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独裁主义等等，因此也曾多次与当时由佛朗哥领导的右翼政府发生冲突。
第三，由于广大西班牙语国家在语言、历史、人文上的相似性，西语国家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往来也十分密切。例如总部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Grijalbo出版社由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人Juan Grijalbo创建，其本人以编辑和出版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而闻名。1957年，Grijalbo出版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支机构，除在墨西哥出版的4部毛泽东著作以外，Grijalbo（巴塞罗那）还曾于1974年出版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革命战争》。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记者、乌拉圭共产党成员Vicente Rovetta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创办了Nativa libros出版社和书店，致力于在乌拉圭及其拉美邻国出版和销售中国主题的书籍和报纸。Vicente Rovetta曾分别于1966、1967和1971年受邀访问中国，1967年来华时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8年，Nativalibros出版社即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语录》。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由于受到军政府的暗杀镇压，Nativali bros从乌拉圭迁至阿根廷，并于1974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次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表2 西语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数量排名
| 排名 | 出版社名称 | 著作西班牙语名称 | 著作中文名称 | 出版年份 |
| 1 | Barcelona:Anagrama | Cuatro tesisfilos o ficas |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 | 1974年 |
| Intervenciones en el foro de Yenan sobre arte y literatura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974年 | ||
| Via china versus modelo sovie tico | 《中国道路与苏联模式》 | 1975年 | ||
| La construccion del socialismo Via china o modelo sovietico | 《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道路还是苏联模式》 | 1975年 | ||
| Ensefianza y revoluci o n en China | 《中国教育革命》 | 1977年 | ||
| 2 | Mexico:Grijalbo | Arte,literatura y prensa | 《文艺工作与新闻工作》 | 1969年 |
| Las contradicciones | 《矛盾论》 | 1969年 | ||
|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 《革命战争》 | 1971年 | ||
| Citas del presidente Mao Tsetung | 《毛主席语录》 | 1973年 | ||
| 2 | Mexico:Ediciones Roca | Para ser un buen comunista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1973年 |
| El estilo de trabajo en el partido | 《论党的工作作风》 | 1973年、1976年 | ||
| La guerra prolongada | 《论持久战》 | 1973年 | ||
| Tesis filos o ficas |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 1974年、1975年 | ||
| 2 | LaHabana:Editora Pol itica | Sobrelaguerraprolongada | 《持久战》 | 1963年 |
| Sobre la contradiccion | 《矛盾论》 | 1964年 | ||
| Sobre el arte y la literatura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964年 | ||
| Como ser un buen comunista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1964年 | ||
| 2 | Madrid:Ediciones Jucar | Mao Tse-Tung | 《毛泽东》 | 1972年、1975年 |
| El libro rojo | 《红宝书》 | 1976年、1984年 | ||
| Ensayos filosoficos |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 1977年 | ||
| Para ser un buen comunista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1980年 | ||
| 6 | Madrid:Ediciones Akal | El Estilo del trabajo en el partido | 《论党的工作作风》 | 1975年 |
| Sobre la practica y la contradiccion | 《实践论和矛盾论》 | 2010年 | ||
| Citas del presidente Mao Tse-tung:El libro rojo | 《毛主席语录：红宝书》 | 2018年 | ||
| 6 | Madrid:Fundamentos | Obras escogidas de MaoTse-tung | 《毛泽东选集》 | 1974年 |
| La construccion del socialismo | 《社会主义建设》 | 1975年、1977年 | ||
| El libro rojo,citas del presidente MaoTse-tung |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 1976年 | ||
| 6 | Bogota:Ediciones Paz ySocialismo | Lecciones de la lucha revolucionaria en China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1960年 |
| AlgunasensefianzasdelPartidoComunistadeChina |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经验教训》 | 1960年 | ||
| Sobre el arte y la literatura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960年 | ||
| 6 | Montevideo:Nativa libros | Sobre la literatura y el arte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968年 |
| Citas sobre la guerra popular | 《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语录》 | 1968年 | ||
| Sobre el tratamiento correcto de las contradicciones en el seno del pueblo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1969年 | ||
| 6 | Barcelona:R.Torres | El estilo del trabajo en el partido | 《论党的工作作风》 | 1976年 |
| La guerra prolongada | 《持久战》 | 1976年 | ||
| Tesis filos o ficas |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 1976年 |
最后，如果说意识形态趋同是早期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语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掀起高潮的主要原因，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影响则逐渐弱化。我们注意到，2017年亚马逊旗下自出版服务公司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出版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西班牙语版。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中文直译为“创意空间独立出版平台”，旨在鼓励人们自行创作、出版并分销书籍。在这种自助出版平台按需印刷的模式下，图书出版的商业属性更加凸显，而商业属性的本质是市场，由此可见，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西班牙语读者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经典著作的热情和关注度依旧不减。
2.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全球图书馆的馆藏情况
图书馆的馆藏对于图书的文化影响、思想价值的衡量是严格的，也是检验出版机构知名度、知识生产能力等诸项要素最好的一个标尺[15]。一部作品被越多的图书馆收藏，意味着其受众数量越庞大，传播范围越广泛，传播效果也越突出。因此，我们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在全球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力，进而试图为当今新形势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定的启亦。
笔者根据WorldCat数据库的统计，我国国内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177部，总计被收录672次，平均每部作品被3.80家图书馆馆藏。西语国家出版社方面，87部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总计被收录1262次，平均每部作品被14.34家图书馆馆藏。由此可见，在西语国家当地出版、发行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明显高于国内出版社的同样著作。国外的学术出版社跟图书馆之间一直有着密切合作的传统，因而，选择海外本土学术出版社是获得海外图书馆收藏购买的保证之一[16]。鉴于国家领导人著作的政治敏感性，不适宜将版权直接输出给海外出版社，但可以考虑加强我国出版发行机构与西语国家本土主流的、公认的、高水准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借此更容易获得对象国读者的信任和相关学科领域权威机构的推介。在这一点上，近年来我国外宣机构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例如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秘鲁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秘鲁版）已于2016年正式发行，这也是根据当地特点在南美洲推出的首个合作翻译版本；同年，外文出版社还与西班牙本土知名主流出版机构Editorial Popular合作成立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旨在更加贴合当地市场的具体情况，同时依托海外合作方的渠道，切实扩大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影响力；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根廷美洲传媒集团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一语近人》西班牙语版，上述合作都受到了西语世界各国政界、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的高度关注。
此外，研究还发现，馆藏西班牙语版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最多的国家分别是西班牙、美国和墨西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美国并不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究其原因，第一，西班牙语是美国的第一大外语，全美有约4500万拉丁裔美国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尤其是在诸如新墨西哥州，西语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一半。西班牙语版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其在美国的传播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第二，从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后花园”，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等多领域合作交流日益密切，拉美逐步开始成为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全球竞争影响的地区之一，因此，美国十分关注拉美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拉美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拉整体合作等。由此可见，在拥有5.7亿人口的西班牙语世界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不仅要立足欧洲，联合拉美，还应适时、适当、适度地聚焦美国，提升中国重要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的传播影响力。
三、结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不同时期的国内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方面，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语版的出版和发行在国家层面翻译政策的影响下，经历了从“向拉美人民传播革命思想”到“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任务转变。海外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末，拉美各国的社会性质、本地区革命和建设的现状与需求、西班牙佛朗哥时期的文化审查制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班牙语世界当地的出版和发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下，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广大西班牙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期待了解中国的愿望愈发强烈，外方的这种信息需求与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发展战略紧密对接、相互契合，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出版和发行也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回顾和总结70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出版历史和传播现状，首先，是对中央党史和文献西班牙语版的系统梳理，有助于丰富第一手的文献信息资源，促进我国学者深化对西班牙语世界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的认识。其次，从书籍史的角度出发，将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西班牙语版的发行与传播置于历史语境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有利于把握中国同广大西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关系的历史脉络，拓宽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思路。最后，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在西语世界尤其是拉美地区早期掀起高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传播只有产生共鸣才是最有效的。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今天，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更要注重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正如欧洲著名智库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主任德福安所言，“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论的对外阐释，并且要努力与其他国家在理念上取得共识，而不是过多地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同”[17]。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了解对象国，“寻找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18]，才能使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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