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詹小美、张梦媛：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摘 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范式聚焦内容生产意义刻写的思维方式、概念体系、评价标准，贯通价值生产话语重构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投射空间交融的意义框架、关系模式和理论诠释。在现实性上，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尊重规律的价值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出发点，展演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通过内容生产进行意义刻写的逻辑与规律;观察新闻现象的独特视角、物化知识力量的结构性阐发、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实践形态，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阐述视角和系统整合的交互能动;马恩时代的奠基、列宁时代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以"问题空间"的解释框架，指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空间交融发展演绎的内在关联、因果样式和价值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意义刻写；话语重构；空间交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无产阶级新闻实践活动的科学总结，是历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范式不仅映射新闻活动内容生产的思维方式、概念体系、评价标准，而且贯通马克思主义价值生产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规范，其通过形式生产具象的运用坐标、阐释框架、基本方式，指涉新闻传播本质、作用和规律的一般性法则以及进入研究论域的现象、问题的叙事与赋义、实践坐标的构建与解释。习近平同志在“2•19”讲话中指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由此出发，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的规律和逻辑、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的交往和实践、投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共意与空间交融的发展和演绎，更是在经验范畴因果样式的阐发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意义框架、关系模式研究的理论范式。
一、逻辑与规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意义刻写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价值刻写的规律和逻辑，集价值性与社会性于一体，强调”人类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互动现象”[1]。作为目标导引下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对新闻传播本源、属性、功能的阐释，以“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价值刻写的演化，投射新闻传播活动和实践的对象化意指，阐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聚焦新闻传播现象的意向性评价，凸显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介入现实、改造社会的理论品质。通过内容生产进行观念形态外在化转换的价值刻写活动，映照了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直接现实性作用的基础，即“批判性与建构性统一”“实践性与发展性辩证”内生逻辑的意义框架。正是对资产阶级新闻观进行批判的否定性理解，马克思开启了无产阶级新闻观建构的“否定之否定”。在现实性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生产以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反映了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信息交流互动过程的社会化导引，聚焦了人们通过有意图施加影响而认识世界、规范行为、表达情感的信息共享机制。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尊重规律的价值表达、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出发点，展演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通过内容生产进行意义刻写的逻辑与规律。
“党性原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阐释的主线，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社会属性与价值选择，探究其价值互动的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意义刻写深化于对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总结，以及新闻传播活动通过党性原则的阶级性阐释和价值性表达的聚焦。在内容生产对象性活动展开的同时，党性原则贯通主体意义赋予、客体价值抽象和连接实践的无产阶级新闻观的本质要求。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党性原则的遵循，链接目的、标识和意志的结构性阐发，生成对象性关系的结果，更是在现实性上演绎了价值意向的表达与主观能动的反馈所观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价值印记与价值属性。就此意义而言，党性原则对新闻传播规律、价值规律、事业发展规律、舆论规律、宣传规律、控制规律的理论诠释，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逻辑与规律一脉相承的理论特质，而且折射了新闻发展史既一以贯之，又各具重点的演进历程，搭建了主观见之于客观价值交互的桥梁。
以党性原则为运用坐标实现价值共享的社会化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2]。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视角审视报刊的作用，将报纸的党性原则诠释为“党内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指出“具有各种各样色彩和深刻矛盾的舆论定会找到相应的报刊”[3]，明确了报刊所具有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提出党性原则的著名主张，用“齿轮和螺丝钉”形容党的报刊与无产阶级事业的紧密关系，指出只有“党的机关报”才能成为学习、宣传、组织等活动的中心，强调党的写作者和报刊工作的党性要求。毛泽东谈到党报的党性，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因此党报工作者要有积极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意识。习近平明确提出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坚持“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全面要求与“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最高要求。
“尊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不变的论域主题，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的认识论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意义刻写彰显于对尊重规律理论基础的坚守，一方面，新闻传播的客观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对认识论的总体统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化意蕴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入实践形态意义刻写的基本方式。从一般媒介的社会特征出发，关注作为“党内和新闻业中通行的一切惯例”；从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出发，聚焦“有机的报纸运动”；从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和人民性出发，宏观分析报刊和其他社会媒体的发展趋势；从一般新闻工作特点的视角出发，抽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性要求，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对象化转换的叙事方式。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阐发，贯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内蕴的思想理论、术语观点、论著文件和实践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意义刻写在人类实践自由与自觉活动中的升华，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意义刻写经文化联系、社会传递、意义共享建构的新闻传播场景。
以尊重规律为阐释框架实现价值变迁及价值增值的过程，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所传递的价值意向与新闻传播所指涉的价值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传播规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4]，因此，新闻传播活动“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列宁认为，“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5]，所以“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6]。习近平认为，“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在提出形成“现代传播体系”的奋斗目标时，要求“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坚持的理性自觉，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的方法论评价标准。人民性是新闻事业反映人民大众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马克思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具象了作为方法论意义评价标准的人民性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的原则，论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出发点。习近平同志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人民性与党性的统一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传播工作“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强调新闻和宣传工作必须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的意义刻写具象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向度，不仅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象化意指对人民的主体化关注，而且凝结了新闻传播服务人民的意向性评价标准。新闻传播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出发点的物态转换和外在生成，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主体客体化、行为意识化、客体主体化的意义刻写。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观照，其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价值互动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传播实践社会交往、社会规范、社会教化和社会调适“以人为本”的功能特性。
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新闻传播实践所反映的价值自觉的心理与行为过程，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物”的目的性指向，到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体组织”对社会现象反映、分析、报道的机构定位和角色关系，阐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生产与意义刻写在新闻传播场域中的社会学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指的自由报刊作为“人民精神的眼睛”，其使命应当“是公民的捍卫者”[7]。承袭恩格斯所言“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8]，列宁认为，出版物与人民的关系应体现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特质，强调“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9]。在毛泽东那里，宣传工作关键是走群众路线一如“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10]。习近平则强调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工作应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二、交往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系统整合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指涉“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1]，指涉新闻传播语境“说话”与“受话”主导力、公信力、影响力的话语构成、表达语境和言说范式。交往的视野和实践的命题，以“系统内诸要素联系结合的形式和方式”[12]，贯通话语对象、叙事方法、概念框架的话语述情，观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的言说空间、语言结构、释义法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阐述视角和系统整合与实践交互的能动。世界交往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对媒介场景、文化情境、传播场域的结构性阐释，对叙述性、表意性、调节性话语联动的系统性观照，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历时态发展和共时态凝聚的时空张力，借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的审视维度和实践向度。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系统整合，不仅凸显了主体走向客体、接受实践检验的客观化基础，而且彰显了回应时代命题、厚植理论素养的现实性考量。
考察现代新闻业话语呈现的宏观视角——“世界交往”。作为不同主体间彼此影响和交互作用的社会化过程，交往以直接往来和间接接触为表征，指涉观念传播、信息共享、情感和理性的互动。“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3]，以世界交往的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系统整合，是现代新闻业产生和发展实践命题的系统呈现，是新闻传播精神产品确证乃至转化为物质产品的重点阐释方式。不同类型新闻活动相互联系的组织互动，为不同传播主体塑造理解的在场和沟通的境遇，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叙述性话语型构的新空间。以世界交往的视角投射不同新闻传播主体意识、观念、文化的内容生产能力，关注既是交往形式又是交往结果的冊重构实践，在现实性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价值生产活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交换。就此意义而言，不同社会主体间交往的视野与实践的命题，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构成的价值生产，而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呈现的革命性创新。
世界交往的宏观视角指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交往中实践，在实践中交往”的言说空间，投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的媒介场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交往使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一种”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14]的可能性，“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15]。列宁进一步以“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强化了新闻交往与实践中理解的对话和融合理解的视域。在毛泽东那里，“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的联系群众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世界交往话语表达的实践向度。习近平则以“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工作创新理念为出发点，通过“向基层拓展、向楼宇延伸、向群众靠近”的基本要求，提出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具体要求。
聚焦新闻现象话语重构的言说方式——“物化的知识力量”。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一方面，交往的物化强调了人化和主体化的外在化，构成了精神交往文化刻写的内容；另一方面，主体的对象化和客观化构成了交往物化进一步拓展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6]，在“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的情况下，技术突破性的发展与变革对人视觉、听觉、触觉的延伸，使新闻活动话语重构的实践产生了“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导致的交往革命。“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信技术的发展，似乎在迅速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17]，经物质交换条件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述情，以新闻活动中话语交往与物化力量的实践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自由对物质实践的肯定。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频繁的商品社会，技术创新与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表征了全球互动所导引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不可逆转，全球化过程中的“化物”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主体力量对象化的前提，通过交往心理对交往活动认知的导引，表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对物化规律和物化手段的掌握与运用。
物化的知识力量指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表达语境的阐释框架，投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的文化情境。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论印刷术的发明中，论证了经技术手段创新的交往媒介对于交往实践的重要性，指出世界信息交换量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以几何数倍增，以此实证科学复兴的技术手段是推动新闻实践发展的强大杠杆。列宁从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的角度审视电影这一知识力量的“化物”，指出“要更广泛地和经常地利用电影进行宣传”，拓展电影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传播方面的交往与实践。毛泽东观察和体验报纸这一技术驱动下的产物后，指出要充分利用报纸的力量，“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18]。习近平强调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工作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促使互联网最大变量转换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关注新闻传播实效度的话语表达一“用时间消灭空间”。新闻传播活动交往空间的扩大与生产贸易交往活动的拓展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9]，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用较短的信息流通时间去抵消商品流通领域由于空间距离拉大而产生的成本。就此意义而言，在交往与实践中突破时空界域的传播技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的核心问题：传播赋意的赛博空间所展演的媒介化生存场域，以时空生产流动性的延展，逻辑性地契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的要求，构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交往与实践的内在机制。由此出发，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新闻实践交往手段的不断改革，以一种克服距离困难的内在趋向，映射全球化传播场域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对时空界域的突破。
用时间消灭空间指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言说范式的释义法则，投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与系统整合的传播场域。马克思主义“用时间消灭空间”理念的提出与19世纪由于较为广泛的世界贸易而逐渐形成世界市场的背景密切相关，“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形象体现了这一思想。全球话语空间舆论场中东方的缺失与西方的在场，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表达在交往与实践话语情境的结构性失衡，具象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重构的系统整合，习近平提出“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的发展蓝图，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要求，实现媒体融合的流程再造和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全面贯通；同时，强调发展各类新媒体进行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推进对各类用户终端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以此占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整合新的时空舆论场。
三、发展与演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共意的空间交融
社会科学范式的问题空间，在西蒙那里指涉信息加工和解决问题的现象，不仅是语用学“算子（操作）”的议题，而且是与问题情境相关的“约束”性机制作用的对象，指涉所要解决问题的可能的认识状态。[20]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容阐发的价值共意，不仅是核心要义的一以贯之，而且是根据时代发展、回应时代诉求的发展演化，其“问题空间”涵盖马克思主义论新闻、论宣传、论舆论等“因素一结构一功能”的规律性阐发和时代性投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共意的空间交融，指涉新闻传播共律呈现问题的起始状态、分析问题经验总结的中间状态，以及解决问题预期达到的目标状态。正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2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共意的空间交融以时空节点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对立统一的相互转换、稳定与发展的存续状态，型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介入社会现实的存在方式和进行社会改造的空间演绎。具象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价值共意的空间交融，始步于马恩时代的奠基、列宁时代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创新，其价值呈现的运用坐标、概念体系的评价标准、关系范式的解释框架，更是以“问题空间”的解决方案指谓了时空发展的内在关联、因果样式的循环建构和价值关系的反映指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形塑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本源、真实性、出版自由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点阐释，以“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22]话语表达的印证，回应对新闻问题的认识、关注与遵循。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对新闻进行系列论述，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回答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新闻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与舆论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指出，在一定范围的社会交往中新闻的存在是以“未闻”为前提的，事实的变动对新闻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变动的不均衡性构成了新闻与其他交往形态的区别。对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毛泽东强调“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习近平指出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虚假是新闻的天敌”。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空间论“宣传”价值共意的发展演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宣传”这一概念，既指观念和学说的传播，亦指事实本身造成的影响。当他们谈到”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一用语时，恩格斯强调了“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在广义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着重于宣传的理论基础、宣传的功能效益、宣传的事实推动原则和宣传的对象分析。他们从经济结构引起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的阐释出发，同时将宣传者的理论素养、方法运用、宣传艺术等因子视为影响宣传效益的要素，综合考量社会环境、社会事件对政治宣传的反馈，而不是将宣传视为孤立的社会行为。正是因为注重宣传时机的掌握和宣传环境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宣传”的价值共意，落脚于用事实推动宣传的阐发中。马克思将此诠释为“少发些不着边界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3]，并在实践中将报纸宣传定位于”首先满足读者获知新闻的需求”，既要重视宣传产生的直接效应，更要关照宣传的长期效应。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始终把宣传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宣传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党要掌握宣传工具和宣传武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指出”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宣传教育要着眼于提高党员干部和思想宣传工作者自身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认识到自身力量并不足以破除当时新闻封锁的力量而将中立的中外媒介纳入宣传主体，指出宣传工作要注意“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方法，即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敌对势力进行有策略性的宣传。同时，通过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采取群众喜闻乐见方式等具体要求，保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宣传活动富有成效。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共意时代要求和现实挑战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指出：“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24]强调必须要进行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问题空间论"舆论”价值共意的发展演绎。舆论指涉某一具体区域内的各阶层大体一致的意见、倾向或情绪表现。从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力量的原始社会舆论阐释出发，马克思谈到人们对习惯法的服从，“在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里运用时，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25]。从商品经济向全球化拓展的现代舆论阐释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将舆论视为“普遍的、无形的和强制的力量”，将共同利益诠释为一定范围内舆论形成的基础，将先进阶层和发达地区的“舆论”视为舆论的晴雨表，重视舆论的敏感和变化无常，重视舆论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对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的推动力量，用“舆论的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的法庭”等用语，阐明舆论实现了普遍的社会监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舆论”的价值性阐释，还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舆论的控制方式（即“安全阀”）的系统关注，具体体现为对有意转移舆论的兴奋点、减轻对焦点问题的舆论压力、迷惑舆论使舆论顺从控制者、组织舆论和制造舆论以控制真实舆论等方式的论述和批判。
毛泽东并未对作为一种复杂的信息存在形态和传播方式的舆论下定义，主要以分散、自然的舆论状态进行论述。他以动员一切力量打破舆论封锁、整合新闻资源制造舆论强势、塑造“舆论领袖”引导舆论的具体表现，通过“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价值主张，调动一切力量对敌人形成新闻舆论攻势，通过“借他人之口为我说话”为中共和人民军队抗日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具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的发展与演绎，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特别强调“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以占领新的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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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H.A.Simonand A.Newell,"Human Problem Solviing:The State of the Theory in 1970"American Psychologist,vol.26,no.2,1971:145-159.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Jb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22]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6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
[24]参见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EB/OL].(2015-5-27).http://www.cac.gov.cn/2015-05/27/cJL115427872.htm.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