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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出版使命——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实践为视角

2020-05-08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冯雪: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

  【摘 要】本文以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1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为脉络,梳理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出版活动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构筑国家文化之基的使命意识,用事实证明了出版在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功用和价值,展示了中国出版事业为实现文化强国、助力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启民智;学术现代化;时代使命;文化精神

  关于出版的功能、本质和使命,是出版理论的重要问题,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究,最好的路径是从实践出发。诞生于19世纪末民族危亡之际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其对中国近现代出版教育文化事业的贡献,厥功至伟,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巨擘。纵观商务印书馆120余年来为建设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化所做的努力,结合其传承百年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她用一百多年的出版文化活动实践,向世人阐释了出版的使命和出版的本质。商务印书馆以出版的方式,回应一个个时代课题,证明了出版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时时处处体现出的是近现代中国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直至文化自信的发展过程。

  一、文化自省与开启民智

  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日渐衰败,国家各项发展停滞不前,甚至落后于因近代工业革命而逐渐崛起的西方强国。随着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拉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大潮中,同时也沦落入被西方列强欺凌侵略的悲惨境地。面对国破家亡的深重危机,一批批志士仁人为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自觉自发地开展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这其中,商务印书馆以现代出版为手段,为强国强种、开启民智,促进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践。她所定立并始终尊崇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使其“走上了一条有着明确的出版志愿和文化自觉的道路”[1],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人文化自省最直接的体现。

  1.破解保种救国的时代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伴随着列强的殖民统治大量涌入中国,使得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o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味地拒绝引进西方先进的知识和科技,显然无法挽救民族衰败之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潮流。然而,西方现代化的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的输入,又催生出全面接受和效仿西方的激进思想,“全盘西化”意味着割断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的根脉,文明之断裂无异于亡国灭种。在新旧文化碰撞之际,如何保留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进而培育出民族新文化,做到既“救亡”又“图存”,成为中国社会急需破解的重要课题。

  为实现保种救国的时代使命,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先贤们将目光投向了新式汉语工具书。因为他们深深意识到,语言文字是民族存在的根基和灵魂,有了语言才有民族思想,有了文字才有国家精神。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作为向西方学习的语言工具,英语学习成为社会热潮,而伴随着英语的输入,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长驱直入,长此以往汉字文化势必会被弱化、被忽略,语言文字一旦消亡则国之文化亦会荡然无存,只有保住文字之根,才能保住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著名学者陆尔奎曾大声疾呼,“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作为记录和承载民族语言文化精髓的辞书,常被称作“无言的老师”,其对保留民族文脉、接续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毋庸赘言。正因如此,商务印书馆开始不遗余力地编纂出版新式辞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启动编纂由陆尔奎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本着“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方针,《辞源》编纂者历时丿I个春秋,克服重重困苦,从形、音、义三方面探寻汉字根源,为时人搭建起一座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从而成就了一部融旧学新知于一体,满足社会需求和时代呼声的国之大典。[2]

  可以说,《辞源》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刻下了保种救国的文化烙印。作为第一部收录中国古代典籍各类词语的百科全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库,她通过释义保留”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3]来贮存中国传统文化,将汉字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用现代文献典籍的形式予以保留和传承,无疑是守住文化根基和血脉的”保种”行为。而从另一个层面讲,“保种”还意味着思想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只有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给更广大的民众,满足他们普及文化教育、继承文化传统、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才能够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而实现保种图强。《辞源》之前,中国只有一部传统工具书《康熙字典》可供查考,而且还是以服务传统“读书人”为目标,而《辞源》却通过追溯汉字词语的本源,使得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在普通国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得认知和传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得以深入人心。她的出版,不仅为培养和造就新式人才,推动现代教育和文化普及提供了经典范式;同时更将强国强种的自省自觉意识广泛传播,满足了转型中的中国奠基文化、接续民族血脉的需求。商务印书馆救国强种的文化自觉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2.播撒知识和希望的文化火种

  在近代中国漫长而深刻的文化自省过程中,众多先觉人士从政治制度、经济格局、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向现代化的方式学习,开展了诸多尝试。特别是出版先贤们在将文化救国的理想融于出版传播实践的过程中率先认识到,要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要培育现代化人才,仅仅停留在教育和培养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阶段远远不够,更应该通过现代化教育普及大众,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唤起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意识,同时将其培养成为掌握现代知识和思想的现代化人才,从而形成国民普遍的文化自觉。在这一背景下,教育普及更多地意味着播撒知识和希望的火种,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志“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率先提出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时代使命,将教育救国理想与出版使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现代化的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的出版作为开启民智的重要方式,引领社会大众共同前行。

  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对于开启现代国民教育的新方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02年,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后即着手编辑新式教科书,以适应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的教学之需。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蒙学基础和应试八股构成了最为核心的两大教育方向,以《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教材虽为千年传承的经典,但无法提供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文化,无法服务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商务印书馆首创编撰的《最新教科书》则是在吸收西方课本按学科分类的编写方式基础上,融入大量的新内容新知识,成为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应新式教育的第一套现代教科书。这套《最新教科书》涵盖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学科,既包含中国传统儒学内容,又介绍西方现代科学内容,不仅包含初小、高小、中学阶段教科书,还附有教授法和学校用书,是当时中国最系统、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出版之后风行十数年,更为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学科体系,使得“教学之风,为之一变”[4],引领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普及的新风向。此后,《简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复兴教科书》和高等教材《大学丛书》等一大批商务版新式教科书应时局和学制变更而陆续问世,不断成为普及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力量,为广大民众开辟出学习现代知识从而获得改造和建设新社会能力的文化领地。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讲到,新式辞书应“以补助知识为职志”,凡“为知识所应有、文字所能达者,皆辞书所当载也”,“凡为检查者所欲知,皆辞书所当详也”。[5]新式辞书应成为普罗大众学习现代知识文化的重要工具,其对于现代教育普及的特殊意义不容忽视。为此,商务印书馆以众多新式辞书的出版开启现代教育救国之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出版人的文化自省和自觉。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现代字典《新字典》,便是为了及时满足当时社会急需新型辞书的需求,从正在编纂的《辞源》中抽取字头部分合编一部,用以补足国民查检新式字典需求的先锋之作。《新字典》除了着意收录新产生的近代科技新字,也从《康熙字典》中筛选出当时社会上仍在通行的常用字,而且在编纂方式上亦有创新,是现代出版为顺应时代之需、普及国民基础文化教育的典范。[6]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字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专业性辞典,均为中国现代辞书出版史上首创,为当时的民众搭建起通往现代知识世界的桥梁,体现了商务人对普及教育、传播文化的独特贡献。

  3.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刚刚夺取了革命胜利建设起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华民族亟需从过去落后的旧制度束缚中摆脱出来,建设一个积极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国家。面对那个时期_系列的国家建设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最基础和最广泛的依靠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却有80%以上是文盲,这对于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无疑是一条凶猛的拦路虎。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出版工作又有了更为实用的意义和价值。开展汉字扫盲运动,快速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核心也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开展扫盲运动,识字学文化是基础,而编纂一本适合人民群众学习的新型字典作为必备工具,是艰巨又神圣的社会责任,也是出版人的文化自觉。承载着国家建设的希望和重托,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用白话释义、举例的字典《新华字典》新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小型汉语字典,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民走出落后、走向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文化理想,同时还以其丰厚的文化知识,滋养和哺育了新中国的几代建设者,成为中小学生、亿万群众读书识字、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良师益友,被学界誉为“国典”,为新中国的全民教育和文化普及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了《新华字典》之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另一部经典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也承担了同样的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后,汉语作为我国的主要语言,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语言工具,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汉语的发展没有完全统一,不同地区间人们沟通和交流存在着许多语言障碍,这也给新中国的建设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的规范和统一是那个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现代汉语词典》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成为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更成为其他各类现代汉语词典的“母典”,为读者提供学习语言文字和人文知识的文化养分,为中国的全民教育现代化和文化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通过以《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为代表的现代工具书,以及以《最新教科书》《大学丛书》等为代表的现代教科书的出版,推动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掌握现代知识工具,从而获得参与社会、了解世界、思考人生的权利和能力,这对于中国社会在救国、建国、兴国的文化自省过程中,强国保种、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传播文化,作出了独特而深远的贡献。现代出版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出版的职责,不断改变着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再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文化自觉与学术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和支撑,而文化的发展则以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社会的完整的知识科学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而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学术的现代化,学术的创新发展是建设好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关键内容。推动和促进学术的创新发展,中国出版业可谓功不可没,通过出版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得以问行于世,先进的学术成果得以深入人心;同时出版人也与学术界一道,不断推动着学术的进步和现代化转型。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轲之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她用富有成效的出版实践带动学术进步,更为推动社会革新、文化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杰出贡献。

  1.促进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中华民族创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大地数千年,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精神力量。然而,在面对西方现代思想冲击的时候,传统的“中学”治学之道与当时世界先进的学术方法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距,或者说,落后的中国社会导致传统的中国学术不再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要在新的环境下延续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得不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客观公正的认知和理解,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特点和优缺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按照现代的学术理念和方式重新加以整理、传播和弘扬,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的学术和文化进入世界现代的话语体系中,将中国带入世界发展的主航程上。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商务印书馆在创立早期便开展了“整理国故”的出版活动,意在通过重新整理“中学”传统中的古籍经典,撷英集萃,“知新温故”,以现代的方式重构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知识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就通过对历史古籍进行抢救性搜集、大规模整理和借助现代技术影印出版等多种方式,先后整理出版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一大批大型古籍丛书。当然,这一工作首先是建立在商务人竭力保存中华文明之优秀火种的文化使命和自觉意识基础上,正如张元济所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7]同时,这一工作也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和认识”西学”的前提下,在现代学术思想的框架下实施的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化转型之举。可以看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丛书,收录的皆为中国传统典籍中最基本最经典的内容,重新整理出版这些内容,就是试图以现代的学科理念和文化传播手段重构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路径,既满足精英志趣又易于大众普及,为传统学术建立起现代的学术范式,使得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的同时,更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平稳转化,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出版人的文化智慧和文化自觉。

  2.以译介新知构建现代知识体系

  商务印书馆推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另一方式是通过直接引进介绍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学术著作,奠基中国现代学术,[8]从而构建起以现代学科知识为体系的现代化学术架构。国家的知识体系构成了国家的文化骨骼。自西学东渐伊始,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思想文化逐渐传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迪,同时西方学术按学科分类研究的现代方法,也为中国构建现代的学术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马建忠以西方现代语言学学科理论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和中国现代语言学,揭开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崭新一页。此后,商务印书馆便开始不遗余力地将文学、历史、哲学、政法、经济、地理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译介给中国读者,“严译名著”“林译小说”“汉译世界名著”……这些西方经典名著的翻译出版,为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现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由于它们均译介自按照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的各学科经典之作,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构建现代学术理论体系,引领知识界走向现代学术,起到了关键的启蒙作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历时一个世纪垒筑而成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不仅成为奠基学术、启蒙思想、滋养几代学人的时代标志,更因其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社会提供每一阶段发展的思想理论源泉和动力而彪炳史册。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以“汉译名著”为代表的世界先进思想成果的大规模翻译出版,彰显了中国现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众多经典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是中国努力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经验的成果。历史证明,这些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时,中华民族正饱受战乱和西方列强侵略之苦,即便如此,中华民族仍然没有忘记向世界先进的知识和思想学习;而它们被大规模结集出版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无疑表明了中国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胆识、勇气和决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一切先进的人类文明和精神文化成果,展现的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大国文化自信。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始终贯穿在商务印书馆一百余年的文化血脉中,弓I领了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3.积极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在20世纪初众多的西方现代新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促成中国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国家,而后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理论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除了体现在商务印书馆曾经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和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外,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发挥出版传播优势,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重要的哲学思想被引入中国后,商务印书馆早在20世纪之初便在主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1919年至1922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0余种。[9]其中,由蔡元培等主编的“世界丛书”中就收入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价值价格及利润》以及《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1920年9月,商务印书馆和梁启超的共学社出版了“共学社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了《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早期译本;而由中共早期成员主编的噺时代丛书”则将《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X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书介绍给中国读者,进一步满足了国内思想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需求。与此同时,上面提到的几种丛书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介绍了诸多当时西方的各派新思潮新学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比、批判各派言论后,敏锐且正确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那一时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期刊中都刊载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43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六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10]可以说,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乃至此后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丰硕成果,商务印书馆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总的说来,从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向民族同胞发出强国保种的呐喊为始,商务印书馆通过大量的出版活动,以现代出版方式保存传统文化之火种,以译介世界先进文明促进学术体系建设,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推动社会革新等,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石破天惊的思想启蒙,还探索出一条以学术为路径的救国强民之路。正是现代出版人这种深入骨血的文化自觉,才最终促成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三、文化自信与时代使命

  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世界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大趋势下,文化的话语权和制高点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核心目标。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与其相匹配,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势在必行。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正确研判,商务印书馆明确了顺时代之所需,回应时代课题,努力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职责,努力用出版筑牢文化根基,以文化自信实现伟大梦想。

  1.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开拓进取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历史和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构建国家知识体系,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障,因此也成为当前国家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为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弘扬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商务印书馆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不断推出学术精品,勇担文化强国的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开辟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品格等等,都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独特智慧,也理应加强挖掘和传播。对此,商务印书馆明确了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推出了围绕“一带一路”主题的系列学术研究图书,围绕改革和经济发展主题的“中国道路丛书”,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题的“国家治理丛书”等,均为满足国家之需、时代之需的精品力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深入华夏子民血液中的文化精华,既是民族繁衍生息、进步壮大的根基,又蕴含着人类共通的普遍性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当下,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更应该不断结合时代特色和当代表达,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商务印书馆在建馆早期便着力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而今更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原大复制工程的完成为标志,出版了一大批独具文化创新价值的传统文化类图书,成为滋养新的文化创造的优秀资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断贡献着力量。

  同样,地方文化和乡土文化代表着民族文化的基础,中华文明正是在扎根乡土的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之下汇聚而成。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遗忘了乡土这一文化根脉,便无法构建中华文化大厦牢固的根基。为了使中华文化之根深入土壤,商务印书馆近年来不断回应这一出版主题,以《山西文明史》《徐州简史》《福州船政志》《舟山市志》《泉州文库》《晋商史料集成》等一系列地方乡土史志图书的出版,整理挖掘地方文化、乡土文化中深含的文化基因,使其得以传承普及,使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

  2.展现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的科学技术、学科体系、思想制度等等,大多是源于西方现代文明演进的成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文明不是西方的创造,历史上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都曾对欧洲现代文明的积累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李约瑟说:“虽然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并且只起源于欧洲,但它建立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欧洲的。”[11]历史证明,现代文明是人类通过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得以发展进步到如今的高度,它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反映着各个民族精神特征的多样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体现的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多姿多彩又富有活力的发展成果。因此,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和文明的多样性,既可以促进不同的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增进友谊,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需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社会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互鉴、共荣的大国世界观和文明观。商务印书馆承续百年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国际视野,将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视为己任。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包括僧加罗语、豪萨语、普什图语、斯瓦希里语、拉脱维亚语、乌尔都语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在内的外语工具书多达80余个语种,几乎可以覆盖全球,折射出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文明交流的信心和决心。而体现世界各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作,如《萨迦选集》《阿尔伯特•卡埃罗》《爪哇史颂》《里尔克诗全集》《太阳是唯一的种子》《安魂曲》《汉译波斯经典文库》等,又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尊重和保护文明与文化多样性,努力加强文明互通互鉴、促进世界文化繁荣的大国文化责任和自信。

  3.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融通的新时代,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进入世界舞台,是时代赋予中国出版业的使命。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必须通过交流和沟通才能获得进步,通过与世界不同民族间展开互动和对话,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才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养分,获得不断前进发展的能量;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看到并认同中国的深厚文化和当代思想,从而让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并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多贡献。[12]

  肩负“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责任,让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积极促进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商务印书馆积极与国际知名出版企业建立双向出版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双向出版合作,进一步加大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力度;不断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凝聚中华思想和文化精华的学术类图书,诸如“一带一路”主题图书、中国道路丛书”、“农民三部曲”之《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农民的鼎革》、“国家治理丛书”、“汉语语言学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输出海外,丰富着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术的海外表达;大力推进《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品牌辞书多语种版的开发和推广,建立国际编辑部,不断提升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从历史的维度看,出版兴则文化兴,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代无不伴随着出版事业的创新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对新时期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商务印书馆正在努力为建设出版强国而不懈奋进。

  四、从"商务精神”到"文化精神”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史,其实就是中国思想由落后走向先进的进步史,是中国文化由衰败走向强盛的奋斗史。在国家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出版活动关乎国家思想基础,关乎民族文化血脉,始终发挥着其他产业无法替代的核心和引领作用。这一点在中国百多年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起点,商务印书馆在其120余年的发展生涯中,始终以高远的文化理想、开阔的时代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社会每一阶段的发展和转型进程之中,始终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出版挺立文化脊梁的标杆。她不忘“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之创立初心,牢记用出版弘扬和传播时代精神之使命,促使中华民族在困苦中觉醒、在贫穷中奋起、在落后中振兴、在发展中强盛。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时期,这秉持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理想,凝聚为愈加富有时代品格和风范的“商务精神”——一种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一种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革命精神;一种博采中西、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仅是商务印书馆一家企业的精神,更代表了中国出版业、中国出版人乃至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凝心聚力、勇往直前的“文化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之路上,这一精神终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历久弥新。中国出版人和文化工作者,也必将一如既往地站在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最前沿,鼎力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繁荣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为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续写跨越发展的新篇章,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范军,何国梅.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2]王齐."国之大器”如何铸就:百年《辞源》的工匠精神[N]中华读书报,2017-11-01(6)(8).

  [3]王宁.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5-12-22(11).

  [4]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M]//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25.

  [5]陆尔奎.《辞源》说略[M]//辞源.3匕京:商务印书馆,1915.

  [6]于殿利,等.品牌之道:商务即书馆[M].北京:商务即书馆,2008:66-67.

  [7]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37.

  [8]于殿利.出版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N].中华读书报,2017-11-22(8).

  [9]周武.中共创建中商务印书馆扮演了什么角色——周武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陥历史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N].解放日报,2016-08-23(11).

  [10]冯俊.商务印书馆的革命传统和世界眼光[N].人民政协报,2017-10-12(11).

  [11]陕序约瑟,《文明的滴定》,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转引自于殿利,《阅读是一种责任》,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页。

  [12]于殿利."中国梦”必须根植于文化之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7-0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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