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以宏观布局和整体转型的角度来思考，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正在重塑和升级：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成为新时代数字出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践行伟大使命担当的根本制度保障；规划调控以主题出版、精品出版、融合出版为主要抓手，财政调控以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和地方文产资金为主体构成，税收调控以高新技术批复和研发费加计扣除为重要内容。以微观布局和深度融合的视角来检阅，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正在优化和完善：数字出版产值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国有数字出版企业的营收和利润规模化程度提高；产业链环节进一步完善，产品建设更加丰富，技术应用趋于成熟，营销渠道体系日臻完备；新闻出版智库运行重要性凸显，人才评价机制在实践中深化，自下而上的出版学科一级学科设置、单独的数字出版二级学科学术建议稿已正式上报主管部门，数字出版的学术话语权、实务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市场规制之要。以全面审视和重点把握的思维来审视，亟需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国人民支援武汉、共同抗疫之际，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民众科学理性有效防控疫情，创新公益数字出版模式，提供全方位、高品质、公益性的数字知识资源服务，是数字出版共同体责任与担当的主要体现和应有之义。
【关键词】数字出版；融合出版；高质量发展；意识形态责任制；数字出版宏观调控；数字出版市场调节；数字出版话语体系；公益数字出版；数字出版共同体；出版学一级学科；公益数字出版
2019年，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明朗，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在重塑中升级，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在优化中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首次确立，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置建议再次提上历史日程。
在宏观调控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首次确立，成为新时代数字出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践行伟大使命担当的根本制度保障；党委宣传部作为数字出版管理的一线部门，作为数字出版宏观调控的第一主体，更加科学地确立了数字出版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业、产业属性和技术属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合理地统筹了导向管理、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数字出版精品项目、数字出版“走出去”、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置研讨等宏观调控举措颇多，从宏观布局和整体推进的角度引导和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出版行业协会积极筹划，架设桥梁，举办多种数字出版论坛，助力数字出版繁荣发展；《AR技术在出版业应用规范》《新闻出版知识服务系列国家标准》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和实施，数字出版团体标准研制拉开大幕。
在市场规制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的中央文化企业完成了公司制改革，数字出版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国有数字出版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进一步提高，数字出版的“吉光片羽”效应进一步显现；数字产品建设更加丰富，新技术应用趋于成熟，以机构客户为主的数字出版渠道体系日臻完善；数字出版人才评价机制落实落细，全媒体、融合型、领军型人才呈现加速成长态势；智库运行机制研究和运用步入深水区，专家咨询与辅助决策现场频频出现，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提上日程；自下而上的出版学科一级学科设置、单独的数字出版二级学科学术建议稿已正式上报主管部门，数字出版的学术话语权、实务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规制之要。
在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目下全国人民支援武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之际，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出版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创新公益数字出版模式，面向全国免费提供知识服务，提供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有指导价值的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理性、有效地防控疫情，这都是数字出版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最佳体现和应有之义。同时，出版企业纷纷免费提供数字出版产品，为宅在家中的大众提供所需要的教育、医疗、法律、生态等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在精神层面助力战胜疫情的实质性举措。
1 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塑与升级
党的十八以来，尤其是步入新时代以后，有关数字出版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超越中创新，在扬弃中重塑，已经形成了“强化导向、政府引导、尊重市场、企业主体、整体转型、深度融合、高质发展”的基本格局。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是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包含计划调控、财政调控、税收调控、投资调控、价格调控等多种调控手段在内的调控体系。具体到2019年，数字出版在宏观调控领域，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呈现亮点频出、举措纷呈的局面。
1.1 指导思想
在指导思想方面，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网络出版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政治任务”，“出版战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其方方面面的论述，对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的发展与繁荣均起到指引作用：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数字出版顶层设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指明了方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启迪着出版业转换发展动力，将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推动数字出版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全员、全程、全息、全效”四全媒体的思想，是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出版整体转型，建立健全内容、技术、运维、管理等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思想源泉；“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增强“四力”，是对新兴出版人才建设的最新要求和最高标准；[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的重要论断，是贯彻落实数字出版意识形态责任制的首要坚持，是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推进知识服务建设的必然遵循。
1.2 根本制度
2019年10月28日—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做出了系列部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保证我国文化建设正确方向、更好担负起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3]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确保新闻、出版、广电等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正确方向的根本指针，是数字出版内容、技术、运维、管理等产业链顺畅运行的根本保证，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首要坚持。当下，根本制度贯彻落实的重要政治任务在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对数字出版而言，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数字出版的指导思想并在政策制定、理论研究、产业实践中不断强化和落实，是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地生根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还关切到数字出版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数字出版话语体系，是数字出版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是包含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话语权在内的有机统一体。“通过对话语体系的结构分析，将其划分为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权三个部分，意识形态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理论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现实手段。”[4]依上述结构，数字出版的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根本制度的落实落细工作，数字出版要承担起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正能量”“最大增量”的时代重任；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要通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不断建立健全数字出版理论体系，加速形成数字出版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和运行论的基础理论体系，不断丰富数字出版经济学、数字出版技术学、数字出版管理学等应用学科体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学术风格；在话语权方面，要通过不断提升数字出版，尤其是国有数字出版的产值和贡献度，进而不断增强数字出版的行业话语权，同时加大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力度，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逐步建立和强化数字出版国际话语权。
1.3 计划调控
计划调控，或曰规划调控，作为一种高层次的调控手段，可以统筹和协调财政调控、税收调控、价格调控等其他调控手段。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调控和财政调控是两种典型的、常态化的调控手段，两者占比很大，对数字出版多年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十年的长期规划，还是五年的中期规划，抑或年度计划，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数字出版的发展均有相应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措施。
2016年3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发展网络视听、移动多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推动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工艺美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9月发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公开版）》规定了“国家数字出版创新工程、数字出版产业化应用服务示范工程、民族文化数字出版促进工程、盲用数字出版工程”等多项工程，对数字出版产品研发、技术应用、标准体系、模式创新等做出了详实规定；而《数字出版“十三五”规划》《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科技发展规划》更是对数字出版产业链、生态圈做出了具体目标设定和措施保障。
2019年，数字出版计划调控的关键词包括“四全媒体”“深度融合”“主题出版”“精品出版”“高质量发展”等。2019年，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引领数字主题出版、数字精品出版、数字融合出版的主线，成为数字出版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发展聚焦和枢纽所在。
1.3.1 四全媒体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四全媒体”的重要论断，将数字出版的战略定位提升到新的高度，将融合出版进一步推进到深度融合的境界，加速了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行政规章的出台。
1.3.2 主题出版
新时代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应坚持走主题出版之路，以赋能力更强的AI、AR、5G等高新技术，以精品佳作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地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的伟大成就和贡献。主题出版应“成为管理机关部署出版工作的重要抓手，成为出版企业安排出版业务的首要任务，成为编辑出版人本职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志。”[6]新时代以来，出版业主要调控政策大多涉及主题出版，甚至每年专门部署年度主题出版工作；在国家出版基金、中华优秀出版物、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财政扶持政策和行业评价中，数字出版的主题出版任务被不断强化，示范性作品层出不穷，如2019年12月公布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奖）30个获奖作品中，有《信仰的力量》《将改革进行到底》等18个主题出版作品，占比高达60%。
1.3.3 融合出版
融合出版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主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出版业评价的重要考量和出版企业数字出版的战略性方向。从转型升级到融合出版再到深度融合，是主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对数字出版发展规律的认知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数字出版从业者实践探索升华的过程，反映着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不断迭代、超越与扬弃。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作出系列战略部署，对全媒体时代的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精髓在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应持续致力于文化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建立和健全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大数据体系，源源不断地将文化科技成果进行市场化推广和产业化应用。”[7]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围绕提质增效，聚焦“高质量发展”和“融合出版项目资助方式”，及时将专家建议和意见纳入2020年度的申报指南中，是融合出版在国家出版基金领域的最新探索与尝试。作为市场主体的数字出版企业，则纷纷“从融合内容和平台渠道、变革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几方面，实现出版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8]
1.3.4 精品出版
新时代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应坚持走精品出版之路，掌握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区块链、5G移动通信技术等应用原理，持续打造精品项目，培养工匠型人才，多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精品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宏观调控部门引导产业、管理行业、进行评价的重要抓手，成为出版业各市场主体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精心打磨、持续发力的重要方向。2019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95个数字出版精品项目，这些精品项目共通性特点是：“类别丰富、内容优质、创新突出，代表了阶段性出版业融合发展水平，为新闻出版业树立了标杆，提供了示范。”[9]基于精品出版战略，人民法院出版社持续推进“法信”大数据平台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中国大地出版社不断进行“自然资源数字图书馆”的迭代升级，两社的数字出版收入于2019年双双突破3000万元，精品出版战略已经成为两社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和方向。
1.4 财政调控
财政手段历来都是国家用以宏观调控、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杠杆。财政调控作为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有效调控方式，解决的是数字出版公共资金的投入与绩效问题。
1.4.1 中央财政调控
在中央财政方面，2019年中央级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影视和文化两个领域的“走出去”；2019年财政调控在数字出版领域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金以及国家出版基金中涉及融合出版的资金使用部分。2019年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的申报指南，“仍然延续‘规划制’+‘绩效制’的方式，按照‘退后一步，站高一层’的原则，继续在落实国家重点文化战略、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和文化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三个方向给予重点支持”[10]。不同的是，2019年6月，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陆续拨付至各企业，资金拨付更鲜明地体现了“扶优扶强、注重示范”的特点：部分市场化程度高、产业化规模初显的企业得到支持资金更多，国资预算的注入更有利于其做大做强，推进数字出版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更好地体现国资预算资金的示范撬动效应。
2019年9月，《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编制2020年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财办教〔2019〕18号）文件下发，2020年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的通知相比前三年有较大变化。
其一，申请文件通过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发布，并下发纸质文件，未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自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以来，在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资金的申报历史上，首次采用该种通知方式。其二，支持重点调整幅度较大。相对于2017—2019年的国资预算通知，2020年的支持重点具有“变与不变”的显著特点。“不变”的是“落实国家重点文化发展战略、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文化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这三大支持方向，沿袭了前三年的支持方向。变化的是：（1）“落实国家重点文化发展战略”部分，新增了“发展骨干中央文化企业，推动产业关联度高、业务相近的国有文化企业联合重组，推动跨所有制并购重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智能化建设，建立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全国性数字化文化传播渠道”。（2）“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分，鲜明体现了数字出版发展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特点——由转型升级上升到融合发展，由融合发展升级到深度融合。新增了“支持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的表述，强化5G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出版的趋势，突出项目、科研、人才、运营等新机制助力融合的重要性，隐含着数字出版公司制发展模式等传统的部门制发展模式的扬弃与超越。（3）“调整文化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部分，首次强调文化与科技、旅游、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现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力、助推力和影响力。此外，对中央文化企业的国际传播能力、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有进一步强化的表述。
2019年12月，中央宣传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报告（2019）》，集中展示了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的新体现与新成就。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加强党对国有文化企业的领导。二是完善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三是加大对文化企业支持力度。四是助力企业经营机制创新。五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助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大力发展数字创意、数字出版、绿色印刷等新业态，打造省级融媒体云平台和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11]
1.4.2 地方财政
地方性数字出版产业自2017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取消直接支持以后，一度陷入迷茫或中止状态，有的出版企业取消或调整数字出版部门，有的出版企业按照公司制发展模式推进体制创新，以适应市场化、产业化的造血机制。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在地方财政层面，北京、上海、重庆、广东、陕西等省市财政厅局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和引导数字出版发展的专项政策资金措施。这对中央财政中止了直接扶持的地方数字出版企业而言，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和转换。
2019年，各省级主管部门在数字出版财政调控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1）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推动音乐产业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分别对数字音乐与数字游戏的研发、制作、传播等关键环节出台了扶持措施；北京市加大了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按照每年1500万元的资金规模，投入到奖励、扶持数字出版精品生产之中。[12]（2）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支持原创图书出版、报刊出版转型、发行渠道和实体书店建设、印刷产业创新与数字出版融合创新、版权产业与国际传播。（3）广东省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产业发展项目资助重点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项目、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等，资助范围包含数字出版、电子阅读器、数字报刊、网络出版、网络游戏、网络音乐、数字娱乐等文化新业态的生产、营销与服务等全产业链。（4）陕西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支持方向和重点包括：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网络出版、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新兴媒体等文化新业态项目。（5）重庆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了重庆出版集团安全阅读云（文化教育大数据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小学分级阅读智能数字服务平台等数字出版项目。
1.5 税收调控
税收配置资源的职能，也称宏观调控的职能。国家通过税收参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影响投资与储蓄，影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类资源的配置。[13]税收调控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字出版业而言，能够起到鼓励成长、做大做强的积极调控作用。在传统出版税收优惠政策之外，实践证明，作为新兴产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数字出版企业在申请知识产权认定、申报国家高新、申请税收优惠方面，获批和获得减免的概率较高。这也是税收调控手段在数字出版市场领域运用的重要体现。（1）企业所得税减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数字出版企业，早在“十三五”开局之初，就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请企业所得税税收减免优惠，相对于一般企业，可享受10%的减免优惠，由缴纳25%降到缴纳15%。（2）研发费扣除优惠：通过知识产权评估与认定，申请研发税前扣除减免，成为数字出版公司制模式的加速发展的又一有力的配套措施。[14]截至2019年，中国大地出版社旗下拥有两家数字出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地数媒公司、瑞尔智讯公司，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音像出版社、安徽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易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多家数字出版企业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有更多的数字出版市场主体在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进程中。税收调控手段的成功运用，往往能够为企业减轻税负，使企业能够合理进行税务筹划，减轻税收负担，为处于初创期、发展期的数字出版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此外，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步入深水区，由融合发展升级到深度融合的发展阶段，其他调控手段也在发挥着平衡总量、优化结构和促进效益的作用。这些调控手段包括税收调控、价格调控、金融调控等。
1.6 标准规范
纵观2019年，数字出版标准规范在承袭前几年发展的基础上，再次取得新的突破，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标准化生态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通过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宣贯来引领和带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这种态势不断被巩固和强化。
2019年9月，第二届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7）换届及组成方案公示，第二届新闻出版标委会共由33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二届新闻出版标委会突出的特点在于：人员精简一半，由67人调整为33人；队伍年轻化，相当一批70后、80后年轻专家入围；数字出版比重加大，超过40%的委员是数字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
国家标准层面，2019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169项国家标准，《新闻出版知识服务系列标准》（7项，GB/T38376-2019——GB/T38382-2019）赫然在列。[15]7项新闻出版知识服务标准涵盖了主题分类词表编制、基础术语、知识关联通用规则、知识单元、知识元描述、知识资源通用类型以及知识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指南。
行业标准层面，2019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发布了14项行业标准，其中有10项行业标准属于数字出版行标，涉及数字图书、报纸新媒体、数字阅读、有声读物以及A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具体包括《出版物AR技术应用规范》《报纸新媒体内容传播量统计》《数字图书阅读量统计》《专业内容数字阅读技术》4项标准（标准体系表、阅读功能与标签、产品封装、多窗口数据通讯），和《有声读物》3项标准（录音制作、发布平台、质量要求与评测）等。
团体标准的工作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19年5月成立了团体标准委员会，发布了《ISLI服务注册元数据规范》等5项团体标准，立项了《数字内容资源分类规范》等21项团体标准。作为新闻出版标准体系的一项新生事物，团体标准的出现，客观上实现了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填补了我国新闻出版标准化工作和标准化体系的空白。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团标委的成立意味着我国新闻出版标准化工作形成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相互补充、互为融通的多层次发展格局，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迈入了市场化探索的新阶段[16]。
2 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宏观调控旨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面临的重大考验是，如何实现市场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如何在转型升级后步入深度融合发展阶段，进而实现数字出版预期的提质增效、价值培育、壮大新兴出版动能的目标。
2019年，数字出版市场调节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批国有数字出版企业在做实做强、聚焦发展质量、提升发展效益方面取得了不俗业绩。
2.1 数字出版产值
关于行业产值，在2019年8月召开的第九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发布了《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据此，2018年，国内数字出版产值达8330.78亿元（见图1），比上年增长17.8%。据悉，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的产值将突破万亿元大关。
图1 2009—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产值
2018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5.68亿元，相较2017年的82.7亿元而言，有所增长，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占比1.03%，持续下降（见图2）。传统的数字出版业略显疲软，亟需创新产品形式、加速技术应用和强化渠道建设，进而奋起直追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新业态、新模式与新路径。
图2 2014—2018年我国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总收入在数字出版总收入的占比趋势
关于企业产值，《2018—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揭示了我国数字出版的八大趋势，其中数字内容精品化日益明显、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出版单位转型创新能力提升名列前三[17]。出版单位转型创新能力提升的表现包括数字出版产品、技术、服务、销售能力的提升，全媒体融合产品矩阵的形成等，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国有数字出版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利润步入了规模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大批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收入突破千万元，甚至利润突破千万元大关，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中央社为例，社科文献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人民法院音像电子出版社、人民卫生音像电子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收入均已突破2000万元，甚至有的出版社达到了7000万元的收入规模。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收入双双超过3000万元，利润接近1000万元。
2.2 数字出版产品体系
2019年，数字出版产品体系更加丰富，通过对高新技术的不断探索和应用，一批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技术先进的数字出版产品推上市场，为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为数字出版的提质增效、高质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产品基础：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了国内首个智能图书编校排系统——“中知编校”智能图书编校排系统；有章App于数博会期间召开了用户见面会，旨在打造“数字”法律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智慧阅读项目“渝书坊+”、文化教育大数据中心等创新产品亮相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贵州出版集团的新闻出版大数据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接近验收的尾声；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了数字教材垂直服务平台和3D打印课程解决方案等拳头产品；清华大学出版社基于互联网的理工类自适应学习测评系统已成功上线，得到了多家高校与机构的肯定评价；学习强国App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1.4亿，内容不断丰富，技术不断迭代，成为主旋律弘扬的重要舆论阵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2.3 数字出版技术体系
2.3.1 5G技术应用
2019年，先进技术应用于数字出版最典型的便是5G技术。2019年，是5G元年，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广电四家企业颁发了5G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5G时代，5G商用正式拉开大幕。步入5G时代，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由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所构成的智能互联网时代。5G技术超高速、低延迟、宽覆盖、低功耗、大容量、高可靠等性能优点，注定了其将重塑数字出版的内容策划、生产制作、传播运营等产业链，对政府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监管意识、提升监管技术、确保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将成为5G监管的重中之重。同时，5G带来的增强移动带宽将极大改善AR出版、VR出版的用户体验，为增强现实和虚拟仿真产业的发展带来一次重要机遇；5G将对移动互联网知识服务进行重塑，行走的数字图书馆将变成现实；电视数字图书馆等基于广播电视网络的数字出版产品将得到跨越式发展；知识短视频、视频直播等数字视听产品将获得第二次腾飞和繁荣。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在5G国际标准体系的立项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移动、华为、中兴、中国联通共计有21项标准通过立项。作为国际标准的落地化规范和措施，5G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将充分考虑各行业的应用场景，由此，新闻出版领域的5G技术应用原理和应用场景等配套标准将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2.3.2 知识服务技术
知识资源的采集、标引、计算、发布等关键技术已经成熟，信息服务、知识产品和知识解决方案的三层次知识服务逻辑已达成共识，扩展性知识服务和定制化知识服务模式已在实践中得到大范围应用。2019年8月，中国出版业知识服务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梳理了82家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的案例，正式发布了知识服务标准体系表和包含17家专业库的国家知识服务门户网站。由中新金桥发起的“可知”知识服务平台，自2018年上线以来，已经接入70余家国内出版机构，上架电子书超10万种，面向全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包括电子书、有声书、知识视频在内的多媒体知识服务，2019年召开了多场次“出版社+图书馆”研讨论坛。专业类出版社在知识服务领域的表现可圈可点，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已将渠道下沉至乡镇一级的农机站，中国林业出版社将智能机器人与林业数字阅读相结合以开展林业科普，海洋出版社将VR技术应用于海洋生态文明知识服务，等等。
2.3.3 增强现实出版技术
如前所述，《出版业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自201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以后，以“3D模型库、AR编辑器、输出展示系统”为内核的AR出版物产业链在数字出版实践中日趋成熟和完善。作为国内AR出版技术领军企业，苏州梦想人科技公司依托符合国家标准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先后在少儿出版、教育出版（K12教材教辅、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出版）、国际出版领域发力，累计研发了数百种AR出版物，切实将标准落实到一本一本的AR图书之中。其与地质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数十家出版企业开展合作，研发了地质AR知识资源库等系列产品，同时致力于AR出版行业标准的国际化传播，不断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与新加坡September21、牛津大学出版社马来西亚公司、泛亚出版社马来西亚公司等多家国际出版商合作。
2.3.4 虚拟仿真出版技术
V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近两年日趋火爆，不断受到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企业的青睐。2019年底，《V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规范》行业标准立项申请也已报送至主管部门审核。VR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点在于沉浸式视频与知识点的结合，突破口在于可穿戴设备的进一步改善，真正的风口在于随着5G技术的大力推广和应用，强交互性、无延迟感的用户体验助力产业规模的倍速发展。2019年，以生态文明知识服务联盟为主体的多家出版社，纷纷与武汉和思易科技公司合作，先后布局VR知识库、VR党建一体机、VR粤剧、VR三生教育等VR出版新业态，如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研发VR果业产品、海洋出版社的VR海洋生态文明知识、地质出版社的VR地质博物馆等。
2.4 数字出版营销体系
数字出版营销，是实现数字出版市场化运营与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桥梁，是打通数字出版提质增效“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也是数字出版提升话语权的不二法门。真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数字出版企业与数字出版从业者，一定是把数字出版营销、销售当成命脉加以考虑和布局的，这样的数字出版市场主体，才能够在后“去杠杆”时代扎根市场、立足社会。
2019年中国数字出版市场中，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高度重视渠道的建设与运营，尤其是机构客户渠道。人民法院出版社数字出版的营销渠道建设，就个人用户而言，其法信大数据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95万人，公众号粉丝突破42万人；就机构用户而言，法信平台已完成在全国30个省3400家法院的配置。正是强大的用户支撑，2019年其数字出版收入突破3000万元，实现了较好的盈利。中国大地出版社控股的中地数媒公司2019年重点发力渠道建设，开辟了12个省的自然资源厅局机构客户，实现了江苏、新疆两个省份的自然资源厅局机构客户的《自然资源数字图书馆》全覆盖，累计覆盖220多家机构客户，从而在B2G商业模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数字出版长策大略、长线布局奠定了扎实的营销基础。前述无论是梦想人、和思易，还是中新金桥、理工数传，也都在部署渠道体系，包括出版社渠道和高校图书馆渠道。
2.5 数字出版人才建设
2019年在数字出版人才评价的新路径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是，中央宣传部在以往“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评价的基础上，单独开设了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评价机制，经过严格的部委推荐、资格审核、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研究产生了2019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320名拟入选人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475名拟入选人选。其中，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包含文化经营界、出版界开展数字出版、融媒体期刊建设的青年从业者。
2019年是第四年开展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也是首次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牵头组织数字编辑职称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相较以前，此次主任编辑、高级编辑职称在“研究能力代表作清单”中增加了“本专业或与本专业出版、宣传报道和视听传播方向相一致的其他专业领域研究成果、创意成果、理论成果或省市级以上社科类课题；与本人从事数字出版、数字新闻报道或数字视听传播工作相一致的其他专业学术作品。”[19]
2019年8月，第九届数博会推介产生了2018—2019年度数字出版影响力人物，诸敏刚、顾晓华等长期致力于布局数字出版、深入推动融合发展的出版企业掌门人以及众多一线资深的数字出版人获得该奖项。
2.6 科研与智库建设2019年数字出版科研与智库建设硕果累累，将主要事件分析如下。
首先，在科研评价认定方面，2019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2018年度10家优秀新闻出版业科技标准重点实验室，包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牵头的“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织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北京印刷学院牵头的“新闻出版领域关键技术应用研究与服务综合实验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牵头的“新闻出版技术与标准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华书局牵头的“古籍数字化与知识工程重点实验室”、地质出版社牵头的“智慧型知识服务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等。此次入选的优秀实验室，对研究能力、成果转化能力、科研含金量、技术含金量的要求更加严格；相对于2017年度入选的实验室而言，由科研院所牵头的实验室占比大幅提升，高达80%，而出版社牵头的实验室仅入选中华书局和地质出版社牵头的两家，占比20%。
其次，在科研课题发布方面，先进技术与先进内容紧密结合的色彩突出：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织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发布富媒体知识问答、数字出版内容审核技术研究等5个选题方向，资助金额3——15万元；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人教社）重点实验室发布2020年度科研课题，共计包括“中小学数字化教学模式研究”等5项重点课题和“教育出版新技术应用现状与趋势”等7项一般课题，重点课题给予经费资助；地质出版社牵头，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担任学术委员会的“智慧型知识服务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暨融智库发布2019年度重点课题13项，支持经费205万元，研究范围涉及“四全媒体时代的受众阅读行为研究”“5G技术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研究”“出版业数字营销组合策略”“县级融媒体”“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研究”等，北京大学新媒体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等多家科研机构申报并入选。
最后，在智库建设咨询方面，多家智库深入开展研究与咨询工作，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和出版行业发展：（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依托建设发展研究院，开展建设“智库大讲堂”“中瑞建筑文化青年建筑师沙龙”等智库活动，组织编制《建设智库简报》《发展研究快报》等智库内部刊物；（2）华闻传媒产业创新研究院在承接数字出版转型示范指标体系设定的经验基础之上，继续承接2019年度国家数字出版精品项目指标体系设定和项目遴选工作，在服务政府决策、服务产业发展方面继续前行；（3）融智库依然奉行前瞻科技的路线，面向全国发布课题的同时，组建大地传媒研究院，持续提升出版科研创新能力。2019年8月，在吉林长春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发布了《国际数字出版发展报告》《VR技术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研究报告》等系列重要成果。论坛以“推动新闻出版高质量发展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全面深入探讨了新闻出版高质量发展、文化供给侧改革、出版学话语体系建构、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发展与展望等话题，会议得到了中国出版协会、中国韬奋基金会、中国画报协会、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会议规格、智库品牌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2.7 数字出版学科设置
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发展出版学高等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干部队伍，是出版工作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而我国现行出版学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不完整，研究生层次教育缺失，难以满足出版工作对高层次专业出版人才的需求。[20]2019年底，国内新闻出版学知名高校的多位学界前辈就“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置”联合向党和政府主管部门献言建策，不久，中宣部出版局、干部局组织召开了出版学一级学科专家论证会。
出版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作为意识形态主阵地之一的出版学，其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技术属性决定着其绝对话语权和特殊重要性。随着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加强，出版业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刻不容缓的是如何对意识形态阵地的负责人队伍进行系统性、专业化、全方位的教育和培养。同时，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传播和媒体发展格局，数字出版人才作为将互联网“最大变量”转换为“最大增量”“最大正能量”的主力军，如何在源头确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综合素养和课程体系，是出版学科体系建设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命题。
数字出版作为出版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目前政产学研各界都能够达成的共识。二级学科视野下的数字出版，亟需强化基础理论，确立学科框架体系，建立数字出版总论体系（包括数字出版本体论、数字出版价值论、数字出版运行论和数字出版规范论），健全数字出版分论体系（包含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和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规划调控、财政调控、税收调控、金融调控、价格调控等；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包括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营销体系、数字出版人才、数字出版管理等。
3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引领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出版业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的重任；数字出版直面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如何把“最大变量”转变为党的事业的“最大正能量”“最大增量”成为摆在数字出版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和时代命题。
要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效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发挥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数字出版企业历来高度重视党建工作，而且善于将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运用开放式党建、数字化党建等新方式实现党务引领业务、业务支撑党务的良性互动工作局面的形成。学习强国App自上线以来，内容不断丰富，技术日益先进，2019年已经累积了1.4亿用户，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意识形态主阵地。2019年3月，中共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总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数字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志刚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产品体系逐步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实现突破，队伍建设初见成效，科研立企开花结果，“人教数字”品牌获得社会广泛认同，企业各项工作取得重大发展。[21]地质出版社数字出版党支部以开放式党建为依托，以数字化党建为抓手，坚持理论学习常态化，坚持实践调研常态化。2019年先后研发出《自然资源党员干部E读本》《自然资源智慧党建知识服务平台》《我和我的祖国》数字短视频等数字党建创新性产品。2019年七一党建主题日联合河北一路领先党支部，共同开展了支部共建活动，双方就VR党建产品研发、AR技术在教材教辅、儿童安全挂图中的运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研讨。
要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就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2019年，是《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实施元年，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均组织学习和落实相关内容。作为出版业最具活力、最具创新性的数字出版，更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化社会效益的刚性约束，严格按照《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多出精品力作，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品位、个性化、定制化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出版产品的策划生产与传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在面对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时，能够坚持做到管得住、用得好、弘扬正能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就是最大的社会效益；通过数字出版产品的策划生产与传播，能够实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也是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重要体现；通过数字出版产品的策划生产与传播，多出精品力作，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数字化精神文化消费水平，将正能量、主旋律传播至更多的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这也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
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全国上下一心、共同抗疫、共克时艰的特殊语境中，有更多与时俱进的新内涵与新要求。其一，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树立正确舆情导向。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从出版人、数字出版人的视角来看，首要工作在于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22]在这种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大考的特殊时期，如何有效应对境内外的虚假消息、负面新闻，如何运用导向正确的舆论战胜导向错误的舆论，如何引导自媒体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如何通过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实现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共克时艰的预期目标，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二，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科普，引导民众科学、理性、有效防控疫情。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全国有数十家科技型出版社在迅速研发了疫情防控知识图书，并采用数字出版的形态，对电子书进行免费赠阅。据统计，广东科技出版社系国内第一家出版疫情防控科普图书的出版企业，所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图书于2020年1月22日上午正式发布。截至2020年2月5日印刷超过100万册，免费捐赠纸质图书数十万册，同版权的听书产品播放量超过2000万人次。电子书实现了全网免费转载和阅读，其中，广东科技社公众号阅读量超过2300万次。其三，创新公益数字出版，陪伴国民共克时艰。自延迟春节假期、各地纷纷推行网络办公政策以来，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大地出版社等国内近百家出版社全部免费开放了数字图书馆、数字知识资源库，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免费的精神食粮。截至2020年2月6日，超过150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全媒体素材数字知识资源，包含数字图书、数据库、专题知识库、数字视频、数字音频、在线课程等。毋庸置疑，这次累计免费开放的图书资源创造了中国公益数字出版的历史纪录，也是数字出版行业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做出的独特的、显著的、实质性的贡献。其四，捐款捐物援助疫区，共同抗疫全面发力。多家出版企业践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价值观，纷纷开展对疫区的捐款捐赠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切实行动在财力物力方面支援疫区。例如，中国出版集团于2020年1月31日向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专用于支援武汉前线抗击疫情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提供支持。[23]
4 结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2019年，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已开始显现，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发展效益不断提高，以创新为核心动能的动力机制正在形成，涌现出一批市场化经营、规模化效益的数字出版企业，后“去杠杆”时代的数字出版领跑企业端倪初现。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夕惕若厉，砥砺奋进。数字出版，如同其绝大部分从业者一样，尚处于向上发展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之奋斗、为之打拼。数字出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绝非敲锣打鼓、吹吹打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有赖于数字出版共同体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抱持事业心态，真正打造出新兴出版的增长极。实践千变万化，而理论之树长青。数字出版的长远发展，需要在出版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时代背景下，完善二级学科建设，创新基础理论体系，发展应用理论体系，及时推进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塑与升级，持续推动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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