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线下活动一样，在疫情爆发后，读书俱乐部取消了聚会。
疫情期间，读书，尤其是读纸质书，成为许多人打发居家时间的首选，许多国家也由此迎来纸质书销售高峰，如水石书店线上平台在隔离第一周后，成交额增长400%。社交媒体上也掀起晒书热潮。
读书不受地点限制，读书会也因科技的进步，可从线下挪到云端，许多线上读书俱乐部由此诞生。
美国的“隔离读书俱乐部”（Quarantine Book Club） 给予读者直接向作者提问的机会，只要支付登陆费用即可参与直播问答。英国的“伦敦沙龙”（Salon London）每两周直播一次，并在播放率提升20%后增加了作者访谈的频率。德国网球选手安德里亚•佩特科维奇（Andrea Petkovic）在Instagram上开设了“球拍读书俱乐部”（Racquet Book Club），成员们共读的第一本书是网球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弦理论》（String Theory ）。在推特上，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发起了“隔离共读”（CoReadingVirus）的话题，在全球招募到数百名读者，共读娜恩•谢泼德（Nan Shepherd）的《活山》（The Living Mountain ）。
“对于构建联系和对话，文学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个时期，发起读书俱乐部是理所应当去做的。”麦克法兰说。
居住在伦敦的塔尼亚•哈德卡斯尔（Tania Hardcastle）早就有开设线上读书俱乐部的打算，疫情爆发后，她认为“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除了在线上建立新的俱乐部，还有许多读书会是从线下“移居“到线上的。
约克大学的萨拉•韦斯特（Sarah West）已主办了3年的读书俱乐部，现在，成员们以和之前一样的频率，每月一次在线上聚集。疫情后的第一次读书会，大家在聊天软件内讨论了劳拉•威廉姆斯（Lara Williams）的《晚餐俱乐部》（Supper Club）。在寒暄之后，成员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状况——“我端着茶坐在沙发上”，或是“我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坐在餐桌边。”
韦斯特说，虽然每次只有一个人发言，但由于无法看到他人的身体语言，语言是成员们唯一能获取的信息，讨论也因此“比往常更有条理”。她说：“线上读书会的体验很好，好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想起来，读书会结束后我没有收拾桌子。”读书会的照常举办让她在工作和生活之外感受到了慰藉，“至少每月一次，我能休息一个晚上，做自己想做的事。”
位于肯斯菲尔德、由帕梅•科特曼（Pam Cottman）举办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走过了15年。从最早的电子邮件，到后来的聊天软件Whats App，再到现在的云视频会议应用Zoom，几位核心成员的年龄都超过了60岁。
他们最近一次读书会的主题是苏•蒙克•基德（Sue Monk Kidd）的《发明的翅膀》（The Invention of Wings）。作为一名退休教师，科特曼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周乃至几个月内，保持联系和沟通，“维持一点正常的生活”，将至关重要。科特曼还认为，阅读可以帮助人们激发韧性。疫情期间，她的读书会还讨论了一本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伊迪丝•埃格（Edith Eger）的《选择》（The Choice ）。“在这本充满悲伤和挑战的书里，蕴含着希望与向上。书中思维方式的转变能帮助我们在疫情期间继续前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11年的医疗惊悚片《传染病》（Contagion）和奈飞上的流行病相关纪录片曾获得诸多关注，但流行病题材的图书本来很少出现在读书俱乐部中。而疫情期间，许多读书俱乐部都选择了或多或少与疫情相关的图书，为读者拓展新的视角。这也反映了在文学领域，人们更看重共情和经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也是读书会选择主题和运行的逻辑。
（部分编译自《卫报》艾丽•亨特《疫情期间读书俱乐部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