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考察了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发现其中绝大部分被纳入了译丛。这些译丛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译丛名称中"文化""社会"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较高;选目视野不断扩大;跨学科性质日益增强。本文着重分析了第三个特征，并据此推论跨学科研究将是传播学研究的大势所趋，传播学将真正成为一门开放的社会科学。
【关键词】传播学译著；译丛；跨学科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新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新闻传播学被认定为一级学科以来，这一学科尤其是传播学便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各种资源和人才不断汇入，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在图书出版领域，除了国内学者的专著和教材大量出版外，传播学译著的海量涌现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硬件条件的支持下，大批西文传播学专著与教材被系统地译介进中国……译丛已经在中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1]
本文考察了2000—2018年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出版的理论传播学译著，形成了包括351种译著的样本库。这351种传播学译著中的313种被纳入各类译丛，占总数的89.2%。这一现象表明，传播学译著很少出版单行本，译丛因此具有了研究价值。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特征是什么？出版社为何青睐译丛这一出版形式？传播学译著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等，都是本文要考察的问题。
一、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特征
根据本研究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8年，国内共出版了传播学译丛109种。通过具体考察可见，这一阶段传播学译著所属的译丛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译丛名称中“文化”“社会”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一阶段传播学译著所属的译丛，除了会使用最为常见的“传播”“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与传播”“媒介”“媒体”等词为译丛命名，还大量使用了“文化”和“社会”这两个词，具体见表1。
表1 丛书名中包含“文化”“社会”的译丛（2000—2018）
| 译丛名称 | 出版社 |
| 传播与文化译丛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文化和传播译丛 | 商务印书馆 |
| 传播·文化·社会译丛 | 华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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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会变迁译丛 明德书系·文化新知 文化创意产业译丛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视像·媒介·文化权力丛书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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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文化译丛 未名社科·新闻媒介与信息社会译丛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培文·媒介与文化译丛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人文与社会译丛 | 译林出版社 |
| 文化研究丛书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 媒介文化研究译丛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译丛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 跨文化传播译丛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 视觉文化研究丛书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 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经典译丛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范围宽泛的概念，而且文化与传播关系极为紧密，它们之间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雷蒙·威廉斯认为：“在英语中，文化是最复杂的两三个词语之一。”[2]威廉斯为“文化”下了三个覆盖面较广的定义：（1）文化是指智力、精神和审美的一般发展过程。（2）文化是指一个民族、一定时期或者一个群体的特别的生活方式。（3）文化是指智力，尤其是美学活动所形成的作品和实践。[3]应该说，传播学译著所属的译丛名称中所包含的“文化”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有涉及。
虽然诸多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名称中带有“文化”二字，但是主编具体的考量角度和译丛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黄旦等曾对此进行了分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更侧重于传播学科本身，使用“文化”二字，是为了更好地介绍传播学的成果。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更侧重于文化，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和传播，因此看重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著作，收入了较多英国学者的作品。与之类似，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媒介文化研究译丛”也意在引入作为一种批判范式的文化研究领域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以“文化”命名的传播学译丛使得传播学批判学派的重要一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献得以慢慢积累和丰富，为完善整个学科版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译丛中的“文化”二字也因之有了文化产业的意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文化创意产业译丛”就侧重引入这一领域的著作，其中的部分图书与传播学有密切关联。
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密不可分。正如吴飞所说：网络社会的兴起、物质的跨境流动、世界范围内人类生活方式的连接使得我们曾经熟悉的“社会”这个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和符号都是复杂易变的，因此便出现了一种转变，即由“社会化”向“信息”和“传播”转变。[5]高丙中等对媒介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们认为，媒介证实了社会实体的存在和各方社会力量的博弈。媒介是社会角色活动的舞台和社会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媒介本身就是社会。[6]也就是说，社会和媒介是融合的，社会因媒介成为可能，二者难以分割。因此，诸多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主编都会在译丛的名称中加入“社会”这个字眼。
传播学与社会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受到社会学的深刻影响。因此，译丛主编在遴选书目的过程中，经常会把属于这两个学科的著作放入一个译丛，诸多传播学译著所在的译丛中的“社会”二字指代的就是社会学。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译丛”，就包含克里斯·希林等的《社会学何为？》、哈维·弗格森的《现象学社会学》等著作。
第二，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选目视野不断扩大，呈现为综合类译丛（见表2）。由表2可见，传播学译著被纳入了诸多题目颇为宏大的译丛，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西方文明进程丛书”和世纪图书出版公司的“学术文库”等。
表2 传播学译著所在的综合类译丛（2000—2018）
| 译丛名称 | 出版社 |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 万象书坊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 新世纪学术译丛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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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商务新知译丛 | 商务印书馆 |
|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 上海人民出版社大学 |
| 译丛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西方文明进程译丛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全球化译丛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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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 未名社科·学术面对面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新概念出版论丛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学术文库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日益增多的综合类译丛纳入了传播学译著说明，传播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科的重视，并被视为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已出版图书150余种，覆盖面广。译丛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细分出“世纪学术论争系列”“当代文学理论系列”“社会学系列”等。其中，“媒体文化系列”收入了多部传播学译著，如鲍里斯·格罗伊斯的《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的《麦克卢汉精粹》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学术译丛”收入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名家名作，具有深刻的学术性和思想性。
第三，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跨学科性质日益增强（见表3）。由表3可见，传播学译著所在的译丛名称体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传播学著作进入了国际关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符号学、人类学、体育学、博物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视野，被纳入了相关译丛。
表3 传播学译著所在的跨学科类译丛（2000—2018）
| 译丛名称 | 出版社 |
| 国际关系学书系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经典译丛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万千心理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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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译丛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当代符号学译丛 | 四川教育出版社 |
| 欧洲侵权法与保险法译丛 | 中国法制出版社 |
| 媒体人类学译丛 | 商务印书馆 |
| 符号学译丛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 体育新闻传播译丛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 国外科学传播丛书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 世界博物馆最新发展译丛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 市场营销经典译丛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实现和其他学科的互鉴与融合，一直是传播学科发展的目标之一。跨学科译丛的涌现，可以被视为这一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的成果。比如，“媒体人类学译丛”的主编郭建斌说：近年来，在国内，人类学和新闻传播学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合作，希望这套译丛能进一步促进学科融合，为媒体人类学在国内的发展做出贡献。[7]“媒体人类学”已成为人类学和新闻传播学融合发展的新领域。又如，“当代符号学译丛”主编赵毅衡说：符号学面对的课题是世界性的……研究本身是跨越文化边界的……符号学—传媒学的理论涵盖面，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范围……各个领域均有学者在应用符号学。他们的贡献，必然会丰富符号学理论。因此，本译丛有意挑选多主题、多方向的内容。[8]“符号学—传媒学”的提法揭示出两个学科密不可分。这番话也说明译丛主编深刻地意识到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主动拓宽视野，积极地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从表3可以推测，一方面，这些译丛的主编更多地并非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他们是把传播学著作作为与本学科相关的重要作品加以译介。另一方面，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以我为主”的体现跨学科视野的译丛也日益增多。
二、以译丛形式出版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出版社更倾向于选择以丛书的形式推出译著？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宣示了出版社对于某个学科领域的规划，或者“抢占”了某一领地。尤其是那些描述更为准确的译丛名称，如“体育新闻传播”“科学传播”等，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译丛主编和出版者的出版方向和思路，更容易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并唤起相应的期待。译丛的名称可被视为一种副文本。法国学者杰拉德·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副文本”的概念。热奈特将副文本比喻成“门槛”。他认为：文本很少处于不被修饰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文本必然与一系列语言或非语言的伴生物共存，比如作者的名字、题名、序言和插图等。[9]在热奈特所定义的范围内，副文本包括图书的封面和封底、副书名、献词、索引、注释、宣传语等所有不属于正文的内容。从作为副文本的译丛名上，我们可以看出译丛的出版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出版社的“领域意识”。
第二，容易产生规模效应，便于宣传和推广。图书的宣传和推广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重要环节。一套译丛中的书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一个宣传方案通常能够覆盖多本书，可谓事半功倍。如果译丛中有了新增图书，只需把相关信息添加进来，而无需重新设计宣传文案。
第三，编委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图书出版领域，丛书往往由主编或者编委会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主编和编委会成员通常为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的认可和支持本身可从侧面证明丛书的品质和学术影响力。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也会在图书宣传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编或者编委会为丛书撰写的总序之类的文字能够帮助读者迅速了解丛书的定位、选目、学术价值等信息，也是重要的“副文本”。
第四，译丛的丛书名增强了辨识度，能帮助读者迅速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丛书名所具备的高度凝练、准确的特性为读者节省了搜索和做出决定的时间。热奈特认为：“近年来丛书的发展表明，大出版商要借此展示和控制自身的多样化活动。一些单独出版的图书（不归属于任何丛书）会让公众觉得不合常规……丛书的名称是静默的，但是它会放大出版商的名望，并且能够告知潜在的读者，他将要阅读的这本书属于哪种类型。”[10]在热奈特看来，甚至单独出版的书都不再被视为正常，只有丛书才是正常的，这也反映了出版社和读者对于丛书这种出版形式的认可和接受。
综上所述，出版社更多地选择以译丛的形式出版译著是基于多种考量的。具体到传播学领域，译丛取单本译著而代之，反映出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并且日益由学术领域的边缘地带步入中心地带。[11]
三、传播学译著的发展趋势
表1到表3呈现了2000年以来传播学译著所属译丛的一些特征。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国内出版的传播学译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趋势，其中最主要的趋势是传播学译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学科的背景中。引起其他学科的关注、形成跨学科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传播学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是诸多译丛的主编在划定书目时会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国外传播学著作被译入中国的早期，跨学科的译丛并不多。黄旦等曾不无忧虑地说：它们（指这一阶段的传播学译著—笔者）……跨学科的性质还不明显……没有突出的因素能引起其他学科的学者的注意，或者说，这些译著能够提供的让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的资源还不多，对于学科以外的人缺乏吸引力。[12]
近年来，传播学跨学科发展的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北京大学的王维佳老师认为：“如果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引进了不少著作，但是要想开展某种专门的研究，就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知识体系，这就可能跨出传播研究的领域。比如，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会涉及国际资本的金融化、发展模式问题，成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也就是说，从深化传播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走出固有的学科界域、建立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13]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在2019年努力打造的“思想@媒介译丛”（见表4）体现了传播学跨学科译丛的新特点。
表4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思想@媒介译丛”书目
| 序号 | 原著书名 | 作者 | 原著出版时间 |
| 1 |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Media | Jaeho Kang | 2014年7月 |
| 2 | Heidegger and the Media | David Gunkel, Paul A. Taylor | 2014年7月 |
| 3 | Virilio and the Media | John Armitage | 2012年6月 |
| 4 | Castells and the Media | Philip N. Howard | 2011年7月 |
| 5 | Kittler and the Media | Geoffrey Winthrop-Young | 2011年1月 |
| 6 | Zizek and the Media | Paul A. Taylor | 2010年12月 |
不难看出，这个译丛的定位是“以我（传播学）为主”，每本书的关键词均为媒介（media），主要内容是对媒介的认识与思考，而每本书的传主都是一位与传播学并没有紧密关联的思想家。这套译丛的主编之一黄旦教授指出：“媒介、传播的问题本就关系到人类存在，是所有学科共同的问题，并非传播学专有。或许其他学科不是以传播命名，比如符号的意义、语言与行为的关系、社会互动和交往、空间的变革等。这套书本身就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出版这样一套译丛，一方面可以打开已有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丰富我们对于媒介的认识，让大家明白，传播学远远不是局限于我们已有的那些教材或者理论，应该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路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吸引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来关注传播或者媒介，形成一个丰富的有多种面向的而且可以互相对话的媒介研究新领域。我们希望做出来的书，其他学科不仅关注而且会来读，为推动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做出我们的贡献。”[14]
可见，黄旦教授对于译著的跨学科影响力、对于传播学科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地位的提升可谓念兹在兹。传播学若想和其他学科形成持续、顺畅的对话，甚至融合，前提条件是传播学学者要拥有开放的、宽广的、融合的视野。具体来说，就是打破大众传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套译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播研究全新的知识空间正在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学者都在努力开拓，而这种开拓行为具有祛魅的意味，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学—由四个先驱和一个奠基人主导的传播学神话—仅仅成为传播研究知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序幕。
从传播学译著发展的趋势来看，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将是相关译丛主编和出版社越来越高度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所做的工作有助于加强跨学科的对话，增加传播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比如，潘忠党曾说：“一方面需要继续这‘十字路口’（传播学—笔者）的全方位开放……另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反馈到其他学科，对那些学科有所启发，使这个领域继续成为活跃的理论建构场所。”[15]由此看来，传播学将要进入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的时代。
注释：
[1]胡翼青,张婧妍.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8(1):81.
[2][3]Williams R.Keywords[M].London:Fontana,1983:87,90.
[4]参见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J].现代传播,2005(2):27-28.
[5]弗卢.理解全球媒介[M].李欣,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总序2.
[6]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总序2-3.
[7]卢赫德.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M].张静红,郭建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主编的话iv.
[8]迪利.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M].周劲松,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当代符号学译丛总序,2.
[9]GENETTE G.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
[10]GENETTE G.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2.
[11]李思乐.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1978—2008)[J].出版广角,2017(22):81.
[12]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J].现代传播,2005(2):29.
[13]来自对王维佳老师的访谈,2018-09-18.
[14]来自对黄旦老师的访谈,2019-01-24.
[15]格拉瑟.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M].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