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程士庆：花城出版社
【摘 要】本文尝试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对主题出版进行历史上溯梳理，阐述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伴随党的出版事业一脉相承，尤其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可喜局面，分析了文学作品主题出版当下面临高质量发展亟待化解的矛盾和不足，以自身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做好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对策。
【关键词】主题出版；文学作品；四个讴歌；四个重大；四阶段分析
文学作品与主题出版有着怎样的关联？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此前的2017年，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主要负责人撰文阐释：“主题出版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1]。
主题出版本就是党对出版工作的顶层设计，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文学作品提出的明确要求，更可以视为文学作品自觉纳入主题出版的根本遵循。文学作品的“四个讴歌”的内涵就是呼唤文艺创作关注当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崇尚正能量、书写时代主旋律，这与主题出版的“四个重大”的指向完全相通。
两者的关联不妨用擅长主题出版创作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话说，就是文学作品之于主题出版的选材要紧紧扣住“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人民群众特别关切的事”[2]。这里所谓的“大事”既是指与党和国家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也包括与人民群众生活命运息息相关。
当然，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除了题材这个环节，还涉及作者、文本和传播等诸环节，以下笔者尝试将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划分为四个阶段，纵向比较上述诸环节在各阶段的呈现特点，以凸显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贯穿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全过程。
一、第一阶段：传播为重的萌发期
论起主题出版的源头，笔者有一个观点，认为可以上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且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筹划，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堪称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走出去”讲好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故事的主题出版物。
长期以来，关于斯诺当年到访延安一直被认为是其个人行为，起因是《英国每日先驱报》和兰登出版社都向他约稿，要他实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斯诺为此找到宋庆龄，在宋夫人的安排下，1936年春天来到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并审时度势，抓住这一送上门来的宣传契机。斯诺当时的翻译“黄华在晚年还记得，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还访问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3]。
不过，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的有关研究披露，斯诺访问延安不是偶然的，正是毛泽东选择了斯诺，研究指出：那年（1936年）春天，毛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经过慎重考虑，毛邀请了斯诺……[4]准确地说，当时想去延安采访的并不止斯诺一个人，但出于各种考虑，斯诺幸运地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首选。
《西行漫记》的成功出版，堪称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一个典范，其最大特点是巧借外力，不仅作者是外国人，而且首先是在国外出版。1937年10月，《西行漫记》一书在英国首版，一个月内重印三次，销量达10万册。直到1938年1月，美国兰登公司再版时，中文译本才同步在上海出版。据统计，仅出版当年的美国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关于《西行漫记》的书评，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成了“斯诺迷”，曾三次召见斯诺了解中共有关情况。此后，《西行漫记》被译成近20种文字，真正成为一部走向世界的主题出版巅峰之作。
这一阶段可谓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萌发时期，此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处于被封锁和隔绝的状态，迫切需要通过包括文学作品主题出版在内的有效传播发出自己的声音，正面塑造自身形象，特别是得到国际上的认同，故非常注重选择外国记者作为合适的作者。
应该说斯诺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尤其是国共合作抗战后，到访共产党根据地的外国记者络绎不绝，像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两访延安，采访了一大批斯诺未曾谋面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朱德、贺龙、徐向前、罗炳辉、萧克、王震等，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写出了《续西行漫记》。还有早于斯诺来到中国的史沫特莱终于踏上向往已久的延安后，写成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著作。其他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采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华北前线》一书，被看作是《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不过，这些早期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主题出版只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一事一策因势利导，没有形成指导性的出版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于具体文学作品出版的直接指导。
这阶段中国作家能够类似《西行漫记》得到最高领导人关注际遇的文学作品主题出版，莫过于丁玲创作的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面交胡乔木，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丁玲根据领导人的亲自审稿意见作了修改。[5]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赶印出来，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代表，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这阶段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这时期的主题出版更多呈现为出版社根据自身特点及对时势的研判把握，策划编辑出版相应图书，属于出版社的各自为战单打一，没有形成整个出版行业的集体共振。尽管如此，此期间还是涌现出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红色经典，如《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保卫延安》《苦菜花》等等，不胜枚举，足已显现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二、第二阶段：重视题材的涌动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至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实施主题出版工程，这一阶段可谓主题出版的涌动期，其特点是围绕时代强音精心策划相关出版物，可以视为主题出版的潮涌欲来。
这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的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文学作品出版主流是解放思想进行文学探索的“多样化”，但也不乏反映当时重大事件的主题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要数《高山下的花环》，虽然这只是一篇首发在《十月》文学杂志1982年第6期的中篇小说，但由于作者李存葆身为部队作家，凭着自己深厚的生活积累，塑造了梁三喜这样一个牺牲前叮嘱妻子用抚恤金还债的悲壮英雄形象，可谓开了以悲剧形式反映战争的新中国军旅小说的先例，因而引起极大社会反响。1983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创下180万册的印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自费购买了两千册赠送给驻守南疆的解放军战士。
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有一项等同于主题出版顶层设计的由中宣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开始实施。其中“一本好书”类别的界定经历了数次调整，最初的1991年第一届为“限社会科学方面”，涵盖面广，包括理论专著、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摄影画册以及科普和少儿读物等；然后从第十届到第十二届，限定为“文艺类图书”，具体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最后从第十三届至今，调整为三大类，即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6]
目前，与出版有关的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评奖，以国家图书奖、中国好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影响最大，被称为政府“三大奖”，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而在“三大奖”中，“五个一工程”奖在实施过程中较为注重文艺类图书，是与文学作品关系最紧密的政府奖项，更由于作为“五个一工程”主管部门的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于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文学作品主题出版数量的激增。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这时期开始，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成为了“硬任务”，担负主要任务的文艺出版社开始主动对标重视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关注重大事件和先进典型，倾力发掘符合“五个一工程”评奖要求的“高大上”选题。
在此方面的代表性案例便是作家出版社跟进出版名重一时的“当代保尔”张海迪散文作品《生命的追问》，虽然在此之前张海迪长篇小说处女作《轮椅上的梦》已由树其为典型的团中央系统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反响巨大，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获得恰是1991年开始实施的“五个一工程”奖。据此，作家出版社认为张海迪还有创作潜力和更大冲奖空间，便一直紧盯不懈，果然待拿到其散文作品《生命的追问》于1997年出版后，便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之前该奖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
这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设立政府主导的“五个一工程”奖，以国家奖励的方式提倡“主旋律”，成为正式出台主题出版相关政策的前奏。同时，遴选符合“主旋律”内涵的适宜选题，也是此阶段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最大关注。
三、第三阶段：作者为大的生成期
从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实施主题出版工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是主题出版的生成期，“主题出版”作为一个出版概念被正式提出。
老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一直常抓不懈，这阶段对军旅作家王树增系列重大战争题材作品的深度开发尤令人叹服。改革开放初期，王树增在广州军区从事纯文学创作，1990年他在《花城》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禁止忧郁》后，就从虚构文学圈“失联”了。
这一“失联”的后果就是诞生了现在的中国战争题材第一作家王树增，更成为四获“五个一工程”奖的“专业户”。以其著名的中国革命史系列为例，在完成了好评如潮的《远东朝鲜战争》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树增注意到由西方各个领域的专家评选出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大事中，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入选，这引起了他的深长思索。
尔后的六年间，王树增翻阅了数千万字的长征资料，不觉做了二百多万字的笔记，终于写出一部全景式再现这一红色惯常题材的巨制《长征》，2006年出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与会的王树增说：“我看过你写的《长征》。长征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你写得很好，我还让周围的同志都看一看。”[7]
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联手王树增再接再厉，出版了其非虚构文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作品《解放战争》，深刻阐释了民心向背是共产党打败拥有庞大军队的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拥有了王树增这样的优质作者资源，只需不断深挖这口水量丰沛的主题出版好井，就可持续唱出志在必得的主题出版大戏。2015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120种重点选题中，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卷本）又赫然位列其中，出版后更是被誉为“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的登顶之作，荣获2017年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在二十年间，从《长征》到《解放战争》到《抗日战争》，王树增创作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三部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鸿篇巨制，很好地诠释了高水平作者对于成功的文学作品主题出版的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拼的就是作者。
四、第四阶段：讲求文本的井喷期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主题出版可谓全面开花，进入一个喜人的井喷期，有统计显示，2016年共有323家出版单位参与主题出版，占全国出版单位总量的二分之一强。[8]而到2019年，可以说全国所有出版单位无一例外均把主题出版列为选题策划首选。
出版单位的积极性高涨，与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密切相关，国家主管部门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可设立主题出版专项资金，在考核方面加大主题出版权重设计，对承担重点项目的编辑团队给予必要支持和待遇兜底。对优秀作品要结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好书推荐活动等，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传播力影响力”。这些保障机制和内容，很好地为主题出版作品“保驾护航”。[9]
至此，主题出版从政策层面不断强化的脉络已非常清晰，在政策的导引下，目前全国各家出版社不拘门类专业，都把主题出版放到突出位置，有些出版社包括文艺出版社还成立了专门编辑部门策划实施主题出版选题，充分体现了出版业自觉服务大局的责任意识。
这阶段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亮点纷呈，以社会影响和市场效益综合而言，莫过于2017年2月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之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抓住时机几乎同步于2017年3月推出原著作者周梅森的同名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一时可谓洛阳纸贵，仅一个月间售出150万本，创造了近年来国产文学作品的畅销纪录，也非常及时地呼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
主题出版出现如今这样群起响应的集体自觉局面自是可喜，不过也毋庸讳言，若观以严格的高标准，主题出版热的背后也隐含着不容小觑的欠缺，主要体现在选题创新力不足，内容假大空，大同小异一窝蜂热热闹闹同唱一首歌的现象。
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主题出版的策划怎样实现叫好又叫座的鱼和熊掌兼得，成为了苦苦求解的课题，否则“一部分小说通过制定计划、按题材定重点选题等方法来进行创作，很容易陷入模式化、概念化窠臼，艺术成就不高。”[10]
巧合的是，上述两位在主题出版上叫好又叫座的作家王树增和周梅森都曾与笔者目前供职的花城出版社主办的《花城》杂志结缘（周梅森曾四获花城文学奖），但由于各种原因与花城出版社没有过图书合作。2016年10月，笔者从浙江来到花城出版社工作后，就一直琢磨怎样弥补这种缺憾，此时爆款电视剧《麻雀》编剧也是原著作者的浙江实力作家海飞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海飞是位擅长正能量谍战小说的纯文学作家，自从同为浙江著名作家麦家的《风声》荣获茅盾文学奖，标志着谍战小说已经超越了类型小说的范畴，登上了纯文学的大雅之堂。所以，当获悉海飞最新创作的一部以抗战为背景反映中共地下工作者家国情怀具有主旋律色彩的《麻雀》姊妹篇《惊蛰》刚刚杀青，《人民文学》将在2017年第1期刊载，花城出版社便第一时间签约该作品出版图书，并上报为广东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重点主题出版物和抗战“七七事变”八十周年的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并获得了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图书出版扶持。
《惊蛰》于2017年5月出版后，得到了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提议下，海飞长篇小说《惊蛰》作品研讨会列为了中国作协“纪念建军九十周年”系列主题创作研讨的第一场。出席在京举办研讨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海飞的小说既有类型文学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的特点，在价值取向上又属于典型的弘扬主旋律作品。[11]
《惊蛰》果不负期望，荣登业内权威的“中国好书”2017年7月榜单，并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提名作品，更给居于岭南的花城出版社带来意外欣喜的，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部门举办的“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评选活动中，《惊蛰》过关斩将，经过读者投票和专家评定等环节激烈角逐，最终成功入选。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根据《惊蛰》原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谍战深海之惊蛰》已于去年10月在湖南卫视和腾讯视频开播，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收视率高居同时期榜首，《惊蛰》的主题出版效应延涟至今。
通过操刀《惊蛰》的切身体会，笔者深感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需打出两手组合拳：一方面要在策划定位上下功夫，根据自家的特点和资源，确定出手目标，切忌盲目跟风；另一方面要在文本打磨上下功夫，将主题的正面昂扬与表达的引人入胜加以完美结合，如此方能达至最广大的读者，真正发挥主题出版以文化人的功用。一句话，主题出版可以很好看，这方面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大有可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相比于艰深的理论读物，文学作品更具有面向大众读者的先天优势，理应担负起让主题出版物深入人心的自觉使命，并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使主题出版物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主题出版，应当牢固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出版导向，要俯下身子更接地气以提升选题与读者的结合度。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不仅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更要在时代大背景下选取百姓视角，注重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读者，力求吸引人、感染人，努力让“重大主题”成为社会主流。[12]概言之，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出版，只有有效增强文学作品与大众阅读的深度重合，才能充分发挥主题出版凝聚人心的最大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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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J].新文学史料,1991(1):121.
[6]何军民.主题出版精品创意和出版路径探究[J].中国编辑,2018(9):20.
[7]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EB/OL].(2015-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1015/c87423-27699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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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炜.“五个一工程”奖与主旋律长篇小说的生产传播[J].江苏社会科学,2017(4):222.
[11]行超.书写个人命运与国家大义——海飞长篇小说《惊蛰》在京研讨[N].文艺报,2017-07-27.
[12]李建红.2003—2017年主题出版的选题特点､矛盾及对策[J].出版科学,2018(2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