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姬建敏：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摘 要】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与新中国同命运共进步。70年来，其研究经历了由自在、自为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演化路径是开拓、创新、发展。1949-1978年是零星的自发研究阶段，研究成果少，学科发展没有进入真正议程;1979-1999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建制化发展阶段，编辑学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得以探讨，研究队伍得以建立，高等教育得以确认，编辑学学科地位、学术地位得以确立;2000-2019年是自觉的创新发展阶段，数字化转型、理论实践变迁，既给编辑学研究带来融合创新、再造重构的新命题，也给编辑学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编辑学；学科体系；理论创新；新中国7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天辟地，万物更始，中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随着编辑出版业的发展，作为客观反映、理性总结编辑出版实践的编辑学研究也同步展开并持续深入。70年来，我国的编辑学研究与新中国同命运共进步，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实现了由“无学”到“有学”的历史性转变，而且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回顾70年的发展，1949年出版的《编辑学》被认为是其开端[1]。新中国成立后，从“文革”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稚嫩弱小到“文革”浩劫中的荒芜凋零，再到改革开放40年研究的复苏崛起、深化发展及至数字媒体时代的变迁、重构，编辑学研究由自在、自为到自觉，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探索了开拓、创新、发展的学科演化路径，初步奠定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自主话语和融合特色的新兴学科基础。本文立足于编辑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尝试提出新中国70年编辑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构成，以期总结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零星的自发研究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不仅在政务院新成立的34个部、会、院、署中专门设立了领导全国出版工作的出版总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为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专门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朱德副主席讲话指出：“出版工作者，毫无疑问是文化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队之一。”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开始办公，1950年9月25日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了以《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为主的五项决议；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出版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2]1952年《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结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公布。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按语中指出“报刊编辑要重视文法和修辞”。1956年3月5日，刘少奇主席在《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中强调：“应该重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是一种高级创作。”[3]在人民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下，在作为出版主体的广大编辑的努力下，1949—1956年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1957年后，反右斗争、“大跃进”等政治运动较多，“新闻学成了荆棘丛生的园地，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社会科学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编辑学研究自然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4]。1966年“文革”爆发，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不仅使新中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遭受重创，而且使刚刚起步的编辑学研究也命悬一线。
这一时期的编辑学研究，一方面因为学科本身刚刚起步，另一方面也因为编辑学赖以生存的出版业受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的时代环境影响，弱小稚嫩，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零星、散乱，处于自发研究阶段。比如，1952年《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结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颁布后，关于编辑“三审制”等编辑工作的讨论；195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出版专业后，1958年出版的《报纸编辑学习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内部编印的《出版周报》等。最有意思的是，195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根据苏联К·И·倍林斯基教授的“书刊编辑课大纲”讲稿，翻译并出版的教材《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把“编辑课”误译为“编辑学”[5]，使其“成了一个学科术语，带有专门的学问、学术、学理等含义”[6]的“编辑学”开始在我国流布。可以说，自发研究阶段是编辑学学科发展的诞生阶段，是学科发展的初始期。编辑学学科概念的自发出现，反映的是编辑实践理性认识的初步探索。这种学科发展的自发性，表现在编辑学学科概念的提出还缺乏专业的论证，甚至是误打误撞的翻译“巧合”。对于学科概念认识的缺位，造成整个学科的发展没有能进入到真正议程，而处于一种不自觉的概念萌生、概念呈现状态。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辑实践理性研究的现实需求和编辑理论研究的空间宏阔。
二、有组织有计划的建制化发展阶段（1979—1999年）
如果说1949—1978年的编辑学研究还属于自发的、无意识的懵懂状态的话，那么，从1979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是我国编辑学研究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建制的繁荣发展期，无论是在编辑学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教学、学术刊物出版、学术团体的建制化方面，还是在编辑学理论研究、编辑学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1.中央重视、各方努力，编辑学研究走上建制化发展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开拓进取，我国的编辑出版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期，随着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很需要一套切合实际的编辑学”，研究编辑学已是“当务之急”。[7]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引领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编辑出版科研活动之先。1983年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而且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198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倡议下，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建立编辑学专业，次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5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该所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出版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十分重视编辑学的研究，立即着手组织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和科技书籍编辑学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仅在建所后的第一个10年就出版了编辑工作和编辑学方面的书近10本”[8]。与此同时，1985年，我国第一个编辑专业人员的群众组织——上海编辑学会率先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以研究编辑学为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编辑之友》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创办；第一个“编辑学研究”（初为学报编辑工作论坛）栏目在高校学术期刊《河南大学学报》上亮相。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在北京成立；1989年，天津书刊编辑学会成立；1990年，河北图书编辑学会成立；此后，湖北、辽宁、江苏、湖南等地也成立了图书编辑协会。[9]特别是1992年，首个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出版方针，开展编辑工作、编辑理论、编辑学和编辑史的研究，探讨出版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逐步建立编辑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10]的中国编辑学研究步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历程。
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各省市学报研究会在内的各种类型的专业研究机构，专业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的“编辑学研究”栏目，以及几十所高校设立的编辑学专业等的竞相“绽放”，不仅助推了编辑学研究在中国的狂飙突起，而且唤醒了中国编辑沉睡几千年的主体意识，一大批长期奋斗在编辑出版一线的编辑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编辑学研究的热潮中去，或总结经验、或分析实务、或探索学理，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1986）、林穗芳编著的《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1987）、刘文峰主编的《编辑学》（1988）、伍杰编著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1988）、戴文葆等著的《编辑工作基础知识》（1988）、叶再生的《编辑出版学概论》（1988）、朱文显和邓星盈编著的《编辑学概论》（1988）、刘光裕和王华良的《编辑学论稿》（1989）、王振铎和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1989）、萧汉森和戴志松等主编的《编辑学概论》（1989）、赵航编著的《编辑应用写作》（1989）等“60多部”[11]编辑学研究论著的出版，在彰显了这一时期编辑学研究的高度和水平的同时，也为编辑学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2.编辑学理论研究风生水起，学术地位初步确立
有学者指出：“到1980年代后期，进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阶段。”[12]中国编辑学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也可谓进入“编辑家淡出，编辑学家登场”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编辑学研究，编辑工作总结、实务性探讨居多，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间，虽然也有少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问世，但关于编辑学学科性质及归属、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编辑”概念、编辑活动起源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编辑实践变革和编辑出版教育发展对编辑学理论的迫切需要，积淀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力量、研究热情的编辑学界，对编辑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与争锋以井喷之势迅速达到高潮。这场围绕编辑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基本规律、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论争，争论的时间之长，参与的人数之多，争论的程度之激烈，碰撞的场面之火爆，是新中国70年编辑学研究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也是其他学科研究中所少见的。从时间上看，这场论争最早从改革开放后编辑学研究勃兴之时开始，历经1985年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召开的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在郑州召开的首次以“编辑学”为主要研讨内容的“全国编辑学学术讨论会”的酝酿，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后余波延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从参与的人员看，既有像刘杲、邵益文、蔡学俭、高斯等从中央到地方出版系统的行业领导，也有像阙道隆、戴文葆、林穗芳、巢峰、蔡克难等具有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又潜心钻研编辑学研究的业界精英，还有像王振铎、任定华、刘光裕、王华良、赵航、宋应离等既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又承担编辑学教育教学任务的学术骨干。从争论的激烈程度和火爆场面看，“《编辑学刊》从1990年11月到1997年12月发表争鸣文章20余万言，涉及的作者分布于全国11个省、市的高校、出版社及其他编辑出版和科研单位”[13]。研究者各持己见，或争鸣，或讨论，见仁见智。以“编辑”概念为例，当阙道隆将“编辑”概念分为“广义的编辑指以传播信息、知识为目的，设计、组织、选择、加工整理作品和资料的再创造性智力活动”“狭义的编辑指媒介组织中的一种专业工作，其任务和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方针、计划，策划、组织作品和资料，经过选择、加工，形成可供复制、传播的定稿或文本文件”[14]时，蔡克难批评这两层编辑概念定义并无实质差别；所谓的“专业工作”，没有认识到编辑活动的内在本质。[15]任定华也批评阙道隆所下的编辑与编辑学定义过于随意，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不具备理论上的严谨性。当王振铎针对“横断编辑群和纵贯编辑史的编辑活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内涵抽象度极高的编辑概念，并从文化缔构的大视角审视编辑活动时，刘光裕则视这种观点为学术上的“跑马圈地”，批评这种编辑概念外延“泛化”。同样，与王振铎观点一致的学者则认为刘光裕把编辑活动拘泥于出版，使编辑概念“狭化”。
编辑概念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编辑本质是编辑概念认识的关键所在。围绕编辑概念的“泛化”“狭化”之争，研究者对编辑概念、编辑本质认识不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知，观点相近或大致相近的研究者以群体形式出现，不仅形成了以阙道隆为首的“选择优化派”、王振铎为首的“媒介文化缔构派”、任定华为首的“信息智化派”、刘光裕为首的“中介服务派”等编辑学理论流派，而且出现了一大批热衷于编辑学理论研究，执着于编辑学学科建设，既有高度的编辑文化自觉和编辑理论自觉，又乐于奉献，且在编辑学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中有一定创见和造诣的编辑学家。编辑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和编辑学家的“扎堆儿”出现，标志着编辑学研究作为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部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学术舞台。特别是像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1990）、任定华等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1991）、高斯的《编辑规律探论》（1992）、邵益文的《编辑学研究在中国》（1992）、钱文霖的《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扬》（1992）、张如法的《编辑社会学》（1993）、阙道隆等的《书籍编辑学概论》（1995）、刘光裕等的《编辑学理论研究》（1995）、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1995）、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1996）、王振铎等的《编辑学原理论》（1997）等有影响、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1993年国家教委把“编辑学”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把“编辑”“出版发行”等出版类专业合并为统一的“编辑出版学”方向，再次入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不仅展现了不同媒介、各具特色的编辑学学术观，而且史、术、论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以及普通高校编辑学专业教育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也表明编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建制化发展阶段，既是编辑学发展的开创期，更是编辑学的发展期。正是在这一阶段，编辑学学科框架体系得以提出，编辑学学科概念讨论得以深入展开，学科方法认知得以深入研究，学科的研究队伍得以建立，学科的学术阵地得以不断拓展，从而真正奠定了编辑学学科的学科性质、地位，编辑学成为一个由中国人自主创立、自主发展的新兴人文社会科学。但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编辑学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编辑学学科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编辑出版实践，不断地回应中国编辑实践发展的问题，彰显编辑学人的理论思索；二是编辑学学科发展具有独特的自主性，它是中国学人独立提出和建构的学科，无论是学科概念体系，还是框架体系，都是中国话语的自主表达，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编辑出版学人学科发展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正因为这两点，这一时期的编辑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人称之为编辑学研究的深化期，有人称之为编辑学研究的高涨期。但不管是深化还是高涨，它都像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飘扬在编辑学研究的道路上。”[16]
三、自觉的创新发展阶段（2000—2019年）
进入新世纪，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数字化、产业化、媒介融合等急剧变革的社会实践使我国编辑出版业的形态、业态、生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编辑学研究作为编辑实践的积极呈现，在承继上一阶段轰轰烈烈的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基础上，研究更趋自觉、理性、时尚、多元。
1.数字媒体发展，构建涵盖多种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备受关注
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编辑出版业的广泛运用，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以传统纸媒编辑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编辑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立普通编辑学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抓紧的当务之急，这是实践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目标，或者是编辑学界在21世纪初需要共同奋斗的目标。”[17]。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换届，换届后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积极把构建涵盖多种媒体形式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当作迫在眉睫的任务来抓。2008年4月，时任会长桂晓风基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后文化产业化加剧以及媒体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编辑观。“大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和空间广度的文化视域，“大媒体”突出的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引领下的媒介融合趋势，“大编辑”则是具有“大文化”视野和“大媒体”技能，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新型当代编辑。该编辑观作为编辑学研究领域一种科学有效的引导性理念和编辑学研究的新成就，从时间上来说，最早以“大”视角被研究的是文化，“大媒体”方面的研究是伴随着新媒体的方兴未艾而产生并日渐形成潮流的，“大编辑”的提法最后出现，从实践上来说是“大文化”“大媒体”的现实发展趋势使然，从理论上来说则是一种方法论的借鉴。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该理念的提出与研究，既体现了编辑学研究顺应实践变化情境和“大”的学术研究语境主动做出的视阈上的调整，又反映了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大”字包含了多种媒介、多种形态的编辑活动，不仅与编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我们从研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编辑活动入手，从建立图书期刊编辑学入手，由个别到一般，最终建立涵盖各种传播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18]相吻合，而且对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有力的推动。
与此同时，面对飞速发展的编辑实践，对编辑学研究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编辑学研究者，都以贯通各种媒介形态的编辑概念立论，明确提出了涵盖各种编辑实践形态的编辑本质论。如王振铎的《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2004）、《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2010）；靳青万的《编辑学基本原理》（2003）、《编辑五体研究》（2010）；周国清的《编辑学导论》（2008）等，力图构建普通编辑理论体系。尤其是2012年由邵益文、周蔚华担纲主编的《普通编辑学》一书，第一次对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理论框架、基本原理进行了大胆探索，在“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编辑观的基础上，实质上迈出了系统探讨涵盖所有媒介编辑活动基本原理的步伐。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构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2.媒介融合进程加速，编辑概念、范畴及编辑学理论变迁与重构受到热议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201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标志着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自此，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逐步进入到从合二为一到融为一体的实质性融合阶段，再加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云媒体、融媒体、智媒体花样翻新并不断呈现，由此引发对编辑学相关概念、范畴的新一轮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编辑学理论的创新与重构。郝振省、周蔚华、范军、张志强、靳青万、万安伦、李频、吴永贵、段乐川、甘险峰、吴赟、朱鸿军等从不同角度、不同视域对编辑学理论的变迁与重构发表了建设性理论建议。《编辑之友》策划的系列选题如《创新编辑概念，是理论回应还是叠床架屋》邀约周国清、吴平、王勇安、李建伟等也对数字媒体时代编辑概念及其理论创新问题进行了讨论。段乐川、路畅等的《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编辑客体论》[19]《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主体论》[20]《论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21]《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社会关系论》[22]等论文，立足互联网编辑场域实践，回答了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与社会、编辑与平台、编辑与技术、编辑与媒介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厘定了编辑的概念和范畴，回应和建构了编辑学本体论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显示了新一代编辑学人高度自觉的学术担当和学术创新。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成立，在编辑学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为媒介融合时代编辑学研究与交流建立了新的更广阔、更有凝聚力的平台，而且被认为是编辑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迈向新阶段、走向新征程的标志。比如，它成立3年来已成功主办了2016年度、2017年度两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每年评出的10篇优秀论文，“无论选题视角还是方法逻辑，无论理论探索还是现实问题分析均具有很好的示范引领性”[23]。特别是理论探索性文章，像《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社会关系论》《论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编辑功能》《微信编辑：基于文本生成观的认识》《自出版概念探析：基于社会分析的视角》《知识传播视角下数字出版创新发展的框架分析》等，无论是相关概念的内涵厘定，还是理论演化发展的本质探讨，都及时、清晰地映现出理论对实践的导引性以及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当然，这一时期的编辑学研究，面对媒介变革的日新月异，问题意识和实践属性进一步加强，研究者在自觉自愿反思历史、辨析学理的同时，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也取得了新进展、新进步。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编辑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和融合特征。一方面，编辑实践的数字化巨变，给编辑学学科研究范式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面对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编辑实践，回应编辑实践发展的“时代之问”，成为当前编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另一方面，编辑学学科发展逐渐地步入了分化融合阶段，编辑学与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在媒介融合实践交互中作用性更加凸显。要破解编辑实践创新发展的命题，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的融合交流和碰撞。如何在这一新的学科发展背景下，推动编辑学发展的转型与再造，同样是这一阶段编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四、结语
刘杲曾在《我们是中国编辑》里说过，“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版离不开编辑”。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追求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普通编辑学学科体系，以更好地服务迅速变革的编辑实践。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编辑学与出版学存在着学科概念的论争，但是编辑学学科特有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始终没有改变。编辑实践的转型发展，在给新世纪编辑学研究提出挑战的同时，也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回顾过去70年的编辑学研究，虽成就多多，“霞光满天”，但当初理论建构时各执一端的纷争还言犹在耳，如今“苟日新日日新”的媒体变革，编辑概念的无限延展性和媒体发展的不确定性，都昭示着未来编辑学研究的任重道远。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编辑学人需同心同力、开拓创新，建构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出版文化的进步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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