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文红：北京印刷学院
【摘 要】文章简要梳理了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历史与发展现状，分析了出版融合给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出版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应进行教育变革，要拓展“大编辑”“大出版”人才的视野;要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要有更加清晰的出版教育功能认知。
【关键词】出版融合；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出版人才培养高度重视，从而促进了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诞生。早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行政工作会议上，胡乔木就倡议学校中“应该有这一系，应该包括出版业中的各项的业务，在这系中学习的学生应当受到严格的训练。现在应当筹备在大学中设立这样的系，还要设立训练班”[1]。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1960年，文化部批准文化学院设立编辑出版系和图书发行系，正式开办社会科学书籍专业等本科专业。自此，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正式启航。1978年，我国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基础上成立北京印刷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印刷、出版人才的高等本科院校。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自此进入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阶段。
一、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历史发展简述
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的今天，历经近70年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发展特点看，我们可以将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近70年发展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初创起步阶段（1949—1978年）；二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规模发展阶段（1978—1998年）；三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快速发展阶段（1998—2012年）；四是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转型发展阶段（2012—2019年）。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格局中渐成规模。笔者从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了解到最新数据，从2013年到2019年，全国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建设点数量从1080个增长到1352个，2019年全国共有72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截至2019年底，全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为71个，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为19个。笔者又对近几年教育部每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有所减少，数字出版专业建设点有所增加，其中，2018年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点变化最为剧烈的年份，全国共有7所高校撤销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建设点。笔者认为，近两年有些高校撤销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一方面反映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想集中优势力量和资源建设本校的强势和优势特色专业，而该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在全校专业结构中处于边缘或弱势位置；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一些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出版融合引发的出版产业人新需求不匹配，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无法适应或满足出版融合发展的人才要求。
二、出版融合给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出版融合是国家出版战略的重要体现，给出版业带来巨大变化。这必将深刻影响为出版行业培养专门人才的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我国出版媒体融合的工作目标：“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在国家政策和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我国出版业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出版融合促使传统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改变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更深化了出版业的数网发展模式，推动了出版业内容呈现和产品形态的持续创新。
从出版业实践层面看，我国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领域在出版融合发展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教育出版领域已经形成面向多层次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专业出版领域基于知识服务模式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和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取得突破；大众出版领域基于跨界思维的IP全产业链开发经营风生水起。出版融合使出版业发生了革命式巨变，这给服务于产业人才需求的编辑出版学教育提供了机遇，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出版融合促使出版产业从内容生产方式到产品传播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对出版人才的数量和规格都提出新的要求。从出版教育发展的规律性来看，出版教育是一个有稳定周期并逐渐变化的过程。按照本科教育四年修业年限来看，学校培养的人才四年后才能得到出版传媒行业的检验。这也使编辑出版学教育具有鲜明的前瞻性特点。如何通过人才培养目标设定及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过程的实施，为出版融合发展推动下的出版业输送亟须的出版传媒人才，是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组织者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出版融合促使教育者重新思考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核心问题——人才培养理念问题。从产生动因层面分析，我国出版融合是近年来国家政策持续推动下的传统出版与新型出版的融合发展，更是智媒时代到来后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智媒时代，界与界打通，业与业互联，国与国共享。出版行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产业，担负着国家舆论引领、科技创新和知识传承的历史使命，牵涉国家文化安全和战略方向。我国出版业一方面承担着为我国人民提供优秀文化产品、满足我国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使命，另一方面肩负着出版强国建设、中国出版“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政治使命。这些责任和使命的完成离不开优秀的出版人才，而优秀出版人才的培养必须以科学的出版人才培养理念为支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分强调出版产业的经济功能和专业教育的应用价值，出版学界和业界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过于强调专业技能教育和训练，而忽视出版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教育的倾向。出版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养成的第一步理应在学校完成，这是出版教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和职责所在。从出版教育实际情况看，出版融合发展带来人才需求的新变化，使出版教育者注意到掌握数字出版技术和国际出版能力的人才大有市场，而往往忽视了不能立竿见影的理想信念教育。虽然一些学校已经注意到加强学生理想信念和正确出版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将之有效融入专业教育过程，使之变成可操作的教育环节还没有明确的操作方案。
出版融合凸显了围绕信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调整专业定位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性。出版融合实践颠覆了以编、印、发为出版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传统出版业态认知，使出版活动更形象呈现为内容（信息、知识）的策划组织、数字化加工生产和多媒体呈现与运营传播过程。在出版融合背景下，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和数据库出版等基于数字产品形态生产的新兴出版方式层出不穷，传统纸媒出版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的出版过程早已与全媒体出版、多媒体出版的生产要素和出版理念有机融合。从近年来产业现实看，出版融合无处不在，传统纸媒出版已经与互联网、大数据和新媒体紧密连接在一起。出版融合要求出版人才既能从宏观层面理解媒介融合时代出版内容生产的实质，熟悉数字化贯穿出版全流程的工作模式，还要在微观层面掌握出版内容多媒体生产和全媒体传播的数字技术，能够应对新媒体全程助力的工作方法。“反观当前出版教育，大多数还是延续传统出版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这样势必导致出版人才的有效供给不足。”[2]近年来，一些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学校根据出版融合人才需求重新调整了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比如，北京印刷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反复调研和多方研讨，重新调整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定位，确定了“立足北京，扎根出版传媒行业，服务出版强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需要，致力于培养内容策划、编创、发布和运营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
出版融合促进产业巨变，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素质、能力和规格提出了新要求，引发对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新一轮思考。出版融合背景下，出版产品更多呈现为文字、图片、视频、漫画和HTML5等多种形态符号聚合的多媒体文本传播。这意味着编辑出版人才不仅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处理能力，而且要具备多形态符号的文本聚合加工、平台间转换和多媒体平台发布等数字编辑能力。出版融合对编辑出版人才的数字素养提出新要求。同时，出版企业不仅需要内容创作人才，而且需要产品开发、运营推广和相应的技术人才。“不管是国有出版企业，还是民营出版公司，均具有一定的IT人才需求，比如，‘工程师’‘编程’人才，体现出版业融合的一大特点，即现阶段出版企业不再仅仅着眼于内容生产，更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开发与产品研发方面，传统的单一编辑能力不太胜任出版人才需求，既熟练掌握内容生产等基本能力，又掌握运营推广能力的人才备受青睐。”[3]面对产业剧变带来的新需求，编辑出版教育者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产业变化给人才需求带来的新变化，认清出版产业格局变化背后媒介变迁与演进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并对出版产业发展趋势和未来人才需求形成前瞻性的思考和判断；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出版行业人才需求和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规律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专业教育误区。“对高校教育者来说，比传授技术更重要的任务，是确定技术发展对于‘人’的意义、对社会的影响，而未来的编辑该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素养（如用户思维、社会化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才能让自己的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4]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应以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为根本，以思维方式训练和知识结构扩展为抓手，辅以新媒体出版技术操作性实训，由此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包括系列化的课程安排、专业性的教学资源提供和科学化的实践环节设置。
三、出版融合背景下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变革
1.编辑出版学专业要拓宽“大编辑”“大出版”人才的视野
出版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人员的工作链条拉长，编辑出版单位和其他媒体单位的专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些新兴的出版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并无明显区别。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呈现泛化趋势。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既会选择去传统意义的出版单位就业，也有一些会直接去新媒体公司或相关企业从事工作。这要求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在有限的教育学时中要拓宽专业教育的视野，着眼于“大编辑”“大出版”人才培养。不同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和教育资源优势设置多样化的专业方向，与其他高校形成差异化培养模式，从而形成自己的专业发展优势。
2.编辑出版学专业要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
出版融合对出版人才提出新的要求，出版人才只有具备跨界、多能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才能很好地胜任出版工作。这更加强化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的教育共识。在出版融合时代，编辑出版人才的复合型特征表现为数字型、国际型和创新型三者的有机融合。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明晰的教育理念，而且需要科学化的课程体系、体系化的教学环节和可供调配的教学资源来支撑。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师资数量、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很多高校的师资现状制约了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高校应多尝试跨界培养，以优化教学资源，解决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的师资问题。高校可以通过与出版产业界联合，有计划地持续性引进业界专家，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也可以通过跨院系、跨学科进行跨界培养，采用“编辑出版+”学校优势专业或特色学科方式设置课程体系，借助他人之力培养复合型出版人才。
3.编辑出版学专业要有更加清晰的教育功能认知
出版融合是出版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出版产业领域经营模式和服务方式的改变，也随之对出版人才提出了新需求。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专业的学生只有学习新知识，熟悉新技术，才能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但是，面对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产业形态日新月异的出版行业，编辑出版学专业如果时刻追逐产业新形态和技术发展，就会陷入舍本逐末的教育陷阱。同时，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时长一般是四年，除去综合实习和毕业设计时间（通常这会占去一年时间），学生在四年修业年限内能学习的课程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高等院校在修订专业培养方案的时候，要对课程的调整进行认真深入的研讨。由于四年本科教育课时有限，如何在有限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精神并使他们对专业学习产生兴趣就变得非常重要。近年来，很多高校不断探索教学模式改革，在编辑出版学教育过程中尝试采用案例教学和项目工作坊教学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出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以出版案例为教学内容，以师生互动讨论为课堂组织形式，改变了传统授课教师一言堂的灌输模式，容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易于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项目工作坊教学模式是以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为目的，并通过实训项目强化其专业能力。该系列课程通常在大三学年开设，需要学校教师、业界项目专家和学生兴趣小组三方共同参与完成。工作坊教学过程一般包括项目任务的选择设定、师生小组讨论、学生实践操作和业界专家评估等环节。
四、结语
从专业属性看，编辑出版学专业属于人才培养目标指向性很强的应用型专业，对应着一个较为明确的产业领域——出版业。较之其他行业，出版业经济产值虽然相对较小，但是社会价值无比巨大。出版业与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正如于殿利在其著作《出版是什么》开篇所言，“向知识和道德进化，是人类的方向，出版有如方向盘”。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恰恰是因为其所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就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应用型专业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从教育过程来看，虽然编辑出版人的培养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整体合力的结果，但是学校教育始终是培养出版人才的重要环节。“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我们的教育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学生的价值观缺失、信仰缺失。虽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造成价值观和信仰缺失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式以及知识和文化传播方式，应该是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5]出版人担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建设和世界人类文明传承交流的使命，对出版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文化使命感的教育培养变得无比重要。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又引发了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领域新一轮巨变。这不仅给出版产业和教育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引发了新的教育误区和教育焦虑。比如，业界的日新月异使得一些教育者在快速发展的产业表象中迷失教育的方向，从而忽视了对出版活动和出版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追寻。同时，我国新时代社会建设的进程稳步向前，不仅对出版人提出了数字化、国际化等出版专业技术的能力要求，而且强调了其拥有过硬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担当精神的重要性。
面向新时代，如何做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工作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教育课题。围绕国家出版战略发展新要求，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求的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前出版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一体系中，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应更好地融合和相辅相成，“立德树人”不仅是一句教育口号，而且要通过体系化、逻辑化的教学过程落到实处。同时，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教授学生出版专业知识只是手段，不是出版教育的最终目的。比如，较之单一地传授给学生固有的某种出版技能，培养学生在知识学习中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更加重要。这需要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探索的热情，将启发式、讨论式教育方式贯穿教学的全过程。
另外，高等学校要借助智能时代的技术力量，进一步扩展传统出版教育形成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模式，不断优化教学资源，创新课程体系设置和共享模式。季羡林曾经在回忆自己清华大学四年的求学收获时说道：“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的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为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它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决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6]此例形象反映了兼容并包的课程体系和选修方式对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总之，出版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最终培养的是拥有道德、智慧和勇敢人格的社会公民。从这个角度而言，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不仅要强调专业知识教育，而且要强调没有功利色彩的非专业教育在出版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向敏,龙安秀.当前出版本科教育面临的新形势及发展建议[J].中国编辑,2019(2):45.
[3]刘蒙之,刘战伟.融合出版背景下编辑出版人才市场需求分析与培养改革思考——基于2017年就业季120条编辑出版类招聘信息文本的词频考察[J].出版科学,2017(5).
[4]甘险峰,邵延鹏.新媒体环境下编辑人才培养的再认识[J].现代传播,2017(5):151.
[5]于殿利.出版是什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
[6]季羡林.季羡林自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