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与定性研究方法，从文化教育纬度回顾中国70年童书出版历程，盘点童书出版分期节点与时代主题，总结童书出版取得的辉煌成绩，研讨童书出版的文化属性与教育属性，分析童书出版的文化价值与教育功能。站在新时代，预测我国童书出版的发展趋势，提出童书出版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童书出版；文化教育；数字出版；创意出版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研究界对这70年图书出版界所取得的成就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如范军、万滢安在《中国出版》2019年10月发表的《新中国70年童书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史考察与省思》，周敏、杜玥在《科技与出版》2019年9月发表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童书出版70年的金色年华》，谭旭东在《编辑之友》2019年9月发表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童书出版主题、形态与传播方式的演变》等都是新中国童书出版总结性的论文。
无疑，党和国家制定了指导和发展图书出版业的系列政策，使新中国图书出版业走过了辉煌的70年，进入新世纪还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与海外互动交流传播的新时期。可以说，新中国图书出版发展史上，童书出版作为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呈现了不同的现象与特点，也涌现了引领儿童成长的作品与产品。
一、新中国童书出版的历程与成绩
回顾新中国童书出版的历程与成绩，无疑是一件令人感慨和振奋的事情。从文化与教育维度看，新中国童书出版不同时期或阶段呈现了不同的主体内容与历史特征。从文化教育维度看，童书出版在儿童成长、文化建构、基础教育及媒介发展视角下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尤其是文化教育作用。
概括而言，新中国童书出版70年，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分水岭，那么，它的前半段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半段即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童书出版则经历了由粗放到集约、由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经历了文化体制改革，出版集团化、融合化、国际化，数字出版与媒介变革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绩。
图1 1983—2018 年全国范围童书推荐阅读书目析出出版社与引进图书数据
当然，新中国70年童书出版历程可以分为多个时间节点，这些节点的划分往往又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节点密切相关。所以，在童书出版分期上，我们不能单纯考虑某一领域的发展节点，或强行依据某一节点进行划分，这就造成了70年童书出版分期的多种可能。一般来说，我们对新中国图书出版发展阶段的划分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20世纪80年代（1990—2000）和新世纪（2000至今）五个时期。本文为了描述方便，尽量不用过去以政治事件或当代文学史常用的划分方式，而是采取一种基于文化教育维度综合考量的分期标准，试图通过五个时期帮助读者从文化教育视角简要读懂新中国童书出版发展的基本脉络、主要成绩、各自特点与社会价值。
1.1949—1977年的童书出版
众所周知，现代童书出版从发生期（晚晴至五四时期）到1949年，出现了由1897年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诸多民营、股份制童书出版企业的现代出版形制，1949年之后，出现了出版国有化形制。在1949—1977年间，我国共批准成立了两家专门的童书出版社，分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年，上海）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北京）。这两家出版社承担了这段时期全国童书出版的全部工作，尤其是前者，在新中国童书出版发展之初可谓力鼎半边天。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出版新版图书平均每年总计约10480种，其中新版童书不足1000种，新版童书中新版教材平均每年约占50%。到50年代末期，我国每年出版童书在2000种左右。在1966至1976年期间，我国童书出版几乎停滞。1967年至1969年3年间仅出版10种少儿读物[1]。1970年，我国出版了104种少儿读物，其中有10个省市出版了“红小兵”类的读物，其他多为“活学活用”和“样板戏”内容的连环画册，共计86种。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全国共计出版少儿读物4591种，其中新版3878种，总印数17.42亿册[2]。这些儿童读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一时期的童书出版受政治、经济环境影响，发展极度缓慢，不能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主要注重少儿的思想品德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也有少量的注重儿童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这是这段时期童书出版的主要特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强化了童书出版的宣传和教化功能。
2.1978—1989年的童书出版这段时期是我国童书出版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恢复发展期。我国1978年出版童书1062种，随后逐年上升至每年3000或4000种，平均每年出版童书约3050种。
在政策上，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全国科协等中央单位召开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讨论并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并提出1979年儿童节前至少出版1000种童书等要求。同年12月，国务院发文批转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一方面要求净化童书出版物，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和提高童书出版的质与量。
仅1979—1985年，国家便批设了新蕾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等23家少儿出版社。此后，全国各省域范围内都相继成立了少儿出版社。而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各省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也逐渐涉足童书出版，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儿童读物的出版，不少中文文学名著的出版都是针对青少年读者的。此阶段的童书出版注重出版内容和选题的多样化，品类较为齐全且日益丰富。从首届（1982年）全国优秀儿童读物奖获奖书目《周总理的美德》《针眼里逃出的生命》《神奇的黄山》《数学花园漫游记》《泥娃娃》等来看，我国此阶段的童书出版囊括了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幼儿启蒙等多个类别。此阶段童书出版依然偏重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革命文化内涵和基础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后，我国重新恢复外国童书（尤其是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每年出版量在100种以上，内容多为儿童文学、寓言故事等，童书出版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
3.1989—1995年的童书出版
崔昕平在《中国童书出版纪事》一书中称此阶段（1990—1995年）是童书出版的改革摸索期，“如何提高质量、调整结构、满足读者的需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的童书业，置身于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中，显示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角力，并再次进入到一个与书业整体发展既相伴随又相区别的特殊时期”[3]。这一改革探索期的说法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自1989年起，我国出版业面临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加速，出版市场在出版政策改革（简政放权）、国家宏观调控、著作权法颁布、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生效等重要事件伴随之下进一步开放与盘活。
1992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节点。当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于是，随后的几年，图书出版进入了观念转变期和经营徘徊期。我国经济体制面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从粗放转向集约。这种根本性的转变，直接为童书出版业提供了大踏步发展的动力和空间，但也给长期享受集体事业单位待遇的出版业带来了迷惘和困惑。1995年的新版童书仅有1394种，是1979—2018年40年中出版最少的年份。而在此后，我国童书出版则迅速找准了方向，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单位涉足童书出版者越来越多。童书出版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儿童文学与文童文学理论大步发展，各类童书奖项纷纷出台，出版单位渐渐参与国际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4.1996—2005年的童书出版
这是“九五”和“十五”计划期间，童书出版单位内部发生实质性变革的时期，竞争机制改变、出版集团组建、出版产业战略调整，产业化与集约化加速推动童书出版的“双效”实现。而在确保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经济效益成为出版产业角逐的重要目标。此时期的童书出版分工不断细化，绩效指标不断提高，市场敏感度不断增强。
随着1999年素质教育改革，儿童阅读成为全民关注的重要焦点，儿童教材教辅市场、儿童文学市场和儿童阅读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1996年童书重版率高达52%[4]，这一方面说明1978年以来童书出版出现了很多经典，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童书出版的原创力还略显薄弱。进入“十五”期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版单位转企改革等事件使得童书出版开启了商业化的运作大门。这期间（2001—2005年）新版童书平均每年出版4826种，占平均每年童书出版总数的60%以上，童书出版的内容创新、选题优化、品牌建构、版权引进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欧美绘本，开始大量进入我国童书市场，从初步亮相到赢得市场，并逐渐推动了国内原创绘本的出版。这时期的童书年印数突破200万册，出现了一批畅销童书，甚至数百万册销量的超级常销书。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曹文轩的《草房子》，以及“花衣裳”组合（伍美珍、郁雨君和饶雪漫），都纷纷走进儿童读者生活。童书出版的文化价值和教育功能在广阔的市场需求下得到进一步提升。2005年，我国的电子书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童书数字出版也逐渐成为竞争焦点，童书出版业探索融媒体呈现方式，电子纸显示技术对童书数字出版的影响也逐渐增大。
5.2006—2019年的童书出版
童书出版在此阶段发展异常迅速，直至领跑整个书业，成为数字出版时代和新媒体时代传统出版下滑境遇下的少有逆袭者。此阶段还可以细分为2006—2010年与2011年至今两个阶段。前者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和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决战阶段，是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出版“走出去”、全民阅读等多维政策导向下的整装待发阶段，也是国际媒介、科技、信息等领域巨大变革之下童书出版必须面临软硬件转型的重要阶段。后者是数字出版产能持续极速增长阶段，是童书数字出版内容与形式开拓创新并取得成绩的“少儿出版强国”道路开拔的重要发展阶段，是民营出版企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出版机构迅速扩张、儿童绘本大量引进并快速发展、童书原创动力持续增长、童书出版内容产业链形成、童书出版广泛参与国际童书市场竞争并取得佳绩、童书推广与阅读活动普遍开展、儿童图书馆纷纷建立、提倡“分级阅读”抢占童书概念制高点等出版现象与阅读现象蓬勃发生阶段。
此时期的童书出版业再也不是少数几家出版社的天下。童书出版形成了国有出版企业普遍参与，民营出版企业积极融资、快速扩张，数字出版企业全方位开拓音视频童书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此时期童书出版的优质原创童书内容IP资源成为童书出版业的新竞争点，童书进出口总量快速稳步增加，原创儿童绘本出版异军突起并取得不俗成绩。
图2 1978—2018 年全国每年新出版童书种类
文化产业总体增速平稳，2017—2018年平均产值90603.5亿元。其中，2018年数字出版产业产值8330.78亿元[5]，占比达到10%。儿童数字内容核心产业规模达2378亿元，环比增长21%[6]。童书出版的文化内容与教育内容并驾齐驱，教育范围内的儿童教材刚性需求与文化范围内的儿童拓展阅读弹性需求都取得了辉煌成绩。
图3 2014—2020 年儿童数字内容核心产业规模及趋势［6］
二、从文化维度看当代童书出版
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认为媒介是作为“文化环境的媒介”，媒介同时是“技术、文化制品、个人财产、存储和检索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载体，以及政治和经济工具”[7]。儿童作为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现代儿童观发生和文学观念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已经成为一个特定、庞大、极为重要且需要悉心呵护的读者群。
文化变革常常与媒介变革、工业革命、机器革命、科技变革息息相关。在童书出版领跑传统图书出版的情况下，童书出版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愈发艰巨而重要。
1.童书兼具多种文化属性，具有文化特征和文化逻辑
纵观新中国70年童书出版历程，其紧紧围绕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而开展。我国出版业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在童书出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历届全国优秀儿童读物一等奖获奖童书来看，主旋律和传统文化一直是主基调，如《周总理的美德》《英雄少年时》《中华国宝》《中国民间节日故事》《中国工艺玩具故事》《中华英杰》《光辉的历程：邓小平的故事》《中华魅力》等。
童书的文化特征是面向儿童的文化启蒙与文化接受，这种文化使命使得童书出版需要具有自身的文化逻辑。美国文化学者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提出“文化逻辑”这一概念，强调文化的规律性和秩序性。童书出版的文化逻辑即是按照逻辑体系，建立在以儿童阅读、成长和文化接受基础上的媒介文化、产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相融合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
2.童书属于出版文化，属于童年文化，也属于阅读文化
世界范围内的童书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且极为重要的出版产业，这个产业拥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特殊的出版文化属性。从我国70年童书出版文化发展视角来看，童书出版从业者经历了文化视角转变、审美视角转变、编辑思想和产品定位的转变，童书出版由兼职向专职转变，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由非专业向专业转变。童书出版理论同儿童媒介素养运动一道获得行业、产业和学界的关注。
“儿童要健康良性的发展，需要社会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文化，也就是说，要对童年进行理想的文化设计。”[8]苏联教育家、文化学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发展具有文化性的一面；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童年代表着人类文化的最高形态，是引导人类迈入更高文明的关键阶段。童书是童年文化培育和生成的重要土壤。而从阅读角度来看，童书出版必然与阅读文化密切相关，70年的童书出版不仅在出版文化上深耕重推，而且不断培育和创造阅读需求和提高阅读兴趣。改革开放后，从恢复引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到近几年大量引进和出口儿童绘本，儿童阅读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儿童阅读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儿童（0—9岁）阅读抽样调查显示，70%儿童家庭的童书中，绘本占据一半以上数量[9]。
3.70年童书出版在不同阶段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不同，体现的文化价值也不同
从童书出版所扮演的文化角色视角来看，70年童书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儿童成长及儿童文化刚需为主导的品德塑造与知识补白的文化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文化体制改革与数字出版变革之前，是以纸质童书和新版教辅教材为主导的拓展阅读与知识普及的文化阶段；第三个阶段为童书出版企业转企至数字出版和媒介融合时代，是以童书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和版权进出口共同主导的个性阅读与知识创新的文化阶段。以上三个阶段的童书出版文化，虽然体现了不同的微观文化价值追求，但从童书出版的宏观文化价值追求来看，三者是统一的，是层递的，是70年童书出版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不断创新的体现，它们共同体现着童书出版对出版文化、童年文化、阅读文化提升的不懈追求。
4.童书出版一直是培育童年文化、构建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角色
童书出版的多重文化属性在70年童书出版历程中不断被刷新和强化。童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在建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随着出版强国、文化强国、全民阅读等事业的不断深入，童书出版从人类成长的文化初始需求视角一次次刷新出版内容、出版形态，极大地体现了出版业的创新精神，拓展了出版业的创新空间。从传统儿童文学到民间故事寓言，到绘本，再到突破文体界限的多媒体童书，从传统图画书到立体图画书，到有声童书，到3D模拟和数字图书，到多媒体数字童书，再到增强现实童书，这些都是试图激活我国出版文化原创力，构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有益探索。在这一方面，童书出版业的作者、编辑和童书出版产业链中的所有人都富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从教育维度看当代童书出版
童书出版是文化产业，不仅体现了文化属性，需要遵循文化逻辑，而且体现了教育属性，是构筑健康童年生态环境的教育必需品。我国70年童书出版经历了不同的教育阶段，但都能一如既往地实现知识补充与拓展、品格塑造与培育、生活引导与成长支持的重要作用。童书出版也为全社会的教育环境提供了完善、升级的保障和可能。童书出版不仅对儿童有教育作用，而且因亲子阅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令成年人再见童年、再返童真、再净灵魂。
图4 1950—1998 年我国新出版教材种类及占当年新出图书数量总比例
1.童书出版在构筑健康的童年生态
“人类的儿童期最长，这是人类不断而又迅速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获取的极大利益。漫长的儿童期成为人成长的根基和资源。”[10]儿童的成长依据天性、自然、文化和教育，教育成为人类漫长儿童期的生态必需品。这个教育并非是应试教育，而是素养教育，是基于成长规律、儿童心理、天性禀赋、文化逻辑等方面的综合性素养教育。
70年童书出版的教育性始终存在，这种教育性是基于中国近现代确立的儿童观、成长观和儿童教育理念发展而来的，是童书出版融合中西方教育理念与知识培养理路、方法的固有属性。这是童书出版工作者作为成人面向儿童的教育情怀、教育义务与教育责任体现。70年的童书出版历程不断要求出版者更新儿童观和教育观。儿童观和教育观的现代性可以非常清晰地体现在童书出版中，如儿童教材编纂思想的更新、儿童文学观念的迭代、儿童发展理论的进化、儿童媒介素养的提升等，都能够在70年不同阶段的童书出版中找到印证。而这些进步通归起来，则构成了不断完善的儿童教育生态环境。
2.70年童书出版在不同阶段紧扣时代主题，丰富儿童成长与教育空间
70年童书出版与祖国文化、经济、政治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同阶段都紧扣时代主题。不论是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童书出版初创与恢复期，还是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的童书出版快速发展与变革期，抑或是出版强国、媒介融合的童书出版高度繁荣与创新期，童书出版都能够把准时代脉搏，率先融入儿童成长与教育空间。从20世纪80年代的《少先队员的心灵》《我是中国人》《小小发明100例》等童书，到90年代《中国婴幼儿百科》、“神脑聪仔卡通”系列等童书，到21世纪初的《青铜葵花》、“笑猫日记”系列、“阳光姐姐小书房”系列和《红袋鼠幽默童话》等童书，以及后来的“米小圈”系列、“故宫里的大怪兽”系列、“汉声中国童话”丛书、《樱花来信了》、《焰火》等优秀童书，我们都能够看到时代主题的变化，童书对儿童成长的立体关怀，以及童书出版所能丰富的儿童教育空间和童书出版所能提高的素养教育维度。
3.童书出版的教育功能不断加强，坚持正确教育价值取向
新中国70年的童书出版业不仅为出版产业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还为教育事业提供了诸多精神给养和物质基础。儿童书店的出现，成为儿童素养教育的新亮点和助力点；儿童独立图书馆的出现，成为儿童素养和成长教育的新平台；儿童绘本馆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儿童阅读和亲子阅读的需求，而且提供了很多交互性阅读体验；儿童有声读物APP的上线和迅速铺展，不仅丰富了传统儿童教育中以眼为主的阅读教育范围，而且为儿童兴趣教育和互动性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空间；儿童虚拟现实体验馆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科技、自然、社会、故事与想象等内容融合起来，增加了儿童教育手段，增强了童书的儿童教育功能。儿童教育的寓教于乐、虚拟现实、多媒体融合等特征在现代童书出版中得到很好呈现，也成为儿童教育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70年童书出版不断坚持的教育价值取向，正在不断丰富和拓展童书出版的教育附加值，这在《字的小诗》《和我一起唱》等童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图5 2004—2018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推荐童书数量占比堆积图（文化与教育视角）
四、新时代童书出版趋势与建议
新中国童书出版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童书出版量位居世界第一，新版童书年出版种类由以往的几十种、几百种增加到两万多种，童书出版单位由最初的两三家增加到现在的580多家，占出版企业数量的95%左右；我国原创童书出版产业稳步提升，出版质量不断提高，童书数字出版产业异军突起，移动出版平台、自媒体儿童出版发展得风生水起。虽然在童书出版中，小说、故事等文本仍是童书市场的主要部分，但儿童桥梁书、儿童绘本出版比例逐渐增加，童书出版品类不断丰富。
纵观新中国70年童书出版发展走势，从出版的文化与教育属性来看，童书出版是基于文化启蒙与教育发展的出版事业和文化产业。未来的童书出版，依然会注意童书出版的文化与教育属性，增强童书出版的文化与教育价值，这也是童书出版创意、创造的特质所在。在此基础上，传统的纸质童书出版依然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创新潜力，而童书的数字出版形态则会更显多样化，童书的数字出版内容则会同数字出版产业一道出现碎片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等新变化。与此同时，童书出版的优质内容、童书编辑满足读者需求的能力和创意出版的能力，以及童书优质IP资源开发将是未来出版产业不可撼动的多效引擎。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童书出版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方面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未来发展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童书出版要大力提高童书编辑的创新能力，改变70年来童书出版多以童书作者为中心、以创作导向取代编辑导向的出版形态。出版单位要注重童书编辑创意出版能力的培养，把童书出版与创意思维、创意策划、创意营销结合起来。就数字出版而言，童书出版活动是童书编辑在对已出版童书的海量数据把握和内容深度理解基础上进行创意出版的活动，这种转变必然会较好地对接童书作者、童书出版产业和童书消费者。
第二，着力开拓原创童书（包括原创绘本）的审美空间和想象空间，让原创童书形成创意品牌、文化符号。当下，童书（尤其是儿童绘本）存在审美有待加强、想象力仍然欠缺的问题，对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中的想象能力培育也比较乏力，童书编辑出版可在此方面多下功夫。
第三，从文化教育视角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典籍内容资源的力度，进行生动、活泼、多元、健康、数字化的童书创意出版。童书出版不是简单地出书，也不是简单地卖书，而是要自觉传承中华文化，这是童书出版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
第四，大力推进中国原创童书出版工作，拓展中国原创童书的国际市场。同时，开展童书出版的分级阅读和分级推广活动，不断优化童书内容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五，童书出版业应深入解读儿童教材（尤其是新的部编本教材），做好与课本解读、开发、创意写作相关的童书出版工作，助力儿童教材的推陈出新，推动儿童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发展。此外，童书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也应着力探索和总结童书出版理论，以便为童书出版活动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以上是对新中国70年童书出版的简要梳理。值得欣慰的是，从文化和教育的维度看，童书出版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教育发展以及新时代文化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几代童书出版人的辛勤努力，才有了新时代童书出版业的高起点。令人振奋的是，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为“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也为童书出版的未来发展树立了思想和文化的目标。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童书出版未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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