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主题图书的对外传播情况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可以为塑造国家形象，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依据。研究采用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及《书业年度统计与分析》年报中2000年以来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出版的统计数据，从数量品种、出版选题、合作对象、典型案例等角度对它们在对象国的传播发展和现状作定量与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传播经验，找出制约影响力的因素，以期为有针对性地提高我国图书的对外传播效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思路。
【关键词】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影响力；中德出版交流；德国图书市场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世界各国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日益增强，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外出版人的交流合作也愈加深入和密切。中国主题图书的国际传播现状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风向标。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一带一路”在欧洲的终点站，国民阅读氛围浓厚，出版业发达。全面调查德国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情况，不仅能够反映德国民众对中国出版物的内在需求，还可以了解中国形象在德国的变迁，促进中德文化交流，构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一、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出版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中德两国出版业长期保持稳定而友好的合作关系。德国市场对中国始终保持一定的兴趣与需求，引进并出版了一系列中国主题图书。笔者以一手数据，对2000年以来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的出版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德国图书市场上的中国主题图书，即以“中国”为关键词或与中国有关的纸质图书，按语言、主题和版权归属主要分为三类：以中国为主题的德语原创图书（作者国籍不限，出版地以德语国家为主，也包括极少量在非德语国家出版的德语书）；德国向他国购买版权、由汉语以及其他外语译成德语的图书；由德国出版社或德国与中国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直接用英语撰写的图书（作者国籍不限）。调研所得的原始数据由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的在线目录、[1]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官网[2]和德国《书业年度统计与分析》年报（Buchund Buchhandel in Zahlen，2001—2017，[3]，以下简称《年报》）综合而成。笔者以“中国（China）”“中文/汉语（Chinesisch）”“中国（人）/中文的（Chinesisch）”“中国人（Chinese/in）”等作为关键词，搜集、整理了2000—2019年4月底在德国出版、流通的所有中国主题图书的详细信息，并对它们的种类数量、主题分布、出版机构等进行分析。由于2019年的数据不全，所以不列入年度统计中，但在个案分析中可能会提及。
2.种类数量统计：波动较大，动态反映两国关系
2000—2018年，德国共出版中国主题图书4932种，年均出版约259.58种。出版数量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8年德国市场中国主题图书出版数量年度分布情况（单位：种）
数据来源：德国国家图书馆及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官网
据图1，德国图书市场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数量呈“几”字形变化，整体态势不算平稳。2009年之前，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至2009年达到峰值。2009年之后，数量反复起伏，波动较大，最近的2018年达到最低谷。国际形势、中德两国外交、经贸关系和出版业自身发展共同作用于出版数量。2006—2009年，德国市场对中国主题图书的需求量大幅攀升，主要是因为第29届北京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及2007年和2009年中德互为法兰克福书展和北京国际书展主宾国，这些大事件扩大了世界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机会。在奥运会火炬传递、书展期间的出版专业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媒体的广泛宣传等推动下，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关注达到新高度，出版社也顺势推出中国主题图书引进、再版或重译计划。在德国反响最为热烈，多次翻译、再版的《道德经》在2006——2009年就有35种再版、新译本和德国人的原创解读。《红楼梦》库恩译本在2007和2010年再版，[4]由史华慈（Rainer Schwarz）和吴漠汀（Martin Woesler）合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也在历经曲折后于2007年出版。德国出版界一向保守，不愿冒险出版长篇作品，每版印数也不多，除非销量极好，才会考虑再版。在中国并非德国传统的出版引进大国的前提下，大规模引进中国主题图书实属不易。
2008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国际出版业，数字化改变民众阅读习惯，纸质图书销量下降，在德国图书市场稳中有降的大环境中，中国主题图书的引进量下降也在所难免。根据相关数据，以中国为主题的德语原创图书数量略有回落，[5]但中国作品被翻译成德语的数量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明显增加，并保持上升势头。[6]这表明，德国出版业对中国仍保持一定兴趣，未来仍有拓宽合作的可能性。
3.主题分布：关注现实民生，社会人文主导
中国主题图书的主题分布直接体现了德国读者和出版机构对中国的关注视角与阅读喜好，为出版走出去提供策划依据。由于《年报》的分类方法与中图分类法相似，也为了使数据更好地为中国出版业服务，本文采用中图分类法对图书主题进行分类。德国市场中国主题图书的主题分布结果显示，德国引进中国主题图书的选题集中在11个大类，其中与民生发展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社会人文学科类（表1中前6项）占引进总量的近八成（76.18%），居于主导地位。工业技术是德国的传统优势领域，但他们对中国的工业技术似乎并不感兴趣。引进中国主题图书选题的前三名（经济、政治法律与历史地理）与引进北京主题图书的选题前三名（历史地理、工业技术和文学）[7]相比有明显差异。
表1 2000—2018年德国市场中国主题图书主题分布情况（单位：种）
数据来源：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 排名 | 主题 | 数量 | 占中国主题图书总量的比例 |
| 1 | 经济 | 1100 | 22.30% |
| 2 | 政治法律 | 758 | 15.37% |
| 3 | 历史地理 | 607 | 12.31% |
| 4 | 哲学宗教 | 480 | 9.73% |
| 5 | 文学 | 465 | 9.43% |
| 6 | 社科综论 | 347 | 7.04% |
| 7 |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 330 | 6.69% |
| 8 | 艺术 | 275 | 5.58% |
| 9 | 其他 | 273 | 5.54% |
| 10 | 医药卫生 | 145 | 2.94% |
| 11 | 语言文字 | 78 | 1.58% |
| 12 | 工业技术 | 74 | 1.50% |
| 总计 | 4932 | 100% |
经济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态势总体放缓，中国经济却稳步增长。201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促使德国出版社加大了对经济类图书的引进和出版力度。他们尤其关注在德国相对落后，而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支付产业和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发展。例如，德语经济学图书品牌施普林格-加贝尔出版社（Springer Gabler）在2019年推出了《数字化中国：为您在中国的商业成功提供基础知识和灵感》（Digitales China:Basiswissen und Inspirationen für Ihren Geschäftserfolg im Reich der Mitte），向来华工作的商务人士和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全面介绍了微信、支付宝、滴滴出行等电子支付手段对中国的经济、境外游，乃至社会阶层带来的深刻改变，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该书的出版社是德国知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的子公司，在德语区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可以预见，这本普及型的读物将会有助于德国读者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政治法律类。在政治外交方面，德语原创图书、用英语写作或翻译而来的图书聚焦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党执政经验、近年来的重要外交举措，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多边主义，中非、中美和中俄关系等，重点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作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贡献，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带给欧洲的是冲击还是机遇。而中方则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1818—2018）为契机，由中央编译局、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牵头，采取国际合作翻译出版的机制，向德国集中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相关书籍，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在线目录中，可以检索到部分书目。这批出版物旨在系统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的政治立场，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避免德国民众因只接受德方的论述，而造成信息不对等引起误解。法律类图书的主题集中在知识产权、经济法等，其中不乏在德国攻读学位的中国人出版的学位论文。
历史地理类。历史类的主题相对分散，通史类图书除了有知名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经典著作《古代中国》（Das alte China）再版（截至2018年已出版6次），也有以轻松诙谐的漫画形式介绍中国历史；断代史对古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都有所涉及，逢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会出版专题图书，如2008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曾出版一批德国学者论辛亥革命的图书。地理类图书以旅游指南和驻华记者、自由行游客撰写的游记为主。《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尽管在中国主要客源国中占比不高，德国仍是欧洲最喜欢来中国旅游的国家。[8]杜蒙出版社的《中国》（China）纸质图书每2年再版一次，而便携式文档格式（PDF）版《马可·波罗旅游指南：中国》（MARCO POLO Reiseführer China）已更新到第15版。德国人在华经历很受读者欢迎，每年都有十几种出版物问世。封面大多饰有农民、山水风景、太极等充满刻板印象的图片，题目也在标新立异，如《文化冲击：中国》（Kultu rSchock China）、《通往“契丹”之路》（Wege nach“Cathay”）等，无不充满异域风情，以异文化碰撞和冲突作为卖点。
中国主题图书的主题分布显示出德国人务实的一面。他们渴望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和人民的现实生活，对电子支付、高铁技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总体发展情况等都抱有浓厚兴趣。但由于客观原因，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有限，德方的出版策划往往把中国描述成田园风光秀丽的农业大国，夸大异域因素和冒险情怀，间接加深了偏离现实的刻板印象。
4.翻译图书：英语为主，主题集中
德国文化包容并蓄，每年引进和翻译外来图书的数量维持在10000种左右，约占图书份额的10%，[9]德国亚马逊畅销图书榜有很大一部分是英语图书的德语译本，足见德国人的开放心态和对翻译工作的重视。由表2可以看出，2000年至今，德国对外引进版权并翻译为德语的中国主题图书共有777种，占总量的15.75%。其中英语为最重要的源语，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才是汉语，约占1/3，这个比例与北京主题图书的情况完全一致。此外，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世界主要语言或德国邻国的官方语言也占有少量比例。德国出版界喜欢以英语作为中介语言，而不是直接把汉语作品翻译成德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通用语，德国的英语普及率远高于汉语。汉语翻译人才匮乏导致无法长期、大规模地展开汉德翻译工作。第二，英语与德语属于同一语族，天然的亲缘优势可大幅降低翻译难度，汉语则不具备这一优势。据德国书商协会前主席思诺介绍，从中文译成德文的成本是从英文译成德文的10倍。[10]第三，出版机构与德国汉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汉学家不仅是出版机构中国一手信息的提供者，也可能是译者。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高立希（Ulrich Kautz）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社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标准不是文学或美学价值，而是社会、历史背景等，原民主德国汉学家的推荐往往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出版社从商业角度出发，在意的是作品能否成功，即故事性是否足够强，较长的篇幅是否会影响成本等。[11]汉学家推荐的书有可能不适合出版，不懂汉语的出版商无法从汉学家那里获取想要的信息，只能依靠英语的二手资源。第四，保守的德国出版业一向视美国为风向标。一部作品一般在英美市场获得成功，才有可能被德国引进。
表2 2000-2018年德国出版的中国主题译作数量、源语与主题分布情况（单位：种）
数据来源：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及《年报》| 主题 | 英语 | 汉语 | 法语 | 意大利语 | 荷兰语 | 瑞典语 | 日语 | 韩语 | 拉丁语 | 俄语 | 挪威语 | 西班牙语 | 梵语 | 总计 |
| 文学 | 137 | 66 | 37 | 3 | 2 | 2 | 1 | 1 | 0 | 0 | 1 | 0 | 0 | 250 |
| 哲学宗教 | 55 | 47 | 19 | 2 | 1 | 0 | 1 | 0 | 0 | 0 | 0 | 0 | 1 | 126 |
| 历史地理 | 75 | 28 | 4 | 5 | 0 | 1 | 0 | 0 | 1 | 1 | 0 | 0 | 0 | 115 |
| 社科总论 | 25 | 29 | 2 | 1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58 |
| 其他 | 25 | 21 | 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8 |
| 语言文字 | 0 | 9 | 0 | 1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0 | 11 |
| 经济 | 26 | 14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42 |
| 政治法律 | 23 | 16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0 |
| 艺术 | 14 | 10 | 8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33 |
|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 11 | 13 | 2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7 |
| 医药卫生 | 17 | 2 | 0 | 0 | 1 | 0 | 0 | 0 | 1 | 1 | 0 | 0 | 0 | 22 |
| 工业技术 | 2 | 3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5 |
| 总计 | 410 | 258 | 76 | 14 | 5 | 3 | 3 | 1 | 2 | 2 | 1 | 1 | 1 | 777 |
就选题而言，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地理类译作远超其他领域，占总量的63.19%，主题非常集中。与中国主题图书主题分布的整体情况相对照，除了历史地理类仍处于第三位，前两位均有变化。比起用德语直接创作中国主题文学作品，读者更喜欢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译本。近几年在德国图书市场上风头正盛的无疑是德国汉学家郝慕天（Martina Hasse）翻译的《三体》（Die Drei Sonnen）和瑞士汉学家林小发（Eva Lüdi Kong）的《西游记》（Die Reise in den Westen）全译本。这两本译著在德国销量可观，分别获得大奖，经媒体宣传后在德国的影响力大为提升，还带动了科幻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德译出版工作。其中《三体》德译本在德国的销量已达20万册，非常接近3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标准，[12]并于2017年获得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大奖——库尔德·拉斯维茨奖（Kurd-Laßwitz-Preis）的最佳长篇奖，郝慕天荣获最佳译者奖。《西游记》德译本则在同年摘得第十三届莱比锡书展翻译类大奖。第二位的哲学宗教类图书主要是诸子百家等中国传统思想，以《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为代表。
二、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的主要出版机构与合作伙伴
出版机构是图书引进和版权贸易的主体和直接参与方。对德国出版机构的性质、规模、出版定位、地域分布等情况进行调研，有助于筛选出中国出版社最理想的合作伙伴，精准定位图书的选题和市场定位，有效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的出版发行。
1.整体情况：聚焦学术，主题集中
新世纪以来，参与引进、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德国出版机构数量众多，出版量相对分散，但主题类型非常集中。为便于直观展示整体情况，此处仅列出出版量前10位的出版机构，详见表3。这10家出版社共出版中国主题图书1861种，占总量（4932种）的37.73%，各家出版量相差不大，没有出现像北京主题图书那样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一家独大的情况。从规模来看，这些引进中国图书的主力军中既有施普林格这样的学术出版巨头，也有米勒出版社（VDM Verlag Dr.Müller）这样成立不足20年、位于中小城市的小型出版社。
表3 2000-2018年德国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主要出版机构情况（单位：种）
数据来源：德国国家图书馆及各出版社官网| 排名 | 出版社名称 | 数量 | 比例 | 总部及德语区办公室所在地 | 主题 |
| 1 | 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 | 417 | 8.45% | 柏林、海德堡 | 工业技术、经济、社科总论和政治法律 |
| 2 | 利特出版社（LIT Verlag） | 270 | 5.47% | 柏林、明斯特、维也纳、苏黎世 | 社科总论、政治法律和历史地理 |
| 3 | 彼得·朗出版社（Peter Lang Verlag） | 234 | 4.74% | 柏林、伯尔尼、法兰克福 | 经济、社科总论和政治法律 |
| 4 |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 | 186 | 3.77% | 威斯巴登 | 哲学宗教、文学、社科总论、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
| 5 | 诺莫斯出版社（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 170 | 3.45% | 巴登—巴登 | 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学 |
| 6 | 科瓦奇出版社（Verlag Dr. Kovač） | 1663 | .37% | 汉堡 |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艺术 |
| 7 | 米勒出版社（VDM Verlag Dr. Müller） | 128 | 2.60% | 萨尔布吕肯 | 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
| 8 | 迪普洛米卡出版社（Diplomica Verlag） | 99 | 2.01% | 汉堡 | 经济、法学 |
| 9 | 夏克尔出版社（Shaker Verlag） | 98 | 1.99% | 迪伦 | 经济、文学 |
| 10 | 高僧庄东亚书局（Ostasien-Verlag aus Gossenburg） | 93 | 1.89% | 高僧庄 | 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历史地理 |
| 其他出版社的总和 | 3071 | 62.27% | |||
| 总计 | 4932 | 100% |
以中国主题图书为主打的出版社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除夏克尔出版社（Shaker Verlag）还出版通俗文学外，基本都是学术型出版社。其中科瓦奇出版社（Verlag Dr.Kovač）等几家机构专门出版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可以及时反映德国汉学界的学术热点。其次，主题集中在学术领域，鲜有针对大众的通俗读物，紧跟中国的发展态势。再次，中国主题已经成为这些出版社固定的出版系列，利特出版社（LIT Verlag）、哈拉索维茨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等都有长期固定出版的中国系列丛书或期刊，与中国学者和出版社建立了较为深入的合作关系。最后，语种以英语和德语为主，作者不乏留德中国学人。
此外，德国出版社的地域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依托国际书展的法兰克福、首都柏林、大学城海德堡等都是出版中心，而一些并不出名的中小型城市中也可能是知名出版社或专门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例如，创办于2007年，以中国主题图书为主打的高僧庄东亚书局（Ostasien-Verlag aus Gossenburg）位于德国一个小村庄里，规模很小，但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出版了各类与中国相关的图书93种，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主编的两本杂志《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和《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也在这里出版。
2.作者身份：多元态势，学者为主
写作中国主题图书的作者身份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就国籍而言，较有影响的作者以外籍人士（也包括译者）为主，其次是海外华人，然后是大中华区本土作者；就职业而言，作者身份集中于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还有文学作家、驻华记者、旅行家、美食家、中医养生家等。
表4中列出了有代表性的德国大学及研究机构人员撰写中国主题图书的情况。他们依托的单位基本上都开设有汉学系或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所，极个别高校尽管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但都与中国有一定往来，或是与中国高校有紧密的校际合作关系，或是开办有孔子学院。
表4 2000-2018年德国主要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人员撰写中国主题图书情况（单位：种）
数据来源：德国国家图书馆官网| 排名 | 研究机构名称 | 数量 | 聚焦主题 | 是否有汉学系或中国研究机构 |
| 1 | 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 信息和预测研究院出版社（CESifo GmbH） | 62 | 经济 | 有 |
| 2 | 慕尼黑大学（LMU München） | 33 | 政治法律、文学等 | 有 |
| 3 | 图宾根大学（Universität Tübingen） | 22 | 语言文学、经济等 | 有 |
| 3 | 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 22 | 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等 | 有 |
| 5 | 弗莱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 | 19 | 社科综论、历史地理等 | 有 |
| 6 | 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 | 14 | 语言文字、经济等 | 有 |
| 7 | 特里尔大学（Universität Trier） | 13 | 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等 | 有 |
| 8 | 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 12 | 政治法律、经济等 | 有 |
| 9 | 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 | 11 | 政治法律、经济等 | 有 |
| 9 |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 11 | 政治法律、文化、经济 | 有 |
| 11 | 汉诺威大学（Universität Hannover） | 10 | 政治法律、经济 | 无，但有孔子学院 |
| 11 | 哥廷根大学（Universität Göttingen） | 10 | 语言文学、政治法律等 | 有 |
| 11 | 不来梅大学（Universität Bremen） | 10 |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政治法律 | 无，但有孔子学院 |
| 11 | 波恩大学（Universität Bonn） | 10 | 哲学宗教、社科综论等 | 有 |
| 11 | 海德堡大学（Universität Heidelberg） | 10 |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 | 有 |
| 16 | 明斯特大学（Universität Münster） | 8 | 经济、政治法律 | 有 |
| 17 | 汉堡大学（Universität Hamburg） | 7 | 政治法律、文学 | 有 |
| 17 | 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ät Bayreuth） | 7 | 政治法律、经济 | 无，但与中国高校有合作关系 |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大学的研究所或研究团队并没有把学术成果放在自己所在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比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半年刊《柏林中国杂志：中国社会与历史》（Berliner China-Hefte: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委托利特出版社出版，很多中国学者的德语或英语论文都被收入这一刊物中。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只是纸质图书，并不包括期刊论文、数字出版物、音像制品等，因此这里的统计数据只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德国大学与研究机构对中国主题的关注程度，并不能全面反映汉学系和中国研究机构的成果数量。
三、中国主题图书在德国的出版特点及推广对策
在德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在数量、选题和出版机构等方面特点鲜明，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方能有的放矢地提出推广对策，使中国文化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能够走进去。
第一，大批引进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社大多定位为学术型，大众普及度并不高。这些学术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学者用德语或英语撰写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成果，它们的出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但影响力仅限于学术圈，更广大的普通读者不会关注这类作品。德国商业出版社引进的大众读物数量较少，且缺乏连续性和针对性。反观中国每年从德国大量引进童书、历史类（以“二战”主题为主）和哲学类书籍的情况，说明我国在对外推广大众读物的时候没有创建起自己的拳头品牌和口碑，有针对性地集中输出某些选题。《三体》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带动了一批中国科幻类小说在短时间内被集中翻译为德语并出版，但科幻类小说属于类型文学中的小众，成功只是一时的，如何能够找出既受对象国读者欢迎，又适合长期、大规模对外推广的主题是出版从业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国际书展是中国主题图书出版量在某些年份显著提高的重要推手。2009年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带动了一大批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策划。例如，以世界经典文学为重点领域的菲舍尔出版社（S.Fischer Verlag）就是以此为契机，启动制作四卷本《中国经典文集》，收录中国哲学、古典诗歌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德语全译本也作为一个后续项目，有机会问世。[13]由此可见书展对出版走出去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应重视并进一步加强与法兰克福、莱比锡等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书展的合作，不仅要在参展书目上下功夫，更要精心策划参展时的相关活动，形成联动效应，同时扩大中国本土书展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汉学及翻译专业人才的匮乏严重阻碍了德国出版机构对中国图书市场的了解，中方在推动图书走出去时的主导性也不强。就这一点，中方已经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在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对外传播时表示，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始终坚持把国际合作、本土出版作为有力抓手，开展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合作翻译出版是以我为主，由外方组织当地汉学家翻译，我方组织中方专家进行定稿，既符合国外读者阅读需求，又能避免因语言不准确、词不达意引起国际社会误读。[14]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以对象国市场为导向，利用国际选题策划会、文化中介机构、海外中国图书中心等开拓翻译与出版合作新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出版，可以有效解决当前中德出版合作交流中的不对等问题。
第四，纸质图书目前仍然是中德出版业交流合作的主要形式。而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等日益普及的智能传播时代，出版业也经历了数字化转型。在德国，电子出版商的大举进入已经影响到了传统出版业的销售利润。[15]运用新媒体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具有形式新颖、互动性强、传播快捷、影响力大等特点。[16]面对这一变化，出版业交流合作也要紧跟时代，建立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17]一方面加快电子出版物的版权输出，另一方面搭建新媒体宣传平台，或者与对象国出版机构已有的新媒体平台进行合作，宣传中国主题出版物，促进国际出版交流和文化交流。
四、结语
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主题图书的对外传播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当前，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有限，中德两国的出版业合作仍大有潜力可挖。中国对外出版机构应把握时代大势，切实发挥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从有效利用国际各种促进政策和输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优秀出版物入手，坚持扩大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更好地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地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8]
注释：
[1]德国国家图书馆(Die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扮演国家总书库的角色,完整保存1913年以来德国境内所有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国外出版的德语文献､德语作品的译本等文献资源,并制定详细书目｡读者可通过其官网(http://www.dnb.de)的在线目录搜索到所有馆藏的基本信息,内容全面,更新及时,是德国图书出版情况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之一｡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数据都囊括在其中｡
[2]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又译作德国书业协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发行业的最高机构,主要作用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维护固定的书价和公平的版权,组织法兰克福书展,颁发出版类奖项等｡
[3][9]Der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Hrsg.).Buch und Buchhandel in Zahlen[R].Frankfurt am Main:MVB,2001-2018.《书业年度统计与分析》是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主编的关于德国图书出版情况的权威年度报告,对上一年度德国图书的出版数量､选题统计､译作语言与种类､销售业绩､发展态势等均有详尽的分析｡该报告数据作为本研究的补充来源｡
[4]王金波.库恩《红楼梦》德文译本的流传与接受——以德语世界为例[J].红楼梦学刊,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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