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童雯霞：机构地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摘 要】龙榆生创办或主要参与编辑的刊物有《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音乐杂志》《夏声月刊》和《求是》。尽管诸刊在内容安排、办刊形式、受众群体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其创刊宗旨和编辑思想始终行进于“期复中夏之正声，挽西山之斜日”的轨道上。龙榆生致力于通过创办刊物达成传统词学与新兴文学的融合与传播，实现发扬词学、复兴诗教的理想。这位旧式文人身上可见民国“媒体人”的时代气质与传播意识。
【关键词】龙榆生；创刊思路；编辑思想；新旧文化；复兴；中夏之声
龙榆生（1902—1966），名沐勋，号忍寒，曾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为20世纪三大词学家。1933—1945年的11年间，龙榆生创办或主要参与编辑的刊物有《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音乐杂志》《夏声月刊》及《求是》（与现在《求是》杂志无任何联系）。他通过创办不同刊物、设置各式栏目、发布相关资讯等不断调整受众群体，引导刊物的传播走向，增强文学尤其是词学的传播效应。梳理五本刊物内容、风格、受众以及传播范围之异同可见龙榆生作为民国“媒体人”所展现的时代气质与传播意识：他的创刊宗旨和编辑思想应“势”调整，但致力于通过创办刊物实现发扬词学、复兴诗教的理想从未改变，藉由办刊，他推动民国传统词学与新兴文学的融合、发展与传播。
一、小众而专业，着力搭建传播平台
1931年，一代词宗朱祖谋去世，词学界失其宗仰，又逢国势不稳，在创作和研究上尽显颓势。“万劫此心长耿耿，可怜传钵意云何”，[1]正如龙榆生诗句所写，他深知朱祖谋授砚于己，不唯托付整理遗稿，更有继承词学之业之愿。以龙榆生当时的资历，尚不足以成为朱祖谋这样的词坛巨擘，号召力也极为有限。在此情势下，龙榆生决意创办专业词学刊物《词学季刊》，从而迅速搭建古体词学创作、交流平台，覆盖国内广泛的词学创作、研究者。由于办刊思路清晰，诞生于1933年的《词学季刊》和创刊于1940年的《同声月刊》前后相继，共同完成构建本土词学传播格局的使命。
1.定位精准，主题细化，走专业刊物路线
龙榆生于《词学季刊社简章》言：“本社以约集同好研究词学，发行定期刊物为宗旨。”[2]在《词学季刊编辑凡例》中特别注明，“本刊专以研究词学为主，不涉及其他”。[3]诗词合一，为了更好地推动词学研究的发展，龙榆生在创办《同声月刊》时加入诗学的创作、研究。从杂志定位和收稿类型可知，读者群、作者群是专业创作、研究诗词的学者。这种在今天看来属于分众传播的编辑手段既能满足受众需要，也能迅速引起受众注意力，实现有效聚合。
2.框架明晰，板块细化，分门别类，内容递进，自成体系
《词学季刊》栏目设置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9个栏目。论述“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论文”，专著“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专书”，遗著“专载昔人未经刊行或已绝版之词学著作”，辑佚“辑录古人佚词及有关词学之佚稿”，词录“选登近人及现代人词”，图画“选登关于词之各项图画摄影”，佥载“登载词话及有关词学之纪述或诗文”，通讯“登载有关词学书札”，杂缀“刊登词籍介绍和词坛消息”。[4]
由栏目设置可见，龙榆生对现代词学研究可能展现的形态已有较清晰的勾勒：从图画到文本，从词作到词论、从文章到著述、从遗著到佚稿、从论述到通讯，甚至还有词籍介绍和词坛消息。这表明，龙榆生将词学视为一个现代学科体系，将体系中的词学文献目录学、词学批评学、词体发展史与词学创作等各个门类的研究成果通过丰富多样、灵活多变的栏目及形式展现出来。栏目功能缜密，既相互关联又融合互补，比如张尔田对于四声平仄、标举苏辛等词学理论主张便是通过“通讯”“论述”等栏目分别刊发，学术主张有的用通信探讨，有的是系统成文，可见编读往来之平等、频繁，又见风格之严肃、活泼。
这种开拓性的编辑思路赋予《词学季刊》以现代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传统词学走上学科建设的现代化之路，因而吸引了高质量的作者和稿件。众多20世纪重要的词学论述便是在这个时期首发于该刊物，比如夏承焘撰写的6篇重要词人年谱——《张子野年谱》《贺方回年谱》《韦端己年谱（附温飞卿）》《晏同叔年谱（附晏叔原）》《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即发表于《词学季刊》，这些考订词人生平的年谱汇集为夏承焘对词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再如，唐圭璋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了6篇辑考类论文：《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之词》《汲古阁所刻词补遗》《石刻宋词》《四库全书宋人集部补词》《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互现考》。唐圭璋运用文献互补的方法，辑出晏殊、李之仪、陆游等词人词作，为当时治词学者提供新材料，拓展辑佚之学的研究路径，而他也藉由《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这批论文奠定了现代词学家之地位。高质量的内容不断增加用户黏性，吸引新的受众。龙榆生回忆称，《词学季刊》“每期发行千册”，[5]对于一份专业性杂志而言，这样的发行量是可观的。
创办《同声月刊》时，龙榆生延续了《词学季刊》图文并茂、创作研究相结合的编辑思路，并在栏目设置中增加“今诗苑”栏目，收入今人古体诗、近体诗，全方位收录这个时期的诗词创作、研究成果和前沿观点。
3.社交通联，多渠道融合，增强互动，创造更大传播价值
《词学季刊社简章》言：“本社遇必要时，约定时地举行大会，平时以通信交换意见”。[6]南京时期，雅集频密，龙榆生与李宣倜、陈方恪、黄默园、陈伯冶、何岂斋、曹靖陶、张次溪、岳仲芳、白坚甫、陈道量等人聚会于“桥西草堂”，唱酬之作多次刊载于《同声月刊》，如第二卷第十号刊《桥西重九诗录》、十一号刊《桥西重九诗录续》、十二号刊《桥西重九诗录再续》等。“今词林”栏目亦有应酬和作，刊登午社词集，亦有为东坡生日、放翁生日聚会所赋之词。
杂志上的通信唱和亦频繁。在《同声月刊》上，龙榆生有《日本诗人今关天彭枉过寓庐赋赠》《再用前韵答天彭先生》《秋晓有怀今关天彭先生东京》等诗，今关天彭亦和《次榆生见赠韵却寄》。此外，杂志还兼备与海外汉学学会交流的功能，《同声月刊》曾刊文鸣谢早稻田大学汉学会惠赠《游文》、斯文会惠赠《斯文》。
近结雅集、远以通信，《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的“线下”活动相当活跃。“刊上”“刊下”相结合，既保证刊物能持续有好的稿源和稳定的作者队伍，也有助于提升刊物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由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是现代词学史上第一本专门研究词学的学术期刊，从1933年创办至1937年停刊，四年间共出版11期。《同声月刊》从1940年年底创刊至1945年7月停刊，历时五年，共出版四卷39期。这两份专业刊物的创办是成功的，有“彊村传人”身份的龙榆生不仅重组词社，更将20世纪30年代的词坛耆宿与新锐紧密联系在一起，叶恭绰、张尔田、吴梅、夏孙桐、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丁宁、易大厂等学者成为重要撰稿人。夏承焘先生为《词学季刊》影印本题词时说：“盖词之为学，久已不振，旧学既衰，新学未兴。龙君表举《词学》（指《词学季刊》），使百年来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厥功甚伟。”[7]“顿成显学”的结论有些言过其实，而在力挽词学颓势上“厥功甚伟”却为的论。
二、普及与提高着力探索“声学”传播
《词学季刊》在“圈内”很热闹，但受众群尚显小众，之于传统词学依然难于普及、推广。“柳永之词，有井水无处不歌之者，秦观词亦盛行于秦淮间”[8]，龙榆生从柳永、秦观词的流行得到启发，认为必须恢复“传唱”的本色，才能让管弦已失的传统诗词走出止步于文本的困境。
探索诗词与“音乐”结合之路径的契机亦始于1933年。是年，龙榆生任教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创办《词学季刊》后不久，他与萧友梅、黄自、韦瀚章、刘雪庵等音乐家组织成立音乐杂志文社，并承担《音乐杂志》的投稿和部分编辑工作，同时与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们共同探索如何创制新体乐歌。
《音乐杂志》内容偏音乐创作，虽然迈出与“音乐”相结合的重要一步，但编辑的重心不在诗词文本，而在乐曲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龙榆生传播传统诗词的初衷。他意识到，诗词的普及与推广依然要从变革词体本身入手，回归文学本体。带着对“新体乐歌”的思考和编辑《音乐杂志》的经验，1936年，龙榆生倡立“夏声社”，创办《夏声月刊》，提出《夏声月刊》的创刊初衷是“昌明华夏学术，发挥胞与精神”，[9]以恢复“中夏之正声”。
基于这样的创刊思路，龙榆生优化了杂志的栏目架构：一是把传统的诗、词、曲、剧、歌舞和有关民生疾苦的地方诗歌、散曲、小调、民谣、甚至杂剧等收集起来，刊入“曲录”“风谣”栏目，用于谱制乐曲；二是“创作歌谱（中西乐不拘）”，刊入“乐谱”栏目。[10]前者属文本内容，旨在抢救传统诗词；后者属音乐内容，意在进一步创制新体乐歌。经由两途，龙榆树寄望将词之文学性和音乐性融为一体，创造出适合民国社会风气的“华夏声学”。《夏声月刊》对词乐理论的研究思路更为前沿：遍求各地风谣，从传统诗乐出发，与西洋新乐并轨，民间文学与国外文化双重推进，从而吸引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以符合“华夏声学”标准的作品带动“凡有饮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移动传播效应。
惜时局纷乱，龙榆生创办《夏声月刊》仅停留在设想阶段。尽管“华夏声学”未成燎原之势，但在随后创办《同声月刊》时，龙榆生继续沿用“词乐合一”的编辑思路，开辟与音乐相关的栏目，如“乐谱”“论著”“歌剧”。其中，乐谱“专载中西音乐之创作歌谱，或旧谱之绝少流传者。其古今中外之译谱，亦当酌载，以供同好之研讨”；论著“专载研讨批评诗歌词曲及音乐之长篇论著，文体不拘”；歌剧“专载近人所撰歌剧，体裁不拘新旧，惟新体以有声韵之美，兼附歌谱者为合格”。[11]
要之，龙榆生藉由创刊推进“声学”理想的办刊宗旨是极有远见的。一方面，他看到时局动荡，靡靡之音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求，亟须能歌之词来鼓舞士气，“吾辈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创作新歌，为适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将一洗以前奄奄不振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藉收声词合一之效，以表现泱泱大国之风。”[12]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旧体诗词逐渐退出主流文学圈，新文化运动下诞生了不少在他看来是“聒耳淫哇”的作品，亟须创制一批高水平的词乐以重现传统文化的价值。
三、博闻而年轻着力突破文化传播隔膜
《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面对的阅读、投稿群体是民国教授、传统词坛诗坛名家、政界作家，这对于形成品牌效应、推动发行都大有裨益。然而，长期任教于高校的龙榆生意识到，文学文化运动的主要推进者、传播者应是青年学子。1944年3月1日，龙榆生创办《求是》杂志。他在给夏敬观的信函中说：“办一专对青年而发之刊物，名曰《求是》。”[13]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求是》在一年内发刊八期。分析《编辑凡例》可知，与前四种专业性刊物不同，《求是》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在发稿内容、栏目设置、刊物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内容扩容，栏目粗分。“本刊内容，不固定项目。以收稿性质为衡，然大致约分心身修养、文史研究、科学杂俎、美术、音乐、常识、丛谈、生活纪录、随笔杂感、青年园地、社会通讯各栏。”[14]
风格变通，务去陈腐。“关于研讨学术之文字，不拘文言白话，要以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为主”。“以诚恳热烈之态度，务去陈腐，力求新鲜”。“本刊不拘何种稿件，概取积极的建设的态度，不偏不倚，绝对避免私人意气之争”。[15]
从《编辑凡例》中“不固定”“不拘”等用语看，《求是》展现出“粗放型”的编辑思路，展现出与前述四种杂志栏目“各安其位”、稿件“精耕细作”迥异的编辑理念。然而，这种看似“粗放”的气质满含着包容的品格和青春的气息，显示出“去陈腐”“求新鲜”的积极态度与蓬勃朝气，诚如办刊宗旨所言：“本刊以诱导青年努力向上为宗旨，对于人格之修养，知识之增进，同时并重。”[16]
《求是》旨在提高青年群体整体素质，因而特别设有“青年园地”，其他栏目涉及德、智、乐、美等方面，亦谙合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培育新青年的方向。《求是》行文要求更为自由，“不拘文言白话”“不拘何种稿件”，表明杂志允许新旧文化内容的稿件同时登场，打破了《词学季刊》杂志局限于旧文化、传统文人发声的局面，显示办刊者接纳、拥抱新文化的态度。
上述改变与龙榆生创办《求是》之“新旧合德”的初衷吻合，正如他在《发刊词》中所言，期待通过办刊化解新旧文化之间的隔膜和冲突：“我们希望这个小刊物出世以后，能够尽点邮传的责任，务使上下一致，文武调和，老少同心，新旧合德，乃至一切的一切，都能够名实相副，沟通融洽起来。”[17]龙榆生鼓励年轻学者、青年学子畅谈新文化，办刊的变化暗示新文化的力量已经势不可挡，传统文化式微，旧体诗词创作急遽萎缩，民国旧体文学的传播只能满足小众消费。《求是》容纳从诗词到音乐等各类文章，体现龙榆生对文化传播学的进一步理解：青年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推动群体，无论是古体诗词还是现代诗歌，必须要在青年中间传播才能形成最大价值。
四、兴“中夏之正声”因“时”顺“势”发挥传播效能
龙榆生创办的五份刊物各有其缘起，但主体方向是弘扬“中夏之正声”。这份初衷自创办第一份杂志《词学季刊》即已明确，办《夏声月刊》，是“决于本刊（《词学季刊》）之外，更图拓展……期复中夏之正声，挽西山之斜日”。[18]彼时，传统词学遭受新文化运动和纷争时局的双重冲击，“挽西山之斜日”有双重含义，因而兴“中夏之正声”的办刊思想包含复兴学术与复兴思想两个层面。
从学术层面来看，诗词之创作与研究逐渐远离学界中心，欲挽狂澜于既倒，须让这种文体恢复声情相谐的传统，故应兴“中夏之正声”。20世纪30年代初，龙榆生通过办刊来挽救旧体词学在创作和研究上的颓势，以词刊为平台，团结传统词学家、词作家等传播主力，扩大传统词学的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积极变革词体，以求词学在当代能歌咏传播，因此创办探索旧体诗词与新体乐歌相融合的音乐杂志《夏声月刊》。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力越来越大，龙榆生在创办《求是》时不再局限于传统诗词的小众范围，而是做出从“词学到文学、从文学到文化”的大跨度改变，将杂志内容扩展到文史、随笔、美术、音乐、生活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从思想层面来看，风云突变，国事危急，亟须用优秀作品反映民族精神，鼓励国民共渡时艰，故亦应兴“中夏之正声”，恢复“诗言志”之传统。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中说：“吾国文人之言诗歌者，咸以《风》、《骚》为极则；所谓比兴之义，不淫不乱之旨，所争在托兴之深微，所务为修辞之醇雅。”[19]《风》《骚》代表中国诗歌传统的“正声”，龙榆生将此诗学观注入词学研究、办刊思想中，以文学为载体唤起民族奋进之决心，团结成为文化传播主力的青年，全面“复兴诗教”不能局限于古典词学范围，而应扩充到整个文学领域，于是创办打破新旧文化隔膜的文学杂志《求是》。
从学术与思想两个层面综合而论，弘扬“中夏之正声”承载了龙榆生“诗教复兴”的理想。在办刊过程中，他对于“中夏正声”的理解，也从最初的“填词倚声”上升为“国家之声”。梳理龙榆生创刊宗旨与编辑思路的变化可知，“兴中夏之声”的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是随着办刊实践、时势突变以及传播受众主体的变化而不断推移演进的，这种变化体现出因“时”制宜、顺“势”而为的创新思维。他创办的这些杂志既有词学之思的底色，又隐含寄望于文以载道的政治意蕴。
五、结语
从《词学季刊》出发，龙榆生开始探索词学在传播学上的方向和意义。这些刊物在传播词学、发展文化中起到的作用各有侧重，承载着龙榆生对促进新旧词学、新旧文化融合发展的良好愿望。总体来说，《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专业性更强，理论水平更高，因而品牌认知度也更高。这两本杂志的阅读、投稿群体主要是民国教授、政要、传统词坛诗坛名宿，这对于形成品牌效应、推动发行都大有裨益。《音乐杂志》《夏声月刊》《求是》面对的群体是接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年轻学子，龙榆生意在培养年轻人扎实的人文素质和对历史文化负责的责任感，寄望学子在传承诗词文化的同时，打破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藩篱，让文化传播渠道更顺畅。
龙榆生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刊物的组稿、写作、发行等日常事务中。限于财力、人力，又恰逢战争年代，办刊耗费了他相当大的精力。办刊逾十载，然而在学界，龙榆生更多的是作为词学家而为学者所熟知、研究，其“编辑”身份常为研究者忽略，《夏声月刊》《求是》的相关编辑思路更是沉于史料未见钩沉。综合五刊之创刊理路和编辑特点可知，龙榆生为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杂志引领民国词学创作、学科发展的潮流，引导新旧文化相融的走向，他的办刊思路与编辑思想也因此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与时代感，在民国编辑史上理应有其一席之位。
注释：
[1]龙榆生.龙榆生全集.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6
[2][3][4][6]龙榆生.词学季刊(上)[M].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5:225,226,226,225
[5][9][10][18]龙榆生.词学季刊(下)[M].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5:809,411-412,411-412,411-412
[7]龙榆生.词曲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
[8][19]龙榆生.龙榆生全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22,196
[11][12]龙榆生.龙榆生全集.第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29,218
[13][14][15][16][17]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4,133,133-134,13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