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稷：机构地区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摘 要】出版工作是人的工作，是人的教育工作。和教育从业者一样，出版从业者同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与教育行业相比，出版从业者重业务技能、轻思想道德修养的问题仍普遍存在。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课题，需要出版从业者深入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大写”的出版人。陈翰伯是新中国出版家的代表人物，他以其崇高的道德品格、丰硕的出版成果、卓越的行业领航作用，成为共和国人格高尚、成就卓著并深受后人敬重的出版家。他的一生事迹启示我们，做一个“大写”的出版人，要确立崇高的理想;要具备桃李天下的教育家情怀;要立足长远、实事求是，追求基业长青;要不改初衷、保持风骨，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关键词】编辑；出版人；职业规范；道德情操
出版工作的对象是人，服务于人的知识结构，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理解，出版工作也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工作，出版从业者和教育从业者一样，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国度，也是一个出版的国度。中国有着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现代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教师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行为，都制定了详尽的规范。反观出版行业，对从业者思想情操、道德规范和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尚未达到灵魂工程师应有的高度。目前，对编辑等从业人员尤其是出版管理者的素质建设，更多集中在专业素养、学历资质、选题能力、盈利能力等方面，相关专业培训和资格考试对思想情操、道德规范和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与引导也明显不足。不少从业者满足于做“小写”的出版人，完成绩效考核即可，放弃了对德才兼备的“大写”的出版人的追求。出版行业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与从业者在思想情操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修养不足不无关系。
当前，中华民族处于近代以来最接近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课题，需要每一位出版从业者思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做一名“大写”的出版人？
中国现代出版业肇始百余年来，出版领域的大家先贤辈出。其中，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兼总经理、原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陈翰伯，是新中国出版家的代表人物。陈翰伯“把一生都奉献给新闻出版事业”。[1]他是“开启商务印书馆新局面”[2]的“北京商务印书馆奠基人”[3]；同时，也是“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4]作出重大贡献的“我国现代出版领域的重要奠基人”[5]。柳斌杰先生曾经评论“陈翰伯同志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饱含着向好的希望，用温暖的灯光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标识航线、指明方向”。[6]他以其崇高的道德品格、丰硕的出版成果、卓越的行业领航作用，成为共和国人格高尚、成就卓著并深受后人敬重的出版家之一。
陈翰伯有一篇千字小文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自称“青春办报，皓首出书”，[7]“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8]陈翰伯一生做过多种工作，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丰富的启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把做人、做书、做管理者统一起来”。[9]我们应该学习陈翰伯事迹，总结陈翰伯风范，宣传陈翰伯精神以及这些事迹、精神和风范对当下的启示作用，勉力追求做一个“大写”的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和人生境界。
一、“大写”的出版人要以崇高的理想立志
出版人不是普通用以谋生的职业，其劳动成果直接作用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作用于人的思想灵魂，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理想信念和文化素养，也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和发展方向。
陈翰伯是一位追求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燕京大学受过专业的新闻学教育。陈翰伯革命生涯的主要工作是办报和办出版。所谓“青春办报”，是指1936—1948年，他在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从事进步的新闻工作。
1932年，陈翰伯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次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燕京大学，陈翰伯主办燕大学生会会刊《燕大周刊》，在新闻系办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也当过记者和编辑，这是他编辑生涯的开端。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1936年11月底，22岁的陈翰伯来到西安，在张学良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任编辑，西安事变后任总编辑。后根据革命需要辗转于西安、成都、重庆、上海等地，于1948年年底，从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的任上撤离上海。12年间，他先后在四个白区城市的八家媒体和新闻机构（七个报社、通讯社，以及苏联大使馆新闻处）、三个杂志社、一个出版社、一个新闻专科学校从事中共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在此期间，陈翰伯撰写了大量通讯和时评。
“青春办报”的12年间，陈翰伯身处极其复杂和危险的环境，因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频繁变动工作和居住地，以完成全然不同的组织任务。在严酷考验中，陈翰伯表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追随革命的理想主义本色，同时也展现出应对复杂危险局面时的沉稳机谨，面对严峻困难时的坚忍不拔。尤其可贵的是，陈翰伯曾经数度在危难时刻不惜以身涉险以保全他人，表现出高贵的意志品格。12年间，除了在成都的5年，陈翰伯大多担任所在机构中共临时党支部或总支部书记。由此可见，陈翰伯在白区执行中共的那些具体新闻舆论任务时的主导作用以及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内稳定的政治处境和政治地位。
陈翰伯在白区的新闻实践启示我们，做出版要树立崇高的理想，要有肩负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从业者只有树立崇高而远大的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才能在面对困难时坚忍不拔，应对复杂局面时沉着冷静；才能树立牢固的思想信念，并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坚守阵地、永往直前，不为各种困难和诱惑所动摇。
二、“大写”的出版人要具备桃李天下的教育家情怀
编辑家、出版家，本质上就是教育家。
20世纪40年代，陈翰伯便在国统区开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里培养进步新闻工作者。1949年2月—1953年5月，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陈翰伯从中共白区新闻舆论第一线工作转至解放区和新中国新闻机构领导岗位，从事新闻和新闻教育工作。
1949年2月陈翰伯到西柏坡，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不久，为迎接全国解放，培训新中国新闻事业人才，成立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接受过正规新闻专业教育与训练、拥有丰富的革命新闻写作和办报办刊经验、经受过白区严酷政治斗争考验的陈翰伯，成为主持新闻训练班的理想人选。陈翰伯倾注大量心力，为办好学校不惜“程门立雪”，学校办得极为出色，授课教师有徐特立、伍修权、胡乔木、艾思奇、胡愈之、薛暮桥、杨静仁、张友渔、乔冠华、周扬、于光远、胡绳、叶圣陶、吕叔湘、范长江等，可谓名师云集。听课的学生日后也多成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这对于起步阶段亟须新闻人才的新中国新闻事业，无疑是一次紧急造血。
不仅如此，陈翰伯还在生活上、思想上对学生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点缀着欢声笑语、名家荟萃的知识殿堂。品茗过这样的精神美酒，他们成为一辈子也分不开的大家庭。他的学生称他为“伟大的教育家”。[10]
陈翰伯的身上有着深厚的教育家情怀。教育工作贯穿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一生。他的言谈身教，就是一座流动的教室，无时不在感化教育着周围的同仁和朋友。他所谋划的出版事业，无一不是从国家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建设出发，无一不是从陶冶人们的情操、增长人们的知识入手，无一不是从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建设人才着眼。他的一生，是出版家和教育家的统一。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陈翰伯桃李满天下。
做“大写”的出版人，就要具备这样的教育家格局和眼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国家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建设的大局当中，作用于陶冶人们的情操、增长人们的知识的过程中去，最终为国家发展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
出版管理者，更是要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周围的人，要像办学校一样办好一个企业，教授员工以专业知识和工作方法，关心员工的思想和生活，营造一个温暖而良好的工作学习氛围。使得工作环境犹如一个终身学习知识、随时探讨问题的大学校，促人学习，催人奋进，从而彻底杜绝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逆向淘汰、恶性竞争、欺上瞒下、胡作非为的管理乱象。
三、“大写”的出版人要立足长远 实事求是 奠定基业
1958年2月，陈翰伯调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开始了“皓首出书”的后半生。第一个阶段是主持商务印书馆。陈翰伯在商务一共12年，其中1958年至“文革”之前的8年，是其真正主持商务工作的有效时间。经过陈翰伯的努力，“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11]的商务印书馆迅速“得以复活”，[12]重现辉煌。
陈翰伯主持商务，是其一生最富事业成果的阶段。但更为重要的是，陈翰伯的一系列举措，均立足长远，他使一个在迷惘中徘徊了整整10年，人、财、物流失殆尽、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的商务印书馆起死回生，迅速恢复生机，并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此后数十年的事业格局和各方面基础，泽被后来人。这些工作将商务印书馆的名字重新镌刻到民族文化建设的里程碑上，陈翰伯本人也从一个革命家转变成一个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陈翰伯在商务的工作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制定了商务印书馆中长期发展规划。这项规划影响了商务几十年，余绪至今不绝，保证了商务印书馆译介西学名著和中外语文工具书的工作能够长期有序进行。二是在政治环境整体趋“左”的历史背景下，想尽办法出版了一批高品质富含思想学术价值、反映全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图书。在译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两大领域的成就，从规模和品质上，均超过了上海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三是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著译者队伍和编辑队伍。陈翰伯强调知识分子和著译者的重要性，支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在“人舍我取，人弃我用”的政策下，请进一批被错划成“右派”和“成分”不好却学有专长甚至是学科权威专家到商务来做编辑。不仅如此，陈翰伯千方百计为出版编辑人员创造良好学术氛围，提高编辑人员学术水平，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陈翰伯“开门办社”，[13]又为商务储备了一个堪称豪华的著译者阵容。如“朱光潜、贺麟之译黑格尔，郭大力、王亚南之译亚当·斯密，周建人之译达尔文，杨东莼之译摩尔根”；[14]吴泽炎、朱谱萱、刘泽荣之编纂中外语文工具书等，使得商务印书馆的辞书质量较之于旧时更臻完善。此外，陈翰伯还在组织建构、编务流程、企业制度、馆史档案整理和馆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如果说北京商务印书馆的重建是筑造一座大厦，陈翰伯则规划了蓝图，延请了优秀的建筑师，制定了规程，打好了地基”。[15]北京商务印书馆所做的贡献、所受到的赞誉，大多在陈翰伯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陈翰伯是百年商务的中兴之帅，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之人。[16]
虽然陈翰伯在商务的有效工作时间不过短短8年，如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则其取得的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其中几点特别值得学习借鉴。
陈翰伯的这些工作，在“左倾”的时代背景下，都是冷门工作，甚至是要不断遭受非难，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去完成。第一，陈翰伯从不追赶时尚，而是制定中长远规划并坚定地按照这一规划执行，他所擘画的图书产品，历久而弥新，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凸显出价值。第二，陈翰伯工作起来从不投机取巧，而是着眼大局、着眼长远，他极度重视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和优秀企业文化的接续。他的奠基之功，使得一个企业持续兴旺数十年。第三，陈翰伯从不窃取他人的思想成果和劳动成果，绝不贪天功为己有、满足自己膨胀的名利私欲，而是以自己的思想成果滋润他人的精神、成就民族的事业。第四，陈翰伯从不以领导自居，对下属颐指气使，而是平易近人，以理服人。第五，陈翰伯从不刚愎自用、不懂装懂、糊弄群众、欺瞒上级，而是不辞辛苦、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陈翰伯的立足长远、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值得永远作为我们事业的镜鉴，是编辑和出版人学习的榜样。
四、“大写”的出版人要学习蜡烛精神 不改初衷 保持风骨 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人在困厄之中最能展现真实的人格。幽暗的岁月能令高贵的灵魂更加熠熠生辉。
关于陈翰伯的为人品格，纪念文章中处处可见，径直揭诸标题者亦不乏其文：如《君子陈翰伯》[17]《勇者、智者、贤者》[18]《大德无言》[19]《一个近乎“完人”的人》[20]《一个胸怀坦荡的共产党人》[21]
陈翰伯是“文革”中出版界第一个被打倒的出版家，也是挨批斗最多的“专政对象”，但陈翰伯也是最早被周恩来点名恢复工作的出版家。十年浩劫，陈翰伯遭受的迫害不可谓不残酷，但陈翰伯却始终存有一份对未来的乐观，他相信混乱的局面终会过去，而自己还能再干出版！陈翰伯在数不清的批斗中“挨打、被罚跪、剃‘阴阳头’、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游街，押在卡车上示众……”。[22]然而他却对前来探望的女儿说“我有三条：第一不逃跑，第二不自杀，第三我将来还干这个”。[23]
十年炼狱对人性的考验是严峻的。揭发别人，常可以避避风头改善处境。陈翰伯“素性耿介不二，宁陷困厄之境于不拔，立志不说假话，虽压力倍增犹不易其志”。[24]面对所有的“指控”，他揽下所有责任以保护曾经的领导、部下和学者。“文革”中期，他与部下一起挨斗，揽下一切责任。不仅如此，坐“牛棚”时，他坚持睡在最外面，“要为大家挡挡风”。[25]
风雨如晦、岁月蹉跎中，陈翰伯高尚的人格品行和永远向好的理想信念——他面向困难的坚忍不拔、对待他人的良善宽厚、面对事业的积极进取以及他对历史的乐观、对真理的坚持、对未来的守望，犹如幽暗中一柱不灭的蜡烛，持续而稳定地给逆境中的人们送去暖意，为黯淡的时代保留着希望的光亮。
“文革”十年，许多人在运动中荒废了，但“永远”挨斗的陈翰伯，却“永远”在工作。在干校，白天或干农活或参加对自己的批斗，然而到了晚上，有人闷头大睡，有人讨论食谱作精神会餐，有人反复阅读家书以解相思之苦，陈翰伯却坚持挑灯夜读、勤奋思考，似乎预知濒临绝境的中国出版需要他力挽狂澜。
1972年回京后，陈翰伯丝毫没有放弃对出版工作的信念。在人民出版社，他名义上担任领导，实际上却坐冷板凳。然而，却在各种场合奔走呼吁尽快将所有的干部调回北京工作。1975年陈翰伯抓住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的一丝光明，组织拟写“中外语文工具书十年规划”，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26]不仅如此，陈翰伯还和其他同志合作拟写了一份“全国出版工作规划”，直接呈送邓小平。这份规划囊括了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全产业链，是“文革”后期一份试图全面力挽狂澜的出版产业振兴大纲。
上述规划，反映了陈翰伯对国家学术思想文化建设的全面思考和定位。这个定位，立意高远，既要继承中国优秀古典文化遗产，又要大幅度吸纳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成果，力图通过出版，全面振兴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考虑到当时极端特殊的政治形势，考虑到几乎破坏殆尽的文化教育事业实际，考虑到陈翰伯在“文革”当中的具体险恶境遇，他为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建设高瞻远瞩的胆识、为国家现代化事业不惜一再涉险的使命感和勇毅精神，傲视邪恶不偷生、不屈服的风骨，令人不禁击节不已、感佩不已。这种精神，正是商务印书馆屡起屡伏、屹立百余年不倒的文化基因所在，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翰伯是真正继承了商务的精神衣钵和事业衣钵，堪称当代张元济。
近代出版人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一。从戊戌变法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以说都是在广义的出版人当中进行的。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各界泰斗、文化名人数不胜数。这些人身上都具备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令出版人真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中国的风骨与脊梁。
五、“大写”的出版人要有不惧风雨 力挽狂澜的格局和气魄 使出版事业不断走向繁荣兴盛
1977年，国家刚走出“文革”十年阴霾，百业待兴。陈翰伯出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之后又任《汉语大词典》领导小组组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文革”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有着深刻而清醒认识的陈翰伯，主持了出版领域的全面反正工作。
“文革”后，出版界的拨乱反正、恢复生产走在各行各业前列，陈翰伯正是这一关键时期的行业领导人。他以少儿出版为突破口，带领全行业率先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1977年12月，出版局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国务院以国发〔1978〕第141号文件批转了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突破了许多左倾思想的框圉。1978年10月，陈翰伯在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极富激情地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的讲话，成为出版领域乃至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号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翰伯领导下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连续召开十多次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出版领域如何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2月15—27日，一共召开八次编辑工作座谈会，直接听取中央直属诸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电影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意见和建议。
对陈翰伯来说，这是一段风雨兼程、与时间赛跑的工作经历。4年间，陈翰伯召开重要会议数十次，每一个会议，都对行业产业巨大的影响。概括陈翰伯改革开放后主持的出版工作，其所推动和恢复的主要工作有：落实政策，将文化部干校全体出版人员调回北京安排工作；解放思路、拨乱反正，恢复全国出版工作秩序，打开出版工作新局面；落实执行《中外语文工具书十年规划》，按照《全国出版工作规划》思路推进各项出版事业；推动少儿出版、辞书出版、大百科全书出版、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古籍出版、旅游出版、地方出版等；亲自谋划组织创办《读书》等杂志；推动成立出版协会、出版印刷研究所，组建出版外贸机构，加强出版国际交流；推进出版研究和出版教育工作；推动修订《出版社工作条例》和推动制订《出版法》等。
其中《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是陈翰伯为了突破“大国家、小辞典”的尴尬局面，以超越日本《大汉和辞典》和台湾《中文大辞典》为具体目标而用心最多的大型出版工程，陈翰伯曾立志与这两本词典相始终。《读书》杂志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是陈翰伯作为《读书》杂志的创办人身份却少有人知。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陈翰伯曾经倡议创办过三本杂志：北京的《读书》杂志、上海的《辞书研究》杂志、香港出版的《开卷》杂志。他为这三个杂志组织编辑班子，商定编辑方针，帮助安排出版。
就这样，被“文革”破坏殆尽的中国出版，就在以陈翰伯为首的一代出版人不懈努力下，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被恢复、被组织了起来。冯亦代评论陈翰伯“把中国的出版业，从濒临衰境，挽救了过来”。[27]出版行业拨乱反正之功，为出版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行业引领，也为新时期出版行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六、“大写”的出版人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以蜡烛的精神 成就文化的伟业
1982年，陈翰伯以身体原因提出从行政岗位上退休。他因操劳过度于1977年和1980年两次中风。陈翰伯主持中国出版大局的4年多，恰是新闻出版面临复杂局面和最多困难的时期，也是他抱着病躯力挽中国出版于危境的4年。4年之后，出版领域经过拨乱反正，开创了崭新局面，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翰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了。第一次中风后，他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到工作岗位。第二次中风，加剧了他行动的不便。他来上班，需要吃力地上下楼，但一进办公室，便一如战争年代那般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他依然睿智专注且行事高效。他与时间拼命赛跑——对于中国出版，他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蓝图。
和他一起领导“一二·九”运动的黄华、姚依林等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同辈出版家纷纷就职于新的领导职务，重返出版第一线；他曾经的部下和学生，也在如火如荼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奔忙。他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后的各项出版事业渐渐结出丰硕的果实。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陈翰伯依然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他说自己是到出版协会看看摊子。然而他太累了。他走路开始需要搀扶，坐轮椅出行则需要有人在一旁照应。也许他还渴望着工作，渴望着战斗，渴望着像过去那样在最复杂、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沉着应战、指挥若定，然而，他的生命之火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1988年8月26日凌晨6时，陈翰伯在睡梦中安详离去，毫无痛苦、悄无声息，甚至没有打扰任何家人。夫人卢琼英最后见到的陈翰伯“侧卧着，神情安详”。子女们出门上班前，去和他道别，见他了无声息便摸摸他双脚，犹有微温，再摸摸他的额头，才发现已停止呼吸。翰伯就这样平静地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他的学生尚丁写道：“这样的去世，很像佛门弟子坐禅飞升！”[28]
正如前述柳斌杰先生的评论“陈翰伯于中国的出版事业，如同一座灯塔”。陈翰伯更像一支蜡烛，他持续地燃烧着自己，照亮了一群人、一个行业，给一个时代送去光亮。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出版业以丰硕的出版成果回报了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陈翰伯以毕生的心血与智慧，推动共和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成为令后人永远怀念的报人出版家、理想主义革命者、文化的圣徒、追求真理的赤子。陈翰伯在成就民族与国家文化伟业的同时，给后人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七、结语
如今，陈翰伯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陈翰伯树立起的“大写”的出版人的理想道德风范，依然彰显着精神的高度。新时代呼唤当代出版巨匠，接过出版先贤们关心民族的未来、关怀人类的命运的精神火把，引领当代出版的前进方向。做“大写”的出版人，出版从业者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面前，在出版行业重要转型关头，同样需要陈翰伯在拨乱反正时期的眼光、气魄和担当，同样需要脚踏实地，一个问题、一本图书、一个项目、一个工程、一个领域地去攻关，立下高远的志向，做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事业需要的仁者、智者和勇者，使得出版行业在内容产业的横向竞争中，勇立潮头，不断走向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建设和传播事业建树新功。
注释：
[1][4][7][8][17][18][24][25][26]陈翰伯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06,561,351,351,596,583,596,593,503
[2][5][6][9][22][23]张稷.怀念陈翰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14,59,39,59,202,203
[3][15][16]张稷.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奠基人——陈翰伯[N].中华读书报,2014-10-15
[10]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编.怀念陈翰伯——陈翰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纪念册[Z].内部资料,2015:46
[11][13][14][27]高崧,胡邦秀.报人出版家陈翰伯[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61,63,64,33
[12]见陈翰伯1968年9月7日自撰“交待”材料｡(未刊)
[19]屹宇.大德无言——读《陈翰伯文集》[N].中华读书报,2014-10-15
[20]张稷.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新五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0
[21]许力以.一位胸怀坦诚的共产党员——陈翰伯现在还在吗?[J].出版发行研究,2001(7)
[28]尚丁.陈翰伯同志二三事[J].新闻研究资料,19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