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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时代图画书出版及其反思

2020-04-18 来源:《中国出版》
  【作 者】杨向荣:机构地区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摘 要】读图时代不仅标志着文化形态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转变。在这样的语境中,图画书(含绘本)的出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建构了新的儿童阅读文化。立足于读图时代的文化情境,分析中国童书特别是图画书出版的现状,阐释其特有的图像叙事建构,可以明确童书出版的基本立场,建构良性的儿童阅读文化。

  【关键词】图画书;图像叙事;童书出版;阅读文化

  图像作为叙事方式,自古有之,人类很早就开始采用图像符号展开叙事,如原始岩画、象形文字、青铜纹样等。今天,文化领域出现了图像转向,它表明了生活和文化正由“话语的意识形态”向着“图像的意识形态”发展。读图时代不仅标志着文化形态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转变。现代视觉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关注图像是人类的本能。眼睛被喻为‘心灵之窗’,人类获取信息的80%来自眼睛”。[1]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童书出版出现了新变化,尤其是图画书(含绘本)的出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建构了新的儿童阅读文化,同时也衍生出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读图时代的图画书出版现状

  在西方,17世纪开始出现图画书。在中国,晚清时期出现了图画书,20世纪上半叶,小人书盛行,成为图画书的主要形式。世纪之初,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画书获得了极大发展,图文结合形式也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1.图画书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发展来看,捷克作家夸美纽斯1658年出版的《世界图解》是第一本为儿童创作的图画书,此书强调了“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20世纪上半叶,图画书迎来了创作高峰期,尤其是英国作家波特的《兔子彼得的故事》,称得上是图画书创作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在中国,晚清时期出现的《小孩月报》以图画作为叙事手段,为儿童提供知识性内容。其中的插画以写实的动植物为主,采用铜板雕印,艺术性颇高,对后来图画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1922年,郑振铎创办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登载《滑稽画》栏目和《图画故事》栏目,可谓我国儿童图画书的真正萌芽。20世纪50年代,图画书有了较大发展,不少作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在图画书中,为后来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的创作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早期图画书的主要形态是连环画,是一种连续图画并配以文字的图书。它们或根据文学作品和故事改编,或取材于现实生活,巴掌大小,因主要读者为少年儿童,民间俗称“小人书”。世界书局1927年出版《连环图画三国志》,自此,“小人书”又称连环画。虽然早期的连环画色彩不够丰富,形式比较简单,但在那个技术匮乏和媒体单一的年代里,就像过去口口相传的故事一样,填充了那个时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的共同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有着双重特性,“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2]

  2.读图时代的图画书出版

  20世纪90年代,图画书(包括绘本)迎来了井喷发展期。一方面,大量的外版图画书被引入到国内;另一方面,国人对图画书的原创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绘本小说和图画书丛书,如“麦兜故事”系列等,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京剧猫”系列等。此外,大批优秀原创作品也涌现出来,如郑渊洁的“皮皮鲁总动员”系列和《郑渊洁童话亲子美绘本》,曹文轩和巴西插画师米罗的《羽毛》等。随着出版技术的提高,图画书的印刷和装帧也更加精美,出版质量不断提升,如《团圆》《辫子》等图画书,还曾在国际大赛上获奖。此外,中国原创图画书“时代奖”和“小麒麟奖”等奖项的设立,也推动了当下中国图画书的创新与发展。

  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和读图时代的到来,出版人逐渐改变传统的文字叙事方式,而是采用图像化的叙事方式,并在创作中融合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和文化元素,使图画书尤其是绘本逐渐成为大众追捧的热门读物。目前,市场上涌现出大量图文并茂的绘本,而且其中不乏内容深刻和主题新颖之作。《花婆婆·方素珍原创绘本馆》聚焦儿童情感,呈现儿童的情感体验与情感启蒙;曹文轩和巴西作家米罗的《柠檬蝶》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问题;郑春华的《了不起的职业系列》探讨儿童的成长,引导儿童思考自己的未来发展,等等。绘本通过图像建构隐喻,强化图像的叙事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图像来提升儿童的认知经验,如南曦所言,“对于儿童绘本来说,图画是承担叙述功能的主力。所谓图画,并不仅仅指内页的一帧帧图片,而是绘本从里到外呈现出来的、传达给读者的视觉形象”。[3]

  在图画书的发展中,无字绘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态,这类图书没有文字,主要通过图像的隐喻来展开叙事和讲述故事。1978年,斯皮尔的绘本《诺亚方舟》获得凯迪克金奖,此书运用图像内在的叙事功能和图像间的外在逻辑联系建构意义和讲述故事。又如文生的绘本《流浪狗之歌》,通过图像间的内在逻辑,将被抛弃的狗的孤寂、孤苦、无助以及对未来饱含希望的情绪隐喻在图像中,让人印象深刻。

  米歇尔写道:“图像叙事似乎绝对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故事情节:当需要众多语言去描述一个场景之时,那场景就直接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当人物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那思考的内容就完整的投射出来,不管是描述什么,我们都能看到一幅幅最富表现力的‘顷刻’出现在我们面前。”[4]正是如此,当下图画书中那些新奇、精美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已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主要支撑,成为富表现力的“顷刻”呈现于儿童面前,成为童书出版业的视觉景观。

  二、读图时代图画书的叙事策略

  在读图时代,图画书的图像叙事建构对儿童的阅读有着深刻影响。因此,考察图画书的叙事功能与策略建构,可以为我们反思图画书出版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参考。

  1.图画书的叙事功能

  伯格认为,“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5]诺曼德则认为,好的图画书包括三种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图文结合产生的故事。[6]根据伯格和诺曼德的观点,笔者以为,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很难集中注意力,而图像通过连续性的视觉审美符号建构完整的故事,图像的构图、造型和色彩对儿童有较大的吸引力,可以使儿童在阅读时集中注意力。作为一种叙事语言,图像所营造的审美空间更容易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可以使儿童更生动地了解故事内容和意义,并往其中注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样一来,便涉及图画书一个重要特征:图像的叙事功能。图像具有符号隐喻性和艺术想象性,可以独立完成叙事功能,建构审美张力。索绪尔指出,“视觉的能指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7]也就是说,图像叙事具有空间发散性特征,能让接受者在不同的点上感受和认知对象。梅洛·庞蒂认为,图像符号直接作用于感知器官,它试图“向我们的感官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8]在索绪尔和梅洛·庞蒂眼里,语言叙事是一种“不在场”的可说性符号叙事,而图像叙事则属于“在场”的可视性符号叙事,图像的“在场感”是与视觉的直接“在场感”联系在一起的。图像的符号隐喻性建构了图像观看的魅力,即直观形象和形象隐喻所构成的审美张力。

  以此观之,图画书可以通过图像的“可见”视像,让儿童感受背后“不可见”的审美张力。这种审美张力既是图画书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图画书图像的独立叙事意义生成空间。真正好的图画书,其中的图像应当具有开放的人文内涵和独立的意义空间,能让儿童在视觉审美的同时感悟图像背后的意义。在图画书的阅读中,儿童与图像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形成一个整体,完成各种无声的对话。

  2.图画书的叙事策略

  夸美纽斯的《世界图绘》是比较早的儿童图画书,其中的图像只是文字的补充说明,甚至有些图像与文字关联并不是很大。“现代绘本之父”凯迪克的《粗汉纪事》中的绘画则带有一定的独立叙事功能,主要以插图方式实现对文字内容的补充。到了“现代图画书之母”波特的《彼得兔的故事》中,图文结合就做得比较好,图像的叙事功能得到强化,图像可以离开文字独立存在和展开叙事,但同时与文字又保持着意义关联。事实上,真正优秀的图画书应当做到图文互文见义,如尼古拉耶娃和斯科特在界定绘本时所言,绘本通过文字和图像的相互关系发挥叙事功能,图像在图书的每一页中出现,可以维持故事叙述的完整性。[9]

  在优秀的图画书中,图像与文字构成复合文本,图像与文字共存,共同完成叙事功能。郭婧的《独生小孩》是由铅笔绘制的无字绘本,讲述小女孩在森林中迷路,后来历尽惊险回归父母身边。绘本表现了儿童如何面对孤独的主题,它通过图像叙事引领儿童去寻找和追忆自己的童年,治愈现代社会儿童的自我孤独。在黑、白、灰的三色世界里,街道、太钢、公交车等场景历历在目。面对黑白世界,但读者感觉不到距离,反而开拓了想象空间。

  图画是儿童最初的读书入口,他们通过图来理解故事和认识周围的世界。在儿童的接受过程中,图像能刺激他们的视觉感官,更好地引领他们进入图像文本所营造的情境中去。相对于文字,图画书的图像叙事建构一方面迎合了儿童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儿童的阅读心理。这样,儿童在阅读图画书时,能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和人生经验,理解和“看见”图文信息之外的世界,建立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读图时代图画书出版的反思

  视觉文化时代的读图需求对当下的图画书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提升,图像变得可大量复制和易于传播,图画书在装帧上也确实日益精美。虽然读图时代图画书的图像质量和叙事建构都获得了极大提升,但同时也衍生出不少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如过于关注图像的视觉效果,追求商业利润,导致内容跟不上形式,无法真正体现儿童需求;图文结合粗糙,缺乏叙事效果,真正以儿童本位观为核心,有童趣和人文价值内涵的图画书相对缺乏;图画书过多强调视觉阅读,这对儿童良性阅读习惯的养成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等等。以上,都是视觉文化转型所引发出来的图画书出版隐患,需要引起反思与重视。

  1.消费文化的陷阱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的视觉性因素彰显出来,获得优势甚至霸权。而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元素与视觉元素融合,一种视觉性消费文化得以形成,并对当下的图画书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天,整个社会处于消费文化的浪潮中,“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0]大众消费引导下被创作出来的精神产品,也日益丧失形而上的人文关怀,成为可供计量的商品。由于消费文化的影响,出版人往往依据市场需求,将有商业利润的图书纳入出版行列。不少出版社盲目于市场走向,局限于经济利益,跟风现象严重,也导致资源重置和浪费。更有一些小型出版社因为没有能力引进和购买版权,原创性不够,只能简单重复出版畅销图书,导致图画书整体的出版质量不高,影响和干扰着当下图画书出版业的良性发展。

  面对消费主义浪潮,还应当警惕消费偶像崇拜所带来的出版怪象。偶像原本是提供榜样力量的形象,但消费至上主义却让偶像成为供人们消费的商品符号而存在,如海纳曼所言:“在大众传媒时代,明星是文化产业的有效工具。……明星在基本保障效益的同时还传递出观众对于商品的购买欲。”[11]媒介人成为了消费偶像的制造者和生产者,偶像在视觉传播中成为被建构出来引领消费的符号。

  2.儿童本位观的缺失

  儿童世界不同于成人世界,图画书应当有独特的文本体现。虽然读图时代的出版人重视图像在图画书出版中的核心地位,在图画书的叙事策略上尽可能考虑到图文结合,但事实上,很多图画书的设计仍然淹没在成人的儿童视角或者对儿童阅读的理想化和实验性设计之中。如果图画书出版不能正视这个现象,及时调整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的关系,势必会让图画书出版与儿童疏离,导致某些畅销书只是被成人盛赞而实际效果不佳的情况。基于此,应当反思过去的“出版人—作家—儿童”或“作家—出版人—儿童”的出版主导模式,建构“儿童—作家—出版人”的新模式,让图画书的叙事策略和视觉建构更吻合读图时代儿童的阅读需求。

  如何立足于儿童视角,通过图像叙事来实现图画书的教育理念,这是图画书在体现儿童本位观时需要重视的问题。松居直认为,优秀的图画书,是那些能理解孩子们的世界,并用孩子们的想法和心情去绘画的图画书。[12]因此,图画书的主题选择一方面要适合以图像来展开叙事,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儿童本位观。图画书应当关注儿童的成长经历,要讲述儿童故事,呈现儿童经验和融入儿童元素。

  此外,图画书的创作中要以儿童的真实生活经验为创作基础,要站在儿童的视觉去观察儿童的世界以及成人的世界,要做到顾及儿童的阅读心理和阅读兴趣,要让图画书真正成为儿童读物,而不是成人读物。好的图画书应当摆脱教育与父母的话语预设立场,要让图像叙事对接儿童的经验叙事,要呈现出独特的儿童理解范式和儿童经验凝视路径。只有适合儿童接受范式,能被儿童真正喜爱和感同身受的经验,才是真正体现儿童本位观的图书。

  3.儿童良性阅读文化的建构

  读图时代,如何通过优化图画书的叙事建构,真正适应读图时代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也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和反思的一个问题。

  在数字化的电子阅读时代,传统的纸质阅读慢慢转向电子阅读,不少儿童也热衷于APP的界面阅读模式。海尔斯提出“过度注意力”和“超级注意力”概念,“过度注意力是传统的人文研究认知模式,特点是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单一目标之上,其间忽视外界刺激,偏好单一信息流动,在维持聚焦时间上表现出高度忍耐力。超级注意力的特点是焦点在多个任务间不停跳转,偏好多重信息流动,追求强刺激水平,对单调沉闷的忍耐性极低”。[13]在海尔斯的分析中,超级注意力对应着浏览式阅读,过度注意力对应着沉浸式阅读。在他看来,电子阅读是一种与传统阅读完全不同的阅读模式,它强调“超级注意力”认知模式,并对印刷文化时代的“过度注意力”认知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

  媒介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阅读方式的转型,以此来看当下的图画书出版,要看到视觉文化时代的读图需求,也要警惕因图书过于图像视觉化而带来的人文精神缺失。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适应视觉文化时代的读图需求,尽量通过图像来引导儿童阅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字的作用,要看到文字在儿童阅读习惯养成中的重要性。

  图像是儿童认知世界和兴趣养成的工具,在读图时代语境中,作家和出版人应当充分看到图像及其叙事优势,要运用图像讲好故事和传播文化,要让儿童真正知道图像在说什么,真正知晓故事传达的人文内涵。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图画书,而应当坚持儿童本位观,为儿童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而且,在视觉化和数据化的读图时代,也应当反思图画书出版背后的儿童阅读现状,建构儿童的良性阅读文化。

  注释:

  [1]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M].霍文利,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18

  [2]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35

  [3]南曦.绘本之道:欧美儿童绘本的功能性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6:7

  [4]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6

  [5]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

  [6]诺得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雷默,等,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26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6

  [8]梅洛-庞蒂.符号[M].姜忠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0-68

  [9]MariaNikolajeva,CaroleScott.HowPicturebooksWork[M].Routledge,2006:11

  [10]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11]海纳曼.明星文化[J].李启军,等,译.世界电影,2007:3

  [12]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M].郭雯霞,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43

  [13]海尔斯.过度注意力与深度注意力[M]//《文化研究》19辑,杨建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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