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坊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承具有重要影响，对民间文化的传播和通俗文艺的繁荣也有重要贡献。善成堂书坊在清代大型连锁书坊中历史久远，地域众多，刻书广泛，集刻版、印刷、发行于一体，具有代表性，其总号在重庆。本文通过对重庆善成堂发展始末的探索及兴衰原因的分析，可知其兴衰不仅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也受到行业形势的影响，这有助于展现清代书坊的发展历史，研究其兴衰原因。
【关键词】重庆善成堂；书坊；兴衰原因
0 引言
在古代文献出版系统中，书坊刻印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它的出现不仅推广了雕版印刷技术，促进了文献出版的社会化，而且催生了图书形式艺术的丰富，推进了刻印技术的创新。可以说，它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承有重要影响，对民间文化的传播和通俗文艺的繁荣也有重要贡献。
善成堂书坊作为一个连锁书坊，顺治时已有售书活动，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图书馆藏有顺治十五年善成堂刻《喻氏医书》。康熙时傅氏在浒湾、南昌创立书坊，乾隆时傅氏后人傅金铎在重庆创办总号，从乾隆年间延续至建国前夕。在此之后，善成堂陆续在北京、上海、济南、聊城，苏州、扬州、杭州、浒湾、南昌、汉口、荆州、沙市、成都等地设有分号。在清代连锁书坊中，它规模较大，刻书较多，具有代表性。清代书坊经历了恢复、发展、转型三个阶段[1]。善成堂书坊于清代初期成立，建国前夕结束，完整地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可以体现清代书坊的整体发展过程和形势。重庆善成堂作为善成堂书坊的总号，管辖各个分号的刻书活动，可以代表善成堂书坊的刻书水平。通过探析重庆善成堂的发展始末和兴衰原因，可以展现清代书坊的发展历程和兴衰情势。
1 重庆善成堂的创立及原因
关于重庆善成堂的创立者傅金铎的资料，现存材料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但据重庆图书馆藏《傅氏族谱》可知，2009年，傅金铎的第六代孙傅德乾与其子傅其江曾专程到金溪县寻根问祖，查到傅氏先祖是由山西平陆南迁而来，且得知傅氏族人自明万历辛巳年起把“金、木、水、火、土”作字辈偏旁，并轮回使用[2]8。另外在浒湾中洲前傅村的迁徙名单中查找到一条重要材料：“傅铎，字伍赫，生于康熙己巳年二月二十七日。客四川。”[2]8经过查证，傅铎的活动时间与傅金铎前往四川创业和创办重庆善成堂的时间，以及傅腾逸①、傅卫卿②的在世时间基本吻合，故可以初步判定傅铎就是傅金铎[2]8。《金溪县志》记载了傅卫卿的先人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在浒湾和南昌创办善成堂，故可知重庆善成堂并不是第一家善成堂[3]。浒湾的善成堂应为傅金铎或其先辈所设，重庆善成堂是傅金铎在浒湾善成堂的基础上，加以延续和拓展的成果。
根据傅氏各家族分支族史的整理纪实和年长族人的回忆资料可知，傅金铎入蜀时约四十岁。据其出生年月推算，此时为雍正七年左右。他率领长子傅腾逸在黄葛渡落脚，在码头后面的观音桥租了几间商铺，开设善成堂书坊，刻印从江西南昌运来的科举读物、蒙学读物、生活用书和工具书籍。由于经营良好，傅金铎很快便在观音桥正街修建了自己的刻书作坊和店铺门面[2]10-12。在观音桥所开善成堂取得收益之后，傅金铎又在重庆西郊开设了名为“蒲园”的刻书作坊和书铺，仍旧延续使用“善成堂”的名号[2]13。为了进一步拓展善成堂的刻书事业，傅金铎扩建了“蒲园”，成为内外两进的大庭院。外面两排平房是供书籍编辑排版、刻版、印刷、装订和包装的作坊，也包括保管和摆放书版的牌架（每架四层）和储存待售书籍的仓库。里面的庭院则是工匠食宿之所和族人居住之宅。“蒲园”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嘉陵江码头和重庆闹市区都很近，十分利于与重庆市区的交易往来。终于，傅金铎在重庆城中的小教场置办了一处书铺店面，重庆善成堂正式创立[2]14-15。
除了以《傅氏族谱》为线索，探寻重庆善成堂的创始经过之外，笔者根据现存的重庆善成堂刻本，可以进一步考证重庆善成堂的创立时间。在现存的重庆善成堂刻本中，最早的刻本为乾隆十七年刊刻的《瘟疫明辨》，故可以确定重庆善成堂的创立时间不晚于乾隆十七年。
傅金铎入重庆开设书坊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1 地理的优势和文化的渊
源据《傅氏族谱》记载，中洲前傅村是金溪县有名的大村，古时农业发达且科举兴旺，前后出了十七个举人和三个进士，是人杰地灵之地[2]9。该村在地理位置上也具有优势，距浒湾镇水陆码头不足一里[2]9。浒湾镇原名金冠里，意为金溪乡里之冠，据《赣文化通志》记载，自明清以来直到民国，500余年，浒湾镇一直是金溪县商业最发达之地[4]。清以来，赣东有“临川才子金溪书”的美称，其中“临川才子”指自晏殊、王安石以降，人才辈出；“金溪书”则指金溪的雕版印书，负有盛誉。
1.2 刻书的源流和书坊的兴盛
据现有记载，金溪印书，始于元代。据吴定安著《乡草集》记载，元初，金溪危氏家塾曾刻印危素自己的诗集，为交友所用；明初，存在一些官刻记载；明后期，出现大量私刻和坊刻，刻书堂号开始出现[5]337。“善成堂”堂号应是在此之后创立。金溪刻书坊的发展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售书开始，逐步转向集雕版、印刷、装订、销售于一体的刻书机构。明末清初，随着全国印书数量众多的建阳书业逐渐转衰，长期与建阳有书籍交易的金溪浒湾商人及时抓住商机，购进了一大批建阳书版，带到浒湾，浒湾刻书业由此肇端[5]338-339。康熙年间，浒湾的刻书业已步入繁荣时期，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延续了其繁荣的盛况[5]339。鼎盛时期，浒湾镇邻近的村民皆来此从事刻书工作，据《江西省志》记载：“浒湾刻书鼎盛时期从事刻书业者逾千人，书坊60余家，形成了前后书铺街。刻字工匠受雇于店主，每刻一字，得铜钱2枚。”[6]由此可知，浒湾镇是江西的刻书中心，规模可观。
1.3 历史的传统和风俗的影响
江西浒湾商人有勇于外出经商，开拓商业渠道的时代风气。据王冶秋《北京琉璃厂史话》记载：
“琉璃厂书商的籍贯，在乾隆时李文藻所记已是大都为江西人，湖州人、苏州人极少。据书业中人谈，当时江西人辈辈相传，不收他省徒弟。徒弟都是由家乡召来，有病有事退职，则负责送回江西。到了同治年间河北的南宫、冀州人在书业中突起，收徒则绝不收江西人。并立了另一文昌馆作为这个行业的会馆，江西人起而争执，并打了官司。”[7]
可知江西书商有外出经商的历史传统，且极具凝聚力，维护团体利益。傅金铎入重庆经营刻书业，一定程度上有受到地域风俗的影响。
1.4 物产的富足和交通的畅达
重庆物资丰富，交通便利，一直是移民聚集地，也是商家聚集地。据彭伯通《清代巴县城的会馆》可知，自明末清初以来，义军、明兵、清兵交战不断，至顺治朝才停止，后又有吴三桂反清，攻占全川，直至康熙平定，此间六十余年，破坏严重，百废待兴，对此，清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招抚移民的优惠政策[8]3-4。外省迁川和商业往来未有断绝，重庆的江西会馆规模很大，可知重庆的江西人众多[8]4-6。除此之外，据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记载，乾隆初，长江中上游水运有了重大发展，重庆至宜昌的航运开通[9]。这些都为傅金铎入重庆经商提供了许多便利的现实条件。
2 重庆善成堂的发展及原因
傅金铎在创立重庆善成堂之后，交由他的长子傅腾逸经营。傅腾逸的具体经营情况已不可考，但知他的第五子傅卫卿跟随他学习经营，故在道光年间将重庆善成堂书局交由傅卫卿管理[2]23，234。
傅卫卿也很有远见卓识，不仅新办了弹子石作坊和广安县作坊，而且还在北京、上海、江西、四川、山东、湖北、湖南等地设有多家分号，使业务不断扩大，经营不断完善[2]23。道光十三年，傅卫卿把东昌分号提升为隶属于重庆善成堂总局之下的聊城分局，专门管理京、津、冀、沪地区的各家分号[2]23。此外，傅卫卿还使用了相对独立核算的管理方式，使全国范围内的各家分号均受重庆总号的统一调度，分级核算，余缺调济，互通有无，大大降低了经营难度，提升了运营效率，缩减了支出成本，增强了竞争实力[2]23。朝廷为了嘉奖和表彰重庆善成堂刻书事业对朝廷和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表彰傅卫卿为“红顶书商”，追封其父为“皇封光禄寺大夫”，其母为“诰命一品夫人”[2]234。
重庆善成堂在傅卫卿的管理之下进入鼎盛时期，经营规模最为庞大，经济效益最为可观，社会影响最为深远。重庆善成堂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发展，原因多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2.1 刻书种类的丰富
根据重庆善成堂现存刻本中牌记标明的地点，笔者将标有“重庆”“巴县”“古渝”、“渝”“渝城”“渝成”“渝郡”“蜀东”均作为重庆善成堂刻本。其中，根据彭伯通《历史上的巴县》一文可知，1930年巴县迁离重庆，1951年巴县回归重庆，1953年巴县再次划出重庆，1959年巴县再次回归重庆[10]。为了保证重庆刻本的完整性，本文将巴县刻本归于重庆。另外，重庆在地理位置上位于蜀东，《光绪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志》中写到“重庆为蜀东重镇”[11]，故以蜀东代指重庆也是有可能的，未免遗漏，本文将蜀东刻本也归于重庆。
从现存刻本来看，善成堂刻本大多不标明地点，故标有重庆牌记的刻本仅占重庆善成堂刻本的一小部分，实际的重庆善成堂刻本远非此数。笔者将镌有重庆牌记的撮录于此，汇总出重庆善成堂的刻书目录如下。
表1 重庆善成堂刻书目录
| 经部 | 史部 | 子部 | 集部 |
| 易类1种 | 编年类2种 | 儒家类2种 | 总集类9种 |
| 书类3种 | 政书类2种 | 医家类20种 | 词曲类1种 |
| 诗类2种 | 地理类1种 | 天文算法类2种 | |
| 礼类4种 | 专史类1种 | 术数类1种 | |
| 春秋类2种 | 道家类18种 | ||
| 四书类2种 | 新学类2种 | ||
| 小学类9种 |
从表1可知，重庆善成堂现存刻书84种，所刻书籍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童蒙小学、历史地理、宗教书籍、医药书籍、天文算法、诗文小说等传统书籍，也包括进步的新学书籍。书籍面向多层次的读者群体，能够满足多方面的市场需求。
2.2 经营方式的灵活
2.2.1 内部调配有序
据相关资料记载，重庆善成堂书坊“组织自刻书籍出川销售和贩运各地刻本回川发行”[12]403，“购进外地刻本，铅、石印书刊回川、渝销售”[12]443，“书成后，一部分省内各府、州、县销售，一部分即运往江西、山东、汉口、沙市、上海、北京等地的‘善成堂’分庄出售”[13]63-64。故其在全国范围内与其他分号之间的经营往来包括书籍的互相流通。这种方式，不仅使不同地区的善成堂得以运转交流，节约成本，而且使同一种书版可以高效利用，使其广泛流通，提高收益。因此，不同地区的善成堂书坊可以利用彼此的资源，增加书籍种类，提高竞争能力，保持行业优势，占取领先地位。
2.2.2 与同行合作
根据王纲在《清代四川的印书业》一文中的记载，重庆善成堂的经营“就是利用岳池帮价廉、工精、时快的优势，将刻字活转交岳池刻制，从转手中获利”[13]63，“一些交岳池帮刻制的书版，就地利用广安产纸的条件进行印刷”[13]63。故其与岳池、广安等地的组织都有合作关系。岳池帮中进行写版、雕刻、印刷工作的多为亦工亦农的农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于农闲的时候承揽刻书，家庭成员分工合作，共同承担刨板、写版、画版、刻字、校对、清版、印刷等工作[13]63。这种与其他专门的刻书组织之间的合作，既可以利用其低廉的价格，节约成本，又可以发挥其分工的优势，提高效率。
2.2.3 与个人合作
重庆善成堂曾刻《验方新编经验良方》合刻本，牌记上标明“善士印送不取板资”的字样。这种与个人之间的合作，扩大了书版与书籍的来源，拓展了销售市场的范围。
2.2.4 适时收购
王孝源在《清代四川木刻书坊述略》中记载，民国时期，宏道堂将其在重庆的分庄剩余的全部书版以1500元卖给了重庆善成堂[14]。通过收购，以低廉的价格买进书版，既节约成本，也提高效率。
2.3 新兴印刷技术的使用
19世纪末，石印技术逐渐兴起[15]208，使印刷效率迅速提高。重庆善成堂积极购进了石印木质平压式小型机，用人力扳动进行印刷[12]362。重庆善成堂于1884年刊印的《利器集要新刻四书补注诗韵集成》合刻本和1902年刊印的《奇效简便良方》，均使用了石印技术。这种将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结合起来，不仅使用传统雕版，而且使用石印技术的印刷方式，使得重庆善成堂面临新兴技术的冲击，也能积极地应对。
2.4 广告推销方式的多样
通过牌记可知，重庆善成堂的广告推销方式多样。有的通过增加相关内容来扩大销售，如在牌记上刻有“后附某某”“某某附后”；有的通过对质量做出保证来吸引读者，如在牌记上刻有“校正无讹”“校对无讹”“翰林院奉？校对”。多种多样的广告推销方式有助于书籍的销售。
2.5 版权维护的重视
重庆善成堂常在牌记上刻有“翻刻必究”的字样，有助于对版权的维护。
3 重庆善成堂的衰落及原因
重庆善成堂在傅卫卿之后，由傅卫卿传给次子傅韫植③。傅韫植与夫人一同管理重庆善成堂书局的产业，后在外出归来途中不幸落水身亡，时年不到三十岁[2]24。此时傅卫卿已经离世，卫卿夫人将家业转交给三子傅韫福④[2]24。傅韫福早年有政治追求，并无继承家业的意愿，但母命不可违，故还是接手了重庆善成堂书局的管理事业，但是他的管理重点在总号的外务和分号的事务上，总号内务交由他的二嫂和夫人共同打理[2]24。在这个过程中，傅韫福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事业，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国会议员和代表[2]24。后来政治逐渐黑暗，傅韫福不再参加政治事务，一心转向重庆善成堂书局的管理事业[2]24。由于日本敌机轰炸重庆事件使重庆善成堂损失惨重，故傅韫福将重庆善成堂在陕西街的店面和在蒲园的作坊分别转让给当地驻军和其他企业，结束了重庆善成堂长达两百年的经营历史[2]290-291。
重庆善成堂的结束时间，应在1948年至1949年之间，因为在1948年5月25日，傅韫福曾请求重庆市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向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以便恢复营业，救济书荒[16]649。而在1948年6月的复函中可知，行政院因重庆善成堂所申请赔偿数额过昂而转交重庆市政府核实查证，并未即时批准重庆善成堂的申请[16]649-650。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庆善成堂将书版出售给国家[12]63。
彼时，伴随着国内外的战争，新兴科技的冲击，新旧思想的碰撞等复杂的社会环境，重庆善成堂的事业受到冲击。虽然在外来石印、铅印等技术的冲击下，重庆善成堂也做出了积极的变革，引进机器，更新设备。但是在图书行业中，古旧书籍逐渐被新兴书籍取代，雕版印刷方式逐渐被新型印刷技术取代，传统雕版书坊也逐渐被新型出版机构取代，这已成为大势所趋。重庆善成堂的落幕已经成为历史必然。傅韫福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形势，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经营选择，果断与各分号清算资产和债务，实行分号独立核算或转让拍卖，规避了因社会形势持续恶化所可能带来的破产危机。
重庆善成堂结束的原因十分复杂，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3.1 列强的入侵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进程。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写到：“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17]133可知，英人彼时入渝，管理四川省英人的商业活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重庆“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以及“附搭行客，装运货购”[17]164。之后，英、法、日、俄、德、美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租界。无论是通商贸易还是战争侵略，对重庆原有的刻书业都产生很大冲击。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敌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18]。在此期间，交通受到破坏，需要进口购入的石印设备和材料难以获取，书籍的流通遇到困难，重庆善成堂总号与分号之间的联系也受到阻塞，许多书版被炸毁，经济损失惨重，成为其无法继续经营的主要原因[16]649。
3.2 政策的压制
1935年，四川省地方税务局颁布的政令中写到：“近来各书店所售书籍，除学校教科书暨少数正当书籍外，类多演义小说以及不经之杂著，离奇诡异，妨害人心风化至大。……本府有鉴及此，故对教科书以外之书籍，前据地方税局请示前来，曾令照货品征税，以示限制而维国货在案。兹据呈请免税到府，复据重庆书业公会呈同前情，查核所称各节，亦属不无理由，姑准从宽，对一切书籍一律免予征税，以示体恤。”[19]可见在1935年之前，重庆善成堂等经营新学所用教科书以外书籍的刻书机构受到政策上的排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重庆书业公会曾向政府呈请免予征税。1936年，省政府决定对邮寄书籍征税，成渝两地书商奋起反抗，傅韫福作为重庆书业公会的主席，求见省财政厅长，当面呈情，问题最终得以解决[20]。可见1936年，重庆善成堂及其他众多图书出版机构都因政策的压制而深感不满，经营事业也受到阻碍。
3.3 管理的严苛
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到重庆。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从1929年起，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取缔进步言论的政令，如1929年颁布的《取缔共产书籍办法》、1933年颁布的《查禁普罗文艺禁令》、1938年颁布《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等[15]6。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新闻检查”、“出版物原稿送审”等诸多手段对进步出版刊物进行破坏[15]6。1939年后，情况持续恶劣，甚至出现审查人员到书店突击抽查，没收书籍，打骂店员，捣毁店堂，拘捕人员的现象，对书籍行业甚至整个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5]6。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重庆善成堂也不免受到波及。
3.4 经济的窘境
1929年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工商业陷入危机，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图书发行业也生意惨淡[21]。自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所需繁浩，入不敷出，尤其抗战后期，财政赤字惊人，为了筹措费用，大量增发通货，导致物价飞涨[22]。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难，使得图书的销售群体购买力下降，而且带来书籍刻印与发售成本的增加，使得图书行业整体经营受损。传统刻书业的发展更加困难，重庆善成堂的产业也遭受巨大打击。
3.5 销售的困局
民国初年，重庆开办新学，近代教育事业大兴。由于学生看重升学考试和政府兴办国民教育的双重因素，出现了一批专营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图书市场的需求发生转变，新式学堂教科书的需求逐渐取代传统科举用书的需求，以经营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等科举用书为主的传统刻书坊受到冲击。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七家大书局为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23]。新学教科书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植，对传统刻书坊的冲击更加剧烈。抗战爆发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出版机构迁至重庆，带来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洋装新潮书，活跃了重庆的文化氛围，也影响了重庆的出版事业。出版机构和书籍种类的增加，使得行业竞争更为激烈，对重庆善成堂的经营也造成了一定困难。
3.6 技术的冲击
在上文论及重庆善成堂的发展原因时，已经谈到其技术的与时俱进。但是，石印和铅印的使用只占重庆善成堂印刷书籍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书籍仍为雕版印刷，销售情况依旧受到新兴技术的冲击。新兴技术的印刷设备价格高昂，大部分的传统刻书坊都负担不起，仅有少数大型的刻书坊有资金能够引进一些新设备，故新兴技术在传统刻书坊中的推广出现困难。此外，新兴技术的使用以机械代替人力，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使印刷步骤进一步从传统刻书业中分离出来，推动了印刷厂的发展。刻版、印刷、发行等在传统刻书业中本为一体的步骤逐渐分化成不同的行业，分工更加明确，运作更加高效，这对重庆善成堂等传统的刻书机构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19世纪末的石印到20世纪初的铅印，再到后来的油印和胶印，新兴技术不断传入。新兴技术的不断引进推动了技术的更新。国内也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和变革，技术的更迭快速而频繁[24]。在此期间，重庆善成堂面临更为激烈的行业竞争和经营压力。
4 结束语
通过对重庆善成堂书坊的发展始末及兴衰原因的探析，可知重庆善成堂的兴衰不仅受到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经济、政策、交通、战争等社会形势的影响，也受到销售市场、图书管理、技术革新等行业形势的影响。从重庆善成堂书坊的兴衰史中，可以窥见清代书坊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对清代书坊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较为直观和清晰的认知。
注释：
①傅腾逸：生卒年不详，号苍岩，傅金铎长子。
②傅卫卿：生卒年不详，名为傅玉某，卫卿是字，傅腾逸第五子。曾为其父修建傅家祠堂逸公祠。
③傅韫植：（1880-?）号佐周，十七岁考取秀才。
④傅韫福：（约1880-?）字用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创办《重庆晚报》。1936年，曾担任重庆图书教育用品业同业公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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