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社会学的研究题材相当广泛，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综观2019年新出版的社会学类研究著作，佳作不断，大体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分支社会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涉及劳动、法律、性别、医疗、技艺等领域的新著频出，这些研究秉承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寻求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解读具体的社会现象;第二，延续社会学“经世济民”的研究情怀，有多部新著将研究视域集中在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等现实议题，在宏观的制度解释和微观细致的田野调查材料中，试图总结中国社会活力与秩序的内在规律，解读并反思中国的社会发展经验;第三，关注中国现实的同时，也关注全球化下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新变化，新阶级、新金融、健康鸿沟、计算社会学等前沿的研究成果相继被译介到国内，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异域社会，在借鉴中探讨公平、正义、秩序等经典的社会学命题。
一、学科性：分支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分支社会学占有极大的比重，根据不同的分类，广义的分支社会学可达百余门。在2019年的社会学新著中，劳动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医疗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分支社会学成果精彩纷呈，展示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多样性。
（一）劳动社会学。2019年，当民众和媒体在热议“996”這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为年轻的互联网“白领”们愤愤不平之时，梁萌的《加班：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压力机制及变迁》一书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详细描述了某互联网企业内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过程，深入剖析互联网企业工作压力的产生机制及三个关键变量：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和技术发展。其中企业文化是工作压力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管理制度将企业文化从口号落实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而技术发展则推动将工作压力最终嵌入劳动过程之中，随着技术开发模式的发展，劳动过程中的工作速度和要求都在不断攀升，上述三个变量互相呼应、互相支撑，形成了互联网公司工作压力的完整机制。与来自加班的压力相呼应，工作“不稳定”的压力也成为当今时代劳动者的焦虑来源，其范围越出互联网界，正持续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劳动者中蔓延。姚建华、苏熠慧在《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一书中指出“不稳定”是全球性的挑战，探究产生不稳定及持续带来不安全感的制度性安排是劳动力研究的新重点。“不稳定”意味着担心自己随时被其他人取代，职业保障与社会福利逐渐被削减，并被要求进人更弹性与更灵活的工作模式。无论哪一个行业，都充斥着危机感，“裁员”“跳槽”“升职”“加薪”是劳动者永恒的话题，“中年危机”“职业瓶颈”成为媒体反复贩卖的焦虑，行业的转型、工作的得失似乎就在早起上班的某一天。
（二）法律社会学。在对劳动的探讨中，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保障往往被认为是摆脱劳动压力和焦虑的一剂药方。事实上，法律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法，更是行动中的法，两者的距离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关注到一个“非法”的“社会事实”，即在充满盗版和抄袭的环境下，网络文学生产爆发了惊人的生命力，正日益成为娱乐文化生产的总源头，进而影响公共想象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那么，这种法律与社会的“悖谬”如何而来？该书回溯了三段制度历史，包括18世纪以来著作权制度及相应法律想象的形成;20世纪文学领域对文学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不断反思和突破性尝试;21世纪互联网兴起后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生产机制。在法律和技术的交织影响下，网络文学呈现了有关知识生产关系变迁的社会实验。在互联网之外，法律社会学更多地将研究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邢朝国的《普通人的江湖：村庄里的怨恨、冲突与纠纷解决》一书回到村落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事件。在生活世界中，规范如何出现以及秩序感如何建立都依赖于行动者的理解过程和情境定义，而这恰恰是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和定义，进而建构社会秩序”。因此，该书研究的纠纷已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由一系列情境构成的事件链，纠纷事件本身已嵌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网络中，其产生、升级以及最终解决都与纠纷事件各方在生活世界中积累的库存知识、经历的生平情境勾连在一起，关涉他们对纠纷情境中何谓事实、何谓正义的理解和争论。同样是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纠纷，张晓红的《农村女犯人：生活世界中的纠纷与抗争》一书剖析了多起以农村女性为犯罪主体的“民转刑”案件，将案件之前的纠纷放置到生活世界中，探讨纠纷因何而起、为何激化。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理解农村女犯们的生活逻辑，试图了解她们是如何看待问题、理解纠纷，感受她们在纠纷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经历和抗争。
（三）性别社会学。性别和情感既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议题，也是最容易引起媒体公众骚动的社会学选题。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爱情与性的关系日益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王文卿的《性·爱·情：过程中的主体建构》一书从主体建构的视角考察性革命的主体层面，指出情感在性的社会关系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但当代青年开始不同程度地偏离以婚姻为中心的传统性秩序，积极追求性的快乐并努力解决性的烦恼。借鉴斯威德勒、阿帕杜莱和布迪厄等人的理论资源，该书分析了在社会转型和价值观多元的背景下，主体的“放开”何以可能或不可能。那么，性和爱情是不是婚姻的基础？田芊的《女性择偶倾向：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一书借鉴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中国女性的择偶偏好及影响因素，指出女性择偶会重点考虑三个维度——好基因、好资源以及好爸爸，一般男性不太可能同时在三个维度上都很优秀，因此女性在择偶时会进行平衡，而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女性对不同维度的偏好程度。可见，择偶乃至婚姻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兼受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人体验的影响，关于性别和情感的探讨或许没有终极的答案。
（四）医疗社会学。医疗卫生关系民生，直接影响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2019年，有关医疗社会学的两部新著，一部指向了争议不断的“新医改”，另一部则解释了当前的药品谈判机制。田孟的《富县医改：农村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沿着纵向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在新医改之前，我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行政主导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导两个阶段。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的农村新医改主要围绕农村卫生人才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展开，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尽管新医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改革预期相比仍然相差甚远。“看病难”“看病贵”，居高不下的药价背后存在着隐秘的药品谈判博弈。龚文君的《药品谈判：理论、机制及实践》一书引介了药品谈判机制的国际经验，分析了我国当前的药品价格管理制度和药品谈判实践，指出在新一轮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需建立健全医疗保险谈判机制，平等的协商谈判须逐渐成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处理其与医疗机构和药企药商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
（五）社会人类学。在喧嚣的现实社会中，人类常有逃向远方的冲动，而社会人类学时常将我们的视野引向遥远的田野。当社会被全球化和信息化沖击裹挟，那些扎根、发芽、成长于农耕文明的传统手工艺开始岌岌可危，面临转型或消失的命运。马佳的《建水紫陶：手工艺进程的人类学研究》落脚到对传统手工艺价值的肯定，以物的人类学为研究路径，“透物见人”“透物窥史”，以建水紫陶制作者及其身份变动为轴心，呈现促发建水紫陶从孕育到诞生到工艺成熟再到风格渐变的各类因素。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我们应看重器物及技艺兴盛延存背后的各类复杂因素以及制作者的能动性，而非过早地、宏观地、笼统地给予“政策性”的发展规划。除了传统手工艺，农耕文明的地域表现——村落，也深受现代文明的冲击。李虎的《分离、互动与调适：一个壮族村落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运用多点田野及民族志等方法，既从流出地的视角探讨人口外流对原空间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又从流人地的视角分析流动者在新空间的适应过程，同时探寻空间分离背景下的实践者如何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方式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沟通，展现出时空分离与联结并存的现代社会特征。
二、现实性：社会变迁与治理
“经世济民”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情怀。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多部新著将研究视域集中在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等现实议题。社会学学者们力图勾连起宏观的制度解释与微观的经验观察，从而总结中国社会活力与秩序的内在规律，解读中国的社会发展经验。
（一）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张海东的《理解中国社会》一书在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着重分析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趋势。在社会结构领域，分析阶层分化、新二元体制与城镇化;在社会问题领域，阐述经济新常态下的就业、老龄社会、“人口红利”危机与社会组织创新;在社会生活领域，关注中国人的家庭、面子与社会信任。如果说，《理解中国社会》展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图景，那么基层又是如何回应社会变迁呢？王春光等的《县域现代化的“晋江经验”》一书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个案，探讨晋江发展成全国县域经济实力百强县市前十名和长期位居福建省县市第一的现代化历程及其原因。晋江的县域现代化具有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三个主要面向，而让所有晋江人找到发挥动能和作用的空间和机会，是晋江县域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密码。离开福建，视线转向同样处于现代化进程前列的苏南地区，陈家建的《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指出，“集体主义”是影响中国农村变迁的关键因素，但以往对农村集体的研究多局限于零散的历史片段或某个侧面，未能提出普遍的解释机制，而该书则是分析一个长时段的村庄历史经验，农村集体主义在组织和产权两个核心制度规定下不断建构，形塑了农村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与苏南的“集体主义”不同，梁晨的《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注意到华北地区村庄共同体的日渐衰败，村庄的公共生活在工业化之后衰减，进而尝试解释村庄共同体在本土产生的乡村工业影响下所发生的变迁。这些研究表明，作为超大型国家，中国社会的变迁纠葛于历史传统与地域现实，呈现了极其多元的景象。
（二）社会治理。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发展的成就相比，社会治理领域呈现的秩序议题更为复杂。张静的《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一书将研究引向对社会治理本身的思考，通过来自基层的历史档案、案例实践与统计资料，该书梳理了不同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变化，进而对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及治理模式展开反思。自近代以来，从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转变，基层社会秩序呈现的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其核心是如何在国家权威（官治系统）与社会体系（民治系统）之间确立一种现代权利关系。在这一点上，周庆智的《官治与民治：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书以公共性社会关系性质的变化为核心，对传统至现在的基层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建构含义做出不同于以往认识范式的重新解释。该书认为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是官民共治秩序，是权力支配关系上的官治与民治互嵌式社会治理形态和社会秩序图式，这种传统基层社会秩序规则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延续下来，并被熔铸到新的变化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因此，既要在历史与现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上来认识当前基层社会秩序的规则结构和体系意义，又要在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建构和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发展上来认识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并且在结合本土的概念范畴时也需要借鉴新的社会理论视角，比如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和相互形构”。在理论构建和反思之外，2019年的社会治理新著在经验研究上呈蓬勃之势。陈柏峰的《半熟人社会》以“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这一判断为总纲，从村庄生活的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在人情面子、传统仪式、人群分化、派别关系、婚姻关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试图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分析框架。郭亮的《土地流转与乡村秩序再造》指出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瓦解了村庄共同体维系的根基。由于村社已经无力完成自身的社会整合，农民群体的陌生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对立与分化将成为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的新特征。因此，土地流转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其还对乡村社会的秩序生成和基层治理产生直接影响。狄金华的《改革在途：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及其扩散》通过区分不同社会治理信息结构下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选择，分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后的扩散机制，即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信息结构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选择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差异加之各地方政府所能调用的治理资源的不同而构成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的多元性。陈颀的《公益经营者：基层政府的新角色与实践困境》则指出基层政府借助“经营公益”的策略促进了本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也陷入了权责失调、社会冲突频发的困境中，这突破了既往从“利益最大化”视角讨论基层社会治理的局限，有助于反思转型中的基层政府角色理论。
三、全球性：来自发达社会的新借鉴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一直孜孜以求“本土性”，注重研究中國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但不容忽视的是，异域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社会的新变化，依然是能观照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的好镜子。2019年，以新阶级、新金融、健康鸿沟、计算社会学等为代表的前沿研究成果相继被译介到国内，国内读者能更便利地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异域社会。
由三位美国社会学教授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合著的《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第四版）》无疑是2019年最引起关注的社会学译著。美国梦包括“广为共享的观念，即无论何种阶级出身，只要恪守工作伦理，美国社会都会为其提供平等且毫无限制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该书通过对新经济、金融危机、政治思潮、社会流动、信息产业、教育、文化产业等导致的阶级分化和阶级不平等的论述，关注当今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美国梦会不会终结？诚如译者张海东所言，美国新阶级社会具有相对于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钻石型（或橄榄型）社会而言的全新的阶级结构，其特征是由少数特权阶级和多数新工人阶级构成的双钻石型结构，而上下两个钻石之间通道狭窄，结构的渗透性极为有限，向上的社会流动极为艰难，是典型的“社会结构固化”。一个崭新的、越来越不平等的、越来越严格的社会阶级系统的显现和故步自封正暴露着美国梦的幻觉。同时，新阶级社会扎根于“新经济”“新金融”的现实，绝大多数美国人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对抗金融权贵等超级阶级，阶级战争无处不在。那么，金融的社会影响力究竟已经到何种程度？由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亚力克斯·普瑞达主编的《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的研究议题涵盖了全球现代金融制度与组织、金融交易及提供技术支持的各类行动者、抵押贷款市场、评级机构、金融风险、金融欺诈以及金融的历史社会学等，该书被视为社会学将成规模地介入金融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阶级分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以及财富的分配，它甚至已经蔓延到不同阶层的个体健康本身。英国迈克尔·马尔莫爵士的《健康鸿沟：来自不平等世界的挑战》一书就深刻地指出健康不平等来自社会不平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社会中下阶层实际上不具备遵循健康定律进行生活的掌控能力，只有选择不健康生活的自由，比如低价低质的烟酒，压力大、收入低的工作，潮湿的居住环境，逼仄拥堵的通勤交通工具等。中下阶层很难承担起健康生活的成本，而富裕阶层不仅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且有条件进行充分的健康投资，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自由。除了健康鸿沟，阶级分化还波及数字鸿沟，尽管信息世界依然存在富人和穷人，但在大数据的情境中，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难以逃脱被追踪的宿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萨尔加尼克的《计算社会学：数据时代的社会研究》一书用全新的数据模式解锁了社会学，在计算社会学这一新兴领域阐述了数字革命如何扭转了社会科学家和数据科学家观察行为、提出问题、开展实验和进行大规模协作的方式，并通过大量真实的案例划定了面临伦理挑战时需要遵循的原则。
结语
综合来看，2019年社会学类的研究著作出版颇丰，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代社会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学科性上，社会学继续在阶层、劳动、家庭等领域深耕，同时触角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关注现代生活的压力、行动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以及主体能动性的建构过程。在现实性上，社会学关注社会变迁、社会治理等议题，既从宏观的制度变迁来理解中国社会，也从丰富的经验材料中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与此同时，在中国之外，社会学继续引介发达国家前沿的研究成果，关注全球化下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新变化，勾连起中国与世界，试图在对照反思中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当然，受限于学力和研究视野，上述对2019年社会学类研究著作的盘点可能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真正的阅读还须留待读者们对新著的“主体性”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