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百义：湖北省编辑学会
【摘 要】在二月河三卷本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经典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媒介根据各自的传播功能在其中发挥着互补作用。纸质出版物作为媒介承载着优秀文学作品的全部信息，是传播的基础与工具。电视以其大众化的传播效能，对于作品的普及和经典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品进入文学史和大学教材，完成了作品经典化的阶段性任务。
【关键词】《雍正皇帝》；经典化；媒介效能
文学经典反映了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体现了作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但是，文学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不仅作品本身质量十分重要，还受到外部诸因素的制约，其中媒介的影响最为显著。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指出：“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图书的销量，图书馆使用）、政治，等等。”[1]本文以二月河先生的三卷本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为例，讨论在其经典化和普及化过程中，媒介所发挥的效能。
一、纸介质出版物的问世，为《雍正皇帝》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言说基础
《雍正皇帝》第一卷于1991年出版，最后一卷出版于1994年。而向二月河约稿，则早在1987年8月。这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第一次外出组稿。第1卷《九王夺嫡》出版前，出版社对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销售前景并没有信心。一是因为二月河在黄河文艺出版社虽然出版了《康熙大帝》的前三卷，用二月河本人的话说，“名气”还只是“区域性的”。[2]二是1988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刚出版了由王云高、计红绪创作的同名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这本《雍正皇帝》虽然有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的同名电视剧配套播放，但在图书市场上也没有引起反响。所以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未付印前，出版社就通过省新华书店率先向全国征订，目的是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出乎意料，各地报来征订数有1.17万册，这让出版社有了信心。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将媒介分为三个阶段，即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媒介文化阶段。[3] 1994年中国虽然开始接入互联网，但从《雍正皇帝》的出版历程看，完全还处于印刷文化阶段。三卷本《雍正皇帝》的排版印刷，仍处于“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期。如果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分类，印刷术属于“热媒介”，它储存信息的能量超过口语文化，这种“热媒介”，给读者理解知识与延伸人类的认识，带来了方便，拓宽了道路。果如其然，随着三卷本小说的陆续出齐，《雍正皇帝》在读者中的口碑效应已经显现。到1995年9月笔者回到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各地已在陆续添货。据统计，从1996年到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开始，正版加上盗版，《雍正皇帝》销售不下于30万套。至此，作为一部纸质印刷本长篇小说，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阅读者应当已达到上百万人次。这对于普及和研究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打下了较好的文本基础。
二、不同媒介关于《雍正皇帝》一书的消息和评介，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力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出版之后，媒体对二月河的作品研究，基本持沉默态度。针对这种现象，评论家张志忠曾撰文指出：“当代文坛尤其是评论界似乎掉进了一个怪圈里，要么是漠然无视，要么是一惊一乍，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在问世之初所受的冷遇，突然间的大红大紫就令人感到不解。”[4]
《雍正皇帝》第一卷出版后，除了笔者在1992年第2期《小说评论》上发表《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一文，[5]基本没有评论家关注二月河这部作品。业内普遍认为，二月河的小说，充其量是“通俗历史小说”。他们不屑于浪费笔墨评价一个地方业余作者的一部通俗小说。二月河开始受到评论界关注，始于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蔡葵曾指出：“评论界对它的关注则稍为滞后，也许原先认为它们不过是一般的畅销书。记得是在1995年10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上，大家才惊喜地发现《雍正皇帝》是一部难得的佳作。”[6]
1996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文采阁召开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分别从小说的情节、语言、人物形象、历史氛围、文化意蕴等方面进行探讨。会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等媒体对这次研讨会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北京青年报》标题十分醒目：《〈雍正皇帝〉横空出世，京都文坛好评如潮》。报纸用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评论家蔡葵、丁临一、白烨和胡平的笔谈。专家们高度评价了《雍正皇帝》的艺术价值，认为小说是“现代乃至近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最为重大的收获”。接着，中央电视台请上述四位专家做了12分钟的专题节目。评论家丁临一给出了《雍正皇帝》是“五十年不遇，甚至是百年不遇……”的评价，认为《红楼梦》之后，就是这部《雍正皇帝》。胡平后来撰文说：“《雍正皇帝》起初以为只是一部普通的通俗读物，经过认真翻阅，才发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相当有份量的长篇小说。此作通过雍正夺嫡继位、励精图治、抱恨东逝三个人生阶段中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了从康熙末年到雍正王朝半个多世纪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生活的全景画卷。”[7]湖北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关于《雍正皇帝》的专题节目，约请评论家陈美兰、张国光、蔚蓝等人谈该书杰出的艺术成就。
随着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体对二月河及《雍正皇帝》的评介与宣传，《雍正皇帝》一书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呈现在中国文学界和读者的眼前。专家对小说的高度评介，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唤起了海内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为《雍正皇帝》的普及化打开了通向不同阶层读者的大门
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首播以及此后年年的重播，印证了麦克卢汉关于新媒介中的技术是人的力量的延伸的理论。《雍正王朝》的艺术探索与成功实践，使这部电视剧成了电视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更让出版界从此惊叹于影视对纸介质出版物销售的拉动作用，还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对明清历史关注的热潮。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介用电子的速度，为小说走进不同阶层的读者和实现经典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牵引作用。
纸介质印刷品出版物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投资人和编剧，他们从书中看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和小说情节的张力。电视剧从改编到拍摄、播出历经数年，曾经经历了资金短缺和播出渠道匮乏等一系列困难，终于在1999年1月3日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间开始播出根据二月河《雍正皇帝》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电视剧播放前，出版社主动印了4万套小说《雍正皇帝》，结果只发出去了1万多套。电视剧开播前3集，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反应，到了第5集，由于故事情节的紧凑，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演员演技的传神与灵动，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与认识，使这部电视剧播放期间出现“万人空巷看电视”的局面，电视收视率达到14.06%，在首都北京的收视率达到19％。[8]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国务委员罗干等也称赞这部电视剧拍得精彩。[9]
与此同时，《雍正王朝》电视剧的版权陆续输出到境外，“横扫台湾、香港、东南亚市场和海外华人地区，覆盖面之广，同样无剧能及，甚至成为台湾地区重播次数最多的大陆电视剧”。[10]
1999年，中国虽然已经加入了全球互联网，但由于当时只能通过电话线、调制解调器才能进入，因此网络并没有完全普及到普通百姓家中。电视媒介以其即见即视的视觉特点，迅速赢得了广大的观众。这些观众不满足于每天仅播出一集的速度，急于想知道剧中人物的命运，便寻找原著探寻故事发展的脉络；或者不满足于电视对情节的删改，想从小说中看到丰满完整的历史事实。于是，从纸质媒介开始，到电视媒介的互动，又回到纸质媒介的闭环开始形成。因为电视剧的拉动，1999年《雍正皇帝》一书正版销售达到25万套，多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互联网普及前信息传播的“霸主”是电视无疑。今天虽然再无法复制电视一统天下的时代，但每年央视四频道和央视十一频道至少还重播两次《雍正王朝》。电视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纸介质出版物所代表的雅文化和精英文化，通过不同媒介之间的互相渗透与影响，达到了双赢局面，这在《雍正王朝》影视剧高收视率与《雍正皇帝》小说的热销互动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四、大量研究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为《雍正皇帝》的经典化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
关于经典的建构，童庆炳综合各派的观点后认为，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有六个要素，其中“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和“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11]很重要。而《雍正皇帝》出版20多年来，畅销不衰，与专家和学者在媒介上的热烈讨论有重要的关系。
《雍正皇帝》出版之后，正如评论家张志忠所言，在一段时间内备受冷落。在中国知网查询，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之前，仅有4篇研究文章。1999年电视剧播放之前，只有18篇研究文章。到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从数百种图书中发现了这部图书的独特价值，到终评时因一票之差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遗憾传出，再到被改编成44集电视连续剧热播，才最终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从1999年开始，一大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二月河”作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2596篇；输入关键词“二月河历史小说”作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1544篇；输入关键词“二月河雍正皇帝”作全文检索，有研究文章1166篇。如果按年度来区分，主要集中在电视剧《雍正王朝》播放之后。如在读秀网知识点输入关键词“二月河”查询，有6503条信息。
在这些研究文章中，以二月河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或在研究中涉及二月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有975篇，其中有博士论文280篇，硕士论文695篇。研究论文中涉及二月河最多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相关刊物上检索，有关二月河小说研究的文章，《小说评论》上有33篇，《文学评论》上有27篇，《当代文坛》上有24篇，《红楼梦学刊》上有23篇。研究二月河的作者中，有国内的重要文学批评家，如雷达、曾镇南、童庆炳、白烨、吴秀明等，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刘克发表的研究文章最多，共有26篇。他的研究课题《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性创作——二月河历史小说论》，列入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这些研究文章主要围绕着小说的历史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雅与俗三个方面来讨论。
如关于二月河历史小说所映射出的历史观，齐裕焜认为，“作者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以开放的心胸，选择了最能表现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公允、客观地肯定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逼真地再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斗争和经济繁荣的景象”。[12]当然，也不乏对作品的批评声音。如王增范说他曾经调查了河南十几位文学界的“专业”人士，他以“我们”的姿态评价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二月河的创作有严重的缺陷……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对封建帝王的由衷的崇拜、赞叹、敬仰和惋惜，是对明君盛世的由衷崇拜和缅怀……把一个黑暗落后专制的社会描绘得绚烂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文明的顶点。”[13]
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处理上，大多数专家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胡平说：“长期以来我们看惯了两种历史小说：一种是由历史学家写的充满史实而缺少情趣的小说，一种是由小说家写的不乏想象力而缺少实感的小说。现在有了《雍正皇帝》，便令人大喜过望。”为什么让他“大喜过望”呢？他说：“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过这种作品了，那是真正的小说。读小说是一种享受，这部小说给人带来的享受是全方位的，要什么有什么。”[14]作家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历史真实的呢？白烨认为，“作者是以忠实历史的态度，去全方位地恢复历史和再现历史”。[15]蔡葵也认为，“它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通过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展现出康熙雍正时期富有生活气息的民俗风情，人间百态，从而营造出了一种极其浓厚的历史氛围”。[16]但也有专家认为小说不符合历史真实，王增范认为，“为了突出封建帝王勤政爱民的形象，作者刻意回避封建王朝本质上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绝口不提封建帝王的残暴独裁和非人性，甚至连历史上最醒目的尽人皆知的民族大屠杀和文字狱都做了改头换面的处理”。[17]
在雅与俗的问题上，大部分专家认为小说雅俗共赏。一方面，二月河以严肃的态度和忠实的立场，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是如何由晚霞般灿烂辉煌而又走向黑暗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宫廷上下权力斗争描写，揭露封建社会政治黑暗与文化上的反人性，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因而，小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所以称它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同时，小说大雅若俗，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情节张弛有致，疏密得体，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借鉴话本小说的艺术形式，运用俚语、俗语和民间谜语、民间故事、笑话，结合武侠、公案小说的表现方法，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和形象思维，刻画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了中国历史小说画廊。同时小说采取拟古的语言，大量使用诗词歌赋，用来渲染环境和表现人物的性格，更说明作品的内在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胡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部印有墨线插图的章回体小说，起初混在一大堆通俗读物里面没有人理睬，但是当有人一页页翻下去时，竟爱不释手，读完后目瞪口呆的感觉难以形容……二月河对创作主题的深刻把握显示出他是一位正统的纯文学作家，而他的创作方式又显示出他是一位充分学者化的纯文学作家。”[18]
这些不同观点的批评，有些尽管十分尖锐，或者说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作者一度也曾感到百口莫辩，但通过众声喧哗的大范围讨论，作品的优劣与经典价值反而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这充分彰显了批评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发酵作用。
其实，作品在形式上是通俗的、大众的，让人喜闻乐见的，并不证明或者意味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就不是经典。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许多经典，如 《简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等，都既是大众的、畅销的，也是经典的。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19]试想，一部作品如果束之高阁，和之者寡，知之者少，又怎能保证其会成为超越时空的经典呢。
五、理论专著和教科书对二月河《雍正皇帝》的研究，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经典价值
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一部作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写进文学史、影响一代代知识分子，是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环节和标志。
张炯主编的三卷本《中华文学发展史》中，写到近代的历史小说创作状况，他将吴因易和二月河作为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进行研究。他认为二月河的小说，特别是《雍正皇帝》，“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历史细节丰富，生活氛围浓郁，语言典雅中见平白晓畅，雅俗共赏”。[20]
齐裕焜在《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中将“二月河、颜廷瑞、吴因易的帝后系列小说”列为一节进行研究。他对二月河小说的评价，已散见于一些报刊。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正史为基本线索，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基本上是于史有据的，而非主要人物和事件上又充分发挥了艺术虚构和创造的能力，展示了清代社会风俗和人文景观，使作品具有宏伟的‘史诗’规模；采用通俗小说的形式和笔法，作品可读性强。”[21]当然，他也认为小说还存在语言粗俗等方面的不足。
吴秀明是研究历史小说的专家，他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二月河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他肯定二月河小说不是一般的大众化小说，“而是努力站在国家、民族和百姓的文化立场，用历史唯物史观予以观照把握”。因为二月河认为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大书特书，而康熙雍正乾隆正是这样为华夏文明做出了积极努力的帝王。在“权力叙事与文化重建”一节中，吴秀明分析认为二月河小说中描写的“宫斗”其实是作者“站在整个社稷民生和社会稳定高度来审视封建帝王个人作为的历史认识”。他肯定二月河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更注重大众化叙事的艺术风格，“为历史叙事的雅俗共赏作了卓有成效的成功尝试”。
於可训在高校中文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认为，《雍正皇帝》与《曾国藩》《白门柳》三部历史小说是新时期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他认同二月河在《新年杂想》一文中对“落霞三部曲”的定位，“雍正这十三年是这段长河中的‘冲波逆折’流域。宏观地看，是嵌在历史大悲剧中的一幕冲突的悲剧”。[22]於可训认为二月河写出了雍正希望有所作为与整个官僚制度和皇族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雍正为王朝的利益所做的努力和背后所隐含的个人私欲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雍正在道德与情感方面的悲剧性冲突。当然，於可训也认为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因偏向传奇而失之“巧”。[23]
201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光炜、吴圣刚主编的《二月河研究》一书。该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这是研究二月河作品资料比较集中的一部专著，但其中也还有早期的少量作品没有收入。如冯其庸和笔者研究二月河作品的论文在此书中并没有收入。除此之外，坊间还有一些著作都设有专章和专节介绍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艺术成就。
六、国内外的评奖和译介，使《雍正皇帝》在儒家文化圈和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小说成为世界性的经典读本
《雍正皇帝》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已经获得了不少奖项。如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优秀畅销书奖、“八五”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之一、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北美“最受海外欢迎的华文作家作品”之一。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以中文简体字出版之后，台湾巴比伦出版社、香港明窗出版社即引进版权，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出版繁体字本。随即，台湾及东南亚读者成立了“二月河读友会”，定期交流阅读二月河作品的心得体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相关出版社先后引进了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以韩文、马来文、泰文、越南文在当地出版。
正如张炯在《中华文学史》中强调的，由于二月河小说鲜明的艺术特色，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欢迎。他的小说“在大陆、台湾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反应强烈，为新时期历史小说赢得了声誉”。[24]因此，我们走进世界上任何一家华文书店，几乎都可以看见“有华人处就有二月河小说”的盛大景观。
七、结语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从图书开始，到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共同传播，在普及的基础上，终于促成了小说的经典化。《雍正皇帝》第一卷出版到现在，已经28年了。如果从他的《康熙大帝》出版算起，已近35年了。尽管任何经典都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二月河的小说不会退出读者的视野。同时，我们还看到，在《雍正皇帝》经典化的历程中，文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纸介质出版物是传播的基础与源头，但不同的媒介依据其自身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放大与催化作用，形成一个错综交织的传播网络。虽然它们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不能互相取代，但从媒介的传播效果来看，二月河的小说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电视是大众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工具。特别是一部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其影响力不是几篇文章能同日而语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他媒介的共同参与，它们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通过自身渠道与传播特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这种不同媒介的共振形成的合力，才使一部作品从不同角度被人审视，方能让时间与空间留存下它的独特魅力。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雍正皇帝》虽然诞生和传播在前互联网时期，但从21世纪初开始，《雍正皇帝》也已进入了数字化阅读的阵营。特别是这几年，在大大小小的网站和阅读平台上，都有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供人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二月河小说的普及，为小说的经典化发挥了更具时代特点的传播功能。可以预见，在数字化阅读时代，二月河作品的普及与经典化方面，新的传播媒介将会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加]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马瑞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二月河.我与两个责任编辑[EB/OL].http://news.sina.com.cn/o/2007-08-28/054412460395s.shtml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雍正皇帝》是评论的一面镜子[J].当代作家评论,1996(4)
[5]周百义.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J].小说评论,1992(2)
[6]二月河.雍正皇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7]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J].小说评论,1998(1)
[8]吴圣刚.二月河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11
[9]周百义.长江十年[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172
[10]幽若.历史正剧《雍正王朝》,当年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收视大爆?[EB/OL].https://www.lovove.com/55034
[11]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12]齐裕焜.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得失谈[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13][17]王增范.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缺陷[J].中州学刊,2006(6)
[14][18]胡平.评《曾国藩》与《雍正皇帝》的竞领风骚[J].当代文坛,1997(4)
[15][16]刘学明.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1996(2)
[19][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7
[20][24]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508
[21]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398
[22]匣剑帷灯——二月河作品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228
[23]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A].於可训文集[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