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纪臣：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摘 要】国际话语权是控制舆论的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拥有话语权就能占据舆论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力位置。数字时代，文化话语权之争更多地体现为文化产业话语权之争。以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传播为例，通过分析国际出版话语权现状和数字时代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剖析我国出版产业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长期保存、国际表达、文化自信和数字资源中盘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为提高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感召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话语权；国际传播；数字出版；战略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是我国文化产业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纲领。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是在国际社会中通过话语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国际话语权日益体现为各文化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如新闻、出版、电影、电视、传媒等在国际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数字时代，各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对国际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认为，数字时代中国文化话语权应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阐释和国际表达；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呈现和世界认可；三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发展成果的学术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国际学术发展，形成理论高峰，铸造新的文化经典；四是数字资源的国际化整合与战略管理，拥有大数据并应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地满足国际社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本文力图以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传播为例，通过分析数字时代国际出版话语权的现状与趋势，结合我国出版产业发展，剖析在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提高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一、国际出版产业话语权的现状
1.西强东弱，西方出版业主导话语权的态势没有根本扭转
国际出版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态势，集中体现在出版语种市场占有率、国际出版奖项、国际交流平台、出版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化经营五个方面。
第一，从市场占有率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使英语类出版物在全球出版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英语图书市场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图书市场，每年全球出版的图书中25%以上是英文图书。从我国出版物进口情况看，以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为例，2018年从美、英两国进口的图书占进口册数的36.16%，占进口金额的45.47%；从这两个国家进口的期刊占进口册数的32.71%，占进口金额的69.43%。
第二，从影响力看，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出版奖项仍掌握在西方手中。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美国的凯迪克奖（儿童绘本最高奖）、英国格林威大奖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和评判标准，均操控在西方出版业手中。
第三，从国际交流平台看，世界上最大的书展是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吸引100多个国家、7000多家出版商和书商参展，版权贸易数量占世界全年版权交易总量的75%以上，被称为“世界文化风向标”和出版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四，从出版企业的经济实力看，西方大型出版集团占据产业经济主导地位。根据2019年《全球出版企业50强》，2018年前56强总收入565.01亿欧元，欧美出版集团有43家，总收入为373.11亿欧元，占56强总收入的83.79%。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更是主导中的主导，其中，上榜的8家美国企业收入占56强总收入的24 %；上榜的8家德国企业收入占56强总收入的14.79%；上榜的5家英国企业收入占56强总收入的12.5%。
第五，从国际化经营看，西方大型出版集团收入主要来源于非本土的海外市场。如总部设在英国的培生集团，收入的76%来自英国以外的市场；全球最大的大学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入的85%来自英国以外的海外市场。
2.西方大型出版集团数字出版已成为核心业态，我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传播尚未形成话语权和竞争力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大型出版集团率先开始数字化转型，推出了一系列在线数据服务平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数字出版已经成为西方大型国际出版集团的核心业务，数字出版收入已成为各大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根据2018年财报，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的收入100%来源于数字业务收入，威科（Wolters Kluwer）占到77%，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占到73.59%，培生集团（Pearson）占到62%。
凭借手中掌握的数字资源，西方大型出版集团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和文化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掌控数据库的购买规则。目前，西方大型出版集团旗下的数据库均采用“购买年度使用权”的销售模式。我国目前进口国际数字资源的市场规模约有15亿元人民币，绝大多数为公共和高校图书馆以及研究机构等团体用户购买。但我国每年花巨资购买的只是国外数据库的使用权，不仅数据服务器在国外，也通过限制资源下载数量，控制对数字资源的批量下载。如果年度使用权到期，订户不再续订，就不能再登录数据库。二是单边涨价无上限。近年来，西方大型出版集团纷纷对我国购买的数据库实行单方面涨价，每年涨价幅度超过10%。如爱思唯尔2008年宣布将每年对在华销售的数据库进行提价销售，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5%以上，引起国内图书馆界和科学界的轩然大波。虽然有33家图书馆和上万名科学家公开声明抵制涨价，但也无法阻止。
与之相比，我国的数字出版虽然近年来保持快速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内容的国际传播尚未形成话语权和竞争力。2018年产业规模达到8330.78亿元，同比增长17.8%。但其中，真正属于出版意义上的互联网期刊、电子书和数字报纸仅占数字出版规模的1.03%。同时，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的出口仅176.05万美元。
3.中国出版物的出口和国际传播进入瓶颈期，与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地位不相匹配
当前，我国出版物进出口仍然呈现贸易逆差。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我国2018年共出口图书、报纸、期刊1696.07万册（份）、7194.75万美元，出口册（份）数比进口册（份）数少2391.95万册（份），出口金额仅为进口金额的19.87%；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5.29万盒（张）、2897.86万美元，出口盒（张）比进口盒（张）少3.55万盒（张），但出口金额仅为进口金额的7.62%；数字出版物出口为176.05万美元，仅为进口金额的0.46%。
此外，我国出版物出口和国际传播的瓶颈期主要体现在：第一，出版物出口市场渠道尚未突破。当前，我国出版物出口的市场渠道，从机构用户来看，以海外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为主，从大众市场渠道来看，仍局限于海外中文实体书店，受众群体主要是华人群体、汉学家、部分汉语学习人群，尚未进入国际主流销售渠道和主流读者市场。第二，出版物出口规模发展受阻。其中，2018年我国出口的图书、报纸、期刊比2017年数量下降21.91%，金额下降8.13%。
二、数字时代出版产业话语权竞争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1.数字资源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其长期保存已成为未来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基础性工作
数字时代为国家整合全球的数字资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在数字出版兴起的同时，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探索和实践，制定了长期保存政策，建立了长期保存机制。
200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颁布《数字遗产保存宪章》和《数字遗产保存指南》。《数字遗产保存宪章》提出，数字资源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利于子孙后代活动的遗产或资本，“是特有的人类知识和表达方式，这种独特资源包括数字形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制为数字形式的信息”。《数字遗产保存指南》提出，数字资源是站在全世界遗产构成的角度，囊括了一切具有突出文化价值、自然价值的全球性遗产。
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将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如澳大利亚1993年开始实施“数字信息长期保存和利用”（PADI）项目。1998年，荷兰国家图书馆牵头实施“网络化欧洲存储图书馆”（NEDLIB）项目，欧洲7个国家图书馆（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葡萄牙、挪威）及3个出版社（威科、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参与，合作研究数字资料长期保存机制。英国2005年开始实施“电子文献的生命周期信息”（LIFE） 项目。德国2003年开始实施“数字资源长期存贮专业网络”（NESTOR） 项目。美国的“国家数字信息设施和保存计划”（NDIIPP）从2000年实施以来，美国政府更是在其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这些长期保存计划不仅被与各国的《图书馆法》进行法律对接，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数字资源的格式标准、存取技术标准、图书馆与出版商的协同、永久保存与长效利用等进行一整套解决方案的研究。
除了国家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之外，西方大型出版集团更是从商业利益角度，不惜重金打造数字资源的保存基地。如培生、爱思唯尔、亚马逊等出版商和国际电商巨头，均对所掌握的数字资源进行多副本、异地存储，存储基地的安全标准堪称与国家金库等同。这些长期保存规划与实践，为西方继续主导数字时代的话语权提供了可能。
2.数字出版是国际传播和文化话语权的新的制高点，数字出版的能力决定着当下和未来的国际传播和话语权能力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的现在与未来，成为国际传播和文化话语权的新的制高点。
首先，数字资源已经成为国际出版交易的重要形态。在西方，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已经建立并趋向成熟，数字出版的收入成为西方各大出版集团收入的主要来源，数字资源也成为国际出版交易的重要形态。以我国的数字资源进口为例，根据《中国出版年鉴》统计显示，2005年以后中国数字产品进口量持续大幅增长，从2000——2018年，我国数字产品的进口比重由6.09%增长到51.22%。
其次，数字深阅读和数字消费已成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实现方式。截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突破39亿人，智能手机用户达33亿人。移动阅读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达到166亿元，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76.2%。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成为信息获取的重要方式。但随着信息量的爆炸增长，信息服务的方式正在由信息的获取与传递向知识的获得与解决方案服务转变；读者的需求也正在由快餐式的、碎片化的阅读，向深层次的精品阅读转变。比如，爱思唯尔2012年推出了集合其全部医学内容的超级医学平台ClinicalKey，更便捷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威科集团已在中国推出了针对专业人士需求的法律信息库、人力资源信息库和财税信息库等，集合了大量的中外文信息资源，其中，法律信息库整合了与中国相关的中英文法律题材内容，集法律法规、案例、实务指南、新闻、国际条约于一体，能够通过高效检索和及时更新提供法律信息解决方案。在海量资源中能否满足读者越来越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成为话语权和竞争力的核心。
3.国际大型出版集团正在进行内容+技术+资本的全球化整合，跨国、跨界的国际化兼并重组成为新的潮流，兼具内容、渠道和平台的融合型内容提供大中盘正在孕育产生
在技术领先的优势下，西方大型出版集团近年来通过资本的兼并重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整合，持续增强对国际出版话语权的主导。2015年，欧美大型出版企业就实施了多个重大兼并重组，且均以做强做大数字业务为目的。5月，施普林格并购了麦克米伦科学教育集团，成立新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9月，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宣布收购位于华盛顿的教育技术公司Learning Objects，一个月后又宣布收购拥有顶级电子档案解决方案的Pathbrite公司。10月，约翰威立公司收购了AnalystSuccess.com网站和美国的金融服务学院，开始进军数字在线教育。而在国际出版企业排名第一的培生集团则通过出售旗下的《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业务瘦身，集中为数字业务研发和拓展提供资金支持。汤森路透的科技与知识产权事业部于2016年10月并购至Onex Corporation与霸菱亚洲私募基金（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并更名为科睿唯安。2019年1月科睿唯安又与Churchill资本集团合并，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2019年5月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与圣智（Cengage）也宣布合并，新公司将被命名为“麦格劳希尔”，将可能与教育巨头培生打响美国数字化学习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争夺战，并进一步压缩初创公司的竞争空间。
通过兼并重组，西方大型出版集团形成了内容+技术+资本的产业链拓展模式，形成了一批兼具内容、渠道和平台的融合型大中盘。如爱思唯尔以做强科学、医疗、技术数据库为核心，在全球学术界拥有7000名期刊编辑、7万名编委会成员、20万名审稿人、50万名作者，每年出版2500多种期刊和2200种新书，全部集合于其数据库平台，用户遍及180多个国家的2.9万个订户。威科集团以法律与法规、医疗卫生、金融与合规服务和财税与会计四大数据库平台，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客户遍及180个国家。
专业市场外，西方大型出版集团也积极开拓大众市场。2012年德国贝塔斯曼与英国培生实行强强联合，将双方所属的兰登书屋和企鹅出版社进行战略重组，成为全球最大的大众出版社。重组后的企鹅兰登书屋着力发展电子书、有声书、游戏和影视等，2014年其电子书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超过1亿册。
除了大型出版集团自主研发的平台外，欧美大型电商也加强以内容、渠道和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聚合资源，形成巨型中盘。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亚马逊和OverDrive。2007年，亚马逊推出首款Kindle阅读器，以阅读器为平台，聚合了超过100万种电子书的数字资源，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书中盘。2012年年底Kindle落地中国，到2018年Kindle中国电子书店的书籍总量近70万册，较2013年增长近10倍，读者付费阅读意愿明显增强，Kindle付费电子书的下载量和Kindle付费用户数分别较2013年增长10倍和12倍。OverDrive作为世界一流的电子资源阅读平台，聚合了来自全球3万个出版商的300多万种数字资源，在全球75个国家拥有近4.3万家图书馆和学校机构客户，是全球最早向海外市场销售中国出版的数字内容的公司。2013年以来，OverDrive购买中文电子书、有声书产品的图书馆数量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长，年销售额以平均20%的速度增长。
4.数字时代快速、多元、便捷的信息传播特点，为中国出版的传播力和话语权建设提供了新机遇
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实践看，纸本出版物受限于载体形式，仍主要局限于图书馆收藏和实体书店销售。但数字时代，出版物载体形式的变化，为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数字阅读成为全球阅读趋势的背景下，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在线阅读等成为阅读的主要方式。2017年全球移动用户数量突破50亿，占总人口的2/3。阅读方式的便捷化，为我国数字资源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尤其是借助数字传播，可以超出现有纸本出版物局限于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和华人群体的局限，真正进入国际大众读者的阅读范围，向主流社会介绍中国，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此外，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向“东”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掀起了一阵阵“中国潮”“汉语热”。学习汉语、了解中国、阅读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有报道说，国际上学习汉语的人已超过5000万，而美国已有500万能够阅读中文的人。根据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统计，目前全美有4000多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了中文课程，中文已经成为西班牙语和法语之外美国学生学习的第三大外语。
可以说，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多元、便捷，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度的提高，为中国提升国际传播力、掌握话语权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
三、我国出版产业国际传播中的四个突出问题
2015年10月15日，经国际版协会员大会投票表决，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申请之后，成为国际出版商协会的会员。这标志着中国出版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国际出版界的认同。2016年4月10日，第31届国际出版商大会在伦敦召开。中国出版人首次参加国际出版商大会。但在会上，阿歇特总裁阿诺德·诺里在演讲中，质疑国际出版商协会上一年接纳中国为成员国的决定。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虽然得到国际出版界的认同，但国际话语权仍然很弱。
数字时代，出版产业的国际传播呈现为内容的数字化、平台的集成化、渠道的网络化、商业模式的成熟化，这些的集合构成了国际传播能力。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但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数字资源是战略性资源，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数字出版长期保存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工程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虽然1998年我国就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但时至今日，我国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仍未上升到国家战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缺乏法律保障。相比西方国家较早将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列入《图书馆法》等法律文件，我国目前还没有将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列入法定条文。数字资源的战略性地位还没有得到确认，缺乏权益管理和责任规范。由谁来进行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谁享有何种权利和义务，谁是法律责任主体等，因为没有明确，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出版业纷纷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平台建设、生产数字资源，但资源分散，不成规模，很难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缺乏组织保障。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还没有明确由一个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划实施、组织协调。这直接造成了数字资源存储分散、格式标准不一等问题。第三，缺乏标准体系。对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这导致不论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还是数字出版的研发，都呈现为资源孤岛状态，不能实现产业链的有效对接。第四，缺乏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工程。虽然国家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化的研发，但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方面付之阙如，没有从国家层面整合各类数字资源，实现统一存储。
2.中国文化经典、世界语言、国际表达的图书和作品相对较少，制约了文化话语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为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先后于2004年实施“中国对外图书推广计划”、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4年实施“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扶持项目，每年资助翻译出版中国主题的精品图书超过1000种，对中国内容的国际呈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当前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从内容角度看，我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更多地集中在中医、武术、佛教、自然和人文风光等文化表层，满足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作为神秘异域的好奇心，尚未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推广，也更多的是借助漫画和通俗解说等形式，将中国深厚的文化经典表述为西方心灵鸡汤的成功学。第二，从出版角度看，我国的出版物国际传播更多的是翻译出版，即将国内出版的图书直接翻译为国外语言，主要以“英文语言，中国表达”的模式出版，缺少与国外出版社进行共同的选题论证和内容编辑的精加工，缺少国际思维方式的国际表达，缺少国际通行的市场营销，因而很难形成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缺乏用世界性的语言进行现代性的阐释。这些都制约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接受，影响了国际传播能力，制约了话语权的提升。
3.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学术的出版和传播中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中国价值、国际价格的商业模式缺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但在国际传播中，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对外话语体系，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学术用世界语言阐释出来，没有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国际社会上“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经济”等论调此起彼伏。在这一背景下，真正从国际社会关注角度，深入剖析西方对中国偏见的形成原因，从回答国际关切角度，系统总结中国发展成就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缺乏。第二，出版物进出口价格悬殊也是文化不自信的又一体现。根据2018年我国出版物进出口统计数据，进口出版物的平均价格为8.86美元/册（份）；出口出版物的平均价格仅为4.24美元/册（份）。相比国际出版企业每年涨价的“蛮横”，我国的出版物出口更多的是低价销售，形成了黄金价值、白菜价格的出口局面。第三，数字资源国际传播还没有建立清晰的盈利模式。从纵向数据看，国外出版物进口的平均价格15年间增长了近3倍；我国出版物的出口的平均价格15年间仅增长0.75美元。由于缺乏清晰的商业模式，我国出版物出口企业当前处于整体亏损状态，好的单位依靠国家补贴，不好的单位只能企业买单。以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为例，2018年出版物出口亏损达650万元。
4.国际传播的资源集中度不高，权威的国际传播中盘缺失，出版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缓慢
由于在长期保存、标准体系和商业模式建设方面落后于产业发展，我国数字资源国际传播资源集中度不高，权威的国际中盘迟迟不能建立。这集中体现在数字资源的发现难、使用难、满足多样化需求难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数字出版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海量内容存储分散，集中度低。在数字化浪潮下，国内众多出版企业纷纷建立平台，自主研发技术标准，不能与国际接轨，从而形成信息孤岛，造成了数字资源在国际传播中发现难的问题。第二，我国数字出版标准正在建立过程中，数字格式不统一，不能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内数字资源格式众多，如方正阿帕比有CEB格式，超星公司有PDG格式，中国知网有CAJ格式，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有OCF格式。由此，在国际传播中，我国的数字资源不能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相兼容，造成了国际市场的使用难。第三，由于海量资源无法整合，我国当前的数字资源国际传播主要以单个数据库或电子书为主，尚未形成信息服务模式，因此很难满足国际社会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这些问题在国际传播中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导致了我国出版企业国际化进程受阻，进展缓慢。
四、提升我国出版产业国际传播能力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针对国际出版产业话语权现状、数字时代的新特征以及我国出版产业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建立适应国际竞争和数字发展趋势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切实增强我国出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1.建立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工程，整合全球资源，实现文化的持续传承和有效传播，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战略工程，需要加强政府引导，确立企业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数字资源的国际传播能力。第一，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建立国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协调机制，形成数字资源生产、采集、传输，以及长期保存、持续利用的标准体系和法规制度，培育数字资源健康发展的市场机制。尤其是要形成政府支持的系列工程项目，进行配套资金支持，加快建设国家级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基础设施工程。第二，发挥国有进出口企业主体作用，以企业作为长期保存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主体，对国内外数字资源进行集中聚合和安全存储。第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企业以市场化商业运营形式，实现对全球数字资源的整合。就国内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而言，积极聚合出版产业内的数字资源，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实现出版企业、技术商和进出口企业的三方联动，为形成良性发展数字出版运营模式和数字资源的国际传播奠定基础。就国外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而言，发挥国有出版物进出口企业作为我国进口主渠道的作用，联合国内图书馆等下游用户，从国外出版企业、国内图书馆等用户和进出口企业共赢发展角度，推动国外数字资源在国内的本土化保存，实现由资源订阅向资源拥有的转变。通过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源整合，为中华文化的持续传承、对全球文化的整合创新以及国际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2.通过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和当代阐释，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引领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
当代中国既是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发展，又是东西方现代文明交流、融合与创新发展的巨大场域。当代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足以证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要精心构筑对外话语体系：第一，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和当代阐释。积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热点和焦点问题。以此为基础，积极推动我国出版国际传播由单纯的翻译出版向有针对的自主策划转型，由自我翻译向与国际出版企业共同策划转型，形成“中国内容、国际表达”的话语体系。同时，加强中国文化的当代阐释，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第二，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引领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中国热”“汉语热”等现象，充分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吸引力。而在三个自信引领下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水平已显著提升。根据201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数据，《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入2017年中国科技论文共36.12万篇，连续九年排名世界第二；中国论文引用率增加了17.4%，排名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科技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不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大力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更要以与国际接轨的价格，体现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价值。
3.培育和构建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以数字化推进国际化，抓住机遇，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弯道超车
随着我国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问题日益突出。数字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根本在于实现内容提供商、技术服务商与渠道营销商三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三方的互利共赢。但目前我国数字出版的收入更多的是技术服务商受益，出版社虽然花大量资金投入平台建设，但数字业务收入仍然处于微利状态。这就需要从产业链发展角度，积极构建有利于内容生产、技术提供和渠道营销整个产业链良性发展的商业模式。
鉴于我国出版物的国际传播主要以出版物进出口企业为主，需要充分发挥国有出版物进出口企业的主渠道作用，积极加强与国际主流渠道合作，开展跨品牌的平台对接，进入国际主流营销渠道。目前，国际上已拥有较为成熟的针对机构用户和大众市场的主流营销渠道。我国数字资源的国际传播应着重开展与国际主流渠道的合作，快速进入主流社会。如“易阅通”（CNPeReading）平台在聚合海量国内数字资源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国际主流渠道拓展，通过与Overdrive、Dawson Books等国际机构营销渠道的合作，已打通了销往海外4万家机构用户和几百万个人读者的营销渠道。同时，“易阅通”正在积极开展与亚马逊的合作，在亚马逊开设“中国电子书店”，计划三年内实现中国电子书上线品种达到10万种。
4.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我国权威数字中盘，改变由西方电商巨头单边垄断的被动局面，显著提高话语权和传播力
鉴于我国数字资源发现难、保存难、使用难和满足多样化需求难的问题，要积极打造我国权威的国际传播中盘，改变由西方电商巨头单边垄断的被动局面。第一，建立权威的中国数字资源目录库，在广泛聚合数字资源的基础上，研发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CNONIX）与国际在线信息交换（ONIX）的技术转换标准和国际翻译，实现中国数字资源在国际传播中的易发现、易检索、易获取。第二，建立权威的中国数字出版元数据中心，加强中国数字资源元数据的国际化、标准化建设，进而向谷歌等国际知名的搜索引擎上进行推送，提升我国数字资源被检索的频率、关注度和购买率。第三，建立权威的中国数字资源全文库。在广泛聚合国内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对数字资源进行标准化格式加工，实现数字资源格式与国际通用格式的接轨，并对资源进行分类管理。第四，打造权威的中国数字资源交易和服务平台。以数字资源目录库、元数据中心、全文库为基础，建设国际化、标准化的交易和服务平台，形成集数字资源聚合、标准化加工、安全存储、平台服务为一体的中国权威的数字资源中盘。
在加快融合发展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背景下，我国的出版企业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2012年启动“全球数字资源聚合与服务工程”，自主研发了“易阅通”平台，在广泛聚合国外数字资源的同时，已与国内580多家出版社达成合作，聚合了最新的版权清晰的电子书200万种、数字期刊近1万种、有声书12万小时，并形成了数字资源国际化、标准化的加工体系，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数字资源中盘。
五、结语
数字时代，为提高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提高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西方出版业主导国际出版话语权的背景下，我国的出版产业要在借鉴西方数字出版的发展经验基础上，抓住数字出版这一国际传播和文化话语权的制高点，加速推进我国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制机制，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构建中国权威的数字资源国际传播中盘，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引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理论和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打破西方单边垄断出版产业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的局面，形成良性运营的商业模式，实现数字出版和文化话语权的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