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志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杨阳：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摘 要】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才能解决目前出版教育中的问题，进而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出版各界的努力也使这一设想成为可能。
【关键词】出版学；学科建设；出版；出版事业；出版产业；人才培养
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蓬勃发展，正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积极推进。
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在党中央的殷切关心和积极指导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10年批准设立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成立了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并将南京大学作为秘书处挂靠单位。近十年来，全国已有28所高校设立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办学点，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端应用型出版人才，受到了广大出版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但从整个社会层面和高等教育层面看，目前出版教育和出版产业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出版学的科学学位列入国家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虽然2011年颁布、2018年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采取附录的方式，收录了《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这中间有“0553出版”。但这个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足以支撑整个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只有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才能解决目前出版教育中的问题，进而推动出版业的发展。
一、能解决目前出版教育的核心问题
虽然国家意识到了出版教育的重要性，在2010年设立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解决了高校长期以来利用其他学科培养出版专业研究生的弊端。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能涵盖出版学的学术型学位，不能支撑整个出版学的学科体系。
1.有助于出版学科学学位的发展
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位。前者强调理论探索，后者强调专业实践。因此，出版学学术学位强调出版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通过对出版学的理论探讨、历史分析，来探究出版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出版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互动关系。出版硕士强调出版实践，较少纯理论的探讨和出版史研究。同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适应出版行业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以到出版行业从事具体出版工作为主。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版行业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环境下，出版的业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管理理念与行业发展的矛盾、融合发展和传统体制的矛盾、技术超前与应用滞后的矛盾、人事制度与人才创新的矛盾等，都需要对出版业发展中的前沿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业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也需要有人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尤其是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更是出版学的科学学位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仅仅依靠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能较好满足出版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以指导实践，也不足以培养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出版全方位人才。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能代替出版学的科学学位，出版学科学学位需要发展。
2.有助于促进出版硕士专业的发展
由于缺少出版学的科学学位支撑，现有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师资力量薄弱，影响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
目前，我国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主要依据2011年颁布、2018年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进行。该目录取代了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但二者中均没有“出版学”，导致出版学不能以独立的学科面目出现，处于边缘化、无所适从的状态。
现有的专业学位，基本上都有相应的科学学位作为支撑，为专业学位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如工商管理硕士有工商管理科学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有公共管理科学硕士、法律硕士有法学科学硕士、教育硕士有教育学科学硕士、新闻与传播硕士有新闻学科学硕士或传播学科学硕士等。由于出版硕士缺少与之相对应的出版学科学学位，导致现有的28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设在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的，也有设在文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横跨不同的一级学科。虽然不管在哪个院系办学，均需要按照出版硕士培养方案等开展出版硕士的日常工作，但设在哪个学院，就要受到该学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目前各大学招聘教师的岗位设置、考核管理等均按照学术型学位来设置，导致一些开设出版硕士的高校很难设置专门的出版专业岗位来招聘专职教师；已有的一些教师，因属于其他学科点，不能全心全意从事出版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影响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由于缺少独立的一级学科，全国能培养出版学博士点的高校也很稀少，导致各出版硕士培养单位均缺少专业师资。2015、2018年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评估中出现的问题也与此有关。此外，由于学科目录中没有“出版学”学术型专业，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利用自己一级学科的优势，设立了“出版学”“出版发行学”“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与传播”等学术型硕士点，专业名称极不统一，降低了出版专业的社会影响。此外，还有20多所高校，在“新闻学”“传播学”等专业下开设了“编辑出版学”“农业文献编辑与数字出版”“出版文化与新媒体实务”等专业方向，同样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由于在学科目录中没有出版学学术型学位，导致这些学生在就业求职时也遇到麻烦，无法填报相应的岗位。而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又是“附”在学术学位后，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也就忽视出版硕士这一学位的存在，不将它列入招聘范围之内。
二、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当今世界，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大国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出版在构建国家形象、传承优秀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出版学学科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1.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挥着构建国家形象的中流砥柱作用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特别是中国自2011年超越日本，连续十年保持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以及科技、军事力量的突飞发展形势，软实力的构建与提升日益成为促进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目标。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的提升不仅意味着国内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同与认知，更关乎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念与印象，深刻影响着外交合作发展的进程。以纸质出版、数字出版为代表的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不仅拥有着纸质书籍这一稳定、权威的媒介属性，更有着数字传播技术的便捷和展示形态的丰富。特别是在目前数字化传播环境下，相较于微博、短视频等时效性强的浅内容承载媒介，以图书、报刊等为代表的正式出版物以深度翔实的内容和严谨的编印发出版流程，更加适合对包含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经济科技等涉及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的编辑与传播。
相较于以往侧重武术、历史、中医、饮食等内容的对外输出，近些年我国通过向海外输出一大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国家体制、治理经验等内容的优秀出版物，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如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在全球已有28个语种32个版本，销售到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文化领域也只有出版获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立项资助，承载了“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任务，使命艰巨，作用重大。借由走出去的文化大船，以人民为立场，通过实践主体多元、利益关切多样、介入角度多层次的出版新格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步入新阶段的今天，[1]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通过一部部作品，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同感，从而深刻发挥其在构建国家形象的中流砥柱作用。
2.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能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作用
中国数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凭借出版物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光辉遗产，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人类发展道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没有出版来记录、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部承载着优秀思想的出版物构成的历史。一部部古往今来的著作，延续民族的历史，记载人民的言行，呈现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文明传承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又是世界大国中唯一的历经数千年沧桑而始终保持国家统一和疆域稳定的国家。这“两个唯一”互为因果。其中，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一致认同的源远流长、博采众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国家统一和疆域稳定提供了深厚坚实的心理基础，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而中华文明之所以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同，没有发生断裂，不仅源远，而且流长，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有悠久、光荣、杰出的编辑出版传统。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四大发明，其中有两项（印刷术和造纸术）直接与出版工作有关。倘若没有出版工作，文字的承继和发展，典籍的形成和流传都将无从谈起。正因为出版工作承担着文化积累、文化传承的重责，从先秦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献身于编辑出版工作。孔子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著名编辑。刘向父子、司马光、解缙、纪晓岚等都是编辑巨匠，梁启超、鲁迅、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巴金等文化大师都有过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等都亲自做过编辑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更有一大批有文化素养、文化造诣的同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学识都无私地献给了党的出版工作。
3.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挥着强化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作用
作为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应。美国作家约翰·B.亨奇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一书通过全面描述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出版人为扩展海外市场和进行巩固宣传所定制的包含“军队版本系列”“海外版本系列”“跨大西洋版本系列”在内的美国政府图书计划如何帮助美国图书深刻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在战时击碎纳粹思想，在战后推广美国文化霸权的案例，充分揭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过出版业对信息、思想、观念进行包装而生产的图书，通过主体严肃性思考以及对以较高知识水平的精英阶层产生影响从而强化其思想上层建筑，在不断巩固民众“想象的共同体”的同时推进着国家软实力的传播与霸权。[2]
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作为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历来在我国建设发展中发挥出远超其经济贡献的思想上层建筑的构建功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始终坚持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作用。1950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有了集中领导和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中国事业与出版产业坚持与时俱进，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出版发行了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理论成果，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发展经验的哲学总结和中国国情的生动教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新判定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的提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13年至今，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先后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系列在国内外均引起剧烈反响的著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境界。在出版系列巨著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普及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出版业还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通俗理论读物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变，增强了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有助于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出版学承担着研究出版理论、总结出版现象、深化出版规律、指导出版实践的重要功能。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出于国家发展和治理形势的变化，通过理论层面的不断深入研究，有助于为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的提升提供现实的应对之策。
1.“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需要出版理论研究予以支撑指引
2011年10月，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2019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出版强国的奋斗目标。
出版是内容产业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截至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拥有资产总额23414.2亿元，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增长6.6%，在新闻出版8个产业类别中增速第一，[3]纸质出版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进入到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形势下，如何科学系统分析目前的出版市场变化趋势，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集思广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入深水区时期建言献策，是出版学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出版和出版公共文化服务需要理论研究
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用一整次中央全会专题研讨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三项基本制度和“完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和“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两大工作机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需要通过正式出版物来进行普及和宣传。对这些出版物编辑制作、发行营销的研究，能极大地提高这些出版物的出版效率、扩大这些出版物的社会影响。
作为将优秀文化内容编辑加工以飨读者的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历来承担着文化供给的重要使命。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缺不缺、够不够”向“好不好、精不精”的重要转变，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作为讴歌、表现的主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文化创造，实现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重要转变，并不断为国家出版规划、精品战略等指导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指引以确保出版物走上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是需要予以认真探究的问题。在积极构筑完善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柱、以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全民阅读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城乡电子屏阅报栏工程、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精品出版工程、古籍出版工程、文化环保工程、盲文出版工程、人才队伍建设项目、民族文字出版及数字新媒体基地建设项目、党报党刊采编及民文印刷能力建设项目等出版公共服务重大工程项目为载体，如何在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的指导下，更为精准且持续地为公民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广覆盖、可持续的阅读内容供给，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同样需要出版学提供理论指导。
3.中外出版业的发展差距迫切需要强化理论研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业仍处于弱势。尤其是在科技出版领域，中国还未出版过产生全球广泛影响的科技著作、还没有形成具有公认世界影响力的期刊。目前，信息技术革命性的进步推动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出版中的应用，出版的理念、流程、载体形式、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中国目前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充足的研发投入并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但中国科技出版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学术评估体系不够健全、高水平科研成果外流、国际科研话语权不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社、期刊少。这些，都需要出版学从理论研究层面加以关注，挖掘西方出版成功背后的因素，为我国的出版发展提供参考，从而用理论指导实践，贯彻落实“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等国家工程，发挥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引领科技发展，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四、出版各界的不断努力奠定了基础
目前，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条件已经成熟，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
首先，从管理体制来看。近两年来《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关乎决定全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走向和发展的重要文件要求，为出版学科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契机。
其次，从行业发展来看。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版物种类、数量、规模、利润的不断扩张和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形态的飞速发展，20余万家新闻出版单位和390余万名的从业人员数量，为出版学科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行业环境。
再次，从教育规模来看。人才需求旺盛这一根本动力支撑下的出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顶住了因学科设置原因导致的硕士教育层面学科挂靠现象普遍、出版硕士教育独木难支等重重压力。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共有 55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19所高校开设了数字出版本科专业，28所高校开设了出版硕士专业，27所高校开设了与出版相关的硕士研究生方向或专业，10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开设了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形成了与出版产业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的教育格局，具有了一定的教育基础。
最后，从研究成果和影响力来看，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推动和各方面共同努力，出版科学的专业研究机构、专业学术刊物等不断发展，涌现了包括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等学术团体。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代表的中央所属出版产业研究智库、高等院校主办的出版研究院（所）、出版企业建立的研究院（所、中心）等出版智库，通过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注重总结出版规律、关注出版产业疑难点，在咨政启民和为出版业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方面贡献繁多，以全民阅读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活动社会成效显著。
中国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在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出版人才；而人才的产生，则离不开出版教育。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也处于关键时期，作为文化创造力的核心，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智力支持。要发挥好出版工作的重要功能，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需要出版学从理论层面来进一步加强研究，探索出版业的内在发展规律，推动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有助于提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力量，从而在科学上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源源不断的智慧力量。
注释：
[1]聂震宁.出版业在中国形象构建与创造中的作用[J].出版参考,2019(9)
[2]朱宇,张志强.书籍的力量——《作为武器的图书》评介[J].图书馆论坛,2017,37(9)
[3]国家新闻出版署.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版)[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8-2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