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陈丹、宋嘉庚：北京印刷学院
【摘 要】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十分重视出版业发展，出版业取得了丰硕发展成果，但是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尚未完善。对出版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论思考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层面，出版学与党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阵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二是产业层面，出版学与出版产业、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有着强烈的需求关系；三是学科与人才培养层面，出版学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对出版人才需求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这三个层面的理论思考，全部都围绕一个现实期待——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
【关键词】 出版学；一级学科；出版； 出版业；学科建设
出版学是综合应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出版活动及其规律，为出版工作和繁荣发展出版事业产业提供学理支撑的一门独立学科。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关心出版工作，做过大量指示批示。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就出版教育、科研专门作出部署，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胡乔木同志曾提出，出版工作者必须遵从科学、规范的章法，以提高出版质量，1984年他在致教育部的信中表示，“需要一门以研究编辑专门对象的高等学科教育”，[1]积极支持高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出版高等教育体制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逐渐形成并完善。2019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高校相关学科、教材、教学建设工作，培养造就一大批合格出版后备人才，确保出版事业后继有人。
出版教育历史悠久，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培养规模且较为完整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出版学科建设作为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也受到出版学界和业界的关注。2005年，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由北京印刷学院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全国近百位高校出版专业教育工作者、行业专家参加，启动了出版学一级学科的论证与申报工作，具体由当时的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学科建设协作小组执行，但因种种原因，申报工作搁浅。根据有关办法，我国一级学科的调整每10年进行一次，自2009年调整后，2020年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工作即将启动，迎来学科调整新的窗口期。
2011年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包含110个一级学科。目前，一级学科管理不断强化，学科评估和资源配置按一级学科进行，这对于现在分散于其他一级学科之下的出版学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进一步明确出版学学科地位，迫在眉睫。
本文将从国家、行业和学科层面，对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
一、国家层面
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与出版工作密切相关。
1.巩固党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举措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革命战争时期，传播革命真理的书刊，启发和引导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刊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利于更好地巩固党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阵地，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2.承载知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支撑
传承好中华文化，需要出版学的学术推动。出版是记录和传播人类精神文化成果的基本载体。我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国，有约3000年的出版史，浩如烟海的版本典籍为中华文明发展、文化传承、文脉赓续发挥了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任何一种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一经成书出版发行，就能传之久远，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
传播好中华文化，需要出版学的学术支撑。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崛起，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出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主体与核心，有责任让优秀的文化广泛传播，推进知识分享、文化交流、文明传承，以及民心相通，出版学可以为此提供学术方案。
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积累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有选择地整理出版中外文化遗产和各种思想资料，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科学性。出版学正是为出版工作提供正确导向、科学标准、操作规范的学科，为出版机构培养人才，为出版科研提供依据，为国家和民族的知识文化传承探索科学路径。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助于强化完善出版业的文化传承功能。
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
出版工作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力量，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出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出版工作自觉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当前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需要出版业呈现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故事”、展现具有中国优秀传统的“中国智慧”、体现具有中国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中国方案”。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是打造出版强国，在出版强国的建设中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文化事业的人才培养、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将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专业支撑。
二、产业层面
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将为出版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繁荣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保障。
1.促进出版产业和文化市场健康繁荣发展的重要方法
2018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亿元，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根据出版强国的建设目标，到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GDP的5%左右，出版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出版业发展势头向好，与新兴产业融合正在加速，《“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到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相关行业产值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的数字创意产业快速发展，随着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不断渗透，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业已形成，出版业作为其核心层，将具有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2.回应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的重要路径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版业也处于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的关键期。我国出版业将在基本解决“有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紧扣多出优秀作品这个中心环节，在守正创新中提质增效、谱写新篇。
打造优秀作品有赖于高质量的出版策划、编辑、印刷、营销等要素，更需要高质量的专业研究做支撑。随着产业深刻变革，出版业呈现与影视、游戏、动漫、旅游、设计等跨界融合趋势，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消费升级不断催生新需求，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壁垒逐渐被打破，出版业态复合化趋势逐渐明显。新产业、新技术将重塑出版业，极大提升信息的共享效率和传递能力，对出版业的选题策划、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带来深远影响，为出版业融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开辟更为创新的实践路径。出版学学科建设可精确对标产业发展新需求，对出版高质量发展以及出版融合的路径和方法等提供理论引导。
3.加强出版产业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托
出版物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出版业的双重属性，即出版业在具有一般产业属性的同时，还具备文化属性。这体现在出版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出版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在防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播过程中，出版单位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如：广东科技出版社在第一时间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孩子？》，[2]等等。出版单位各展所长，第一时间配合国家疫情防控部署，充分运用数字出版等新手段，为读者提供及时、专业的内容，起到了传播科学、稳定舆情、加强组织的重要作用。加强出版产业文化属性需要有出版学的专业指导，需要中国特色出版学提供立足我国国情的专业规划，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期，出版业的文化属性、社会责任和产业行为，都需要中国特色出版学体系的专业依托。
三、学科与人才培养层面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出版学学科建设得到了相关部门与学界、业界的关注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版学一直未列入一级学科，在学科设置上，未能形成完整贯通本、硕、博的培养体系，导致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乏力，出版专业人才供给有限，行业发展的人才、专业基础薄弱，严重制约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深刻变革的产业环境中，能够掌握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推进出版业融合、创新发展的人才严重匮乏。借助出版学的专业师资和学术力量，可形成一支源源不断的接受严格专业学术训练的人才梯队，推动出版人才队伍和出版事业同向同行，共同成长。
1.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体现
首先，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助于坚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出版学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与出版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建党初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版工作一直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新时代的创造和实践，需要出版学的历史积累、现实总结和学术指引。
其次，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助于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最后，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有助于推动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出版是知识和信息的基本载体，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和影响范围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对其他学科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满足社会对出版人才强烈需求的重要手段
出版工作要强起来，关键是人才队伍要强起来。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工作的重要板块和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增长点，我国新型出版企业不断涌现，传统出版机构也不断新设数字出版部门，对复合型、创新性人才的需求显著扩大，初步测算缺口在70万左右，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但目前全国相关高校每年招收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仅在1000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亟待出版学助力，也唯有出版学学科才能培养出更具针对性的复合型出版专业人才。
3.促进出版学学科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目前“出版学”作为学科方向，分散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下，建设效果不甚理想，研究主体性明显受到限制，相关学科都不足以涵盖出版学的知识体系、体现出版学的丰富内容，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理念方式不尽相同，“挂靠”在这些学科下的出版学，严重影响了自身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与人才培养。
为更好地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出版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2010年国务院学位办设置了出版专业硕士，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出版学学科体系。但专业硕士培养存在学理性不足，只涉及部分职业领域、覆盖面不广等问题。因此，需要在一级学科层面开展出版学博士和硕士培养，以更好地完善出版学学科体系，从而适应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
综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一级学科，是繁荣文化和教育事业、继承发展中国文化的学术力量；是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学术保障；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学术支撑。同时，也可更好整合出版教育力量，释放科研潜力，为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出版人才。
注释：
[1]胡乔木.胡乔木同志致教育部的信[J].出版工作,1984(10):3-4
[2]王坤宁,李婧璇.非常出版,阻击疫情“书”不尽[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