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技术带来出版内容形态和出版业态的巨大变化，也带来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嬗变。文章以“第六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为切入点，并结合近年来相关文献，从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读者行为、应用场景三个方面，系统梳理数字阅读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动向，并分析数字阅读的研究趋势：社会伦理价值得到确认、读者行为不断延伸、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数字阅读；社会伦理；读者行为；应用场景
1 引 言
自1992年“信息高速公路”问世以来，以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数字时代全面开启，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化浪潮已席卷全球，在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物流、餐饮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出版领域也不例外。从2005年前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被提及到如今“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不断升温。随处丛生且泛滥的新概念和“传统信息化困境”在给人们带来困扰的同时，也驱动着出版学界与业界共同探索专业培养和行业发展的新路径。在此背景下，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顺利召开。
1.1 会议概述
本次会议围绕“5G时代的数字出版：泛在、智联、融合”主题，共邀请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企业的专家学者140余位，录用会议论文94篇，论文主题涵盖出版融合、学术出版、版权运营、出版教育、知识服务、数字阅读等方面。其中，“数字阅读”是近年来数字出版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科学》在2013年和2014年就刊发了关于移动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研究的系列文章[1][2][3]，探讨焦点集中在用户体验、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和数字阅读的社会化。此次会议共收到与数字阅读研究相关的会议论文16篇，占比约17%：从作者国别来看，2篇来自美国，14篇为国内作者；从作者机构来看，发文数量较多的为科研院校，包括武汉理工大学（3篇）、美国佩斯大学（2篇）、武汉大学（2篇）、浙江大学（1篇）、四川大学（1篇）、北京师范大学（1篇）、华东师范大学（1篇）、中南大学（1篇）、上海理工大学（1篇）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1篇），业界投稿次之，2篇分别来自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从论文关键词来看，出现频次较高的有数字阅读、网络文学、电子书、叙事、社交媒体、互动小说、有声书，经典阅读、沉浸、VR、童书、大学生、漫画和IP各出现1次，见表1所示。
表1 论文高频关键词表
| 关键词 | 频次 | 关键词 | 频次 |
| 数字阅读 | 4 | 经典阅读 | 1 |
| 网络文学 | 3 | 沉浸 | 1 |
| 电子书 | 3 | VR | 1 |
| 叙事 | 3 | 童书 | 1 |
| 社交媒体 | 2 | 大学生 | 1 |
| 互动小说 | 2 | 漫画 | 1 |
| 有声书 | 2 | IP | 1 |
本文将以这16篇会议论文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国内有关数字阅读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社会伦理、读者行为、应用场景三个方面梳理数字阅读研究的热点话题，并分析其发展动向和研究趋势。
1.2 相关概念辨析
出版作为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为根本宗旨的文化活动，阅读研究始终是其重要研究内容。随着数字技术全面升级，出版的技术驱动属性日益增强，技术驱动下的出版载体形态和内容组织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出版形式和出版业态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读者阅读习惯、阅读方式和阅读场景的嬗变。与之相应，出版领域阅读研究的重点逐渐由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阅读过渡到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数字阅读，数字阅读的概念应运而生。与许多其他学科术语的发展历程一致，“数字阅读”作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存在明显的命名混乱和概念纷争现象[4]，与之含义相近的有数字化阅读、电子阅读、网络阅读、虚拟阅读、移动阅读、社会化阅读等十多种表述[5][6]][7][8]，这些术语之间往往简单重复、概念同质、视角杂糅、口语表述，给数字阅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实践的深化带来很大困难。正如“数字出版”概念提出之初，与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码出版等概念含混不清[9]，到今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数字出版作为与传统出版相对的概念体系，才基本得到学术界和出版业界公认。
然而数字阅读发展时间更短，其基本概念至今仍处在众说纷纭的阶段，学术界引用较广泛的定义是：“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的数字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阅读内容的数字化，如电子书、网络小说等；二是阅读方式的数字化，即采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如电脑屏幕、电子阅读器等。”[10][11][12]但该定义存在明显的缺陷，即仅仅从分类学上对数字阅读的外延进行列举，而未从内涵上进行界定。为此，有学者基于心理学认知理论，首先对“阅读”进行科学界定：“阅读是一个由读者主导的对阅读材料进行复杂信息加工的过程，包含字词识别、句法分析、涵义理解、推理判断等一系列交替进行的认知理解活动。”[13]然后将数字阅读视为与纸质阅读相对的概念，引申出数字阅读的概念：“数字阅读是基于数字文本知识和数字媒介信息获取的一种阅读活动和文化现象。”[14]但该定义同样存在边界确定问题，即如果数字阅读的对象是“数字文本知识”，那么在媒体形态日益丰富的当下，文本之外的数字图像、音视频以及各类媒介综合而成的多媒体（Multimedia）是否属于数字阅读的范畴？如果数字阅读的目的是“数字媒介信息获取”，那么读者一般性的浏览行为或信息搜寻行为，如发送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是否属于数字阅读的范畴？可见，如同数字出版的外延仍在不断扩展，数字阅读的边界也处在变化和形塑之中。
尽管数字阅读的概念存在纷争、内涵和边界尚未确定，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数字阅读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知识接受行为，正在与传统纸质阅读一道越来越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显著改变着人与媒介、人与内容甚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引发人们对技术理性、对数字文化、对伦理规范的深入思考；由此形成跨媒介的电子书、网络文学、知识付费社区等全产业链应用场景。因此，围绕这三个方面，学术界呈现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研究、数字阅读的读者行为研究和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研究三条主线，以下即据此展开。
2 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研究
阅读是塑造人类精神的一种文化力量，也塑造着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心理。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阅读的兴起不仅意味着阅读方式的转变，更是带来了社会伦理与道德问题[15]。纵观人类阅读史，每一种新的阅读形式的出现都意味着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在知识口头传播时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坚持口述传统，拒绝一切形式的阅读载体，他认为阅读“将在人们的灵魂中植入遗忘。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从他们自身找回记忆，而是借助于外部符号”[16]，也就是说口述时代人与知识之间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构建起社会基本文化结构，整个社会规范、道德、伦理也依照此运行——书面文献由极少数精英阶层垄断，精英们再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布道”，由此形成文化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等级森严的差序格局和尊师重教的传统。随着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技术革新，在知识书面传播时代，印刷媒介作为人与知识之间的载体重塑了传统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如果没有轻便和伸手可得的印刷品和文本，现代社会的文化、法律、人文和宗教形式就不会形成与传播，并塑造全世界的信仰与制度”[17]，以纸质文献为对象的阅读文化开始盛行。到知识数字化传播的今天，电子屏幕取代印刷媒介、比特取代文本、互动交流取代线性阅读，数字文化又在新的维度上延续着阅读的文化价值，并重构数字时代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秩序，数字阅读的时代由此全面来临。
2.1 数字阅读兴起的技术和社会背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被誉为“未来学家”的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在其1997年出版的名著《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中断言，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和生存方式，他预言：“你可能把报纸下载到膝上型或掌上型电脑，或有朝一日，把它下载到你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操作的、只有1英寸厚、全色彩、分辨率极高，而且防水的显示器上。”[18]这一论断在当时无疑具有前瞻性——亚马逊第一款Kindle阅读器和苹果第一代平板电脑iPad分别于2007年、2010年方才问世。考察数字阅读兴起的背景，大致就在尼葛洛庞帝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世纪之交。对此，北京大学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赞同，他认为在中国阅读史上总共经历了三次阅读转型，第一次阅读转型发生在印刷术普及的11世纪，第二次阅读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显著标志是西学东渐和机械印刷的出现，第三次阅读转型则发生在本世纪初，阅读的纸本时代让位于电子时代，从电视荧屏到电脑荧屏，再到手机屏幕，读书从读书人的专利转变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
从纸本阅读到电子阅读，要解决的首先是技术问题。包括内容的呈现技术——电子屏幕、终端设备，内容的组织技术——数字读物格式、超文本、语义技术，内容的互联技术——Web1.0、Web2.0、Web3.0。屏幕取代纸本被认为是数字阅读时代的一大特征，学者们据此提出“读屏时代”的概念[20]，从早期的阴极射线管球面显示屏到基于发光二极管的LED显示屏，再到今天广为使用的液晶显示屏、电子墨水屏，以及正在探索之中的3D显示屏、可折叠式屏幕，电子屏幕技术如同印刷媒介时代的纸张一样为数字阅读奠定了载体基础。比特取代文本是数字阅读的第二大特征，早期的数字读物虽然使用比特存储，但在内容组织方式上仍然沿用纸书结构，如阿多比（Adobe）研发的PDF电子书格式。随着数字媒介形态不断丰富，富媒体（Rich Media）成为数字阅读的主要内容，基于超链接的超文本技术替代静态的固定版式技术通行于数字世界[21]，到今天基于机器学习、关联规则、推荐算法的语义技术又进一步使得数字内容脱胎于传统内容，彰显出技术对内容的巨大赋能效应。互动交流取代线性阅读是数字阅读的第三大特征，Web1.0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万维网（World Wide Web）将人类知识体系搬上网络，但仍以读者单向阅读为主，Web2.0时期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到来实现用户与内容之间的互动分享，正在发展之中的Web3.0则有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信息的广泛互联和个性化推送[22]，随着5G技术元年的到来及其在数字传播领域[23][24]与上述技术的结合，数字阅读被赋予无限可能。
数字阅读的兴起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说人类的知识传统是从口头文化开始的，那么在今天以读屏为主的数字阅读时代仿佛又回到历史的起点，正如麦克卢汉（McLuhan）在为《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做序时写的那样：“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和尚存的书面传统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25]这里的“视听咒语”恰好印证当今流行的数字阅读方式——读图与听声。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发现，获取同样的知识，听书和读图比阅读纸书耗费更少的精力——尽管也意味着更差的理解力，在信息爆炸与生活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人们因而倾向于采用更加“省力”的方式阅读[26]。显然，以读图与听声为特征的数字阅读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信息的高速流动和便捷获取，同时也造成注意力下降甚至道德风险。学术界针对数字阅读的社会意义因而表现褒扬与批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2.2 数字阅读的正面社会意义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开展一项“移动时代的阅读：发展中国家移动阅读”（“Reading in the mobile era:A study of mobile rea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研究，考察阅读方式的变化对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移动阅读的好处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在提高识字率、增加教育机会，并且将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等方面显示了潜力”[27]。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将数字阅读视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那么在世界许多欠发达地区，其普及知识、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意义丝毫不逊于若干个世纪以前印刷和书籍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
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阅读具有缩小数字鸿沟、提升信息素养、助推书香社会三大显性功能[28]，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全民阅读建设的当下，数字阅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据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已建成数字农家书屋3.5万个，城乡阅报栏（屏）10万个[29]。中国社科院的杨瑞明高度肯定数字阅读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他认为数字阅读正在参与数字时代文化的重塑与转型，并重新聚集与整合知识的力量，引导人类文化不断走向自由、多元、开放、平等与分享，在更高层次创造出“数字人文”的特质，为数字文明和21世纪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内涵[30]。
2.3 数字阅读的批判和反思
正如一切新事物或新技术诞生伊始，人们在经历短暂的“技术崇拜”之后很快就陷入理性反思，自数字革命产生以来，学术界在“数字狂欢”之后集体转向数字批判甚至“数字恐慌”。
与前述《数字化生存》相提并论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Turner）2013年所著的《数字乌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该书预示着数字化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之后理想化的数字乌托邦的幻灭[31]。关于数字化尤其是数字阅读的负面效应，北京印刷学院的周斌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生态视野下数字阅读消极影响的消解路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阅读在平等享有、阅读集中力、生活状态、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面貌、是非判断和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给读者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日益突出”[32]，该结论得到许多学者支持。与上文数字阅读促进教育公平的观点截然相反，皮江红认为由于不同读者群体之间存在的资源鸿沟、技术鸿沟和能力鸿沟，数字技术不仅没有缩小传统的知识鸿沟，反而造成新的“数字鸿沟”[33]；阅读集中力方面，数字媒体形态日益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信息超载”问题，现代人陷入“匆忙掠过每一单元文本的急切阅读心态，同时又无休止地耽溺于这种匆忙心态中”，从而患上“信息健忘症”[34]；数字阅读不仅给读者造成精神负担，而且引发许多生理健康问题，如一种包括视力减退、畏光、肩背酸痛、疲倦等症状在内的视频显示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VDT）综合征[35]；更加令学者担忧的是一些数字阅读内容完全是一种“时间消磨、心情消遣、商业消费、精力消耗”，对青少年读者而言与“读书使人进步”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数字阅读的“价值异化”现象十分突出[36]；钟志贤进一步归纳数字阅读的六大陷阱：贪多、图快、浅薄、碎散、轻浮、躁乱，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规避陷阱的“少”“慢”“差”“费”四字诀[37]。
既然数字阅读不仅是一种技术性存在，更加是文化性、社会性的存在，除了从细节层面列举数字阅读的种种弊端，更多学者站在社会伦理与文化批判的高度对此展开论述。北京师范大学王颖吉教授从技术现象学视角，指出“技术特征的背后则潜藏了媒介对于人存在方式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技术特征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人的存在及其文化意义，那么我们不仅会看到技术如何重塑人的行为和习惯，而且也会看到人们正在失去一些曾经被珍视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按照他的论述，是传统书籍阅读特有的“那种仪式性、严肃性和神圣性”[38]。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的文章恰好印证此种观点，“读屏时代的阅读方式剥夺了人们通过阅读和购买载于书本的知识而产生的物质上拥有的仪式感……图书作为以内容为主的精神性价值，同样需要有形的物质作为依托，人就是在这种有形的寄托之中，显示着自己作为内在精神性动物的外在性存在”[39]。正如康德（Kant）等西方古典哲学家所言，任何物质不仅是艺术或有形的物质存在，也是思想哲学的精神存在，而精神存在于物质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图书的物理特性不可或缺。此外，阅读不是止于“读”这个动作的完成，更是信念的反映和思维的延续，当你获得拥有无限知识的可能时，也就同时失去了建立在少量拥有上的物欲和精神满足感。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数字阅读社会伦理的研究经历了从技术乐观主义向技术悲观主义的转变，学者们在赞叹数字技术赋予读者更多阅读便利的同时，更多地饱含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和价值沉落的文化忧思，面对席卷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也许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从历史性视角全面审视数字阅读的利弊，才能逐步化解当前普遍存在的技术焦虑，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数字化对人们阅读行为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3 数字阅读的读者行为研究
与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研究普遍采取哲学思辨主义不同，关于数字阅读的读者行为研究，学界主要遵循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不同的研究假设、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围绕数字阅读的读者心理、动机与意愿、阅读过程以及阅读效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3.1 数字阅读心理、动机与意愿
读者从传统纸质阅读向数字媒介阅读行为的嬗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心理因素和内在动机。华风霞认为读者之所以选择数字阅读，主要是出于功利性心理[40]，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左，徐孝娟等认为读者从传统纸媒转移到数字媒介情景阅读时，对情感性维度的关注已超过功能性维度，即数字读者更关注阅读过程中的自我表达、互动分享和同伴认可，而对具体阅读内容的有用性、易用性等功能性指标不太关注[41]。武汉大学罗紫初教授等人的研究则更加全面客观，他基于对湖南省8所高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发现大学生读者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动机有四个方面：个人修养、获取知识、情感抒发以及休闲娱乐，且不同专业、性别、生源地的大学生表现出差异化的阅读心理，如文史类学生比艺术类学生具有更显著的求知型阅读心理、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具有更显著的娱乐化阅读心理[42]。
除了阅读心理和动机，读者阅读意愿是产生阅读行为的前提。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尽管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高达76.2%[43]，但一项针对国内大学生学术阅读载体偏好的研究显示，仍然有接近68.9%的大学生倾向于使用纸质版教材[44]；且不同年龄层读者对数字阅读的接纳程度差异较大，70后更看重内容的可靠性、信息质量，因而数字阅读意愿较低，80后、90后一方面看重内容质量，另一方面看重阅读过程中的交流互动和情感抒发，数字阅读意愿中等，00后则从小生活在数字环境下，其数字阅读意愿不受各种因素影响，“基本上已经没有对数字阅读的抵制感和与书本阅读进行选择的纠结”[45]。“付费意愿”是数字阅读意愿研究中集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李新祥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民数字阅读总体付费意愿偏低，仅有12.3%的读者明确表示愿意为数字阅读付费，近三成读者表示要看情况，不愿意付费阅读的则占55.0%[46]；邓香莲的研究结果类似，她通过对上海市近2000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超七成大学生习惯使用免费数字内容资源[47]。
可见，虽然数字阅读已经成为读者十分普遍的阅读行为，但影响其阅读心理和动机，制约其阅读意愿尤其是付费意愿的阻碍仍然不容忽视，这也从侧面印证，短期内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不是相互替代的零和博弈，而是彼此融合的共同发展。
3.2 数字阅读过程
前文已指出数字阅读具有与纸质阅读截然不同的特征：屏幕取代纸张、比特取代文本、互动交流取代线性阅读，那么数字阅读的具体过程与纸质阅读过程是否一致呢？有学者对传统小说阅读过程进行详细描述：“首先，读者会跟随作者的叙述，观察小说所描绘的场景；然后，将纸面的词语转化为头脑中的意象。通过想象，还原书中人物、对话、事件和场景，情节得以慢慢浮现；接着，读者会追究小说主旨，揣摩作者的意图和构思；进而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现实生活进行关联；在此过程中体味小说中的美，包括写作的技巧和作品的诗意等，并给出自己的喜好与判断；最后，当读者的大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所有上述这些操作，会感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48]
关于数字阅读过程，袁曦临的研究结论略显前卫，他认为在数字阅读过程中，人脑的神经结构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重塑，产生新的神经联接，形成新的神经回路，最终形成一个适应于浏览、扫描、略读和跳读的新“阅读脑”。该结论基于两大判断：首先是数字阅读内容在文本结构上的差异，传统文本的结构相对严密，具有逻辑性、整体性和连贯性，因而容易形成读者的逻辑思维和整体认知，而数字内容结构缺乏逻辑性，且图片、音视频等多媒体的认知负荷较高，人脑在处理信息时需要采取新的碎片化加工方式；其次相较于单一文本的线性阅读，数字阅读的专注度较低，读者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多线程任务，由此刺激大脑神经细胞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在弱化传统阅读大脑某些神经元网络结构的同时，逐步强化大脑当中新的神经通路，以适应数字阅读所常用的搜寻答案、发现路径、快速筛选、频繁切换、同时处理多任务等信息加工行为，从而形成数字读者的非线性协同思维[49]。作者援引国外学者的实验结果——数字读者相比于传统读者其大脑前额叶区域活跃度较高，以支持其研究结论，但数字阅读是否会或者多大程度上会改造人们的大脑仍有待时间检验。可以证实的是，通过眼动追踪技术，确实发现数字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生理表征不同于纸质阅读，读者在数字阅读时眼球运动频繁，不断转移注视点；而在纸质阅读过程中，眼睛则关注某一区域，视线停留在一个注视点的时间较长[50]。可见，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阅读过程与传统纸质阅读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3.3 数字阅读效果
阅读的本质是认知理解活动，因而对数字阅读行为的研究要归根结底到读者的认知理解效果上来。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对比实验法来探究不同控制变量下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认知理解效果差异，综合来看，有三种实验结果。
一是纸质阅读效果与数字阅读效果无明显差异。王爱平等以小学五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纸质阅读材料和数字阅读材料对儿童阅读理解无显著影响[51]；张冰等利用眼动仪设备发现尽管读者在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中的“注视热点区”不同，但注视时长不因介质而改变，不同介质间读者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也无显著差异，由此驳斥“数字阅读必然导致浅阅读”的论调[52]；还有学者引入血流动力学参数，通过对实验对象在执行不同阅读任务时的生理和心理测量，发现尽管数字媒介的阅读体验不如纸质书籍，但媒介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实验对象的内容理解效果[53]。
二是纸质阅读效果优于数字阅读效果。沉浸感（Immersion）是人们在从事某项行为活动时高度专注的心理体验，常被用来衡量认知效果和阅读活动。刘坤锋通过模型测量的方式准确测度数字阅读用户与纸质阅读用户的沉浸体验水平，研究发现数字阅读的沉浸体验水平明显低于纸质阅读[54]；长期记忆也是衡量阅读认知效果的重要指标，袁曦临等基于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尽管数字阅读实验组与纸质阅读实验组在处理简单信息时表现相近，但数字阅读对于复杂信息的认知加工效果略差，且对于阅读材料的长期记忆能力明显逊于纸质阅读[55]；类似的结论在中小学生读者群体中同样成立，袁征等发现学生对纸质教材的理解能力明显优于屏幕阅读，因此建议学校减少电子书包等屏幕阅读工具[56]。
三是数字阅读效果优于纸质阅读效果。这一类研究结果在国内不占主流，李琳娜等援引国外研究表明，“过度沉迷于游戏会影响学习成绩，但适度的视频游戏可以间接促进学生的数字阅读技能”，从而使学生对“导航技术和空间技能的获取”优于纸质阅读[57]；刘锦宏等运用对比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得出VR沉浸式阅读学习效果要优于普通阅读效果的结论，且产品特性感知易用性和沉浸感与阅读效果存在正相关关系[58]；还有研究则表明使用电子书可以增强学前儿童的词汇量和理解能力[59]、类似于音视频和评论等多元化的信息类型可以增加偏好社交媒体的大学生对经典读物的理解与认知[60]。
综上所述，关于数字阅读读者行为尤其是阅读效果的研究，由于大都采取实验研究的范式，而不同研究的实验对象（如青少年读者比中老年读者的数字阅读理解能力更高）、实验内容（如纯文本材料的纸质阅读效果更佳，而多媒体材料的数字阅读效果更佳）、实验条件（不同终端设备如iPad、Kindle、手机的数字阅读效果不尽相同）有所区别，因此常常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研究结果。尤需指出的是，尽管当前多数研究证明总体上读者对纸质阅读的认知理解效果优于数字阅读，但是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完善，读者的数字阅读体验会大幅提高，以及新生代阅读习惯的转变，读者越来越依赖数字媒介，未来的数字阅读效果必将进一步优化，所以数字阅读行为及效果与纸质阅读相比孰优孰劣尚处在变动之中。
4 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研究
出版具有鲜明的产业应用属性，作为出版核心概念的阅读也不例外，从早期概念化的存在，演化为广泛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数字阅读逐渐发展成为互联网与传统内容行业深度融合的全新产业形态，并应用到人们多元化的生活场景。随着以往中央集权式的文化形式逐渐被个体赋权所取代，在这场注意力和时长的争夺赛中，场景中的用户体验[61]成为产品设计的指引和行业转型发展重要影响因素，场景应用的深耕、连接、集聚、沉浸和适配功能是满足这种体验需求的基础[62]。与此同时，是否要通过否定原有的阅读逻辑来建立新的市场秩序成为各细分行业急需思考的关键问题[63]。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64]。纵观整个数字阅读产业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传统纸质内容数字化、原生型数字内容开发、知识型数字内容服务化与社交化、跨媒介数字内容IP化几个阶段，学术界关于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研究也相应地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4.1 基于传统内容的数字阅读场景
在数字浪潮冲击下，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就是将纸质内容资源数字化——即纸书上网。早在1971年，被誉为“电子书之父”的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美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登堡电子书计划”（Project Gutenberg），旨在将公版书上传至互联网，“以尽可能多的格式提供尽可能多的电子书，让全世界尽可能多地阅读”[65]。此举拉开了数字阅读的序幕，但在国内直到本世纪初得益于方正阿帕比、超星数字图书馆在纸书电子化方面的探索，基于传统内容的数字阅读场景才逐渐开始发展。
此期纸书上网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纸质图书扫描后以图片格式或PDF格式直接上网；另一种是将纸质内容输入计算机，制作成流动版式的TXT、DOC或HTML格式电子书[66]。显然，此时的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相比仅有阅读载体的区别，在内容上完全一致。随着国内阅读终端设备技术不断进步，尤其是2009年前后汉王电纸书阅读器的问世，电子书产业取得井喷式发展，张志强等指出：“一夜之间，‘电子书阅读器’偷换了‘电子书’的概念，国内无论是做内容的、做平台的还是做终端的，眼睛里都只有电子书阅读器。”[67]一时之间，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各大出版社、作为平台服务商的当当网、京东商城以及作为终端设备商的汉王、亚马逊等成为国内数字阅读市场的三大领军力量，相关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也呈现爆发式增长[68]。然而好景不长，受限于传统内容供给不力、版权管理混乱、读者付费意愿不强等因素[69]，电子书产业并未迎来持续性的高速增长，截至2018年我国电子书市场规模仅占全部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0.67%[70]。
与此同时，近年来有声书市场异军突起，成为同样基于传统内容的数字阅读新场景。数据显示，无论是欧美还是国内数字出版产业，在电子书增长放缓甚至下滑的趋势下，有声书市场均展现出逆势上扬的增长态势[71][72]。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国内许多出版社销售纸质图书时就会随书附送配套CD，可视为有声阅读的雏形，但直到近几年懒人听书、喜马拉雅FM等听书平台的出现才引爆有声阅读市场，佩斯大学凯伦·霍特（Karen Holt）教授认为，主要是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读者的精力和注意力更加有限和碎片化[73]，相比于读书或读屏，听书无疑是最为“省力”的方式，这一点与前文数字阅读兴起的技术和社会背景中麦克卢汉关于“听觉咒语”的论述如出一辙。当前国内有声书产业也面临着与电子书产业类似的问题，如制作成本高、版权保护不力、行业标准混乱等[74]，但作为与传统内容行业距离最近的数字阅读业态之一，仍将是未来广大出版社深耕数字阅读领域的重要着力方向。
4.2 基于知识服务的数字阅读场景
在纸质阅读时代，读者如果需要获取某个领域的知识，往往会借由书籍、报刊等媒介，而今天更为普遍、便利的方式显然是互联网，准确地说，是互联网上海量存在且精细化的知识服务体系。当“百度一下”成为人们获取新知识的代名词，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就从基于传统纸质内容的电子书、有声书扩展到基于知识服务的知识型社区[75]。出版社从书报刊产品生产商向知识内容服务商转型早已是业界共识[76]，有行业人士指出：“如果出版机构能以阅读服务商的定位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图书销售将不再是出版机构关注的终点，而应该是阅读服务的入口和起点。”[77]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利军教授也认为，知识服务的兴起重塑了出版与读者的关系，他将出版知识服务分为面向专业领域的狭义知识服务时期和面向大众领域的知识付费时期，并进一步指出知识付费的本质是内容生产商向用户输出有价值的知识内容或服务以换取酬劳的商业模式[78]。这一划分得到学者们认同，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知识付费元年，知乎Live、分答问答社区、得到App等知识付费平台纷纷涌现，由罗振宇打造的《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售价199元，在得到专栏订阅数已突破27万，创造了知识型网红的神话[79]。
基于知识服务的数字阅读场景的开启与有声书接续电子书成为数字阅读第二个“风口”的逻辑相一致，都体现了读者从单一形态的文本阅读到多媒体形态的视听阅读的转移，以及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情感表达和分享交流的嬗变。如果说传统阅读时代出版通过将内容平面化为书报刊产品的方式向读者提供知识，那么数字阅读时代的出版知识服务则重新将知识从平面印刷媒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80]，提升了阅读的维度，并赋予其社交属性，丰富了知识型与社交型数字阅读场景的广阔内涵。李婷婷等基于场景理论指出，数字阅读已进入社会化阅读阶段，阅读与社交的同步孕育出动态化的场景，“读书的同时也在分享知识、交流观点、创造内容和互动关系……阅读不只是个体的心灵旅程，同时也是一种在交流体会、认识和看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81]。可见，场景化、社交化正是当前知识服务社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数字阅读边界从纯粹的认知理解活动向多元的情感体验活动不断延伸的推动因素。
4.3 基于跨媒介的数字阅读场景
中国传媒大学的闫玉刚等将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行业发展的关键词概括为“链条延伸”和“IP赋能”[82]，事实上数字阅读产业链条的延伸趋势在上述基于知识服务的阅读场景中已经有所体现，随着跨媒介阅读的来临，这种跨界延伸趋势更加明显。所谓“跨媒介”，媒介叙事专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将其定义为“一个跨媒体故事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83]。读者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去跨越、去探索、去填补故事，以融合[84]和互动[85]为特征，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数字阅读场景。跨媒介阅读的核心是一个高度凝练而又具有延展性的IP，在国内最典型的代表即为原生型的数字内容——网络文学[86]。
与基于传统内容的数字阅读截然不同，网络文学是原生于互联网的新型数字内容，从诞生之初就贯彻草根创作、草根阅读的原创逻辑[87]。不论从产业规模还是读者数量来看——截至2018年底产值约90亿元，用户规模4.32亿，网络文学是当今数字阅读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之一。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具有极强的IP辐射能力[88]，与衍生开发的影视、动漫、游戏及周边文娱产业形成全产业链运营的生态格局，因此有学者认为“IP生态系统打造与融入将是数字阅读的下半场策略”[89]。所谓“互联网下半场”，是当前许多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其基本意涵是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失，各媒体领域数字用户规模趋于饱和，整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逻辑将从跑马圈地转向深耕垂直领域、争夺用户注意力[90]。就数字阅读而言，意味着固守传统内容应用场景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既然分众化、碎片化已是大势所趋，就必须从电子书、有声书、知识社区、网络文学以及其他各类跨媒介中寻找注意力，概而言之，读者在哪里，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就应该相应地拓展到哪里。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数字阅读应用场景的研究展现出清晰的演变轨迹，即从纯文本的数字阅读研究向着视听复合媒体的数字阅读研究转移，从传统内容的数字阅读研究向着用户生产内容原生型数字阅读研究转变，从平面化的数字阅读研究向着场景化、社交化、IP化的数字阅读研究转化，由此全面嵌入数字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
5 结 语
数字阅读研究是一个内涵十分广阔的多学科交叉领域，既有关于人与技术、人与社会的哲学思辨，也有关于读者心理、行为模式、认知效果的实验范式，还包含内容生产、媒介经营、市场拓展等产业问题。从本次会议论文及近几年相关学术文献来看，其研究趋势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伦理确认。随着数字社会进一步纵深发展，数字化生存将成为人类生活新常态。在经历早期狂热的技术崇拜和后期尖锐的技术批判之后，学术界对数字阅读的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将进入理性审视阶段，人们会看到，正如其他一切阅读形态一样，数字阅读会在不同层面塑造新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但都不会改变数字阅读成为人们普遍生活方式的基本趋势，围绕其产生的伦理、道德、规范议题仍将继续，并被嵌入整个社会机器得到伦理价值上的确认。
（2）行为延伸。有关数字阅读是否会完全取代纸质阅读的争论旷日持久，从现有研究来看，二者更多是交叉融合而非简单替代的关系，一段对著名历史学家庞朴（1928—2015）的描述可作说明：“老先生是敏感而时尚的人，记得当时他已经用电脑写作了，转椅放在书桌和电脑桌之间，毛笔和键盘、线装书和硬盘，切换自如。”可见即便是老年读者的阅读行为也在向纸数融合的方向延伸。而在数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读者，其阅读行为早已由纯粹的文本接受转向泛阅读的文化情感消费，并作为原生型内容创造者延伸至数字生产行为领域。
（3）场景拓展。社会价值确认和读者行为延伸随之带来数字阅读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与之相应的数字阅读也进入泛在化、社会化阶段，阅读场景与人们的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随着技术进步，数字阅读的应用场景又显现出新的趋势，有研究表明，区块链、人工智能、VR出版等新技术使得数字阅读在全民阅读、盲人阅读、农村阅读等新领域得到应用，一个涵盖多种业态、多元场景的数字阅读生态正在快速形成，并全面渗透进书香型、知识型的阅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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