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邹韧
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的重要内容，出版改革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年，出版改革走在了整个文化改革的前列，其产生的双效益和不断推出的精品出版物显示了改革对于出版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然而，出版单位“转企”贡献出的红利已显疲软，多数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状态。这一现象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的关注。
只“转企”不“改制”不行
“2014年，我随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别调研组先后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20多家出版、传媒、广电、报业等集团进行调研，发现不少单位在转企改制方面还存在一些瓶颈性问题。”3月4日，郝振省向《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介绍说。他认为，如果按照中央对出版单位作出的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性质的划分，全国500多家经营性出版社，只能说总体上完成了“转企”，但并没有真正完成“改制”，甚至有些单位还没有开始“转制”。“在调研中我发现，有的单位转制倒是开始了，但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们的所谓转企，就是完成了在工商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不再是事业单位。”郝振省说。
“真正的改制，应该是在转企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这一情况作出了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打造合格文化市场主体的决策。”郝振省进一步解释说。“但是三中全会后，出版企业转制的工作总体上处于相对停滞（准备）状态。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出版企业或者出版集团的资本运作，因为没有合理的体制，就没有人敢往里投钱，更不可能收购优质项目，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留不住人才，更吸引不到人才，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很多出版企业发展的掣肘。”郝振省忧心地说。
只提高认识不加大执行力不行
作为政协委员，郝振省之所以一直牵挂着出版、传媒业，缘于他曾经做过10年的编辑记者，后来又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做了15年的科研工作，因此对这个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出版社、报社的日子好过了，我从心底感到高兴。”郝振省说。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这些问题，郝振省认为，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将对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及主流意识形态生产、传播能力的提升与扩展极为不利。因为建立创新型国家依赖于包括出版企业在内的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成长与培育，而这又依赖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到位，以及人才的足够供给。
“目前的问题是，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一定要把转企改制工作进行到底，但在执行力上明显不到位。”郝振省说。
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在今年两会上，郝振省专门提交了《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要加大执行力》的提案。他提出，首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可从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办公室、中央文资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改革办公室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出版企业改制工作小组”。
其次，这个工作小组可以把中央和相关部委推出的几个文件，还有去年中央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文件精神，放在一起统筹考虑，并就其改革方针、原则、宗旨、目标等进行细化，最终形成一个目标清晰、措施具体，既有路线图，又有时间表，还有配套政策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吸引企业外资金以进行公司制改造，实施股权激励以进行股份制改造。
再次，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包括书、报、刊、网、电子等出版单位在内的第一批15～20家试点单位，也可以选出5～8家不同类别的集团。在试点单位选取上既要注重试点单位在业内已有的口碑、形象，又要注重它的推广价值。
最后，可以分不同阶段，选取适当时机，发布试点改革的重要信息，扩大宣传，增强业界改革的信心。总之，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只有提高执行力，才有可能将出版改革真正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