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在出版人自传中关于出版界的集体记忆书写是其生命叙事的核心主体，其中蕴含着传主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社会主张，这些集体记忆是出版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也是丰富出版家人物心理研究的宝贵材料。本文以出版家张静庐的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德国记忆研究成果，从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方面来分析其生命叙事中的集体记忆书写。张静庐在对出版界集体记忆书写时的情景性和公共对话的话语规范以及自传文本的出版实践使其个体的社会交往记忆转变为宏观层面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交往记忆；文化记忆；张静庐；出版界；自传
出版是文化的载体，出版人作为文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大量知识分子投身于新闻出版业，其出版实践对知识传播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作为记忆再现的出版人自传，其内容主要是传主的个人生活史，但在呈现“关系自我”时，其文本内容除了个体记忆外，还涉及大量的集体记忆。相对于个体记忆，自传中的集体记忆更受研究者们的关注。这些集体记忆的书写是出版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同时也是丰富出版家人物心理研究的重要材料。那么近现代出版人自传中关于出版界的集体记忆是如何书写的，在进行生命叙事时其情感又是如何呈现的，将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以后，在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人类学等领域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特•阿斯曼把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分解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并对二者进行了细致的界定与区分。这种界定与区分使得“集体记忆”研究得到了深化与完善。为此，本研究以民国时期知名出版家张静庐的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这一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张静庐在生命叙事时对其交往记忆是如何进行书写的，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情感来强化这些交往记忆？其交往记忆又是如何转变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记忆的？
一、作为文化建设者的出版人及其传记
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现代新闻出版业在中国逐渐形成。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促使了大量文人投身于新闻出版业之中。在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开始崛起，并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及其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版机构的出现及其运营离不开出版人的主持，此时出版界也出现了职业的出版人群体。这些进步的出版人“让出版为社会进步服务”[1]，既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推动了西方先进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正如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所指出的，他们“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2]。因此，他们可以被视为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并在文化界中有着较高的文化声誉。这种文化声誉的直接体现就是他人为其写作传记，用以彰显其文化贡献。这也导致了在近现代中国出版人的传记中大多是他传而自传则较少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出版人的他传方面，1912年李文权所著的《夏瑞芳传》和其后蔡元培所著的《夏瑞芳传》，1917年胡贻榖所著的《谢庐隐先生传略》等传记较为知名；而自传文本方面，以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较为知名。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传记传统，但现代传记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受西方传记文学和理论研究思潮的影响以及在胡适、郁达夫、矛盾等人的倡导之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尤其是自传。[3]张静庐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徐调孚、赵家璧一并被列入“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4]，其《在出版界二十年》（1938年单行本图书出版）这一自传文本在近代出版人传记中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自传，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自传写作与出版高潮的产物。因为它不仅满足了抛弃文言采用白话进行写作和篇幅长度大大扩充这两个中国自传现代性发生的标志性特征，[5]同时还自觉地遵循着“自传契约”。“自传契约”是自传这一文体类型的识别标志，即作者在文本中表示其文本是自传意图的话语，从而来确定其读者并建立关系。正如法国传记学者力浦•勒热讷所指出的，“如果作者本人都不声明自己的文本就是自传，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当自传来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变为猎犬，通过所有的虚构作品来捕捉关乎作者个人的真实”[6]。
二、作为生命叙事的自传及其集体记忆书写
杰罗姆•布鲁纳指出自传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叙述者，毅然承担了这一任务，去描述此时彼地一位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而那位主人公正好与他/她同名。他必须坚守契约并采取方法，使主人公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与叙述者的经历契合一致，并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具有共同意识的同一个人”[7]。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自传是一种典型的以个人生活史为基石的生命叙事。在传主进行生命叙事时，其叙事材料直接取材于记忆。而“传记同一切文化活动一样，不能脱离人类的心理机制，其中首先是记忆，而且传记同历史学一样，是直接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上的，人的生平通过记忆留存下来，再书写出来成为传记。因此，记忆的性质影响着传记的表现形态”[8]。记忆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着多种形态类型。自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进行系统研究后，记忆大体上分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两大类。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记忆研究强调了其身份认同的能力，并从内在、社会、文化层面把记忆分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三个类别，其中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是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的分解。[9]在传主进行生命叙事时，就记忆的选择和情感的呈现而言，将集体记忆分解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做法具有较好的操作性。这是因为传主在生命叙事时，其“关系自我”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记忆来进行呈现，而这种交往记忆因其重要性与文化记忆有着较高的重合度。交往记忆是共时性的集体记忆，通常在三代人之间循环，文化记忆则是历时性的集体记忆，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传统；因传统可视为信息在不同代际之间的纵向传递，故而文化记忆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记忆，但二者有着不同的时间结构。[10]值得注意的是，当交往记忆的内容具备重要的意义时，将会被纳入到文化记忆的范畴;当文化记忆的内容丧失了其奠基性和规范性作用时它将逐渐被遗忘，因此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11]
历史性和文学性是传记的两个支柱。[12]然而《在出版界二十年》在其文学性方面并不突出。这可以从读者阅读反应得到体现，王建辉曾指出：“一位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行朋友对我说，这部书不好读，意思是说它的可读性不强。我倒也赞同这位朋友的意见。”[13]这是因为该自传其主要目的本就不是为了文学性，而是作为一种史料而进行写作的，它的写作动机是“当时阿英先生和几位朋友都叫我写一本自传，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学的修养，缺乏写作的技巧，绝对不会写成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文学”[14]。从该“自传契约”的话语中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核心目的在于突出自传的历史性而非文学性。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他通过个人的生命史来进行历史性的书写，所要强调的是具有“史料”性的集体记忆而非个体记忆。张静庐的这种自传写作意识和胡适所呼吁的“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15]有着一定的呼应关系，体现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传写作的一种普遍认识论。通过“将生命还给社会”的方式，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个体的故事将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16]这种生命传记意识在《在出版界二十年》的集体记忆书写中，可以从张静庐具体的社会交往记忆及其情感呈现和其向文化记忆转换的过程得到具体的体现。
三、《在出版界二十年》中交往记忆的书写及其情感呈现
张静庐在自传中的生命叙事，从章节设置来看，除了“我的生长地”“屠户世家”“唯一的母校”“不长进的孩子”这些涉及童年成长经历的个体记忆外，其内容主要是以生活史中的社会交往经历为主。文本在结构上大体上契合了张天畴所建议的“以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维”[17]。在对张静庐的社会交往记忆及其情感呈现进行分析时，詹姆斯•保罗•吉“七项建构任务”（身份、意义、活动、关系、联系、符号系统和知识、立场与策略）的话语分析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些话语情景指的是“一项活动或一组活动，我们在这种活动中确定某种身份或角色；促成彼此之间的某种关系，使用某种符号体系和知识形式；在这种情景中，人和事物承担某种意义或含义；事物通过不同的方法彼此联系或不联系；各种社会产品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18]。
在活动方面，张静庐在对其交往记忆书写时主要是围绕在出版界中与书刊编辑、来稿作者、审查官员以及合作伙伴的社会交往活动来展开。在其交往活动中既有小说初次被采用时的兴奋，也有与书店合作伙伴各自西东的惋惜，还有遭受知己朋友背叛的痛心，更有因自己的问题导致图书出版计划尝试失败时面对作者和读者的愧疚等情感，这些情感的呈现强化了其交往活动记忆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在关系方面，张静庐在出版界的从业经历及其交往活动中，其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作为投稿人时与书刊编辑的“作者—编辑”关系；作为书刊编辑时与郭沫若等作家的“编辑—作者”关系；作为书店创始人时与沈松泉、卢芳等人的“合伙人—合伙人”关系；作为社会个体时与阿英、郭沫若、沈松泉等人的“朋友—朋友”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他对援助过自己的出版界同人、作者、读者们常怀感激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生命史中“脱离”现代书局这一交往记忆中却是以“难以置信”“悲愤”“痛心”等负面情感来铭记在心的。在与洪雪帆的交往中，从“知己”到“仇家”的关系转变让他的生命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在身份方面，在张静庐前半生的“流浪”生涯和社会交往中，他先后有着学徒、酒保、国文函授学社秘书、《公民日报》副刊编辑、小学国文教员、贩枣子客人、《救国日报》编辑、宁波各界联合会代表、泰东图书局《新的小说》月刊主编、联合通讯社外勤记者、香港中外交易所的文书股长、国闻通讯社外勤记者、《商报》交际书记和“本阜新闻”编辑、光华书局创始人、市党部执行委员、江西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统税局的监察委员、现代书局经理、上海联合书店创始人、《湖北中山日报》主任、上海杂志公司经理的身份。在这些身份中新闻出版人是最主要的身份，而其中“出版商”则是其身份认同最高的一个职业，并有意识地和“书商”这一社会身份进行了区分。
在联系方面，张静庐通过“礼拜六派的时代轮廓”“回光返照和黄金时代”“创造社的摇篮”“小伙计们与幻洲社”等章节内容来对旧文艺和新文艺的时代发展历程做了细致的回顾。他还通过“泰东图书局的转变”“北伐前后”“杂志界的畸形发展”“抗战后的出版界”等内容将出版界中文艺图书和社会科学图书的社会需求和具体的时代发展进行了关联，尤其是通过图书的出版发行量来以小见大，揭示了出版机构在民国初年、北伐前后以及抗战时期的不同出版状况，进而引出了出版家和时代责任之间的联系。
在立场与策略方面，张静庐自小就有爱书的“怪癖”，这也使得他的社会交往始终是围绕着出版界展开的。基于这种爱书的癖好，使得他对出版物的质量或水准有着较高的要求。在放弃出版筹备多时的《高尔基全集》后，张静庐意外得知另外一家图书杂志公司仅是为了做生意而赶在自己前面刊登了出版预告并仅出版了薄薄的六本全集时，这使得他感到了巨大的悲愤，认为对方“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甚至觉得此举更是“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19]此外，张静庐通过自身遭遇查禁的出版经历来表达了需要更宽松的出版环境用以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社会主张。
在意义方面，张静庐在生命叙事中擅长将个体交往记忆通过细节呈现的方式使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例如，他将“棋盘街巡阅使”这一称谓赋予了礼拜六派记录者的社会意义，而非仅仅只是以往被同事们用来嘲笑他的一个代名词。此外，“代订、代办、代理发行”和“退订改订绝对自由”的经营理念在其生命叙事中不仅只是个人编辑出版业务的总结，还具有了向出版界推广工作模式的社会公共服务意义。
在符号系统方面，张静庐在生命叙事中使用了“冲磅”“剃头”“调包”“造本”“放账”“账底”“打桩”“小伙计”“小货买卖”等大量的行业术语来作为其出版人自传话语的符号系统，并通过相应的内容书写来使得非出版界人士的读者也能够快速了解书店的发行与经营模式，进而对出版界多一份了解。这些大量的行业知识和符号系统的使用是张静庐在出版界交往记忆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有助于强化其对出版人的身份认同和在读者心目中建构其出版人的形象。
四、从交往记忆到文化记忆：《在出版界二十年》的接受
霍斯特——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和韦雷娜•韦兰指出，交往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转化涉及从自下而上（个人对过去的看法和解释得到汇总）和自上而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纪念人物的意义得以传播）两种运行机制。[20]这两种运行机制在张静庐的自传文本的书写及接受过程中同样有着体现，即通过记忆内容书写的情景性和自传文本的出版史推动了其交往记忆得以转变为文化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张静庐的交往记忆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文化记忆，交往记忆书写时公共对话的话语规范意识（情感的真实性和克制）同样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霍斯特——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和韦雷娜•韦兰借鉴了哈特穆特•艾瑟用来解释社会过程的情境逻辑、选择逻辑、聚合逻辑，指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过程，[21]进而用以阐释其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社会转换问题。根据《在出版界二十年》的文本内容来看，其中的交往记忆升华为文化记忆主要是契合了情境逻辑。张静庐在生命叙事中建构了大量的社会交往情景。这些交往情景为读者揭示了其在出版界中所经历的活动、身份认同以及社会主张等内容。同时他还有针对性地为一些公共文化事件建构特定的交往情景，这就为其交往记忆转换为文化记忆提供了对话和互文的内容基础。例如，他针对《创造十年》中由一句“王八蛋”而引起的误会，进行细节方面的情景还原；同时还针对《创造十年续编》中郭沫若关于自己和沈松泉暂离泰东图书局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澄清。此外，张静庐所建构的交往记忆情景也得到其他人士的印证，从而推动了其进入宏观层面成为文化记忆。例如在抗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读者》第三期发表了署名为洛沱的一篇名为《张静庐奋斗史：一个骄子的半生》的文章，该文章写道：“在战前，如果你是爱逛文化街——福州路，一定知道有‘上海杂志公司’那么一爿店，里面往往挤满了不少青年人在浏览书报，这是文化界一件新创的事业，予出版者便利，予读者更便利，怪不得深受大众的热烈欢迎了……”[22]从其话语描述来看，该文作者对张静庐自传中所提到的让读者自由阅览、“代订、代办、代理发行”、“退订改订绝对自由”经营理念及其带来的社会便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张静庐作为出版家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张静庐以情景还原的方式来进行生命叙事写时有着浓厚的公共对话意识，并通过情感真实性与情感克制的话语规范行为来书写其交往记忆。张静庐在书写各类公共文化事件和私人交往事件时，他均有着大量的真实情感流露。在公共文化事件中，对于《高尔基全集》出版事件的愤怒、对光华书局的创办开辟了出版界新书店的自傲以及对出版查禁政策的无奈都是其作为出版人的真情实感，同时也是大多数文化界人士的共同情感。在个体的私人交往中，首次投稿被采纳时的兴奋、与知己好友决裂时的痛心以及遭遇牢狱之灾时的惶恐亦是个人内心情感起伏的真实体现。在其交往记忆书写中这些情感真实而却又有所克制，并未导致整个生命叙事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牢骚满腹的抱怨记录。为避免负面情感过多和更好地呈现公共对话的理性精神，张静庐在最终的自传文本中对其交往记忆的书写进行了选择性的筛选。例如，张静庐的合作伙伴沈松泉在重读张静庐的自传时回忆起了有两件并未写入自传中的事，即《革命外史》的写作出版和组织筹备新的书业同业公会却以失败告终。[23]这两件事对张静庐均有着一定的影响，并在其他文本中有所提及。尤其是《革命外史》一书的出版遭遇曾让他一度消沉，去亲近打麻将视为副业，结果满身是债，入不敷出，连办事业的精神都消失了。[24]张静庐之所以在最终的自传文本中不提这两件事其缘由可能如沈松泉所说的大概是忘记了；但更大的可能则是，他有意识地避免整个自传中负面情感的过多从而保持一种公共对话的理性精神。
张静庐以“出版商”的身份切实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实行，为此他在出版界有着一定的文化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自传作为一种通过再现个体生命史来进行自我纪念的文本类别，它可以视为是一种以刻写实践（文字记录）为基础的特殊纪念仪式，有助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播。《在出版界二十年》这一自传文本正式发表是在1937年5月15日由上海杂志无限公司刊行的《读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进行长篇连载。1938年，由上海杂志公司正式出版单行本图书。新中国以后该书曾由上海书店于1984年、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西北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再次出版。这一自传文本的出版史从侧面反映出了张静庐作为现代出版业中主要纪念人物的文化意义和文本内容在出版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即它被誉为是“治民国出版史的必备之作”[25]。以“史料”性质为主导的自传是他进行自我纪念和纪念新文化运动以及新书业的一个复合性文本，该文本的写作、出版及传播以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使得张静庐作为现代出版业纪念性人物的意义得以传播，进而推动了个体交往记忆向集体文化记忆的转变。
五、结语
《在出版界二十年》是张静庐的个体记忆和出版界集体记忆相互交织的一个自传文本。个体的社会交往记忆与其出版界集体记忆的重合使得该文本具有较好的史料价值。张静庐在进行生命叙事中更多的是突出其历史性，以史料的方式来重点书写了出版界中值得关注的集体记忆。在自传中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主要是以社会交往记忆为主导，并通过各种情感呈现来使得这些交往记忆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较强的历史穿透力。他在书写其社会交往记忆时侧重于情景还原和有意识地以公共对话的话语规范来进行集体记忆的选择来避免个人情感的泛滥，进而为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转换提供了良好的内容基础。此外，著名出版家的身份使得他成为了出版界中主要的社会纪念人物，作为生命叙事的自传本也被视为其集体记忆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自传中的交往记忆随着其文本的经典化历程在不断的出版、阅读以及阐释的循环之中进入宏观层面成为文化记忆并得以历时性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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