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发生了许多变化。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从编辑岗位制度、编辑工作性质、编辑职业认同三个层面分析70年来我国出版社编辑岗位的变化。编辑岗位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摸索到新世纪实现专业化分工，编辑工作性质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文字加工转变为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后的产品经理，编辑职业认同也从单一化特征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和知识服务的发展使得出版业发生诸多变化，这给编辑岗位带来重要影响。
【关键词】70年；编辑岗位；工作性质；职业认同;
编辑，作为一项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自现代出版业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文化专业活动和独立社会职业的双重属性。[1]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事业也伴随着中国出版业走过70年历史，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前进的态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无论是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还是编辑的工作性质，抑或是编辑的职业认同，都伴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前关于编辑的研究中，很少有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变迁的，大多只是就某一特定的编辑职业制度进行论述，如编辑责任制、策划编辑制度等。而讨论编辑岗位，必然要涉及编辑的文化专业活动和独立社会职业属性，因此编辑工作性质和职业认同的变化是与编辑岗位制度变化紧密相关的重要内容。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对我国出版社编辑岗位诸多方面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并对当下编辑岗位在面向智能出版和知识服务时代时的转向进行展望。
一、编辑岗位制度：从初步摸索到实现专业化分工
中国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70年来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摸索到实现专业化分工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初步摸索阶段，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恢复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专业化分工阶段。社会背景和政策导向的变化是使得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呈现出这三个鲜明变化阶段的重要原因。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业百废待兴，亟须恢复和调整，而编辑岗位制度的设立也是在初步摸索阶段。当时公营出版社的编辑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编辑工作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校对工作不认真导致图书错漏频出，出版社的编辑业务和出版、发行业务之间没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等。出版社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或是公私合营，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编辑岗位制度。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正式成立，下设署本部、出版局、翻译局、编审局等部门。其中编审局制订了编辑、副编辑、助理编辑的三级编辑岗位制度，并在1950年2月的出版局工作总结会议上明确了助理编辑制度。[2]出版总署虽说并不是一家出版社，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两年里承担了大量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也为1950年年底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奠定了编辑人才储备基础。
成熟的编辑岗位制度关乎图书的编校质量和社会声誉。在出版业恢复、调整、转型的背景下，1952年出版总署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为公营出版社制订了统一的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其中对出版社的编辑岗位构成进行了规定：“设立以总编辑为首、包括若干编辑人员的编辑部，并在总编辑领导下成立编委会。编辑部逐步建立专业的编辑室（科），毎一编辑室（科）设编辑主任（科长）一人，编辑若干人。编辑人员包括：编辑、文字编辑（从事语文修辞工作）、资料编辑（从事资料、数字和引证的核对工作）、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和校对编辑。”[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且较为成熟的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此后各个阶段出版社在设置编辑岗位时均以这个制度为基础。这个规定对编辑部的编辑岗位类型进行了基本划分，但还未实现编辑岗位的完全专业化分工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已经出现编辑责任制的雏形，“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工作步骤完成时，所有有关负责人员都必须签字，以明责任。每种书籍版权页上必须注明该书的著作人、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出版者和印刷者，以明责任”。[3]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责任编辑制度的开始，[4]但实际上此规定只是明确了编辑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未强制出版社设立专门的责任编辑岗位，不过这在客观上促使了后来责任编辑岗位的产生。编辑责任制和责任编辑制度应该有所区分，前者是关于编辑在编校图书时所要承担的责任，而后者是关于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岗位设置。编辑责任制让出版社的编辑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手中编校的图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图书的文字质量。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基本是借鉴苏联经验，而具体编辑岗位的设置则是以出版总署和文化部颁布的政策为导向。“编辑室主任、编辑、文字编辑、资料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和校对编辑”这种岗位划分为后来编辑岗位的专业化分工指明了发展方向。
2.改革开放后的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大约20年的时间里，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大致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除了出版政策变化因素外，出版社面临出版业市场化转型时的对不同类型编辑的需求也是变化的重要原因。
一是责任编辑制度正式明确，出版社开始设立责任编辑岗位。首先是1978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恢复总编辑、主任编辑、责任编辑三级审稿制度，恢复编辑人员的职称。”[5]这里的措辞与1952年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中提到的“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社长批准”审稿制度是有差异的，审稿的编辑被正式冠以责任编辑的称谓。I997年1月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出版单位必须实行编辑责任制以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相关规定。[6]编辑责任制的实行促使出版社必须设立责任编辑岗位来负责每本图书的调查研究、组织稿件、联系作者、审阅稿件、编辑加工等工作。[7]责任编辑承担着图书编校过程中的把关人角色，对图书质量负直接责任，是出版社不可或缺的编辑岗位。
二是编辑岗位出现了文字编辑和组稿编辑的分野，少数出版社开始实行组稿编辑制度。文字编辑和组稿编辑的分野可以说是出版社编辑岗位专业化分工的有益尝试，有学者称之为“出版业发展中出现的一次内部分工”，但是这个时期只有广东省的一些出版社在实行组稿编辑制度，并设立专门的组稿编辑岗位，而其他省份的出版社基本持观望态度。[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编辑质量和编辑效率的双重进步，编辑岗位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成为趋势。吴长安认为这两种编辑的工作在性质和特点上存在较大差异，即文字编辑是内向型工作，而组稿编辑是外向型工作，文字编辑和组稿编辑的分野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图书质量下滑，另一方面也响应了图书精品时代对编辑岗位的需求。[8]
三是策划编辑制度在出版体制改革背景下应运而生，部分出版社开始设立策划编辑岗位。策划编辑指的是对图书的选题、组稿、编校、印刷、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策划的编辑岗位，[9]由此可见策划编辑是一项对编辑个人综合要求非常高的岗位类型。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无论业界还是学界，对策划编辑制度都存在着诸多议论。如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严奉强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出版社不应该实行策划编辑制度，认为策划编辑制度一方面导致了大编辑主义的流行，即策划编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出版社的管理带来麻烦，即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的关系和地位问题。[10]而有的人则认为策划编辑制度是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与组稿编辑制度一样是编辑岗位内部的专业化分工。[11]这些争论恰恰体现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转型发展所遇到的困境：是大踏步地向西方出版业学习，还是继续承袭过去从苏联借鉴过来的一套经验？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民营资本介入出版业，出版业必须面向市场的时候，策划编辑就成了出版社和民营出版机构必须设立的编辑岗位。
3.新世纪的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社的编辑岗位制度基本承袭过去的模式，责任编辑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策划编辑制度进一步得到各大出版社的青睐。但随着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许多新兴的编辑岗位由此诞生。出版业市场化和技术变革使得新世纪的出版社在编辑岗位设置方面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即术业有专攻，一方面出版社会根据所出版图书的学科类型需求设立不同专业的文字编辑；另一方面出版社也会根据数字出版、市场营销等不同环节来设立相关的编辑岗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改革使得出版社更加重视图书的经济效益，因此有些出版社会设立营销编辑岗位，以负责出版社图书的线下、线上的市场营销工作。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营销编辑是出版社里非常缺乏的岗位，只有少数出版社引进营销人才，但却将他们安排在发行部门。考虑到图书销售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有学者呼吁设立专门的营销编辑岗位。[12]此后，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认识到图书营销对于出版社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营销编辑就成为多数出版社的常设岗位了。
第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促使部分出版社设立数字编辑岗位，负责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业务。数字出版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发展而诞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国内的许多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重视的过程，现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出版机构都在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如中信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相关业务对数字编辑有大量需求，因此很多出版社都设置独立的数字出版部门，并招收数字编辑来从事图书数字化编辑和发行工作。
第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一些出版社设立专门的新媒体编辑来负责运营出版社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宣传平台。微博、微信公众号的诞生让各行各业都有了更加广阔的网络宣传平台，出版业也不例外。但相较于民营出版机构，传统出版社对新媒体编辑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如有些小型出版社让普通编辑来兼任新媒体编辑。出版社设立新媒体编辑岗位主要有两点益处，一是节约营销成本，微博、微信平台的便捷性和广泛性使得出版社能够以最高效率实现最好的营销效果；二是形成粉丝集聚效应，出版社利用官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可以吸纳广大的粉丝群体，便于向特定读者群体推送新出版图书的宣传信息。
纵观70年来我国出版社编辑岗位制度的变化，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编辑岗位的种类越来越多，也即编辑岗位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第二，不同历史阶段编辑岗位的变化与出版社的发展需求高度相关，出版社都是根据相关的出版政策或时代背景来设立所需编辑岗位。通过观察，笔者发现编辑岗位的变化也在促使着编辑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这种紧密相关性值得关注。
二、编辑工作性质：从文字加工到产品经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编辑岗位变化的推动下，我国出版社编辑的工作性质从单纯的文字加工转向专家化和学者化，再转向现今的产品经理。当前，我国出版业正经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向，技术演进和市场需求使得出版社编辑可以逐渐从文字加工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而发挥出编辑个体的创造性服务价值。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编辑工作性质——文字加工
1956年我国完成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版业便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图书选题、图书数量、纸张供应等基本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和安排，如文化部颁布的《1957年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就提道：“报纸、图书、杂志的出版，总的字数必须在1956年的基础上适当缩减，控制在全年用纸15万吨的限额以内……除了课本和某些十分必需的书刊的出版量必须保证适当增加外，报纸和一般书刊应分别轻重缓急适当地加以压缩。”[13]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出版社的编辑只需做好基本的案头工作，选题和书稿都是由出版社领导进行分配，不需要编辑发挥其他能力来展现自身的创造性价值，只要能够做好语言文字的加工工作就可以被视为合格编辑。
这种编辑工作情况恰如倪东宁所言：“出版界的第一代编辑中，大多数人是文字加工方面的高手。这些编辑一辈子只面对书稿，甘为他人做嫁衣裳，为我国的文化出版事业默默奉献，甘当配角，体现的是一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敬业精神。”[14]这个阶段我国出版社的编辑岗位类型较少，主要是以文字编辑为主，图书编辑、出版的各个流程也不需要过多的编辑创意，编辑也没有绩效、销量的压力，只需对图书的文字工作负责。因此，文字加工便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我国出版社编辑的工作性质。
2.转轨期的编辑工作性质——专家化与学者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开始向市场化转轨，编辑工作改革成为转轨期业界和学界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很显然，过去以文字加工为主的编辑工作已经无法匹配出版业向市场化转轨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有：第一，出版社由生产型转为经营型，从以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为主的事业单位转为以图书销售为主的文化企业，要求编辑转变图书编辑和出版的观念；第二，图书成为一种商品，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出版社编辑部承担设立经营目标的任务；第三，编辑工作在社会改革中成为一种开放性工作，要求编辑具备开放的观念和实践能力。[15]这些要求迫使编辑必须改变过去单调的工作方式，要通过扩充个人知识结构和提高工作能力来满足出版业转轨的各种需求。责任编辑制度、组稿编辑制度、策划编辑制度的出现和明确正是对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响应，编辑工作的各个方面需要发挥出编辑个体的创造性价值。
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专家化和学者化就成了转轨期编辑工作性质转变的一项重要特征。这种编辑工作性质转变并不是普适于所有编辑岗位，因为编辑群体构成复杂，编辑主体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和多层面性。[16]编辑的专家化和学者化仍然是许多专业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图书的编校必然要求编辑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使得出版社编辑的工作愈发专家化和学者化；[17]另一方面，高校出版社通常与学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紧密相关，出版社编辑通常有评职称的需求，因此这部分编辑的工作性质也在向专家化和学者化转变。
专家化和学者化趋势并不意味着编辑工作彻底摒弃文字加工的性质，随着出版业逐渐市场化，读者对市面上的图书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编辑对图书语言文字的编辑加工理应更加细致和严格。
3.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后的编辑工作性质——产品经理
新世纪我国出版业完成市场化改革后，市场上的图书种类日益丰富，读者的阅读需求也愈发广泛，这对出版社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要求也更高。而随着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它们与出版社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图书出版任务被划分为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因此，有的出版工作者把编辑称为项目管理者。[18]而在一些民营出版机构里，编辑通常被称作产品经理，负责各种图书出版项目。同样地，在许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出版社，图书出版可以被视为产品生产，编辑的工作性质也趋向于产品经理。在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中，作为产品经理的编辑可以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价值，如编辑可以通过调研并结合自身的喜好来策划图书选题，可以将自己的审美取向体现在图书封面设计的环节，也可以将自己对图书独到的总结和评价展示在图书的腰封广告上等。
在出版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要求下，编辑工作的性质进一步叠加，除了基本的文字加工以外，编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也被纳入考量，如专业基础、政治嗅觉、审美取向、营销能力等。而产品经理的工作定位恰好符合这些综合考量，因此编辑工作性质逐渐向产品经理靠拢。可以说，编辑成为产品经理是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后出版社编辑工作性质变化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编辑工作性质的阶段性变化过程是与出版业变革和编辑岗位制度变化高度匹配的，都呈现出一种不断扩散、叠加的特征。同时也不难发现，编辑岗位制度变化和编辑工作性质变化对编辑的职业认同具有重要影响。
三、编辑职业认同：从单一化特征到多元化趋势
所谓职业认同，可以理解为“个体逐渐从成长经验中确认的自己在职业世界中的自我概念，是个体在职业世界中的定位”。[19]简言之，就是指个体在职业环境中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编辑而言，其职业认同也在时代背景、政策导向、岗位制度、工作性质等诸多因素变化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趋势。
1.编辑角色定位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编辑的角色定位需要自我认知和社会关系来共同建构，编辑职业认同的建构也需要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来共同实现。[20]可见，编辑角色定位和编辑职业认同有很强的关联性，但并不完全等同。吴大英认为编辑是一种社会角色，其角色定位指编辑的职业和社会职责，即在社会大舞台上所担任的角色。[21]编辑职业认同则是指在职业环境中编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对自己职业的认可程度。周畅在研究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时，将职业认同划分为了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积极团结度和职业行为倾向五个维度。[22]不难看出，编辑职业认同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也会受到编辑角色定位的影响。因此，认知70年来编辑角色定位的变化有助于理解编辑职业认同的变化。
编辑角色定位受编辑岗位、工作性质、自我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出版社编辑角色的定位存在着诸如文字工作者、修车匠等刻板印象，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编辑是播种者、精神产品的质检员等。这些对编辑角色定位的评判都是从编辑文字加工的工作性质出发，很难凸显编辑的独特价值和社会地位。而随着责任编辑制度的实行，编辑改变了过去隐形匿名的状态，其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促使编辑的角色意识觉醒，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凸显出来。[23]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后，编辑的岗位类型更加多样化，不同岗位的编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愈发清晰和多样化，编辑能够发挥出特定岗位的独特价值。社会大众和编辑自身对编辑角色定位认知的变化对编辑的职业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二者的变化过程和变化特征极为类似。
2.编辑职业认同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段乐川将编辑职业认同视为一种心理状态，指编辑个体对编辑工作的肯定性评价，如对编辑工作性质、功能、地位、价值等的认可。[20]可以看出，编辑的职业认同主要是一种自我认同。编辑的职业认同需要通过编辑个体的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工作认可度等多方面内容来体现，这些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因社会背景、政策导向、岗位设置、工作性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出版社编辑职业认同经历了从单一化特征到多元化趋势的变化过程。
在出版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时，编辑岗位设置以文字编辑为主，编辑工作性质就是单一的文字加工，编辑的自我发展动力欠缺，使得编辑的主体意识匮乏，对编辑职业和角色的价值没有明晰的认识。在许多编辑的眼中，编辑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编辑工作是吃大锅饭；而有些编辑虽然从事着编辑工作，但是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编辑职业很难体现出个人价值，导致编辑的职业认同度非常低。[20]因此这个历史阶段的编辑职业认同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编辑对自身的角色定位逐渐回归理性。随着新世纪以来出版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编辑岗位更加丰富，编辑工作性质越来越体现出编辑个人的创造性价值，编辑的职业认同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在2015年的一份关于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的调查报告中，青年编辑职业认同度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表明青年编辑比较认可编辑的职业价值，但是他们的组织归属感却表现出很一般的水平。[24]由于编辑的个体意识觉醒和个性解放，编辑的职业认同在不同编辑个体之间存在着多元差异。有些编辑将编辑职业视为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途径，认为编辑是一种需要理想和激情的工作；而有些编辑则对编辑职业存在着认同焦虑，找不到充分的职业归属感。这种编辑职业的认同焦虑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个体对自身发展前景和职业发展空间的焦虑；其次是有些出版社忽视对编辑的职业兴趣的培养，也缺乏编辑工作激励机制，造成编辑个体的职业归属感匮乏。
编辑树立积极的职业认同无论是对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出版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出版社来说，需要根据不同的编辑岗位特征来培养编辑的职业认同，让编辑个体对编辑的职业价值有着清晰的认识，对自己所在的出版社产生良好的归属感，对自己在编辑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更加明确，从而更好地为图书出版，为读者，乃至为整个文化事业服务。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出版业的未来产生了诸多可能性，如通过数据分析来辅助选题策划、运用机器创作来生产创新内容、通过自动编校来提高编辑加工效率等。[25]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出版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向，出版业有了将自身行业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的机遇。[26]而知识服务正成为这种转向趋势下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面对即将来临的智能出版和知识服务时代，我国出版社的编辑岗位也必然会发生诸多新的变化。
首先，人工智能引入出版流程后，会对出版社编辑岗位的设置产生冲击，某些编辑岗位可能会被弱化或取消，如校对编辑岗位、数字编辑岗位等，这类编辑岗位的部分工作可由人工智能替代；而有些编辑岗位的地位则会大大提高，如技术编辑、艺术创意编辑等，人工智能需要技术编辑来维护，艺术创意编辑可以弥补人工智能在辅助选题策划、美术设计时的不足；其次，在出版社大力发展知识服务的前提下，新的编辑岗位制度可能会诞生，类似于知识服务编辑可能会成为我国出版社的标配，这会进一步加速我国出版业向服务业转型；再次，编辑的角色定位会发生转变，编辑工作的性质也会随之变化，如编辑可能会突破产品经理的范畴，变成人机关系的引导者[27]和架构出版社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服务者；最后，编辑的职业认同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可能会产生危机，机器深度学习的不断进步和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使得编辑工作存在被取代的可能性，此时的编辑个体必然会对编辑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
回归到本文的研究起点，观察70年来我国出版社编辑岗位的变化，其重要价值就是要发现当前的出版社编辑岗位设置是否与时代发展相匹配。通过观察发现，编辑岗位总体来说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编辑岗位的发展更加多样化，智能出版、知识服务等都在推动着编辑岗位的变革，编辑的个体价值也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对于作为制造业的出版业，编辑的个体价值就是生产一本又一本的优质图书；对于作为服务业的出版业，编辑的个体价值就是为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提供知识服务’这种知识服务甚至能够实现私人订制。
可以畅想的是，在未来的智能出版和知识服务时代，出版社编辑在拥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同时，也会面临诸多挑战。编辑如何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可能会对编辑岗位造成的伦理危机，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版学界和业界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叶向荣.编辑概念诸说之辩证探析[J].编辑之友,1995(5):19-22.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出版局三个月来初步工作总结[G]//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一九五O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3]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G]//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四卷: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杨中岳.责任编辑制度五题[J].出版科学,2000(3):13-16.
[5]国家出版局.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G]//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十五卷: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10号发布自1997年2月1日起施行)[J].中国法律年鉴,1997(1):292.
[7]金中.也谈责任编辑的工作[J].出版工作,1978(7):11-14.
[8]吴长安.建立组稿编辑制的理性思考[J].编辑之友,1996(6):14-15.
[9]陈海烈.策划编辑制度浅论[J].广东社会科学,1996(5):124-128.
[10]严奉强.策划编辑制不宜实行[J].编辑之友,1997(6):21.
[11]郭有声.关于建立"策划编辑制”的八种议论[J].编辑之友,1997(1):11.
[12]曹杨.营销编辑——最是缺乏的工种[J].出版广角,2003(1):42.
[13]文化部.文化部关于1956年文化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57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摘要)[G]//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八卷:_九五六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14]倪东宁.论编辑工作的历史变化和对编辑的素质要求[J].新闻出版交流,2000(5):46-47.
[15]冯国祥.编辑工作改革的目标[J].编辑之友,1988(5):9-11.
[16]范军.从编辑群体谈到“编辑学者化”[J].编辑学刊,1990(4):35,45.
[17]刘秀斌,王红菊.关于编辑专业化､学者化的思考[J].编辑之友,1991(6):14-16.
[18]周红.编辑——现代出版业中的项目管理者[J].编辑之友,2004(5):31-32.
[19]高艳,乔志宏,宋慧婷.职业认同研究现状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7-53.
[20]段乐川.论编辑的职业认同及其培养[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48-151.
[21]吴大英.关于编辑的角色[J].编创之友,1984(3):70-74.
[22]周畅.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研究[J].出版科学,2016,24(4):13-17.
[23]山日比.责任编辑的使命[J].编辑之友,1991(2):13-16.
[24]徐丽芳,徐志武.我国青年编辑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及组织承诺研究总报告[J].出版科学,2016,24(4):10-12.
[25]范军,陈川.AI出版: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出版行业的融合创新[J].中国编辑,2019(5):64-71.
[26]冯宏声.关于新出版时代新编辑工作的思考[J].出版参考,2018(11):5-7.
[27]白贵,王太隆.人工智能环境下编辑角色的再定位[J].中国出版,2019(1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