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期刊业的变迁见证了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和信息大国的转型轨迹，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个重要节点，回顾与梳理70年期刊业的迭代更新，有助于审视过去、思考当下、展望未来，对当前我国期刊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70年；期刊业；变迁；恢复与改造；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创新；前瞻
期刊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利器，既能客观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又能对社会变迁的种种因素做出一定揭示，同时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在这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期刊和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滋养和磨栃下不断发展，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1]
一、中国期刊业70年变迁
1.1949—1966年：新中国期刊业开创期
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旧期刊业进行改造，新的期刊事业开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造完成，在不同社会层面的政治运动协同作用下，对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等的发展和定位有了新的认知，新中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更加全面。期刊作为宣传、记录、传播新思想、新政策的媒介，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对原有旧的新闻出版业进行整合改造，使期刊的内容、装帧、文体、发行等方面都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另一方面致力于创立和发展通俗性期刊、少数民族期刊和行业期刊，满足社会、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新需求。
（1）基本情况。新中国期刊业开创期期刊出版种数如图1所示，期刊总印数如图2所示，期刊总印张如图3所示。
图1 1949一1966年期刊出版种数
图2 1949—1966年期刊总印数（亿册）
图3 1949—1966年期刊总印张（亿印张）
（2）基本规律特点。其一，期刊管理逐步规范化、法治化。1949年2月18日，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公布《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要求北平市军管会清理和接管新中国成立前创办、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出版的期刊，同时负责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新创办期刊的注册登记等管理工作。1950年12月，全国科联一届四次常委会议通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会员学会通则》，在“关于会员学会的条件”中规定：“各专门学会必须做相当学术活动，如出版本科学术性之定期刊物。”1950年6月在钱伟长主持下，《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报》复刊，承续前身，编订为第四卷第二期。1952年8月16日，政务院公布《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和《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前者规定，凡公营、公私合营、私营的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均应按规定手续向当地行政出版机关申请核准营业，取得营业许可证后，再凭证另向当地工商行政机关申请登记。后者规定，各种期刊的发行，均按规定手续先行申请登记，经过受理的出版行政机关呈报上级机关核准并发给登记证后，始得发刊。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出版发行工作的规定》，要求期刊应按期出版，如一年内无故缺期三次以上者，出版行政机关应采取适当措施，必要时可令其停刊；报纸、期刊的年度和季度计划经核定后，应按核定的控制数字印行，不得临时任意加印份数等。1952年12月28日，当时的邮电部与出版总署颁发《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要求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出版物的计划发行制度，报纸杂志由邮电局总发行，图书由新华书店总发行……一系列关于期刊出版的法律法规的渐次发布，为期刊业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和纳入计划经济体系提供了法律支撑，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期刊事业的发展。
其二，期刊种类、形态多元化。由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期刊出版秩序渐趋正常，新中国期刊的种数、总印数、总印张数逐年攀升。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迅速催生了一大批党建新理论期刊。如全国最高权威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正式创刊，随后各地党刊《解放》《七一》《实践》《红星》《奋进》《虚与实》《思想解放》《前线》等纷纷创刊。《新华月报》《人民画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史哲》《人民文学》《儿童时代》《儿童文学》《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大众医学》《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也在此时期创刊。这些刊物在武装思想、探索创新，发展经济与科技教育事业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期刊发展高峰。
其三，期刊发展艰难曲折。1960年中共中央各部门所办的非正式性期刊压缩原有的期刊种数，使得期刊发行量大幅削减，以此来缓解纸张供应等方面的压力。1960年期刊种数由1959年的851种骤降至442种；I960年期刊总印数、总印张数分别由1959年的5.28亿册、12.05亿张降至4.67亿册、10.31亿张。这一下降趋势在1963年左右得到回升。1965年，期刊种数恢复至790种，总印数上升为4.4亿册，总印张数上升至9.35亿印张。
这一时期，经过全面改造、整顿和清理，期刊品种、地域分布、出版理念和出版所有制性质均发生了根本改变。期刊出版中心也逐渐从上海向北京转移，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基本形成。
2.1967—1977年：新中国期刊业凋零期
（1）基本情况。新中国期刊业凋零期期刊出版种数如图4所示，期刊总印数如图5所示，期刊总印张如图6所示。
图4 1967—1977年期刊出版种数
图5 1967—1977年期刊总印数（亿册）
图6 1%7—1977年期刊总印张（亿印张）
（2）基本规律和特征。期刊出现停刊潮，种类骤降。期刊种数从1965年年底的790种下降到1969年的20种，仅存《红旗》《新华月报》《人民画报》和外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文学》等期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期刊种数最少的时期。
期刊逐步恢复，部分期刊也陆续复刊。在1971年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强调，出版机构在继续出版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应重新恢复出版青少年读物和文艺、科技、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等各类读物及工具书。同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创办和恢复各类期刊的文件。提出要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2]文件下发后，期刊工作出现转机，一些停刊的期刊陆续复刊，同时也创办了一些新的期刊。1972年全国期刊种数恢复至194种，总印数达到2.32亿册，总印张数到达9.47亿印张，较1971年有大幅度上升。
3.1978—2012年：新中国期刊业繁荣期
（1）基本情况。新中国期刊业繁荣期期刊出版种数如图7所示，期刊总印数如图8所示，期刊总印张如图9所示。
图7 1978—2012年期刊出版种数
图8 1978—2012年期刊总印数（亿册）
图9 1978—2012年期刊总印张（亿印张）
（2）基本规律和特征。其一，众多期刊纷纷创刊，内容影响深远。1978年12月，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的出版事业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版工作的方针也逐步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1980年1月10日，国家出版局颁发了《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出版工作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出版的决定》，提出“出版工作既要有社会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3]—系列政策为期刊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78年，期刊种数达到930种，比1976年的542种增加了71.6%，总印数达到7.62亿册，比1976年的5.58亿册增加了36.56%。这一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期刊纷纷创刊，发表众多经典作品和成果。《世界经济》《新闻学史料》《自然辩证法通讯》《读书》《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时装》《求索》《半月谈》《编创之友》（I985年更名《编辑之友》）《读者文摘》（1993年更名《读者》）等一系列知名期刊在此时期创刊。《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成为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4]《诗刊》1978年第1期刊载《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文艺界展开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I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迅即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由此展开了改革开放期刊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讨论，具有鲜明独特的历史意义；1980年5月，《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影响广泛、深远的争鸣话题；1992年8月，全国少工委、宋庆龄基金会与日本合作的中日儿童联合探险夏令营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举办。孙云晓先生跟踪采访了这次夏令营，写出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交给有关报刊发表，如《微笑的挑战者》发表于《儿童文学》1992年7月刊，《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启示录》发表于《少年儿童研究》1993年第2期，《隐患》发表于《小溪流》I993年第12期。后来，他应《黄金时代》编辑之约，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启示录》压缩至3000字，以《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为题发表于I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读者》杂志以《夏令营中的较量》为题在1993年第11期全文转载。自此，《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尤其在媒体界和教育界反响热烈，各阶层以“怎样培养和关心下一代？”为中心，就中国教育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一讨论对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有重大意义。[4]
其二，期刊种类丰富，出版呈现新气象。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在大会召开之前，1977年全国期刊种数有628种，科技期刊占400种，到1990年前后，全国期刊种数达到5751种，其中科技期刊有3190种。文学艺术类期刊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以1987年为例，全国有文学艺术类期刊694种，占期刊总数的12.2%,年总印数4.84亿册，占全国期刊年总印数的18.69%。
其三，市场化、数字化、集团化发展。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印发，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改革精神，打破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老框框，创立新章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生产力，促进编辑、印刷、发行的能力较快增长，并协调发展”；1988年3月，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为推动期刊市场化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从期刊市场化的发展来看，主要从期刊产品、期刊营销和期刊产业三个要素着手。期刊产品方面：当时引领改革风尚的广东期刊工作者，率先将《广东青年》更名为《黄金时代》（1981年），将《广东妇女》更名为《家庭》（I982年）。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先后创刊的还有《读者文摘》（I993年更名《读者》）《青年文摘》《知音》《故事会》《青年一代》《八小时以外》《演讲与口才》《海外文摘》《啄木鸟》《女友》《今古传奇》等期刊。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财经》等期刊。进入21世纪后，《格言》《意林》《特别关注》《文明》《时代邮刊》等期刊都成了大众喜欢的文化品牌，还有借助与国外品牌期刊合作的优势着力打造的高端时尚期刊，如《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瑞丽》等。期刊营销方面：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印发《〈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打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期刊发行只能走邮局单一渠道的局面，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5]2001年，我国加入WTO并承诺逐步开放出版物的分销服务。2003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取消了从事出版物总发行的资本限制，实现了对内对夕卜全面开放。2003年9月19日，国内第一家获得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北京宣布成立。同时全国各地“二渠道”集体、个体期刊民营发行机构纷纷成立。2009年9月，以期刊电商发行为代表的杂志铺成立。2011年3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印发《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规定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期刊出版物市场体系。期刊民营发行机构从此成了我国期刊发行业一支重要力量，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发行体系，对推动中国期刊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期刊产业方面：1988年3月，《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管理办法》印发，为期刊出版单位市场化经营提供了更有力的政策支撑。这阶段期刊种数逐年增长，1978年出版期刊930种，2012年出版期刊增长至9867种；1978年期刊种印数只有7.62亿册，2012年期刊总印数增长至33.48亿册。2008年，我国期刊广告总经营额达到了31.02亿元。1990年9月，“全国期刊展”在北京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展览活动，4000余种期刊参展。2011年9月，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在成都成立；2001年1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集团控股联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了四川期刊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期刊传媒集团；2002年1月，家庭期刊集团成立；2011年6月26日，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由此，我国期刊业也逐步向规模化集约经营转型。
另外新兴技术推动着期刊业进步。1995年1月，顺应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海外留学生获取信息方式变化的形势，《神州学人》杂志（电子版）创刊，成为我国第一家网上中文期刊媒体。随后广东《佛山文艺》网络版大道期刊网和四川的《当代党员》网络版当红网相继上线。2001年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网、DP数字传媒联合发起的首次“传统媒体触网调查（期刊卷）”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期刊业已拥有自己网站的期刊出版单位占全国期刊出版单位34.82%，2000年以后拥有注册域名的期刊出版单位占全国期刊出版单位57.33%，2000年以后建站的期刊出版单位占全国期刊出版单位66.18%。[6]1996年1月30日，北京清华信息系统工程公司研发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检索管理系统通过鉴定；1999年6月，龙源期刊网正式开通；2000年11月，万方数据资源镜像系统全面推出；2000年维普资讯网上线运营。我国期刊业逐步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我国期刊业经历了恢复发展、改革创新和迎接新媒体挑战，逐步开启了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之路。
4.2013—2019年：新中国期刊业转型期
（1）基本情况。新中国期刊业转型期期刊出版种数如图10所示，期刊总印数如图11所示，期刊总印张如图12所示。
图10 2013—2019年期刊出版种数
图11 2013—2019年转型期总印数（亿册）
图12 2013—2019年期刊总印张（亿印张）
（2）基本规律和特征。其一，期刊品牌和平台价值凸显。这一时期，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倶佳的期刊。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先后组织了“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中国百强报刊”“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等各类评奖选优活动，以各类获奖期刊为代表的我国期刊品牌第一方阵已经形成。如《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文史哲》《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期刊等成了全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镇；《读者》《知音》《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国家地理》《时尚》《三联生活周刊》《家庭医生》等期刊成了全国重要文化品牌；《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中华医学杂志》《物理学报》等期刊成了全国科技成果传播重要平台。另外《光：科学与应用（英文）》《纳米研究（英文）》《细胞研究（英文）》等期刊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因子排名进入全球前列，成了体现国家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随着各地推动报刊业结构性改革，精品期刊的持续推进，区域期刊品牌日渐崛起，“沪刊”“鄂刊”“吉刊”“渝刊”已成为业界广泛关注的出版现象。精品期刊示范引领，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加快建设期刊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全国期刊业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在重要历史节点和事件中始终把握时代特色、实践要求和传播规律，采取社论评论、理论文章、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予以重点报道、专辑专刊出版。如“建党95周年”“辛亥革命百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G20杭州峰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党的十九大”“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全国期刊业同时利用新媒体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舆论矩阵，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期刊服务主流价值不断彰显。[7]2013年至2018年，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连续举办了五届，不断推动我国期刊产业融合和品牌建设。
其二，体制改革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期刊不断探索体制机制改革，一批非时政类期刊完成了转企改制，集约化、集团化初见成效。如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英大传媒投资集团等积极进行公司制或股份制改造，形成了跨行业、跨领域、跨媒体经营的现代媒体集团；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出版企业，出版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有较大提升；家庭期刊集团、辽宁北方期刊出版集团、广西期刊传媒集团、四川党建期刊集团，通过整合出版资源，形成了区域期刊集团；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浙江大学期刊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期刊中心等形成了高校期刊集群。
其三，融合出版初见成效。数据显示，全国95%以上的期刊开展了数字网络出版业务，以大众生活类期刊的网络阅读、手机杂志、移动智能端的第三方应用程序（APP）和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开放获取（OA）、优先出版为代表的全媒体生产传播形态逐渐形成。以学术期刊为例，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前沿在线出版平台、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网、中国科学院中国光学期刊网、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平台探索网络出版、数据出版、优先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打造专业化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不断推进期刊业转型融合迈向新高度。[7]随着大数据、云计算、VR/AR等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应用，期刊业顺应互联网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等多元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两微一端”、抖音等新型社交化媒体，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不断增强用户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努力推进期刊向新技术、新模式等方面的转型升级。
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和新方略，给我国期刊转型升级和融合创新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清晰的路线图、有力的方法论。同时党和国家相关部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我国期刊出版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期刊品种不断丰富，期刊品牌日益彰显，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不断增强。
二、我国期刊业未来发展趋势
1.总印数继续下滑
2012年我国期刊业总印数达到33.48亿册，成为我国期刊总印数的顶峰。但从2013年始，我国期刊总印数连续下滑：从2012年33.48亿册下滑至2013年的32.72亿册，2014年又下滑至30.95亿册，2015年下滑至28.8亿册，2016年下滑至26.97亿册，2017年又下滑至24.92亿册，2018年又下滑至22.92亿册，与2012年相比较，六年间下降了8.56亿册。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全民阅读趋势的变化，全国期刊总印数还将呈现下滑趋势。
2.结构进一步优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也体现在期刊业，主要表现为期刊业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和“小、散、弱”现象依旧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期刊业高质量发展。未来一个时期，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将顺应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需要，通过行政审批和市场调节，加快期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调整，推动期刊业供给侧改革，使我国期刊布局更合理、更科学。全国期刊出版单位也将应时代变化和读者受众的深层次需求，通过变更期刊名称、调整办刊定位和办刊宗旨，重新确定出版方向，激活期刊出版存量资源。全国期刊业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发展战略必争领域，布局一批新兴交叉和战略前沿领域新刊。同时全国期刊业也将积极推动集约经营和集团发展，聚集发展中有效因素，全面提升我国期刊业专业化、国际化能力。
3.融合更加深入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也为期刊业带来了理念更新、技术革新与模式创新，更为期刊融合创新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动能。未来一个时期，全国期刊业将不断推动期刊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传统期刊媒体严谨、系统、规范和权威的内容和市场影响力借用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和手段，逐步形成我国期刊融合发展新格局。
4.改革加速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为我们推进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深化期刊业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未来一个时期，全国期刊业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改革激励机制、改革责任约束机制和改革工作容错机制等，确保改革政策和措施有效落地，构建期刊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生态保障。
5.红利持续释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平台支撑的运行机制，加速抉持传统期刊业转型升级，为期刊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还将继续优化发展环境，通过中央和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分类扶持各类期刊业发展壮大。
6.出版模式更为多元
随着科技的进步，期刊业转型升级工作不断深入。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期刊出版模式将更为多元，一方面借助新兴媒体技术将内容一次采集，多平台、多渠道分发，形成品种多样、内涵丰富的知识产品，服务广大用户；另一方面，全国期刊业依托内容生产优势，不断升级服务体系，以期刊广告、发行为主干，会展、培训、信息月艮务等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满足受众用户新需求，培育新兴业态完成期刊转型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期刊的媒介平台价值。
7.“走出去”更稳健
近年来，全国期刊业从提高国家科技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总体要求出发，无论外宣期刊、文化交流期刊，还是英文学术期刊“走出去”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期刊“走出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全国期刊业将通过深化与国际同行合作，提高我国期刊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项目推进，逐步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渠道、平台、品牌以及“走出去”项目和期刊产品。
8.版权得到重视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这说明国家对知识产权日益重视。2017年年初，国务院和国家版权局分别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和《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201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向现代化迈进。未来一个时期，期刊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保护和运维越来越得到重视。一方面期刊出版单位联合版权方，统筹考虑与版权方互惠双赢，积极挖掘版权衍生价值；另一方面介入现代的版权运营，提高期刊版权管理、运用、维护能力和水平，打击侵权行为，加强IP孵化、开发和转化。[8]
9.人才流失持续
2015年我国期刊业拥有从业人数11.11万人，2016年我国期刊业从业人数下降至10.33万人，2017年我国期刊业从业人数又下降至10.07万，2018年从业人数下降至9.5万人，与2015年比较，下降了1.61万人，下降了14.5%。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期刊从业人数还会继续下降。期刊出版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人才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全国期刊业要树立重视人才的理念，完善期刊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开放、灵活、高效的用人机制，激发期刊出版单位活力和创造力。另外，要顺应信息社会深刻发展和媒体融合深度发展趋势，探索新时代新闻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努力提高期刊出版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新时代期刊工作，汇聚积极力量。
10.评价进一步优化
目前，全国期刊评价体系众多，从评价目的、评价指标、评价范围、评价结果等方面看各有不同，由于评价体系单一、评价理论不足的因素，核心期刊评价不断受到诟病。未来一个时期，全国期刊业将正视相关评价中突出问题，构建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和有利于期刊业健康发展的期刊评价评估体系。
结语
回顾新中国70年来期刊业发展历程，我国的期刊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伴随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期刊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开创期（1949一1966年）完成了我国期刊业结构和生态的革命性改造；凋零期（1967—1977年）在社会发展变迁中曲折前行；繁荣期（1978—2012年）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期刊业开启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之路。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期刊业进入转型期，取得了历史性变革和突出成就，期刊业品种日益丰富、体制改革日臻完善，期刊出版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全国期刊工作者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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