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莫林虎：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出版经济体制经历了建立与改革两大阶段，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组成部分。伴随着对出版业双重性的认识不断清晰和深化，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创造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经济体制，探索出出版企业运营机制。中国出版经济体制改革未来将继续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两个毫不动摇"与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推动新媒体发展和内容创新，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出版"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出版经济体制；历程；成就；展望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与改革历程回顾
1.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
我国出版经济体制的建立主要体现在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时间里，这段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私营出版体制的改造。这项工作主要在1949年9月至1956年年底进行。国家采取了“私私联合，集体经营”、出版分工专业化、对私营出版社治理整顿、公私合营等措施，在1956年年底完成对私营出版体制的改造。
（2）国营出版体制的建立。这项工作主要在1951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其间，我国在各省级行政区域建立了人民出版社，保证了党的思想文化覆盖到所有地区。在两个文化中心——北京和上海，又建立了一批专业出版社。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出版社87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1]
（3）新华书店的发展。新华书店是1939年9月1日在延安创办的，其业务包含出版、印刷、发行完整的产业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将新华书店的出版和印刷职能独立出来，使其集中于图书的发行业务。在全国建立了省、市、县新华书店图书发行体系，同时还与农村供销社合作开展面向农村的图书发行工作，建立起覆盖当时全国各地各基层单位的完整的图书发行网络。
2.中国出版经济体制改革历程
我国出版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从1978年开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出版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出版业选择从图书发行领域改革率先突破，循序渐进将改革向上游出版领域推进的发展路径，激发了出版业的内生活力，推动了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下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方面，以1982年文化部《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和198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份文件为标志，其核心思想是在新华书店作为图书发行主渠道基础上，通过增量改革，构建国营出版发行主体与民营图书发行主体共生共荣的格局，初步建立了开放竞争的图书市场，释放了图书发行业的创新活力。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使国有图书发行机构经历了市场竞争的洗礼，为下一阶段的转企改制进行了思想观念、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的准备。同时，民营图书发行业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发展。
在出版社经营管理改革上，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也有重要指示精神。在1979年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地方出版社在立足本省的同时，可试行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在出书品种上可不受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限制，同时允许地方综合性出版社发展为多家专业社，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精神。各省级单位逐渐由一家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发展为数家专业出版社，同时，一批科技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也得以成立。《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还提出出版社按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原则进行改革。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明确提出社长负责制，试行各种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都是要把出版社从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种转变也推动了出版社在人事和分配制度上的改革。
（2）出版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的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出版业开始着手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重点做了如下工作：出版业集团化探索、推进出版社三项制度改革、以培育和规范市场为目标进行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图书定价和稿酬等。
出版业集团化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新闻出版署提出进行出版类企业集团试点。山东、四川、辽宁等地经当地政府批准成立出版集团，新疆、浙江、天津等成立了印刷集团或出版贸易集团，开始探索政企分开、授权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业集团化建设进入国家试点阶段。1998年年底，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国家层面的出版产业集团化进程就此展开。2000年3月，辽宁出版集团在全国出版业率先进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并获得授权经营。图书发行业也进行了集团化改革，1998年，广东、江苏和四川的国有图书发行企业成为国家级发行改革试点单位。
推进出版社三项制度改革是在初步探索阶段出版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后的进一步深化，使初步探索阶段以分配制度为突破口的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用工制度和干部聘任制度上，建立出版社的内部竞争机制。
发行体制改革也是在初步探索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1996年，新闻出版署《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三建二转一加强”，其目的是既要进一步培育出版市场，又要加强管理和规范，通过出版市场的培育、规范，促使国有出版社和国有书店经营机制向市场化方向转换。
（3）出版业全面转企改制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的重大背景是我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出版业面临国外同行的竞争。与此相关，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出版业就此在前面两个阶段改革基础上，对出版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全面推进，其间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出版业全面转企改制、加快出版业集团化建设步伐并推动出版集团上市融资、全面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出台政策支持数字出版发展。
在出版业全面转企改制方面，国家根据分类改革的思路采取先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的做法。2003年，国家选取了21家出版单位进行转企改制试点，200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扩大试点。在工作推进上，先在2005年把意识形态性质最弱的17万个印刷复制企业实施转企改制，2008年进行省级新华书店转企改制，2009年至2010年间完成出版社转企改制。出版业转企改制工作的完成，使绝大多数出版单位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出版业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做大做强。
在出版业集团化方面，国家出台了相应政策，支持出版业兼并重组，并鼓励上市融资，打造中国的出版业大船。2005年11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上海、浙江等国有投资主体共同组建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产纽带进行出版业的资源整合，实现了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整合。2007年12月，江西出版集团重组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重组，成立一家以服务民营企业为主的出版公司。2007年，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成为我国出版集团上市第一股。这一时期，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先后组建，形成了我国在人文、教育、科技方面三大集团的格局。
在出版物分销市场开放方面，2003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允许外资开展图书发行业务。同年，《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允许民营发行企业开展图书二级批发和总批发业务。
（4）出版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12年到现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巩固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成果，建立有文化特色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出版企业根据国家法律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党组织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使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机融合。同时，为激发国有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在中国出版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下属的两家子公司进行职业经理人的试点工作。
出台抉持政策，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在这方面，国有出版集团和民营传媒企业都各显神通，在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好业绩。
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出版发行业务方面，也有新进展。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坚持出版权特许经营的前提下，允许把制作和出版分开”的精神，北京等地进行图书制作和出版分开改革的试点工作，两家非公有制文化企业被确定为对外专项出版业务试点单位。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与改革的成就
1.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组成部分，要从出版经济体制建立和改革两个方面进行完整评价
1949年到1978年是我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一是改造私营出版发行机构，实行公私合营；二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相协调的出版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将出版发行业视为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出版发行机构性质确定为事业单位，出版发行业的经济属性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在出版发行业的运营上采取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出版社严格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工进行专业出版，新华书店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实行征订包销。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建立起覆盖全国各省级区域的出版社系统和覆盖到基层乡镇的完整的图书发行系统，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41年的出版发行业改革奠定了产业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国出版业根据产业特性，从1978年开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变革。在这一伟大变革中，既坚持了前29年我国出版业注重思想引领、注重社会效益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时代的变化、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进行改革创新，将发达国家卓有成效的出版业经营管理方法、措施吸收进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2.中国出版经济体制建立与改革是伴随着对出版业双重性的认识不断清晰和深化进行的，这是建立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经济体制的依据，也是中国出版业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的依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出版经济体制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经济体制，确定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根本目标，为出版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在41年改革实践中，中国出版产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方法，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不断解决出版业的难题、病症，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全局推动出版经济体制创新。
从1978年到1992年，出版业从发行流通领域破局，向上游出版领域进行改革，重新恢复出版业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属性，在出版发行机构的微观运营方面进行企业化、市场化探索。但这一时期出版业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
1992年到2002年是出版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移的探索时期。出版业通过出版业集团化探索、推进出版社三项制度改革、以培育和规范市场为目标进行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图书定价和稿酬等举措更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体制创新。
从1978年到2002年，我国的出版经济体制改革有着较多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由于出版业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非意识形态的一般行业，更注重稳健、平衡。2002年之后，国家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顶层设计的作用愈发明显。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改革思路，表明在中央和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统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同时，将“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统一”发展为“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对社会效益的考核要细化量化为具体指标，使社会效益考核能够落实到位。
由上述这些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到，中央对出版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越来越明晰、深入、缜密、具体，越来越具可操作性。高度概括就是：出版经济体制改革与非文化类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管理体制上坚持“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3.我国出版业改革的目标是创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经济体制，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探索出版企业市场化运营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从1978年起，我国出版业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在41年改革过程中，不断调整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创造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经济体制，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并探索出出版企业市场化运营机制。
在国有出版发行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方面，截至2010年年底，除少数几个定位为公益性的出版社继续保持事业编制外，其他所有出版发行机构悉数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层面出台了各种扶持改革政策，在国有出版发行业中建立了产权主体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国有出版发行队伍。在国家层面，我国建立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在地方上，我国成立了几十个出版集团或发行集团。这些出版发行集团通过转企改制、上市融资，成为中国出版发行业的标杆企业。截至2017年年底，总资产过百亿的10家出版发行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包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等，净资产和营业收入过百亿的公司也都是国企。[2]
与此同时，民营企业41年的改革也成果丰硕。2017年，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出版企业总数的84.4%，民营印刷复制企业营收占全国总数的89.4%，民营发行企业营收占总数的68.8%。[3]
4.中国出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出版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我国出版业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但和1978年相比，无论在产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文化影响力等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截至2017年，我国已建立130多家出版集团，其中33家在境内上市融资，出版企业到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近400家。[4]尤其在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出版领域弯道超车。
中国网络文学在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草根状态发展为我国类型文学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平台，形成了从网络文学明星IP到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的完整产业链。
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32亿，占网民总体的52.1%；网络视频、网络音乐和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分别为6.12亿、5.76亿和4.84亿。[5]截至2017年已有超过500部网络文学作品被译为英、日等十多种语言文字，海外读者曰均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6]
在动画漫画领域，在2015年前后，国产动漫开始向海外市场拓展，出现了Webtoon中国子公司咚漫、漫画岛、多蕴、Mangatoon、Webcomics、麦萌漫画等公司和平台，把中国动漫作品推介到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欧美国家。
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相比2008年我国游戏销售收入183亿元，十年间增长了11.7倍。海外市场方面，2018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95.9亿美元，[7]相比2008年的0.7亿美元，游戏海外收入十年增长了137倍。
我国移动音频行业是在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我国移动音频行业在进行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将传统的新闻出版业进行了转型创新，发展出了有声书和知识付费产品两大新兴出版形态，为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有机融合做出了贡献。据统计，我国有声书市场产值2018年为46.3亿元，2018年中国有声书用户规模达3.85亿人。[8]
数字教育出版方面，传统教育出版转型升级渐趋深入，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线培训等层面均涌现出一批新产品、新应用、新服务、新模式，基本形成了产品、平台、服务、模式均较为完善的行业体系。腾讯、阿里、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大型企业在数字教育领域集中布局，一起作业网、学科网等新兴互联网教育企业不断涌现。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展望
1.继续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促进出版业生产力发展
将国有文化资产逐渐向集中监管方向发展，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系。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可借鉴其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成功经验，逐步建立统一的、不同层级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使其代行出资人职责，实现出资人不缺位、不越位和不错位，改变多头监管下“谁都管、谁都不负责”的状况，促进我国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更健康地发展。
在国有出版企业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将国有出版企业打造成优秀的市场竞争主体。在保证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对国有出版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基础上，国有出版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起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实行公司化运作，将国有出版企业打造成优秀的市场竞争主体。
2.“两个毫不动摇”与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紧接着，开始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在出版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所长，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在以下方面为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1）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出版业的范围和深度。如制作和出版分开目前已在北京、湖南和江苏三地试点，如果试点顺利，可逐步在更大范围内实施。
（2）为民营出版企业融资提供支持。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期，很多企业都出现了经营困难状况，民营企业更是如此。国家对此十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支持。201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计划在今后三年间，大幅提升对民营企业放贷的比重。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11月6日表示，将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帮助更多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这些政策对出版领域的民营企业是利好消息，将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3）通过混合经济所有制改革，打造更多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出版企业。我国的国有出版企业具有政府资源优势、规模优势、规范化管理优势，而民营企业具有经营能力强、创新意识和能力强、机制灵活等优势，二者结合可以产生1+1>2的效应。混合所有制可以较好地解决国企市场化和民企规范化的问题，它通过混合达到优势互补、打造更多具有强劲竞争力的出版企业的目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育一批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形势下，混合所有制出版企业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在国有资本的跨国发展上探索出更好的模式。
3.新兴出版的进一步发力
网络文学在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后将进入“下半场”，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着力开发新用户、探索新盈利方式。
阅文集团是网络文学付费阅读模式的创立者，掌握了网络文学最重要的资源。下一步阅文集团将会在保持原有付费阅读优势的同时，加大对存量资源的深度开发和运营，打造从网络文学到影视剧、动漫、游戏等泛娱乐产业的完整产业链，走中国式漫威、迪士尼之路。2018年8月，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体现。连尚文学是网络文学商业模式破坏性创新者。依托Wi-Fi万能钥匙的流量优势，连尚文学打出了免费阅读的旗号，搅动了网络文学固有格局，引起了网络文学界和投资界的关注。
数字教育出版也将是新兴出版未来增长点。数字出版“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实施数字教育出版应用服务示范工程。在这种利好背景下，数字教育出版企业将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数字教育出版的潜力。
4.内容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
我国出版业发展到现在，出书品种已稳居世界第一，但在图书的文化影响力方面以及标志性图书数量与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相比，还有较大距离。未来在内容创新方面将加大发展力度，根据市场情况，研究读者需求，聚焦重点领域，积极主动创新，实现重点突破。
5.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我国的国有出版单位虽然已经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工作，但一些出版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还需进一步落地，出版企业领导人的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出版企业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培育和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2017年3月，企业家精神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对企业家精神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充分肯定了企业家在创新、创造财富、解决就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作用与价值。未来出版业将在以下方面加大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1）在国有出版企业中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借鉴其他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国有出版企业中逐步引入管理层持股等制度，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类国有企业实际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国有出版企业涌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管理人才创造条件。
（2）建立和完善出版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目前，我国出版业已经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国企和民企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出版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数量和质量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出版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这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社会舆论道德环境和市场规范运行的秩序，也需要出版企业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建立起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其行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6.进一步推进出版“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出版“走出去”将是未来我国出版业的新增长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成就用更有魅力的方式传播到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未来出版“走出去”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着重发力。
（1）加强向发达国家开展出版“走出去”工作。我国在2020年将完成全面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此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从2020年到2050年，我国将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版业要加强向发达国家开展“走出去”工作，将重点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在发达国家中增强中国出版物的影响力、传播力和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文化思想工作。
（2）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出版“走出去”工作。“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多来，取得了良好效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倡议中。2014年12月，“丝路书香工程”获中宣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行了组织实施。这一工程已实施四年多，对加快推动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发行，搭建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平台、出版信息资讯平台，形成与沿线国家新闻出版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发掘、渠道共享共用的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年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建立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19年年初，该联盟更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截至2019年5月，合作体成员单位已有300家，遍及56个国家。合作体开展了多方面的出版合作，未来将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产生更大作用，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3）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出版“走出去”的积极主动性。国外出版市场相对国内市场更加复杂多变，部分国家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有防范心理和限制措施，因此，在鼓励国有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可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对出版“走出去”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其市场化程度高、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强等优势，通过文化政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支持等手段支持民营企业到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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