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主题出版概念从指某些专业性出版板块，到特指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这一重大特定主题而进行的出版活动，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从2003年每年设定出版重点出版物，到2010年主题出版被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纳入重点出版工作，开辟了主题出版的新纪元。当代中国，主题出版实际上是指直接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主题而进行的出版活动。因此，主题出版也可以说是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会议、节庆日等）而进行的出版工作。主题出版包括六方面的内容，其分别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层、紧密层和扩展层。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在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出版业的灵魂，必须把它作为出版业的中心任务抓实抓好。
【关键词】当代中国出版；主题出版；内涵；地位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主题出版的高度重视，主题出版成为出版的重要领域，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通过对主题出版文献的检索和回顾，笔者发现对这一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对其内涵和外延界定还存在一些分歧，对其地位和功能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基础性问题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在实践上界定清晰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主题出版概念的由来与演变
通过现有的文献检索发现，在理论界最早提出主题出版这一概念的是王一方先生。王一方在1999年《中国图书评论》4期发表了《卷帘天自高——关于二十年来科学文化主题出版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他在标题中用了主题岀版这个概念。但他当时所讲的主题出版是指某一类别或者板块的出版活动，这篇文章就是回顾科学文化类别或者科学文化板块的出版情况。[1]之后，王一方又引入营销理论中的主题营销概念，对主题出版进行了进一步界定认为“图书市场从产品分类来讲有粗分、细分和异分。粗分讲的是三大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细分讲的是主题岀版；异分指的是一些新兴的、原来没有的板块”。这里他并没有对主题出版进行界定，但从上下文看，他所说的主题出版其实是围绕着某一细分市场的出版领域，因此，他把主题出版与主题营销一起进行分析研究。[2]这一概念界定也被业界很多人借鉴或采用，如周斌就在一篇文章中对主题出版、主题营销、主题阅读三个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主题出版是指专业细分层面之下、文库丛书出版层面之上的出版行为”。[3]在这期间关于主题出版的新闻报道以及研究论文都基本沿用了与此类似的理解或表述。①但这个理解不是当下所探讨的主题出版的含义。
笔者认为，将主题出版与特定重大主题联系起来是受到主题宣传这一概念的启发。从能够检索到的文献看，比较早的将主题出版与党和国家重点工作联系起来的是发表在《中国岀版年鉴》上的一篇综述，该文提到“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在西南书城、成都购书中心和全省其他市州新华书店联合举办了‘纪念建党80周年出版物大联展’，集中展示展销省内及省外出版单位出版的纪念建党80周年出版物3000余种，共接待读者300万人次”“有关建党80周年主题岀版物销售额达900万元。这是近年来四川出版界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主题宣传活动”。[4]将主题出版与特定主题事件关联起来的是李星星《世界杯之后奥运出版会怎样》的一篇短报道，[5]但这篇短文并没有对主题出版进行界定，只是笼统地说主题出版是广义的选题，在此领域可有所作为。2010年《出版广角》第8期开设了关于上海世博会主题出版的专题，发表了包括陈昕的《抓住世博机遇促进出版繁荣》和刘筱燕《论主题出版的经济运作策略——以世博相关出版为例》等的一组文章。这两篇文章结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配合世博会进行的世博主题岀版活动，对主题出版的运作过程、群聚与经济效益做了探讨，并结合市场周期理论对主题图书的销售特点和销售周期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这两篇文章只是探讨了世博主题出版，并没有对主题出版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和研究。从中国知网能检索到的文献看，笔者2011年5月发表在《中国出版》上的《紧紧围绕大局做好主题出版》是第一篇对主题出版进行定义和对主题出版特点进行初步分析的文章。该文提岀的“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6]被大多数研究者接纳和引用。但这个定义也有不严谨之处，如“发生的”三个字就属多余，且“发生”与“题材”“理论”不能搭配。因此，2012年中宣部余声在《中国编辑》发表的《做好主题出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中提出，“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去掉了“发生的”三个字，但该定义把“重大题材”“重大理论”换成“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日”，显然把主题岀版窄化了。2017年，时任国家新闻岀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的周慧琳在《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中提出：“主题出版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岀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7]可以说是在这个定义上的延伸。
从政策层面看，出版界历来就有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而进行主题图书出版的传统，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当时分管岀版工作的文化部在1958年发出通知，要求“各出版单位应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国庆十周年节日前出版一批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并提前报送出版计划，文化部岀版局将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执行情况。之后，每遇到新中国成立十年的整数之年，出版界都集中策划相关宣传图书。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国家也组织出版界进行文献汇编、文献学习、会议精神宣讲、宣传方面的系列图书出版。再如为纪念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宣部、新闻岀版署在1992年3月专门发文就组织出版一批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优秀理论著作、通俗读物和其他有关图书进行部署。之后，中宣部和新闻岀版署还就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和纪念日的选题和出版活动进行部署。但在2003年之前，这项工作并没有形成每年必做的惯例。
从2003年开始，中宣部和新闻岀版管理部门每年就即将进行的中心工作从出版角度进行预先部署，从而形成惯例，成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一项年度重要工作。但从现有可查到的文献看，当时并没有形成主题出版的概念，而是用重点出版物来表述。现在很多文献都谈到主题出版概念源于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展了主题出版工程，笔者因没有查到原始文件，不能做出完全否定的判断，但就笔者所能检索到的材料看，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很可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主题出版工程，否则，新闻出版总署在相关年度的工作总结中不可能不提及这个工程。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在总结本年度图书岀版工作时提到，这一年开展了党的十六大文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图书及学习辅导类书籍、预防和抗击“非典”图书以及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等重点图书的出版工作，但没有主题出版的提法；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年终盘点时提出，2004年我国岀版界围绕纪念邓小平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服务“三农”、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事关全局的大事，推出一批出版物，促进了出版繁荣；2005年至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的年终工作综述中，在谈到重大主题出版活动时，使用的都是“重点选题”“重点图书”“重点岀版物”这样的提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们目前所理解意义上的主题岀版概念的是吴尚之和王志成。在他们合写的2008年出版管理司年终总结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文化创新，推动四大主题出版，推动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发展繁荣”，其中第一项就是“做好四大主题出版工作”，包括十大文件和学习辅导读物，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读物和普及读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奥运会等重点岀版物。[9]可以说，这里的总结不仅将之前的节庆日纪念活动性质的出版纳入主题出版内容，且将围绕宣传阐释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理论读物和普及读物都纳入主题出版的范围，深化了主题出版的内涵，扩展了主题出版的外延。2009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的刘建国提岀“着力抓好政治性、理论性和公益性主题出版工作”的任务。刘建国虽没有对主题出版进行界定，却概括了主题出版三个最重要的属性：政治性、理论性、公益性。
2010年可以说是主题出版概念纳入官方话语体系的重要一年，可以称之为“主题出版元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2010年度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提出“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重大主题和专题出版工作”，这一年新闻岀版总署出版管理司的年终工作总结中，第一部分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题出版和重点出版物工作成效显著”，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成果，阐释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出版物与纪念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抗战胜利65周年的出版物，以及上海世博会出版物一起纳入主题出版范畴。随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进行出版工作部署和年终总结中都把主题出版作为一项重要的岀版任务。主题岀版得到出版业的一致认可，主题出版不仅成为重要的出版领域，而且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二、主题出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前文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订两个层面分析了主题出版的概念源流，那么主题出版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外延或者边界在哪里？对此，出版理论和实践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在近期的主题出版研究中，既有将这一概念窄化的问题，也有将其泛化或宽化的问题。
理解什么是主题出版，首要了解什么是主题。对于“主题”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做了这样几条界定：1.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2.泛指谈话、文件、会议等的主要内容；3.主标题。从这三层意思看，这三个界定和研究对象与主题出版中的“主题”含义都有很大差别。《百度百科》对“主题”的解释是：1.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2.文艺创作的主要题材，例，它正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3.音乐中重复的并由它扩展的短曲，主旋律（如奏鸣曲或交响曲中者）；4.题目。这里的2、3与我们所谈的主题出版有关联性，接近于文中所研究的主题出版的“主题”含义。那么主题出版中的“主题”到底指什么？笔者认为，主题出版中的“主题”是指特定的题材、主旋律的意思。从政策制订层面，这里出版的“特定的题材”早期是指围绕一些重大事件纪念日、重要会议贯彻落实、重大事件的宣传等的题材，后来对题材逐步扩展，扩展到所有弘扬主旋律、直接为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主题服务的出版题材。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重大主题包含着这么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核心的层面，指导思想的层面，即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第二个层面是党和国家的价值主张，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三个层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性成果的宣传阐释解读等；第四个层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政策主张、会议精神及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的宣传贯彻；五个层面是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活动的宣传，包括一些重大节庆、节点、纪念日活动的宣传；第六个层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性成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和分析国内外现实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主题出版就是围绕上述六个层面的重大主题而进行的岀版选题策划和岀版实践活动。因此，主题出版也可以说是出版业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会议、节庆日等）而进行的岀版活动。
上述六方面的主题并不是并列的，其中第一个层面即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层，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性成果的出版，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袖著作的出版；还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的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岀版。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这一出版活动历来是当代中国出版的重中之重，是始终处于第一位的主题出版工作。第二、三、四、五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运用，构成了主题出版的紧密层，从构成上看，它也是主题岀版的最大板块或者主要部分。过去，人们所理解的主题出版主要指这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第四、五个层面，如果仅限于此，则显然把主题岀版窄化了。第六个层面是主题出版的扩展层，这个层面也是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不是核心和主要方面，却是主题岀版延伸其影响力和辐射面的一个方面军，是主体出版功能扩展的必然结果。应该指出的是，对这一个层面不可做过于宽泛的理解，不能认为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出版成果都是主题出版。只有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版成果，才应纳入主题出版范畴，从而避免将主题出版泛化或者扩大化。
三、主题出版在当代中国图书出版中的地位
主题岀版在当代中国岀版中居于何种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回到当代中国出版的使命和任务这个更基本的问题上去。
长期以来，出版的使命或任务被概括为以下几点：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教化育人、提供娱乐等。这是出版的一般功能，在任何国家甚至任何时期都是适用的，但中国当代出版有自己的特殊使命，即党的出版方针所确定的使命和任务。
对于中国当代出版的使命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朱德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新华书店岀版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去，出版工作是为革命军事服务，为人民的政治斗争事业服务，现在，全国的生产建设事业开始了，出版工作就更要为生产建设事业而服务……革命的岀版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记得他是对人民负责的，是在人民中的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因此他就首先要向人民大众学习，能够认真向人民学习的人才能够做好教育人民的工作。”[9]（250-251）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岀版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是出版事业第一位的任务。为此，就必须集中全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基本政策，传播生产建设的各种经验以及围绕着生产进行文化科学教育。[9]（252-253）这里，对出版工作的任务做了初步规定，即“一个中心、四个方面”，中心是为生产建设服务，四个方面即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生产经验、进行文化科学教育。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普及教育科学知识被放在重要地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有所忽视。因此胡乔木在1951年8月提出了“改进岀版工作”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出版工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出版工作第一项的任务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工作应该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各出版社都要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计划。他还指出人民出社固然要有这样的宣传计划，其他出版社，甚至每一个刊物，不管是什么性质，都应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工作是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集中、有效，影响最广的武器，出版行政机关应该紧抓住这一个环节不能放松”。[10]（245-248）可以看出，这里提出的出版第一位的工作和此前的提法已经有了一些重大变化，从之前的为生产建设服务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后者从四项出版工作之一提升到第一位的工作。但胡乔木并没有把它作为唯一的任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也要岀版一切对人民有益、为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思想战线上极繁重的工作。”[10]（248）
此后，出版管理部门在相关文件以及工作计划中进一步将胡乔木提出的两个方面的任务细化。如胡愈之在提出1953年的岀版方针和计划时指出，一般书籍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出版为第一位。岀版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们劳动人民的头脑，提高思想论水平。第二位是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以及文艺书籍。第三位是一般文化读物包括工具书、少年儿童读物和其他读物。此外还有课本、图片和画册、外国语文书籍、少数民族语文书籍等。[11]可以看岀，胡愈之对出版物的分类已接近目前所划分的主题出、大众图书、教育图书以及专业图书的类别划分。1954年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提出，人民出版社首先应集中主要力量出版以下几项书籍。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主席的著作。2.中共中央的文件。3.苏联共产党的文件。4.有关党的建设的读物。5.阐释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读物，此项读物内容主要可有下列两个方面：一是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解释毛主席的著作；二是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方面的问题，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等的理论。6.国家的政策法令及其解释。7.我国的哲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和苏联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12]这里提岀的人民岀版社的七项任务中，除第七项不属于人们所理解的主题出版外，其余六项都属主题出版的范围（苏联共产党的文件在当时的地位类似于我党的文件）。而其中又可细分为四类：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第二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宣传类著作；第三类是党的文件及政策法规，第四类是党建读物。1955年，当时的文化部岀版事业管理局在《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规划（1953-1967）（草案）》中提出：“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出版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中，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项都是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第二项是大量出版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扬辩证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书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读物；加强出版结合我国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图书；第三是科学技术书籍、科普读物、通俗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第四项是各类教科书；第五项是中国古籍整理及翻译成白话文工作；第六项是外国科学文学名著的翻译；第七项是汉语图书外译；八项是少数民族文字出版；此外还有工具书的出版等。
可以看出，其中的第一、二项出版工作就属于主题出版范畴。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提出：岀版社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人民，要使知识成为全体人民的武器；提高理论和学术水平，积累文化，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13]198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的岀版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4]1997年首次颁布、2011年修订的《岀版管理条例》提出：“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15]现在距离《岀版管理条例》的修订已经八年，这八年我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因此，应尽快修订《出版管理条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最新成果纳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的选题，应是当前最重要的出版任务。
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出版工作的使命任务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著作的出版始终是第一位的出版任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各个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策划和出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释和分析现实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释难解惑，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成为出版的重中之重，因此主题出版是出版中“普照的光”，决定了当代中国出版的导向和方向。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岀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在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出版业的灵魂，对教育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等其他出版领域具有统领性和指导性，岀版的政治性、思想性、导向性在主题出版领域得到最准确和鲜明的体现，如果说其他几种出版领域的主要职能是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教化育人、提供娱乐等，那么主题岀版的主要功能更多的是传播真理、确立价值、明确信仰、坚定信念，其他出版领域如果离开了主题出版，离开主题岀版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等，就会失去灵魂、失去方向，就是主题出版在当代中国出版中的地位。主题出版是最能体现出版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的领域，要高度重视其政治性、思想性、导向性和公益性性质，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效益，与此同时高质量的主题岀版策划和主题岀版活动也能够切实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解答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困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可以切合市场的需要，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出版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主题出版作为中心任务抓实抓好，使主题出版在促进中国当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中持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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