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好书"是针对非专业精品图书的评选，旨在为好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发现好书，在提倡全民阅读的形势下，对大众阅读类图书的出版转型具有引导作用。文章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013年至2018年"中国好书"获奖的174部作品进行实证研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中国好书"的价值标准，进一步深入归纳大众阅读图书出版观念转型的方向：从独白式思维到对话式思维、从畅销书到轻学术、从数字化出版到数据化出版。
【关键词】图书出版；“中国好书”；观念转型；大众阅读
面对海量的图书市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图书对于读者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图书排行榜为读者遴选图书提供参考，扮演着图书发行的把关人角色。[1]“中国好书”的评选不同于一般的图书排行榜和推荐系统，其目的是选出满足大众读者学习、工作、生活阅读所需的非专业精品图书，其评选标准注重图书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传承，将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好书”选拔活动自201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评选盘点上一年度对国人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好书，讲述纸面背后的故事，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好书和好书背后的创作。截至2018年，共计174部作品入选“中国好书”，获奖作者和译者累计182位（不包括集体创作者），获奖出版社累计92家。在历年的“中国好书”盛典中，主持人白岩松多次向颁奖嘉宾提出“什么是好书”的问题，每位嘉宾按自己的价值标准为好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本文对历届获奖作品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中国好书”的价值标准及生产特征，以期为大众类图书出版的转型提供借鉴思路和参考方案。
一、“中国好书”评选活动的设置与评价变化
奖项的分类和设置具有导向作用，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参评图书的评判逻辑，而这个逻辑会逐渐成为整个行业的“软制度”——以获奖作品为导向，促使职业价值观具体化、情境化。[2]“中国好书”的评奖程序是先由出版社申请推荐参选图书，再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专家评审，多元主体间的不同观念得以聚集、碰撞，最终从当年参选的图书作品中评选出30部左右。通过对“中国好书”历年获奖作品数量统计可以发现（页表1），从2013年的25部到2018年的32部，总体数量略有上升，而不同的年份奖项的设置及分布变动较大，可见评阅专家并不拘泥于奖项的设置，而是更尊重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致力于为读者选出真正有知识力、传播力和引导力的好作品。通过对2013年至2018年奖项设置及获奖作品数量的分析可见，“中国好书”的奖项设置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多次变化，而通过奖项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好书”评选对“什么是好书”价值评判的演变。
表1 2013年至2018年“中国好书”奖项设置及获奖作品数量
| 年份 | 奖项/数量 | 奖项/数量 | 奖项/数量 | 奖项/数量 | 奖项/数量 | 奖项/数量 | 总计 |
| 2013 | 我们的故乡/4 | 我们的生活/6 | 我们的时代/7 | 我们的记忆/5 | 我们的未来/3 | 25 | |
| 2014 | 年度荣誉图书/2 | 主题出版类/4 | 人文社科类/7 | 文学艺术类/9 | 少儿科普类/6 | 引进类/2 | 30 |
| 2015 | 年度荣誉图书/4 | 主题出版类/5 | 人文社科类/6 | 文学艺术类/7 | 少儿科普类/6 | 28 | |
| 2016 | 年度荣誉图书/2 | 主题出版类/6 | 人文社科类/8 | 文学艺术类/7 | 少儿科普类/7 | 30 | |
| 2017 | 年度荣誉图书/2 | 主题出版类/4 | 人文社科类/6 | 文学艺术类/11 | 少儿科普类/6 | 29 | |
| 2018 | 年度荣誉图书/2 | 主题出版类/4 | 人文社科类/9 | 文学艺术类/6 | 少儿科普类/8 | 网络文学类/3 | 32 |
1.围绕读者趣缘重构知识生产逻辑
2013年奖项设置依据获奖作品内容的不同分为五个主题，2014年依据知识的学科类别分为六个主题（见表1）。组别划分从按内容划分转向按照学科类别划分，反映出评选理念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转变。这次奖项的划分变化也是一次传播理念的跨越，故乡、生活、时代、记忆、未来等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知识生产逻辑，围绕共生的时间、共存的空间建构知识体系，而2014年之后的奖项是对知识图底的重构，围绕读者趣缘群体重新建构知识体系。[3]2015年，去掉引进类主题，体现出评选目的是鼓励中国本土原创作品。2018年，增加网络文学类作品类别，体现岀评选的与时俱进，网络文学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类型，拥有众多的年轻读者，奖项的设置利于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规范和引导，并推动了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进程。
2.评价标准体现对读者的重视
“中国好书”评价标准趋向对图书传播力的重视，能够让读者有兴趣读下去是好书评选的重要维度。2018年获奖作品相比之前更注重图书的制作精美和图文并茂，这体现了“中国好书”的与时俱进和对时代的回应。从出版形态讲，在电子阅读清晰度、画面感体验日趋精湛的互联网时代，读者对纸质图书装帧艺术和印刷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2018年的获奖作品中，精品制作的比例较之前大幅提高，特别是既方便携带又制作精美的“软精装”图书，深受读者欢迎。
加大了儿童和科普作品的比重。从获奖作品数量看，2018年儿童科普类的入选作品有8部，占比达25%,是历届最多的。白岩松在历届的颁奖盛典中多次提到，他最期待的是儿童科普类的作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未来的阅读品质和阅读水平是由当下青少年的阅读品质阅读水平决定的，正确地引导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正确引导青少年的阅读品质。
3.年度荣誉图书提升评选活动高度
2014年始，“中国好书”评选设置年度荣誉图书，迄今共计12部作品入选。该奖项以习近平总书记历年的讲话要点为主要内容，收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年度荣誉图书奖项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是对“中国好书”盛典的开拓和提升，将评选活动推向了一个重要的高度和位置，凸显了“中国好书”评选的思想性和引导力。
从奖项设置引导力看，获奖图书全面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号召全体关注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入选作品写作特色看，在内容上全面、深入、系统地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社会议题进行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岀解决建议，内容的实用性和对实践的引导力是该奖项获奖作品的最大亮点。从表达形式上看，在准确、严谨的基础上，做到了生动、形象，如《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达中国的外交思想、文化精神等，文字简约流畅，故事深入人心，启人深思。
二、获奖主体专业性分析
本文对174部“中国好书”获奖作品及其作者和出版机构进行内容分析，并对部分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主要着眼于获奖主体的专业性。
1.东部地区成为获奖集中地
从获奖出版社地域分布看，92个出版社分别来自19个省市，其中北京地区40个，上海10个，江苏7个，湖南、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区也榜上有名，但是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西北地区无获奖单位。虽然在获奖作品中不乏描写西部生活的作品和来自西部地区的作者，但获奖的出版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等文化事业繁荣的地区。在92家获奖的出版社中，有11家获奖5次以上，分别是中信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少年儿童岀版社、花城岀版社等。这些多次获奖的岀版社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塑造自己的文化定位和文化坚守。如商务印书馆自创办之初便将启迪民众作为自身的使命，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恪守正义价值观。其次，把握趋势，勇于创新。如创立于1981年的花城出版社，曾经引领了文坛的文学热潮，在“中国好书”评选中花城岀版社推送的作品《出梁庄记》，以全新的视角记录了应该被时代记录却被忽略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故事，给予读者丰富的、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表达，这也正是“中国好书”评选的价值所在。再次，关注青少年读者的成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岀版社为中小学生出版各类教材、教辅和工具书；作家出版社关注青春文学，致力于培养青春文学领军人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则更多关注青少年的思想成长。
2.大家能获奖，初出茅庐者也位列其中
在174部获奖作品中，涉及作者和译者182位，集体创作单位14个，其中九位作者获奖两次以上。通过统计发现，获奖作者的分布非常广泛，从作者年龄看，从1884年到1993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其中1960年之前出生的作者占到60.2%,因此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中国好书”获奖作者的一大特征。从作者专业领域看，涉及历史学、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物理学、生物学、语言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从获奖作者专业素养看，获奖作者中有53位教授、10位国家一级作家或编辑、48位博士，其中有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中国法学界的先导谢觉哉、“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等，大家小作是获奖作品呈现的一大特点。
3.不同选题获奖依据侧重不同
关于获奖作品选题特征的分析，本文采用全文阅览（结合百度百科、豆瓣评论）一提炼子议题一归纳总类目的方法分析作品的选题侧重点。[4]统计分析发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选题占据主流。通过对174部作品的分析发现，政治选题较为突出，共计48部，占27.6%,政治选题的作品主要基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视角解读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策略和外交关系。基于共时性视角的作品，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主要是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基于历时性视角的作品，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对新中国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进行认知结构一功能演进的深度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党政方针的历史背景。政治议题的图书与以往作品的不同，表现在更加注重作品说服力和感染力，以达到坚定理想信仰、启迪群众智慧的目的。
经济选题的作品着眼于创造、转化、实现价值的经济行为。经济选题的获奖作品共计25部，占14.4%o通过对获奖作品的分析发现，经济选题的叙事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以时间为轴线，如叙述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历程的作品，或者讲述当下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热点及难点问题，预测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新科技、新产业；二是以地点为轴线，叙述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或讲述经济发展的代表性区域；三是以人物为轴线，叙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节点创造了重大价值的杰出人物。
文化选题的范围相对广泛，数量较多，共计78部，占比44.8%。“中国好书”的评选旨在为大众读者服务，因此文化选题的作品所占比重最大。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散文集等给读者以精神享受的作品；二是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以诗歌、戏曲、书法、音乐、绘画、古代建筑、汉语言文字等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三是科普类作品，介绍读者广泛关注的医疗健康养生知识、航空知识，以及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知识。文化选题的作品在呈现方式上趋于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达到知识传播与视觉盛宴的双重效果，增强作品的传播力。
社会选题主要关注当下共同生活的人群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共计23部，可以分为直接相关的共性问题、间接相关的问题、特殊群体面临的问题。儿童成长问题、教育问题、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是所有入群和家庭面临的议题；打工者与城市的融合问题是与所有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议题；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农村基层群众的权益问题、城市小人物的生活形态、残障儿童的生活状态、矿难后的矿工家属的生活问题等虽然是部分弱势群体面临的社会议题，但是却关乎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群众的生活质量，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记录并引起社会的关注，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和有所改善是这一选题的意义。
三、大众阅读图书出版观念转型
媒介进化是一种总的历史观，其价值目标是实现文化权威的消解和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本文对获奖作品进行内容梳理，并对代表性岀版社及其岀版特色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大众阅读类图书的出版和运营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综合研究发现，与传统图书出版相比，获奖作品的优势不仅在技术层面，更是传播观念的转变。
1.从独白式出版观念到对话式出版观念
所谓独白式出版观念，更注重出版绩效考核而忽略读者的需求，出版机构扮演着话语权威的角色，是一种单向度、无反馈的出版观念。[5]受到独白式出版观念的影响，传统图书岀版中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作品是话语权威的集体独白，作品的生产过程忽略了读者的知识体系、文化修养、欣赏品位，读者对作品的思想观念、内容主题、写作表达等持批判和抵触的情绪。而在信息共产共享的媒介环境下，如果仍然将单向度、单线性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忽略与读者的对话，则不利于出版产业的发展。[6]对话式出版观念，舍弃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构建以出版社为中介的趣缘社群，突破了读者、作者、出版社间的边界，使之形成知识行动者共同体，作品则成为以上三者共同的劳动结晶，是具有自我学习、自我进化能力的动态知识模块。
图书出版由独白式出版观念向对话式出版观念的转型，要求摒弃大众传播时代割裂的媒介关系，将出版重新回归到人与人、人与媒介、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对话式出版思维超越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出版思维，将出版置于当前社会化媒介情境中，要求出版组织关注社会议题的多个维度，即同时关注读者、作者、社会变迁、学术动向、专家评论、营销渠道、技术变迁等，通过信息的交流与分享，形成群体共享的身份象征，增强出版主体与读者的团结度。[7]通过对获奖作品的分析发现，获奖作品是对社会历史和时代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变迁的记录，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将民族记忆、历史风云、中华文明浓缩于精美的图片和有趣的故事中，为读者架起一座座与时代相通的精神桥梁。
2.从畅销书到轻学术
轻学术作品是指介于通俗读物和专业性研究之间，略侧重专业性的学术著作，通常是由学术大家执笔，内容较一般学术作品更为通俗，篇幅也较一般学术著作更为短小的作品。[8]“中国好书”的评价体系倾向于可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轻学术作品，通过对174部获奖作品的分析发现，其中轻学术作品103部，占比59.2%。而轻学术作品中，涉及政治议题35部、经济议题15部、文化议题52部、社会议题1部，文化选题轻学术作品数量最多。
可以看出，“中国好书”评选对轻学术作品的关注角度与读者的阅读动机转向是一致的。互联网媒体为社会结构注入新的要素，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系统行为的变迁，结构主义对读者的阅读行为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9]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发展不仅改变了媒体的传播渠道，而且对整个社会行动的诸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公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人的行为随着技术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的环境产生新的需求。数字化媒体的发展和公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读者阅读动机发生了巨大变化。贝雷尔森认为，读书可以满足受众的以下需求：实用动机、夸耀动机、休憩动机、逃避动机。在数字化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读书的休憩动机和逃避动机被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内容更能迎合受众需求的电子媒体取代，实用动机和夸耀动机成为媒介化社会中读书的主要动机，由此图书出版观念也需要随之发展，扬长避短。在新媒体环境下，轻学术图书可以更好地满足读者实用动机，即获得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参考和利用价值，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称赞和尊敬。
3.从数字化出版到数据化出版
数字化与数据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数字化是指计算机辅助技术虽然介入图书出版生产，但计算机仅是辅助工具，并未对出版行业的生产流程和出版理念产生根本影响。而数据化则从选题策划到内容生产再到渠道流，对整个出版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2013年“中国好书”获奖作品《大数据时代》提出世界万物数据化的概念，加快了中国各行各业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数据化进程。舍恩伯格认为，数据化的核心是量化一切，语言、文字、图片、方位、行为痕迹都可以成为数据，并用于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10]数据化岀版是大数据时代出版行业面临的新领域，同时出版观念也面临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型。
岀版行业的数据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岀版内容的数据化、消费者洞察数据化、出版管理数据化。岀版内容数据化是以出版社为平台建设内容智库，以知识服务为突破口，将图书出版内容进行结构化、知识化深加工，利用思维导图等方式对知识体系进行数据化展现。出版内容数字化只是将纸质图书的内容转变为电子图书，出版内容数据化则更进一步改变着出版的生产模式，进一步激活内容，使内容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消费者洞察的数据化，是指以知识服务为突破口，形成基于不同阅读兴趣的趣缘性共同体。出版社建立自己的读者数据库，通过虚拟空间建立与读者的互动和对话，以更好地洞察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内容的数据化和消费者洞察的数据化，必然引起图书出版管理模式的变革，在新的数据态出版模式下，图书的流通模式、存储模式也将发生相应变革。
结语
在对“中国好书”174部获奖作品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出版行业面临的阅读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好书”盛典中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一本好书需要具备三个“力”，即知识力、传播力、引导力。首先，图书较其他媒介传播方式的优势是知识的系统性，因此知识力是一本好书最重要的标准。知识力是指能够带给读者知识的增长、为读者解惑，作品或针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回答，或者记录社会历史和时代进程中的重要变化，或者普及生活所需的科学知识。其次，好书的标准还体现在它的传播力，这是对作品的极高要求，作品一方面需要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必须具有趣味性和易读性，让读者愿意读下去。作品既要凸显作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又要通过可感的语言和大量精美的图片将科学知识生动、鲜活地传达给读者。再次，好书的特点是具有正向的引导力，对读者思想观念、道德信念、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引导。传统出版企业在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上与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以算法和大数据为底层技术的互联网媒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消费者需求和使用习惯有更精准的洞察能力，对知识信息有更强的整合能力。因此，传统出版企业只有通过媒体融合与新媒体在技术、运营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合作，才能生产更多更好的作品，更好地服务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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