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志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杨阳：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政治、技术、产业为主线逻辑的出版业发展变迁造成了手册、文选、活页、图画类相关内容形态的消失以及录音带、录影带、磁带、光盘等磁介质、光介质相关载体形态的更迭。从传统的印刷出版时代向数字出版时代的转变，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迎来"网与云"。未来建立在个体需求与满足之上的出版形态发展，伴随屏幕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内容展现形态的逐渐统一，出版对原有知识边界及区隔的形塑功能的打破，个体的需求体验将成为决定出版形态的重要力量，"超媒介"的阅读介质将会塑造出一种建构于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意义共同体"生活交往方式。
【关键词】出版形态；出版史；数字出版；媒介生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更是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也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作为依托一定物质载体承载信息、传递知识的行业，出版物的内容固然可以深刻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但如媒介环境学派先驱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通过分析影响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从媒介角度考察70年间我国出版物物质形态的变迁，亦为见证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视角。
一、新中国成立70年间消失的主要出版形态
从总体格局来看，作为传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期刊的主体地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地位依然稳定，数字出版的异军突起则对音像、电子出版物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这期间所消失的出版形态，可从内容和载体两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1.内容方面：手册、文选、图画类出版读物的逐渐消失
无论是作为领导国家出版工作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出版总署的设立，全国新华书店的协调统一，还是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发展方针的确立和出版、印刷、发行工作专业分工的确定，都明确显示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出版事业的整顿与恢复、发展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仅1949年至1956年的八年间，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就达241种、印行2700多万册；m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成为出版社的头等大事，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出版也日益提上日程。出于适应国有计划经济发展，配合扫除文盲工作等要求，加上当时图书品种单调、群众需求层次不高，为宣传手册、时事手册、活页文选、连环画和年画等出版物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通俗文字类出版物。《时事手册》《宣传手册》均属小册子出版形式。以1953年成立、以工农兵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读物出版社为例，其基本任务是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56年年初，《时事手册》编辑室成立，半月刊的32开本《时事手册》每期发行上百万册，成为当时农村、城市、工矿、部队、青年宣传千部学习和工作人手一册的参考资料。[2]此外，新华书店延安分店印发的32开本、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印发的16开本、川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0开本、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编印32开本等类型的各式《宣传手册》，也成为重要的宣传资料。《时事手册》《宣传手册》作为党的宣传教育工具和科普工具，以较小的开本、较少的页数和间隔较短的刊期，成为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普及宣传的主要出版形态。虽然目前服务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的时事类宣传材料仍有出版，如改革开放后新华通讯社出版的《半月谈》等仍有很大的市场，但2004年北京日报社主办的时事政策宣传半月刊32开本的《宣传手册》正式停刊，[3]—定程度上预示着面向大众的、以小开本短周期发行的小册子时政类宣传读物的出版形态，逐渐淡出公众视线。
活页文选的出现和发展，主要反映社会的教育需求和读者对文史哲等新文艺内容的阅读需要。1928年由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琢创立的《开明活页文选》最初用报纸印发，通过筛选文章并进行编辑加工，以价格不贵的铅印替代学校的油印讲义，成为当时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4]虽然到抗日战争时期，开明书店、北新书店、广益书局等因外部环境原因停办，但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报纸曾采用活页文选形式刊登过社论、学习资料及文献等重要文章。1951年上海《解放日报》采用这种小册子形式排印，随报送发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5]1960年中华书局《中华活页文选》创刊，精心编选的文史哲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1998年《中华活页文选》复刊，但新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失去了以往读者能按页码折叠起来便成册子、无固定封面和页数、灵活方便、价格低廉的装帧特性，[6]与目前中宣部主管、《党建》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学习活页文选》一样，虽有活页之名，但已成为传统期刊的一种。
（2）图画类出版物。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连环画又称小人书，此类出版物是以传统线描和写实造型为基本风格，以页面图画叙事并穿插不超过百字的文字注解为媒介属性，以便携小开本（通常为64开）为形态特征，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和国内外经典名著为内容主题的一种独特的漫画类型和通俗文化形式。[7]连环画20世纪20年代诞生在上海，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达到鼎盛，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十年，全国共出版6亿多册连环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每年出版数量超过7亿册。[8]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日式漫画和电视动画的冲击，加之低幼读物的不断增加，传统小人书形态的连环画基本消亡。
新年画、宣传画作为看图识字的通俗读物，不仅是逢年过节民间通俗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宣扬新政策、新思想、新形象的一种宣传载体。1949年11月13日，毛泽东亲自签批发布文化部第一个政府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为我国新年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据统计，1950年全国各地年画创作总数达300多种，出版总数达700多万份；1952年年画创作总数达500多种，出版总数4000多万份，出版数量比1950年扩大了5倍之多。[9]至20世纪80年代初，年画出版发行量达7亿吨之多。1982年文化部召开全国年画工作会议。1985年5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画研究会成立。[10]虽然现在国人还多在春节购买年画用于张贴庆祝，但已与新年画侧重传播政治意识形态、促进政治社会化的教化功能相去甚远。伴随现代城市化进程及传统文化审美的转向，独门独院式房子的消失和新建公寓楼的结构不适合贴年画的现实，各式各样的海报兴起并流行，年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审美鉴赏和文化保护。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提倡，春联出现复兴迹象，但仍不如以往。
作为历书与年画功能结合所产生的出版形态，台挂历的主要作用是提示日期和艺术装饰。我国现代挂历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挂历作为一种新型载体，仅由人民出版社等将其作为对外赠送的礼物，较少公开发行。由于挂历具有方便查阅的实用性和图像艺术表现的观赏性和装饰性，加之改革开放后文化艺术需求巨大、印刷技术的改进使挂历越来越精美等，挂历受到人们的喜爱，产生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热销品种。挂历的开本也由早期的以16开和8开为主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后因大量引进2开印刷设备的2开画幅为主，并形成了以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为代表的专业从事台挂历出版的生产基地。据相关统计，1995—1999年，金乡镇仅承印来自全国各地委托印刷的港澳风光台挂历就达5000余万本。[11]因其成本低、定价高、利润大的特点，印刷经营挂历行业的蜂拥而入导致市面上爆发挂历价格大战，引发市场混乱，国家新闻出版署曾于1994年、1995年、2001年先后对挂历出版提出最高限价指导意见以规范市场。随着电子万年历、电子手表、手机等的出现，挂历的时间提醒功能被替代，又因其不符合现代家居装饰的主流风格，台挂历出版形态逐渐走向没落。近几年日历书这一新型出版物的出现，可视为台挂历形态的复兴，但已很难看到当年的繁盛景象。
在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之前，还存在一种借助形象材料辅助，掌握文字不易表达的知识内容的挂图类出版物，常常悬挂在墙上，用来配合教学、科研工作及开展宣传活动。在屏幕的不断发展和投影设备的广泛应用下，这类形态的出版物也逐渐走向消亡。
此外，传承自明清时期的歌册形式，印有曲谱和唱词、小册子开本类型的小唱本出版物、活页歌篇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
2.载体方面：以油印、铅印为主要印刷复制手段和磁介质、光介质出版形态逐渐被数字媒介出版物取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印刷传播时代走向了电子传播时代，突破了纸质载体不能记载声音与图像的限制，为出版业的内容展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形态空间。音像出版业和电子出版业从最初的录音录像带到CD、VCD、DVD等电子介质的发展，载体背后的技术变化成为出版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相对于传统纸介质出版形态，音像出版物主要包括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等形态，电子出版物则主要指以数字代码方式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读取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的图文声像内容的出版形态。唱片制品1908年由西方传入中国，1915年开始在中国生产，1949年全国生产的各种牌号唱片有800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出版各种唱片17000多种。[12]电子出版物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迅速发展。按照不同的出版物呈现形态，本文选取磁介质时期、光介质时期主要消失的出版形态进行分析。
（1）磁介质出版物。1979年以前，我国只有中国唱片公司一家录音制品出版单位。录音带、录像带、磁带等是这一出版物的主要产品形态。磁带的问世，打破了唱片诞生百年来的统治地位。家用录像带的市场化运作，使得音像业从单一的音频产品迈入了音、视频产品并存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我国磁介质出版物主要以录音带为主。1979年1月，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并于当年5月推出盒号为FG-1的中国第一盒卡式立体声录音磁带《朱逢博独唱歌曲选》，同年10月出品了中国第一盒节目录像带《中国录影集》。由于录音带、录像带能再现声音与图像，老少皆宜，受到社会的追捧，成为当时出版界的新宠。但存储密度小、保存寿命短、质量较重、采用模拟信号方式、声像质量有偏差等特点，决定了其被光介质载体取代的命运。
（2）光介质出版物。1985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展出了光盘。1987年我国引入了第一张CD-ROM光盘。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存储技术手段的进步，光盘存储介质以易用、存储量大等特点迅速受到欢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光盘成为音像制品载体的主要形态。光盘包括只读光盘（CD-ROM、DVD-ROM）、一次写入光盘（CD-R/DVD-R）、可擦写光盘（CD-RW、DVD-RW）等形态，出版物的类型也因此有CD、VCD、DVD/CD-I等多种形式。随着VCD、DVD等机器的研发，以及定价的不断降低，这些机器在我国迅速得到普及，进而带动了光盘产业的发展。
200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知多少》、辽宁教育出版社的“Discovery”系列、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宇宙与人》等科普读物成为销量黑马，[13]其共同的特征便是随书附赠或单独售卖与图书对应的光盘。由于光盘里的内容弥补了文字不能表现的内容，丰富了图书的表现形式，引领了出版市场“书配盘”的销售模式。但好景不长，随着MP3技术的诞生，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普及，电子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字音乐、网络动漫游戏、数据库等新型数字出版形态开始出现，传统的音像产品也从实体变成了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中的二进制文件，出版内容的存储也由光盘转移到了计算机硬盘，再至网络云端。数字出版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产业最大且最为深刻的变革。
为保存报刊等纸质出版物、缩小出版品体积而研发出的缩微胶片，其理论寿命可达500年以上。其介质上的信息运用简单的光学仪器如放大镜等便可阅读，但缩微胶片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即被光盘等电子介质取代。
二、出版介质的变迁逻辑
出版形态70年的发展变迁历程，见证了出版业从印刷时代走向数字时代的剧烈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内容、载体是左右出版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内容呈现的背后，是国家政治、文化的表征；载体变更的背后，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升级。此外，由于出版业所具有的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特别是1979年中宣部下达了关于出版社、杂志社实行自负盈亏的文件起，出版社完成了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转变，再至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的转企改制，出版社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定了市场化主体地位。[13]在出版产业不断壮大发展的情况下，出版形态的变化还受到产业盈利模式的运行逻辑影响。整体来看，意识形态主导的内容、技术引领的介质、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盈利模式，这三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共同造就了70年来出版形态不断变化的出版生态格局。
1.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内容管理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的发展要求。[14]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版社不实行独立的核算和自负盈亏，完全依赖国家拨款进行生产。随着出版业完成了转企改制，迈向市场化运作，主管部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也充分显示了需要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效益考量标尺。
大体看来，国家对出版业内容控制的要求对出版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标准的制定，对出版形态进行划分，鼓励或禁止某些出版形态的传播。二是加大对技术开发的引导，提高出版物生产质量。国家通过大力鼓励印刷技术的创新发展，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使印刷出的纸质出版品品质越来越好。在由印刷媒介转向音像、电子媒介的剧变时期，《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定标准和质量技术标准的制订，赋予新的出版形态合法地位，使其规范运行。三是通过开展专项活动，打击不良或非法出版形态，维护出版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最为典型的是通过“扫黄打非”对出版物市场进行监管。198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并于2000年2月改称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随着音像、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形态的勃兴，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开展了打击非法光盘走私、深挖非法光盘生产线等活动。[15]2005年起，国家版权局还联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持续开展了十多年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行动”。据相关统计，仅2013—2018年的五年间，就查处了包括网络案件在内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22568起，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3908个，公布重点作品预警名单29批、731部，下线盗版链接600余万条。[16]并相继查处了百度文库侵权案、360侵权案、番茄花园网侵权案、快播播放器侵权案、射手网字幕组侵权案等一批典型代表要案。
2.科技发展引领的介质创新
科技的发展给出版形态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根据媒介环境学派代表学者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观点，一切技术进化都有得有失，消失媒介形态的功能会在新媒介上进行“复现”，但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对旧媒介或先天不足媒介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借以改良得失的平衡。[17]文字功能由图书、报纸等纸质出版物迁移至屏幕，声音和图像的功能由录音带、录像带迁移至电脑、手机。新旧媒介虽在相当长的时间一段内共存发展，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对旧媒介单一功能形态的整合和补足，已然对传统的出版形态造成了极大冲击。
技术的发展对出版形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复制印刷技术的改进与新的出版载体的发明。新中国成立70年间，随着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与互联网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出版业的印刷复制技术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迎来“网与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使我国传统出版业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不仅节约了出版业的人力、物力，还缩短了出版时间，更是为我国出版实现全程数字化、将汉字与计算机对接、将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对接奠定了技术基础。数字时代到来，数字出版产业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还是用户规模，均处于不断高速发展之中。近10年来，数字出版产业整体的营业收入由2009年的799.4亿元迅速增长至2017年的7071.93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7.41%。在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营业收入占比方面位列第二，占比高达28.07%。[18]数字化阅读以其灵活、轻便及集合文字、图片、视频、AR、VR等全媒体内容展示的特点，迅速获得人们的接受与喜爱，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从2009年的24.6%提高到2018年的76.2%,推动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09年的72.0%提高到2018年的80.8%。[14]二是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对出版内容的重新整合。从以网站到用户的只读单向传播行为为主要特征的Web1.0时期，到以读者和信息关联、个体创造与群体协作的互动传播为特征的Web2.0,再到Web3.0时代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万物互联，出版形态也从早期的图书、期刊、报纸上网、期刊数据库的成立和网络书店的设立，转向了以博客、维客、标签、内容定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定制阅读，从自助出版、网络出版到语义出版、AR/VR、开放存取数据库等内容呈现形态。
3.产业发展的运行逻辑
如果说技术手段的推动更多是外部技术力量对出版产业的影响，产业逻辑的运行，则主要体现了出版业根据外部形势变化而做出的内部适应性转型。作为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运行逻辑，盈利模式的差异在市场化发展的今天对出版形态变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出于企业盈利需要，出版业必须选择以较低成本且易于大规模复制传播的媒介载体对内容进行复制传播。盗版现象的存在，便在于盗版商的生产成本低，在市场上能够挤占正版产品。典型例子是2004年左右出现的DVD压缩碟出版形态，一部40集的电视剧，高品质的DVD需40张盘，压缩碟只要4张，200元的套装电视剧制成压缩碟后只售20元，由此导致DVD销售商无利可图，光盘复制厂订单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严重冲击音像市场。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网络技术的发展，内容丰富、传输速度快的在线音视频网站、庞大的云存储空间得以发展，冲击了音像出版产业。电子书的零印刷、传输成本，则对纸质书产生了极大冲击。
出版物种类盈利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作为其载体的媒介形态能否持续发展。一般而言，纸质期刊主要依靠纸本、刊登广告、网络版盈利，而纸质图书则主要靠销售纸本和版权开发盈利。[19]期刊的本质是传播知识和资讯。较短的篇幅和用户的使用习惯，知网、万方等期刊数据库的发展，使其更加侧重数字化形态的发展。而图书作为传播知识的主要媒介，由于供给内容的充足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单纯销售纸质图书已不能满足出版社盈利的需求，大众出版所代表的娱乐功能、教育出版所代表的知识传播功能和专业出版所代表的知识创造功能，将在与数字出版形态的盈利模式博弈中决定其出版物形态的主要发展方向。[20]
三、未来出版形态的预测
从留声机时代过渡到磁带时代，大概用了70年左右的时间，从磁带时代到光盘时代，则缩短到了40年左右时间，而从光盘到网络与移动终端时代，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出版媒介变化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介质的变化经历了价格从高昂到低廉、技术从尖端领域到广而普遍的过程。对未来出版形态趋势的预测，若仅仅跟随外部技术的发展而被动变革，出版业将会陷入对技术不确定性的突破性创新中，感到手足无措、难以适应。因此，从出版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感知维度出发，以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所对应的休闲娱乐、建构文化、传播知识三大功能考量，不失为一种预测未来的角度。综合来看，出版业未来形态可能发生的变化，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屏幕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导致内容展现形态的逐渐统一
数字出版使人们从纸张阅读文字，转为从屏幕阅读文字。作为数字阅读载体，无论是电脑、手机、电子书，还是智能穿戴设备，屏幕作为与读者交互的直接桥梁，其与传统介质的优劣势博弈一直是出版形态变化的焦点。智能手机出现以来屏幕的发展变化，从以往的LED屏幕到OLED屏幕，尺寸、分辨率、亮度、色准、色域、刷新率、柔性可折叠屏幕等指标技术不断突破提升，电子屏幕在易用性的维度上不断突破，一步步蚕食着传统纸介质的优势。从2010年苹果发布的像素密度达到326以上的视网膜（Retina）屏幕技术到现在2k、4k手机屏幕分辨率的出现，2014年俄罗斯自主研发的YotaPhone2智能手机的AMOLED主屏和电子墨水屏的双屏探索，再到2018年三星、华为等手机厂商推出的可折叠屏幕形态手机，以及目前手机厂商对AMOLED屏幕低频pwm调光技术的关注和改进，电子屏幕正在一步步完善读者阅读的舒适性体验。结合目前AR、VR引领的虚拟现实交互形态，5G时代传输速率的不断提升和数字计算能力的不断突破，特别是在大众出版领域，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将作者的内容作为创意源头，以全媒体方式多次进行不同介质的出版开发，最终呈现在可变换形态的屏幕终端供读者舒适阅读的内容，将集文字、图像、音视频等于一体，全面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将会导致出版内容在技术整合下，由分散的单种媒介功能走向全功能的统一。
2.学科融合的趋势将打破出版对原有知识边界及区隔的形塑功能
随着学科融合的不断加剧和搜索引擎、数据库的不断发展，从百度知道、新浪爱问到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再到知乎、分答、得到等知识分享平台，读者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的降低，使得出版业的已有权威地位受到威胁，出版业特别是专业出版领域由对知识进行单一开发生产、保存逐渐过渡至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知识服务，产业的服务属性愈发凸显。策划、编辑、加工等出版业的特有功能，在如今媒介赋予大众充分自主选择性的今天，其知识形态将面临较大挑战。
过去印刷出版商所主导的知识生产模式对专业分工的深远影响，借助图书削弱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把智力分成了不同的方面，由此产生了许多专业。[21]当知识传播借助个人博客、回答等形式在网络上公之于众，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引发的学科融合范式和受众通过知识共享基于解决问题的知识需求，必将导致以往促成统一性和规整性、视觉偏向、记录持久性以及有助于文化普及的印刷出版形态产生变革。以图书、报刊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出版业及其所衍生出的公共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所构建的包罗万象的巨大知识网，与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工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将在数字环境的发展和读者知识需求的驱动下发生巨大的知识边界形变，原有的知识分割将被知识聚合取代。
3.个体的需求体验将成为决定出版形态的重要力量
单一的技术决定论并不能决定出版形态发展的未来。人作为媒介的容器，媒介形态变迁最终折射的是人与社会的交往关系，技术的发展进步最终应与人的信息承载能力相匹配。当代出版集团化的运营体系和跨文化传播导致文化工业的侵袭，虽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的选择权利，但相较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以其丰富的展现方式和双向的交互体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新文化史对独特个体以及平民视角的关注，亚文化等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的抵抗收编与融合，不论从技术上还是视野上，都赋予了作为个体的读者充分的阅读选择权利，使得个体需求与满足成为出版业发展中除政治、技术、产业因素外最为重要的媒介形态变革力量。在注意力经济成为传媒经济的逻辑前提下，所有内容存在的价值实现与否都将以读者的注意力能否触及作为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当传统出版的读者与作者通过纸介质进行的交流演变为通过作品实现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的互联沟通时，为读者提供更为便捷、精准、细分且顺畅的“超媒介”阅读介质，将会塑造出一种建构于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意义共同体”生活交往方式。
结语
作为知识的容器，出版形态的变化意味着知识容器形态的变化，而容器形态的变化则决定了读者对内容接受方式的改变。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作为承载知识信息载体的介质的每一次革新与普及，都对出版业产生了影响。从11世纪中叶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到1979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主体工程气概凌霄的技术跨越，再到2000年后数字出版的兴起与普及，中国印刷工人持续900多年的人工排字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间迅速实现了数字内容的无差别传播。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承担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播功能的出版业，经历了从最初仅供少数特权群体接触的精英媒介到面向普通读者传播的大众媒介转向。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出版形态的变迁研究，在分析其表象的背后，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此互动关系将如何影响未来出版业的走向问题。
社会特定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管控、技术支持、社会文化风潮决定了出版业发展的上限。各种观念、思想所形成的一般信息，经过加工编辑提炼成为知识，依托一定的介质载体以出版物的形式，通过不同的介质形态、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影响并改变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也影响社会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我国的出版物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供读者阅读，社会繁荣大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又进一步催生了出版内容以更为便捷的方式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出版物将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信息以低廉、便捷的方式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使得阅读活动和经典文化从某种特权变为普遍权利，从奢侈品变为民众皆可获得的事物。进入新时代，网络出版、按需出版等出版流程手段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契合了普通读者灵活的文化需求，不断拉近了内容与读者的距离。
可以预见的是，在出版业未来的形态发展过程当中，只要以致力于传播先进的文化内容为基点，以高起点、延续性的研发突破为技术指引，以追求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双效统一为市场导向，以不断贴近人民群众、满足更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为目标，那么出版形态的变迁就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突破和演变，凝结成一株融合人文情感和技术理性内容的智慧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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