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甄云霞、王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六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基建、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出版合作已经广泛开展，但是合作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过程中浮现出一些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我国的出版合作现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出版交流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国内出版机构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提供参考和指导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出版交流合作；多措并举；高质量发展
时至今日， 顺应时代发展之需、 全球治理变革之要的“一带一路” 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 截至2019年10月底， 我国已经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 朋友圈越来越大， 共建“一带一路” 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我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了“一带一路” 倡议的核心理念、 建设目标， 搭建了顶层框架， 明确了合作内容， 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由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共建“一带一路” 已夯实垒台、 立柱架梁，转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 在公路、 铁路、 港口、 航空、 电力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源开发、 国际产能合作、 经贸合作、 园区建设等领域， 出现一大批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的重大项目 和工程 [1] 。 与此同时， 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出版作为文化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讲好“一带一路” 和中国故事， 促进民心相通， 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引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出版业发展呈现差异化特点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分属不同的区域， 经济、 政治、 文化、 教育状况差别很大， 出版基础不均衡， 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法律法规、阅读习惯、 出版机构的建制、 出版市场的规模等各方面都千差万别。
在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 出版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完善， 国民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出版业经历了长期稳定的发展， 具有很好的基础。在出版业相关法律法规方面， 《 宪法》 《 新闻法》 《 版权法》 及出版物送缴、 进出口管理、 阅读推广、 对外推广译介等方面的设计较为全面，有完备的法律与行政规定来维护行业秩序。 以波兰为例， 2005年， 波兰发起阅读推广计划， 通过资助等手段鼓励国民提高阅读素养， 政府机构、行业协会、 图书馆的体系建设都很完善， 这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 20多年间， 波兰出版业整体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2015年波兰出版社的数量超过46 400家， 2017年出版图书种数达到36 260种， 整体而言， 波兰具备很强的出版能力。 同时， 文化与外交部门通力合作，将波兰众多优秀作品翻译出版并推向海外。
又如， 匈牙利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整体较高，在文化领域领先世界水平， 尤其是文学、 音乐等方面成就耀眼。 匈牙利是国际出版商协会的创始国之一， 也是欧洲较早拥有独立出版业的国家，图书出版业是匈牙利最大的文化产业。 匈牙利国民的阅读热情超过法国， 仅次于波兰， 在欧洲位居前列。 匈牙利出版市场经历了高速发展期和繁荣期， 虽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近几年有所萎缩， 但相对仍然平稳。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拥有优质的大学教育。 以色列1949年加入《伯尔尼公约》 ， 1955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 。 以色列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和资助出版业的政策， 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出版发行模式， 出版种数保持平稳增长。
近几十年， 东南亚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迅猛。 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繁荣， 出版行业也一度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养成， 尤其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推动出版业的发展， 促进全民阅读， 采取了多方面的激励措施， 吉隆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2020年的“世界图书之都” 。 新加坡出版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许多国际出版机构在新加坡设有分支， 且新加坡华人较多， 中文出版物是其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国家与我国的版权贸易、 出版合作比较广泛， 彼此拥有固定的合作对象和领域， 为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如波兰、 匈牙利、 以色列、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 也有一些国家， 虽然出版业比较发达， 但是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 与我国的出版还未开展全面合作， 但是版权贸易的数量总体呈增长的趋势， 如奥地利、 希腊、 捷克等。
有些国家， 具备一定的文化或出 版产业基础，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出台了一些与文化、 新闻出版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尚不健全， 与我国出版机构有一些交流合作， 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拓展， 如东欧的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等俄语国家。 这些国家经济处于转型之中， 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 政府对出版业制定了相关制度和规定， 如实行国家订购制度或义务上缴文献制度， 对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 这些国家出版业的地域和机构集中度较高。 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各国出版市场均有衰退， 表现在出版物销售下滑、 出版机构减少、 书店等发行机构减少等方面。
西亚、 北非的阿语地区，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黎巴嫩、 摩洛哥、 埃及、 伊朗等国家， 虽然受殖民统治的影响， 各国出版业与原殖民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已经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 开拓了独立的出版业。 各国基本制定了出版法、 版权法等， 建立了行业协会， 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 近些年政局不稳定， 导致文化发展缺乏良好的环境， 出版业也受到一定影响。
一些新兴国家， 在经济或地域等方面具有发展优势， 这些国家的经济、 政治、 文化都处于上升阶段， 为出版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南非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 在法律政策方面， 通过版权保护、 减税等措施， 鼓励出版业的发展， 致力于推进投资自由化， 对外资进入国内出版市场限制不多。 南非政府大力发展国民教育， 通过投资支持基础教育设施建设。 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南非的阅读人口基数不大， 但是阅读正在日益成为趋势。 图书市场受南非历史与政治体制发展影响， 具有独特性， 如宗教、 种族题材类图书较受欢迎， 图书零售业为少数销售商垄断等。
还有一些国家， 文化发展比较落后， 出 版业基础薄弱， 与我国的出版交流多为单向的版权输出 或支持援助， 发展很不平衡。 如泰国、 老挝、 柬埔寨， 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出版业法律法规不健全， 有的出版市场尚未成熟， 行业发展缓慢， 有的尚未形成独立的出版业， 从事出版活动的机构很少。 近些年， 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国内掀起向这些国家投资的热潮， 助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 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产业投资和服务性消费还没有带动文化、 出版的发展， 出版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投资和援助， 因此， 这些国家需要进一步抓住“一带一路” 倡议的机遇， 促进本国经济、 文化发展， 拓展出版业的发展空间。
2 “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面临历史性契机
当下， “一带一路” 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也是目 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随着“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发展，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促进国际传播能力的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重心之一。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
2.1 出版交流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3年以来， 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 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贸易、 金融资本等各个方面， 都开展了全面合作， 取得明显成效， 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开始显现， 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释放了发展潜力， 进一步提升了各国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同与支持 [1] 。
共建“一带一路” ， 不仅要建设经济纽带，精神文化的建设也是重要方面， 这是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但是， 相较于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经贸合作的大踏步前进，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滞后， 文化服务、 出版传媒服务没有及时跟进， 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的融合程度， 我国新闻出版业在“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传播力低于经贸影响力。
因此， 我国出版业应与时俱进， 基于“一带一路” 平台和契机， 与相关国家出版机构全面展开国际交流合作， 以此为基础， 增进共融共通，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民众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2.2 出版为“一带一路” 交流合作提供保障和支撑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自 古以来， 图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包括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承、 经济往来中， 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出版交流合作为经贸打下文化基础， 既要随经贸同行， 也要先于经贸， 走在经贸前面， 才能稳稳地为经贸合作打下民心基础、 文化基础， 形成文化认同、 价值认同。
然而， 由于多种原因， 有的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错误认知， 这对我国与相关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此， 出版应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优势， 建立文明交流的新纽带， 运用宽领域、多角 度、 深入持久的叙事方式， 引 导“一带一路” 国家的人民之间形成足够的文化认同， 弥合相互之间价值观的差异， 增进理解， 形成“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合力， 为共建“一带一路” 注入新动力。
2.3 出版交流合作助推“一带一路” 倡议行稳致远
以政策沟通为先导，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不断增加， 专业领域对接合作有序推进， 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 金融机构合作水平稳步提升， 新型国际投融资模式在不断探索尝试， 多边金融合作支撑作用显现； 直接投资、 国际产能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合作方式为形成普惠发展、 共享发展的产业链、 供应链、 服务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沿线国家加快发展持续赋能。
当前， “一带一路” 合作推进迅速， 出版交流合作应全面、 及时跟进， 正确传递和阐释“一带一路” 倡议的精神， 讲好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共同发展故事， 这对推动“一带一路” 走向深入意义重大 [2] 。 在全面开展基建、 经贸合作的同时， 促进文化领域的互相融通， 充分发挥出版的对外传播功能， 以图书出版、 合作出版、 数字平台建设、 会展交流、人员往来等多种方式， 将共建“一带一路” 不同阶段的成果、 经验， 不断形成理念、 思想， 沉淀下来， 使得中国声音传播得更深更远， 才能确保“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3 “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多措并举、成效初显
随着出版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开展， 国内多数出版单位都积极参与了“一带一路” 国际出版合作， 并且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模式， 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3.1 出版交流合作多措并举， 形式多样
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出 版交流合作的总体方式和途径， 基本可概括为多措并举， 出口的出版物、 开展图书版权贸易、 设立海外出版分支机构、 开展工程项目 、 增进人员交流、 搭建书展合作平台等， 在合作领域和方式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出版物的出口是重要的出版合作途径。 一方面， 通过国内外的图书进出口代理， 如中图、 国图、 厦门外图等， 或者巡回展销， 面向“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销售中外文图书和期刊。 如《 少年文摘》 杂志， 作为我国首批走出 去的期刊之一， 打入东南亚市场， 海外最高期发行量为1.8万册， 系新加坡期刊发行量冠军。 又如， 举办“一带一路” 国家图书巡回展、 东南亚图书巡回展等， 进行我国主题出版类图书的展示和交易。 另一方面， 对于网络发行比较发达的国家， 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方式， 如亚马逊、 阿里巴巴国际店铺等， 进行国内出版物的线上出口贸易。
版权贸易是最重要、 最普遍的出 版合作方式。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倡议， 我国出版机构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的积极性不断提升， 版权贸易数量逐步增加， 范围逐步扩大， 产品类型不断丰富， 合作机构数量不断增加。 2018年， 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版权贸易协议从2016年的3 808项增加到7 100余项， 三年间增加约3 300项， 增幅达到86.5%。 我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 电子出版物、 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 涉及语种50多个， 合作国家遍及亚洲、 欧洲、 非洲、 大洋洲、 北美洲和南美洲，占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近2/3。 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版权贸易产品类型丰富， 图书种类繁多。 2018年， 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版权贸易涉及图书、 电子出版物、 录音、 录像、 电影、 电视节目、 软件等多种产品形态， 覆盖我国新闻出版统计制度明确的全部版权贸易类型。 其中， 图书是版权贸易的核心产品， 占年输出版权数量的92.9%， 占引进数量的97.6%。 同年， 我国有224个出版行业机构与83个国家的超过200个机构签署了版权输出协议， 同时有168个国内机构与53个“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超过130个机构签署版权引进协议， 国内机构遍布全国29个省级行政地区。
深入推进本土化， 在国外建立出版相关机构或平台。 在本土化方面， 国内主要出版单位纷纷在“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建立分支机构， 致力于开拓更多的渠道， 打造全方位的中外出版交流合作平台。 一是成立海外分社或编辑部， 利用当地的出版资源开发更适合当地市场和读者的出版产品。 二是在当地设立书店、 书架或相关平台， 拓展出版发行渠道， 使国内的优秀出版物能够到达更广泛的受众。 这些海外机构， 如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社在国外建立的多个海外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6家海外分支机构，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俄罗斯分社， 接力出版社的埃及分社， 安徽的黎巴嫩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天舟在摩洛哥、 阿联酋的海外分公司、 书店， 黑龙江出版集团的韩国分社“华文堂”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的罗马尼亚分社， 中南传媒的越南分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旦分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智利分社等， 还有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中国书架、 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尼山书屋、北京出版集团 “十月作家居住地” 平台，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华乡愁书院等。
依托地域或产品优势， 开展出版合作项目。除了在“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建立分支机构、 开厂设店， 国内各出版机构更是充分发挥本社出版优势， 与国外相关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 ， 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术交流平台，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当代科技前沿专著系列、 Frontiers in China英文学术期刊、 体验汉语泰国中小学系列教材等出版物海外推广项目，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中国当代优秀类型文学“走出去” 基地项目， 中国电子书库（ 易阅通海外平台）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图书馆拓展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托“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开展的东南亚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合作出版项目， 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项目 ， 天津市出版对外贸易公司的出版文化进出口平台，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盛京满绣立体化出版工程，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绘本中国” 原创精品国际出版项目，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立体中国 立体丝路” 立体书项目， 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阿拉伯语数据库建设等项目， 形成了出版产品、载体、 渠道、 方式的立体化合作形态。
出 版机构和人员的往来互动越来越密切。为了增进“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出版机构的相互了解， 签订合作协议， 建立出版合作体， 互设出版和文化交流中心， 开展出版机构的交流互访、学术研讨等， 如建设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等。 在人员交流方面， 如中华出版促进会举办的丝路国家新闻出版行业人员培训计划， 组织周边国家新闻出版行业人员来华培训项目等。
搭建展会平台， 充分拓展推广渠道。 国际书展作为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开展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 日益受到重视。 从2016年开始，中东欧16国、 摩洛哥、 罗马尼亚陆续成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 而同时国内出版机构也积极参与相关国家的书展， 并精心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主宾国活动。 同时， 各出版机构通过搭建展会平台， 将国内优秀的图书推广到“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如， 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的“阅读上海” 中文图书全球联展，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的外文版中国文化图书海外出版发行工程， 上海炫动汇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幻彩丝路” 中国动漫海外推广平台， 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 福建） 图书展销会，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的“艺术之桥” 跨界文化艺术交流平台等。 借助书展和相关活动， 各国出版机构拓展了合作平台， 加深了共识， 达成更广泛、 深入、 全面的版权贸易合作。
3.2 走出去工程、 项目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近些年， 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设立了一系列的资助项目， 包括丝路书香工程、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学术外译工程等，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之间的出版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 中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之间的出版文化合作交流已初具规模。
作为出版业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大项目， 丝路书香工程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针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翻译出版我国优秀作品的出版项目， 自2015年实施以来， 资助项目语种已经从最初的30个增加到2018年的42个， 四年间增加了40%。 丝路书香工程2015年至今资助了1 690种图书的翻译出版， 涉及51个语种， 覆盖70多个“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 2015—2018年，承担丝路书香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的我国出版机构从84家增加到158家， 年增幅都在10%以上； 已经完成过翻译出版任务的国外出版机构达到119家，其中， 有十个国家的13家出版社已完成十个及以上项目的翻译出版工作， 成为我国图书在当地市场的重要“代言人” 。 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 成为双方扩宽合作领域和丰富合作方式的有益尝试。 2014—2017年， 共有36家出版单位参与丝路书香工程企业类项目58项， 涉及汉语教材推广、 重点图书展会、 数字出版产品、 国际营销渠道、 人才培养项目、 出版本土化、 国际合作出版等七大类别。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作为我国实施的第一个国家级图书对外翻译资助项目 ， 自实施之初就支持向俄罗斯、 新加坡、 波兰、 罗马尼亚等国家翻译出版我国优秀作品， 从2015年起， 支持“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力度逐步加大， 已经从当年的12个相关国家增加到2018年的32个， 面向阿联酋和约旦的项目更是在2018年第一次获得支持。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中国作协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工程， 专注于资助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版权贸易。 以中国作协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工程为例， 2019年资助了20种诗歌、 小说、 儿童文学、传记等不同文体类型的当代文学经典作品， 翻译输出到俄罗斯、 乌克兰、 意大利、 波兰、 韩国、 埃及、 越南、 泰国、 蒙古等“一带一路” 国家， 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
3.3 多方参与， 主体多元
参与“一带一路” 出版合作的机构有政府部门、 行业组织， 也有出版、 印刷、 发行企业和文化、 科技公司等， 整体呈现多元化、 多样化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 民营出版企业、 文化科技公司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 积极参与与相关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 如尚斯公司在俄罗斯建立出版社和尚斯博库书店， 收购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出版机构， 开拓俄语区市场； 北京求是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设格鲁吉亚分社， 致力于搭建我国与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交流合作平台； 北京龙之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内容，面向菲民众教授汉语； 昆明新知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在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斯里兰卡开设华文书店； 阅文、 晋江、 掌阅等网络公司将我国的优秀网络文学输出到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民营出版企业的积极参与， 为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和地区出版业全面深入开展交流合作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3.4 影响力日益彰显， 出版合作效果初步显现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 “一带一路” 国际出版合作由早期的周边国家， 扩展到大部分的亚洲、欧洲国家， 以及非洲、 美洲、 大洋洲的部分国家， 影响力区域范围不断扩展， 走出去的图书和项目得到外方出版机构的广泛认可， 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文学、 少儿、 政治、 经济类图书走出去领域的成绩斐然。
文学、 少儿图书为走出去的重点图书类别，占据版权贸易的较大比例， 一些畅销书或类型文学风靡多国。 继莫言之后， 刘慈欣、 曹文轩的作品分别被译成多个语种， 被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不断引进， 中国原创科幻文学、 儿童文学在世界出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让“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民众了解到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风格和文化底蕴。 同时， 一系列当代文学作品， 被翻译输出到“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在当地取得不错的销量， 获得当地读者和主流媒体的关注。
政治、 经济题材的主题出 版类图书也深受国外读者欢迎。 一批介绍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和治理观念的图书， 以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阐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理念的主题图书， 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持续关注与热议。
4 推动“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 出 版交流合作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 只有通过顶层设计实现统筹管理， 深入调研落实“一国一策” 合作模式，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 进行人才培养和数字化平台建设， 才能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出版交流的持续顺利展开。
4.1 “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虽见成效， 但问题仍待解决
“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已积极推动了五年多时间， 其间有五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 投入大， 交叉多。 “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政策热点和发展趋势， 吸引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机构纷纷介入，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开展面向“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出版合作， 导致工程项目交叉重复， 针对性不强， 缺乏统一的宏观规划和布局。
第二， 重数量， 轻质量。 相关部门只注重对版权贸易、 出版投资项目 数量的考核， 没有把走出去效果作为考核指标， 导向性存在偏差， 导致出版合作的效果不持久， 落地不生根， 造成空热闹的繁荣假象。 很多图书虽然走出了国门， 却无法进入当地的主流图书市场， 版权合作流于形式， 没有带来应有的社会效益。
第三， 出 版交流合作的区域不均衡。 由 于前期基础工作的差异， 我国与“一带一路”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交流合作的程度参差不齐， 与“一带一路” 经贸的全面合作严重不匹配。 总体来说， 亚洲及周边国家较多， 而欧洲（ 除俄罗斯） 、 非洲、 拉美等地区的国家较少， 如韩国、泰国等， 与我国版权贸易往来频繁， 出版行业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形式更加多元、 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加深。 而在南美洲、 非洲等一些国家， 如阿根廷、 巴西等， 由于经济、 地缘、 语言等多方面因素， 与我国出版界的直接交流层次较浅， 频率也不高， 甚至有不少国家还未覆盖， 存在空白。
第四， 出版内容与形式的交流合作不均衡。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 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版权贸易中， 文学、 少儿类图书的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数量都比较多， 而科技类图书相对较少。 而与发展中国家， 以及经济落后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 大部分仍局限于纸质图书的合作， 数字出版产品的合作很少甚至没有。 这种出版合作内容与形式的不均衡， 导致合作领域不够全面， 程度不够深入， 制约了出版交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 人才缺乏。 由于“一带一路” 国家众多， 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还处于初期甚至探索阶段， 对许多国家市场缺乏深入了解，缺少专业的版贸人员， 导致出版交流合作的开展不够顺畅， 特别是对于版权市场还不太成熟的国家和地区， 小语种人才紧缺、 翻译质量堪忧、 版权收益微薄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的发展进度和效果。
4.2 推动“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总体来说， 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出版合作还处在成长期， 面临多方面问题， 国家出版走出去主管部门应制定宏观规划， 提高走出去工作的全局性、 计划性， 推动其循序渐进、 有条不紊， 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 建议由中宣部牵头， 制定出版走出去总体规划， 统筹推动， 相关部门分头落实， 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开展出版交流合作。 要建立科学的、 可操作的出版走出去考核体系， 对走出去工程项目进行全面评估， 并以此来作为指导走出去的依据， 加强对出版国际合作的绩效评估。 拓展“一带一路” 出版合作的区域覆盖面。在已经开展版权贸易的国家中， 应发挥国内外出版机构的不同优势， 固定合作区域， 规避恶性竞争，净化市场环境。 而对于目前还没有开展出版交流合作的国家， 还存在广阔空间， 大有可为， 应鼓励相关出版机构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沟通， 创新出版走出去的方式和途径。
因地制宜， 实施“一国一策” 合作模式。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异， 因应不同的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一国一策” ， “策” 既有不同合作模式的“策” ， 也有内容类型的“策” 。 对于周边国家， 可利用人文相近、 地缘相通、 商脉相连的优势， 寻找亚洲文明的共性与共识， 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基础及交流互鉴方式， 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促进双边、 多边新闻出版市场共同发展繁荣。 对于发达国家， 应聚焦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资本合作、 智能数字出版等高端领域， 主动用市场的方式调节版权贸易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注重提升合作图书的内容质量， 完善走出去产品结构， 增强主流渠道认可度和主流人群认知度。 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 由于民族和信仰的不同， 与我国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应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 尊重文化的多元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 这些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可结合我国对外援助项目， 帮助其进行出版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 对新兴国家， 突出双边合作经济基础、 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 合作， 拓宽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基础。 对海外华文市场， 充分发挥当地出版机构桥梁纽带作用， 建立共同开发的合作机制， 开发推广适合当地阅读和消费习惯的产品， 推动出版物出版发行， 为中华文化传播夯实牢靠的支撑点。
注重开展双边性和多边性的出版交流合作。中方在“一带一路” 出版交流合作中， 倾向于版权的主动输出， 而相关国家和地区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 缺乏双方的交流互动。 因此， 应通过政策的引导， 鼓励国内出版单位从当前的自说自话阶段， 逐渐进化过渡到原创话语、 设置议题阶段， 从单向逐渐转变为双向互动的交流、 传播模式， 着眼于交流互鉴，共融共通，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 标凝聚共识。 同时， 在内容上加强多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出版业是内容产业的核心层， 文化、 学术、 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是出版内容不断丰富和多向流动的基础和源头。 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的我国出版行业应冲破自身行业局限， 主动与其他文化、 学术、 思想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以民心相通为目 标， 提高议题的设置和话语权的掌控能力， 与出版文化之外的“朋友圈” 形成合力， 促进各个领域在文化层面的交流融通， 最终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 宏伟目标。
加强人才培养和建设。 出 版交流合作， 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因此， 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要大力投入资金、 出台政策， 加强精细化人才建设。 首先， 加大对国内出版机构相关人才的培训力度。 相关管理部门可定期组织培训， 及时传达相关政策、 信息， 同时， 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增进沟通， 加强交流， 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 培养版权贸易人才。 其次， 放眼全球， 网罗优秀人才。 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全球各类人才， 尤其是熟悉当地文化、 语言、 政策投资环境， 拥有深厚人脉的人才加入我国国际出版合作的队伍。 最后， 依托高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积极储备翻译人才、 谈判人才。 要未雨绸缪， 做好长远规划， 使人才的储备紧跟出版走出去的步伐。
抢占数字出版高地， 提高网络传播力。 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原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 以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立的世界舆论格局面临着剧烈变化。 加大对新媒体平台传播的各项投入， 构建媒体融合时代的舆论影响力进而实现新一轮的话语权力争夺成为不同国家所选择的一致路径 [3] 。 在这方面， 要充分发挥数字出版企业的优势， 鼓励其积极走出去，为其优秀内容的走出去搭建平台， 提供渠道和支持； 设立数字出版走出去扶持工程， 通过资金和项目 扶持， 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合作； 鼓励和推动网络文学、 在线出版、 学术期刊等全媒体数字出版产品内容的版权合作。
5 结语
我们在出版领域应牢牢把握“一带一路” 倡议的历史机遇， 审视当下， 着眼未来， 树立全局观， 拓展国际视野， 把我国的出版业发展纳入更深更广的范畴； 同时， 在与各国的交流中找准定位， 脚踏实地， 提质增效， 持续发力， 保证我国的“一带一路” 国际出版合作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轨道， 为“一带一路” 文化共通共融、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EB/OL].（2019-04-22）[2019-09-30]. https://www.sohu.com/a/309605201_267106.
[2]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于运全，翟慧霞，王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观调查分析报告[J]. 对外传播，2019（3）：4-6.
[3] 胡正荣，李荃. 推进媒体融合，建设智慧全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J]. 对外传播，2019（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