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邓履翔：中南大学出版社《交通安全与环境（英文）》编辑部
【摘 要】［目的］ 分析欺诈引用案例，帮助编辑部判断欺诈引用这一不当引用行为，并给出有针对性的编辑工作建议。［方法］ 以国内两种SCI英文期刊遭遇的欺诈引用为例，详细分析案例，评论编辑部采取的措施，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探讨欺诈引用这一学术不端行为涉及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最后针对编辑部和编辑个人分别给出工作建议。［结果］ 欺诈引用的实施较为隐蔽，编辑部一般难以发现，相关案例因而也较难收集;出现欺诈引用案例后，编辑部会根据欺诈引用给科技期刊带来的损害程度进行相应的处理，通常保持谨慎态度，并尽量内部消化处理。［结论］ 参考文献引用本属作者“自留地”，引文动机本就有一定复杂性，激励措施和评奖评优等利益因素导致学术不端问题频繁发生，防范、治理欺诈引用问题需要作者、期刊和编辑共同努力，履行好各自的责任。
【关键词】科技期刊；欺诈引用；案例分析；伦理责任；编辑工作
教育部“双一流”建设[1]中期评估即将到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指标已成为高校学科建设评估的重要手段[2,3,4]。由引文排位、高被引论文、引文分析和评论报道4部分构成的ESI指标[5,6]可以对某一单位/机构所发论文被引情况进行考核。如何提高论文被引频次作为一个须“攻克”的问题被提上日程，部分高校的管理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即“论文与被引并重”[7]。激励政策的刺激和评奖评优的诱惑，让原本被冷落、忽略的论文引用问题成为热点话题。时下流行的学者交流话题也俨然向分析论文被引的奖励政策、探讨如何提高自身论文的被引频次等与文献引用紧密相关的话题转变。《科技日报》指出：不少高校为提升学科ESI排名，制定了多种排名提升策略，使出各种手段，以期收获一份光鲜亮丽的学科成绩单。诸多高校组建专业团队，找出提升ESI排名的路径：一是找周边学科进行“战略支援”，鼓励与潜势学科相关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时尽量选择被归类为潜势学科的ESI期刊进行投稿;二是带任务出访，优先考虑潜势学科人员出访海外，要求出访者完成一定数量的ESI论文;三是多和高水平研究机构合作，ESI统计忽略作者排名，合作者与第一作者具有同等ESI贡献度，和ESI排名靠前的机构合作，相当于抱上“大腿”[8]。其实，仔细研读评价体系或算法，对应指标中表现出来的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本无可厚非。但为了指标而去做指标，被所谓的ESI前1%、0.1%排名所绑架，放弃如何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放弃真正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而从提高被引频次来“刷”论文质量，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既是科学家学术道德失范的表现，有损科学家、高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又是现实生活中各相关利益方急功近利的表现，无异于拔苗助长。这类行为，诚不可取。
本文所提的欺诈引用是在此大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不当引用行为。其定义是作者为自身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故意在论文中进行虚假引用，致使论文使用者产生错误认识和评价的引文失范行为[9]。欺诈引用与已有文献中提及的其他不当引用问题（如常思敏[10]、吕亚平[11]等）相比较，其共同点在于这些不当引用行为均违反了学术诚信原则，表现形式部分有重合;其区别在于欺诈引用的产生有时代发展的烙印，且欺诈引用给利益相关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而不仅仅是原有的提高学术知名度等学术层面的问题。
欺诈引用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是论文的各利益相关方责任伦理缺失的表现。现代科技社会中，责任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重要伦理原则。责任伦理在现代科技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当代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可以说，责任伦理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最广泛、最深入的伦理原则。责任伦理主体是责任伦理这一概念的核心，“因为责任伦理主体是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责任的实现者，责任伦理主体的道德素质和责任能力，直接关系责任实现的程度和责任履行的水平”[12]。
本文尝试从新近了解到的两例欺诈引用出发，详细分析案例，探讨编辑部采取的措施，同时引入责任伦理主体的概念，分析其中作者、编辑、学术期刊编辑部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伦理，针对期刊编辑部、编辑给出具体工作建议。
1 案例陈述
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本研究将涉事期刊的相关信息（如期刊名称、论文名称、论文性质、研究方向、作者的相关信息等）隐去，只保留了部分关键信息（期刊的刊期、出版形式、问题的表现形式、引用文献的数目，以及问题出现的时间等），以便于讨论。
1.1 案例1
某SCI英文月刊A（订阅刊），存在批量引用某课题组论文的现象。在2017年年底出版的两期论文中，期刊A连续发表的作者甲的2篇论文（均为研究论文）所引用的70余条参考文献中，作者或通信作者为其本人或该课题组成员的参考文献多达30条。2019年上半年某期，作者乙所发论文（研究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有40%是其课题组或其本人或其熟识同行的文章。
1.2 案例2
某双月出版英文期刊B（开放获取期刊），存在两种不当的集中引用（Citation Stacking）模式：其一，该期刊在2016—2019年发表的8篇论文（均为研究论文，且属于不同作者）集中引用了作者丙（非8篇论文的作者之一）的论文（数量≥80篇）;其二，这8篇论文中有4篇论文集中引用了期刊C在2016—2017年度（期刊2018年影响因子的有效计算年份）刊登的论文，其中1篇论文引用了25篇期刊C的论文。这些引用极大地提高了期刊C在2018年度的影响因子。
2 案例的查证、定性分析及编辑部事后处理措施
2.1 案例查证
经查证，上述两个案例所陈述的内容都真实存在。关于是否就可以确认该行为属于欺诈引用行为，笔者与涉事编辑部进行了反复沟通和实际调研。
（1） 对于期刊A,不能简单以论文是否批量引用来判断其存在欺诈引用行为。对此，将涉及到的3篇论文与可能涉嫌欺诈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比对，并将作者约至编辑部交流谈话，得知这些引用的文献中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不需要引用、与文章无关的引用。因此认为，这一引用属于欺诈引用。
（2） 2019年6月，科睿唯安公司发布了2018年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按照惯例，JCR每年警告一些期刊，不公布影响因子[13]。这些期刊被镇压（Suppression）的原因多为不当引用，如自引或互引。镇压名单包含了期刊B和C,期刊A未包含在内。期刊B编辑部所发的Editorial也详细说明了期刊B涉及到的论文参考文献不当引用的表现形式。因此认为，期刊B和C是典型的欺诈引用案例。
2.2 案例定性分析
两个案例无疑都可归类为学术不端问题。最新公布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 174—2019）着重列出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但未对参考文献的学术不端问题进行详细描述，只在其他学术不端行为中给出了“在参考文献中加入未参考过的文献”一类问题，但这显然无法概括所有的参考文献不当引用问题。参考文献的正确引用既能体现论文和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又能体现作者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尊重，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由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5]和前述案例陈述可知，两个案例都属于作者在参考文献引用上的欺诈引用的典型案例。这两个案例中，作者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施引这些文献，都存在明显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参考文献的正确引用在学术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的不当援引也是学术不端行为的一部分。虽看似微不足道，但参考文献是否正确施引反映的却是学者的治学态度端正与否和道德品质的高低。
2.3 编辑部处理措施
两个案例中所涉及的两种期刊在JCR中得到的结果不同，后续的处理措施也有所不同。
（1） 期刊A。考虑到案例1中的几篇文章已经刊发了，且JCR没有关注到此事。于是，期刊A编辑部采取的处理措施较为温和，对作者甲和乙进行了约谈，深入了解作者实施这类批量引用自己或课题组文章的动机，对作者提出口头警告。由于作者仍有文章处于已收录待发表状态，期刊A编辑部要求作者重新阅读文章和相关引用，修改可能出现的不当引用。另外，在编辑部内部会议上，也将作者甲和乙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若再出现此类现象，第一时间拒稿。
（2） 期刊B。案例2中发表的8篇论文大量引用了某个作者（作者丙）和某种期刊（期刊C）多篇论文，而被JCR作为“捐赠期刊（Donor Journal）”予以镇压，不公布其2018年的影响因子。其实，近年来一些期刊自认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了如指掌”而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来干预计算结果，编辑界大多数同行对此类方法嗤之以鼻、不屑为之，JCR也会对这类期刊予以警告。但期刊B的情况却较为特殊。经向编辑部了解，编辑部的确不知此事的由来，而这种大量引用的行为完全属于这几位相关涉事作者的“自发”行为，即所谓的“引用同盟”。由此事导致期刊被镇压，期刊编辑部认为其纯属“被牵连”。于是，编辑部对此采取的处理措施较为谨慎且保留了后续严肃处理的权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期刊上撰写社论（Editorial），发表相关说明（Expressions of Concern），告知读者编辑部对此事的关切和对学术诚信问题的态度，表示编辑部将持续监控参考文献的学术不端问题;二是对此事展开调查，与作者联系，详细了解相关信息，针对不同论文展开具体分析。调查结束后，编辑部将会给出进一步的处理措施。
虽然这两个案例都可定性为学术不端问题，但编辑部和相关的编辑在处理时均表现出相对谨慎的态度，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一致。笔者以为，这样的谨慎态度是值得思考的。对案例1,虽然这一案例“貌似”未对期刊A造成“明显”伤害，但其实对期刊的伤害已然造成。对于既成事实，编辑部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尽量减损，二是如何避免下次再出现同类问题。考虑到将这几篇文章撤回所需要的处理程序比较繁杂（需要联系诸多论文数据库，走行政流程，然后撤回稿件）和未来不可预期的其他连锁反应（比如，数据库是否会因此对期刊产生不好的印象等），期刊A编辑部的处理措施（即低调处理，对涉事作者所投论文进行严密监控）是可以接受的。对案例2,这一事件对期刊长期经营的学术声誉显然会带来影响。当前，期刊编辑部除了采取前述措施以外，似乎也没有或难有其他更好的措施。众所周知，SCI数据库每年都会新增和剔除部分期刊，作者有时难以把握期刊在某一年度是否被SCI数据库收录。期刊的业界声誉需要时间来鉴定，只有长期稳定保持在数据库中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才能引起相应科研工作者的关注。只要期刊编辑部保持工作的专业性、规范性，坚决主动遏制此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再次发生，才能尽量降低案例2对该期刊带来的负面影响。
3 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伦理
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看，此欺诈引用案例涉及到各利益相关方，作者、编辑、学术期刊分别是论文写作、论文筛选和编辑加工出版、论文传播的责任伦理主体。论文的发表与作者、编辑、学术期刊等密切相关，出现欺诈引用这样的不当引用行为，各利益相关方都有其各自的责任。
3.1 作者的伦理责任
作为论文的撰写者，作者应是论文的伦理责任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在对论文内容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公平正义负责等。长期以来，学术论文引用哪些参考文献一直是作者的“自留地”。作者对论文的内容负责，作者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有利于文章撰写的已有文献予以引用。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要求规范和长期以来的学术训练，也使得作者理应知悉如何正确地施引参考文献[14]。若作者不自律，其他人难以区分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恰当，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 作者引用动机本就复杂[15],引用随意性问题与不相关（或错误）引用的故意施为之间较难区别，但以此为借口或伪装，试图借此做出非真实性引用的行为就是作者责任伦理的缺失。关于参考文献的引用问题，鞠秀芳等[15]综述了期刊引用操纵行为，分析了科技文献的影响因素，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参考文献的引用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如作者的引用习惯、期刊编辑的影响等。Prabha[16]研究了引用随意性问题，认为只有不到1/3的参考文献是必引的;对于前期重要的研究成果，作者更倾向于引用自己熟悉的、手边的成果。引用随意性问题一直存在，即作者对于那些可引可不引的文献是有绝对自主权的。而事实上，编辑和读者都不关心对于与论文主要观点、主要方法（如公式、算法）不相关的文献的引用。也许可将其理解为科学研究环节的一部分，但这不能成为作者为了谋取某些利益而故意引用某些其他文献的理由，一旦某些文献的引用牵涉到了经济利益，就是欺诈引用，是学术不端。
（2） 课题组相关性论文引用与引用小团体（即所谓的“互引同盟”）之间的故意引用的确难以分辨，但利用旁人难以分辨而故意实施的引用行为也是一种欺诈行为，也是作者伦理责任缺失的一种表现。一个课题组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在某一个研究方向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后续研究者研读、学习、引用这些成果既属于对前辈研究成果的继承，又属于科研习惯的传承，是值得鼓励与发扬的。当课题组英才辈出，分化出多个研究子课题或新的研究方向，课题组成员数量和层级增多，成员之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就会相互交织，关系盘根错节。这些课题组成员形成的利益相关群体，在所发表的论文中互相引用对方的研究成果，编辑或读者等外部人员则难以知晓。通常情况下，论文的参考文献都是小同行的论文或与该论文密切相关的论文。前述利益相关群体一旦出现学术道德失范，可在基金申请、评奖评优等方面渗透，若非“论文引用数目”作为教师年终绩效评判和高校学科建设的评价条件之一，参考文献的引用这样细小的问题是难以引起旁人注意的。而对于应具有较高学术道德素养和严格自身要求的作者群体，因利益驱动而产生的引用同盟显然是学术群体道德失范的一种表现。
3.2 编辑的伦理责任
编辑负责论文的筛选、编辑加工和发表，是编辑出版活动的伦理责任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在对读者负责、对维护期刊编辑工作正常开展负责、对维护期刊编辑健康形象负责等方面。在论文的编辑加工过程中，编辑更多注重论文的文字表达是否符合语法、语言习惯，文中相关变量符号、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符合要求，参考文献的引用和格式是否与编辑部的要求或期刊的传统一致等，而较少去关心文字内容、上下文的逻辑性、参考文献与被引内容的相关性等。当然，这一部分原因在于编辑自身的相关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以帮助其理解内容，而且这部分内容多依靠外审专家来把握，另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传统的编辑训练和工作习惯不要求编辑去关心内容，反而更关注形式，所谓“作者文责自负”既是作者责任的体现，也是编辑给自己的免责借口。其实，通过长期严格的对某一领域论文的编辑加工训练，编辑能够分辨该领域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存在格式失范、内容缺失、引用不当等问题。但在这两个案例中，如此明显的集中引用，编辑却未曾发现，实是编辑的责任心缺失的表现。
3.3 科技期刊的伦理责任
科技期刊是科技成果传播与分享的责任伦理主体。据统计，科研人员完成科研相关工作的70%的信息来源于科技期刊，而同时90%的科研成果通过各种科技期刊发表[17]。科技期刊对科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1）对科研活动起支撑作用，以阅读、传播、分享科技期刊论文为主的学术交流活动在科研工作者的学习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对科研成果有一定的判别作用，科研论文需要通过科技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单位或个人的科研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此来判定;（3）对科研工作者有一定的挖掘和培养作用，科研工作者与科技期刊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科研成果需要通过科技期刊发表，科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科技期刊来评价。可以说，越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对科技期刊的依赖性越强。科技期刊需要大量的投稿以供选择，顶级科技期刊对文章的处理、对作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的学术生涯。由此可见，科技期刊在科技成果的传播、评价等方面有着理所当然的责任，同时还有着引导研究方向、规范科研流程、保证研究质量以及服务社会需求等方面的职责。面对上述案例的发生，读者（社会人士）首先会认为这是科技期刊的责任，科技期刊是如何甄别论文的？其监管作用为何未能体现？显然，对于这类学术不端问题的出现，科技期刊在论文质量保证方面和服务社会需求职责方面存在缺失。
4 编辑工作建议
4.1 对学术期刊编辑部工作的建议
（1） 应始终坚持将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化科技期刊相关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科技期刊作为出版物的一种，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有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考量。所谓的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就是科技期刊给社会带来的社会影响。期刊从业人员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要求，正确认识科技期刊的性质和功能，抵制、摒弃各种不良的出版风气，强化科技期刊和期刊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2） 应强化科技期刊在科研创新体系的枢纽地位，加强科技期刊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等方面工作的介入，进一步强调期刊编辑工作的专业性与决策支持性。科技期刊是人类思想知识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发挥着记载、传播和积累的作用，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科技期刊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其连续性、时效性、创新性等特征使得科技期刊能融入科研创新的所有环节。基于此，科技期刊不应满足于其现有的边缘地位，应更加主动地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期刊在导向、监督和服务等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测、界定、同行惩处案例等方面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工作。
（3） 应注重提高编辑部工作的流程规范性，建立完善的学术不端行为防范、治理条例，做到有据可依。首先，应充分利用现有学术不端检测软件，如AMLC、CrossCheck等，借助新技术帮助识别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其次，应建立、遵循严格的三审三校制度，秉承严格的论文评审制度，把控稿件处理的各个环节，建立学术不端行为的层层防线;最后，应遵循国际、国内、业内惯例，根据各期刊特点制定规范的工作文件范本并给出相应的说明，如投稿须知、稿约、Cover Letter/投稿声明和版权转让协议等，如相关的学术不端案例，作者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须承担的道德责任、义务，以及本期刊处理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流程等。
4.2 对期刊编辑工作的建议
（1） 应努力加强编辑业务学习，能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编辑属于专业技术类岗位，其所需完成的工作除了从组稿、审稿、编辑、校对到印制、发行等环节的基本部分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编辑还承担了更多的论文宣传推广工作，如参加与组织专业学术会议、掌握新媒体技术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渗透到上述各个环节，这就要求编辑密切留意编辑业界的新动向、新变化，主动学习有关的新知识、新技术，了解最新的学术不端的相关内容，在完成每一项细节工作时，时刻紧绷出版安全弦，及早发现并处理可能的学术不端问题。
（2） 应注重提高自身科研水平，成为学者型编辑，尽可能地融入到学术圈中去。当前，信息化时代来临，信息井喷，面对海量信息，编辑需要进行更加专业的过滤、选择，社会对于学者型编辑的需求愈来愈强烈。学者型编辑无外两种：或是编辑学者化，或是学者编辑化。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求编辑既要有扎实的编辑职业技能，又要有一定的科研业务水平。对于科技期刊而言，要求学者型编辑以自身学识为基础，结合所在期刊发文宗旨和范围，选准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升对论文创新性的判别能力，这样既能有效地帮助期刊辨别自来稿件和邀约稿件的内容，把握好稿件处理的每个环节，构建学术不端行为的层层防线，又能较为轻松地承担起期刊质量的守门员和把关人的角色。另外，长期的编辑加工训练，编辑还可以从探究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范式方面，促进学术论文质量朝着更为科学和高水平的方向发展[18]。
4.3 学术期刊主办方、编辑部与编辑工作的协同
针对欺诈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期刊主办方、编辑部应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使得编辑在工作中“有法可依”，编辑应在工作中严格遵循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必依”。实际工作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早已成为编辑界的共识，且大多数期刊编辑部均已制定了各自的学术不端防治办法，但此类学术不端问题仍不断出现。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制度本身难以执行或缺乏可操作性，如欺诈引用等新的不当引用行为较为隐蔽，缺乏简单的判别方法;二是制度的执行成本高于不执行的成本，正是由于此类学术不端行为的隐蔽性，编辑的做和不做与未来可能因此出现该问题的关系不大，或者说本文所述案例被外界知悉的概率较小，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将其忽略;三是忽略过程、只重结果的工作方式，导致问题出来了再反推，而不是做细做扎实工作，防患于未然。因此，只有期刊主办方、编辑部察觉到相关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更正，编辑认识到出现此类问题对于学术期刊和编辑个人的影响，相互督促、监督，协同改进，才能帮助学术期刊尽量避免可能涉及到的欺诈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
5 结语
介绍了新近了解到的两个典型的欺诈引用案例，对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作者、编辑、学术期刊的伦理责任问题。可以预料，伴随着论文大量发表和ESI评估考核体系的继续推进，学术不端问题会逐渐引起各方重点关注，与论文引用有关的学术不端问题可能还会不断出现。只有作者、编辑能遵循各自的责任伦理，同时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科研共同体中的关键作用，在面对可能的学术不端行为时，各自恪守职责，才能尽量避免出现此类学术不端行为。下一步，将对欺诈引用行为的外部特征、参考文献引用随意性问题等方面继续开展研究，帮助编辑判别和分析此类不当引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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