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钟倩：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是在西方美学影响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基础上曲折发展的。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在各个时期受不同因素制约表现出不均衡的出版状况，要突破这种状况，需要不断突围西方的影响焦虑和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从而探索中国思想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本土化和本体性。
【关键词】中国美学；美学思想；艺术理论；美学著作出版
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百年发展史，既是吸收西方美学和艺术资源自我构建的过程，也是各种美学思想和流派争锋并存的时期。在这百年的发展中，有关美学艺术理论的著作不断问世，这不仅代表了我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同时也对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艺术理论著作出版历史概述
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受各种因素影响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出版状况和特点。梳理这种出版史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理路，从而为新时期现代美学的构建提供参照和镜鉴。
1.20世纪初，中西交流为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客观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社会的大转型之中，“救亡图存”是这一时期的主潮和主旋律，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许多仁人志士都在积极寻求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繁荣富强之良方，他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发达国家，以求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现实。而随着政治上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也乘上了“东风”进入中国，在美学领域，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王国维《<红楼梦>评传》《人间词话》，以及后来的《静庵文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国维全集•书信》、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等。其中，王国维和梁启超开辟了中国美学发展的两种范式，对后世美学和艺术理论起到了潜在的规约作用。这一时期出版的美学和艺术论著的一个显要特点是明显带有“西方痕迹”，是在西方的美学艺术理论的镜鉴下开启中国美学艺术理论的探索之路，尤其是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西方哲学美学观念的浸淫，曾一度全盘否定中国的古典美学，这一偏颇在他之后的深化研究中才得以逐步矫正和回归。
2.20世纪20年代——1949年，美学艺术自身发展为美学艺术理论著作出版提供内在动力
在经历了世纪之初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体系的全面介绍以后，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构建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或者继续对西方哲学、美学、艺术领域等思想的直接译介，或者是用中国经验和文学现象去印证西方理论，如吕徽的《美学浅说》和《美学概论》、范寿康的《美学概论》等，正如聂振斌评价的：“功绩主要的还是在于传播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思想史以及现实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都没有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是积极地探索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本土化，如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邓以蛰《画里探微》《六法通诠》，滕固《中国美学小史》《艺术之节奏》《气韵生动略辨》、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的《美学》、蔡仪的《新美学》、范寿康《美学概论》、陈望道《美学概论》、徐庆誉《美的哲学》、李安宅《美学》等著作，在经历了世纪之初积极地“拿来”之后，也在探索美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美学体验和艺术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一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是蔡仪的《新美学》。朱光潜对“美”“美感”概念的分析，以及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既深受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又激活了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在接通中国古典艺术精髓与西方美学思想方面功不可没，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美学艺术的发展。
3.1949——1978年，政治因素对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形成外在规约
在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史上，最常被人论及的话题即是美学领域里的两次“大讨论”，其中，第一次大讨论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1956年持续到1964年，第二场“美学大讨论”则出现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第一次长达八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一方面经过前期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在积极汲取西方理论资源和激活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话语资源和中国经验；另一方面由于文艺领域的批判和反批判等因素，呈现出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相对贫乏的状况，取而代之的是短而快，而且容易形成争锋的美学论文大量出现。这次“美学大讨论”的相关论文收集在作家出版社于1957-1964年出版的《美学问题讨论集》（1至6集）中。可以说，这种某一领域论文大于著作的出版情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显著特点。
4.1978年以后，思想的多元为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营造文化氛围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美学、艺术、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春大，“美学热”再度掀起。这一时期，美学领域出现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等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对后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同时，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越来越深如入人心，许多高校纷纷开设美学课程，大学里通用的美学教材，80年代有刘叔成、夏之放等编著的《美学基本原理》和杨辛、甘霖编著的《美学原理》，90年代出版的两本颇具代表性的美学教材是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和张法所著的《美学导论》，这些八九十年代的美学教材至今依然在用，对我们今大美学观的塑造起到直接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美学与艺术理论界，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代表，他集两次大讨论的成果发展而来的“实践美学”已经执学界之牛耳，成为这一时期美学领域的主流话语。
二、百年来我国美学艺术理论出版的特点
纵观20世纪以来我国美学艺术理论出版史，表现出以下特点。
1.西方影响和本土创构
20世纪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是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才开始发展的，这种影响甚至贯穿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出版的始终。从世纪之初的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到二三十年代的朱光潜和宗白华，还有代表了唯物主义美学观念的蔡怡，最后到80年代“实践美学”的集大成者李泽厚，无不是在大量译介或吸收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学术追求的，如康德、席勒和叔本华就对王国维的思想产生终生的影响，蔡怡的《新美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是，也要看到，他们在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本土述求，他们积极挖掘和阐释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范畴，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本身就是一本向中国古典艺术致敬的著作，从目录看去，“是对中国艺术形式做了历史编年式的现象描述，而其背后隐含的审美观念和意识，使这些艺术形式具有了美学和哲学的性质”。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出版史就是海外译介和本土创构相互触发和推动的交融史，这种交融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2.不同流派的交织并存
百年来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流派的交织并存与补充发展。中国美学思想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之初便分化为两种倾向，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无功利派主张艺术要去功利化，强调艺术的审美自律，并以“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诠释“美”的性质；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实用派则认为艺术要为社会服务，要承载文艺改变国家、促进革命的社会使命。可以说，从此时起基本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的两种范式，在此后的发展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基本成为一种稳定格局延续下来，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到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大讨论，更是不同流派之间的交锋和论战，在这种“真理越辩越明”论证中形成了鲜明的四种代表性观点，即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发展到李泽厚这里基本完备自足，他在总结西方美学著作和挖掘中国古典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完成的集大成著作——《美的历程》，成为一部对今大都影响巨大的美学经典。
3.阶段的排他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百年来中国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并不均衡，也并非按照发生、发展、高潮和沉寂的线性贯穿始终，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世纪之初和二三十年代是美学艺术理论著作出版的高峰期，而且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巨大、且在整个中国美学和艺术史发展中的大师级人物也开始出现，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怡等，他们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人家词话》《文艺心理学》《谈美》《新美学》都堪称经典。可以说，中国美学和艺术思想的理论自觉开始并不算早，但是发展很快研究很深人，但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系统性、整体性且有影响力的美学艺术理论著作基本沉寂，取而代之的是短而快及有时效性论文的大量出现。可以说，艺术研究的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政策直接相关的，如这一时期对朱光潜的批判，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美学思想和文艺观点的表现。因此，长达八年的大讨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中国美学艺术研究的“闭门造车”和“关门论辩”，并出现了几十年来美学艺术理论研究的相对停滞。
三、百年来我国美学艺术理论出版的困局和突围
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培育了许多古今贯通、中西兼善的大家，并出现了在美学和艺术史领域堪称经典的美学著作，但综观美学艺术的发展史及美学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版史，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摆脱西方的影响焦虑和探寻中国艺术的本土性
中国美学是在西方美学的直接启发下开始发展的。众所周知，西方先于中国发展出完整而系统的美学概念和艺术话语体系，中国自世纪初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哲学艺术著作，即便后来的美学大家几乎无一不深受西方美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因此有人甚至直言：中国无美学，中国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是在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美学艺术概念，对于中国人的审美感受来说，无异隔靴挠痒。这种略显武断粗暴的论断置中国古典艺术精髓于不顾，自然不足可取，但其中反映出的一个现实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即他们更习惯于以西方美学之“石”以攻中国艺术之“玉”，如中西贯通的典范朱光潜就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将自然美和艺术美对立起来，表现出重艺术而轻自然的倾向，而在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范畴领域，“大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基本的认知范式，可见，就朱光潜这样的艺术大师也并未能脱研究错位的窠臼，偏向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膜拜，表现在著作的出版方面便是译著有余而原著不足。要突破这种局面，亟待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中国古典艺术领域，立足本土，用中国特有的经验对古典美学和艺术进行观照，使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更多地参与到美学现代化的构建当中。
2.摆脱束缚创新的思想枷锁和探寻艺术的本体性
我国美学和艺术著作的出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低迷期，归根结底是政治因素的不恰当干预的结果。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有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会自足而健康地发展，从而无限接近艺术的本质。但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过多地用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艺术创作和美学思想，令美学和艺术带上了人为的阶级性；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滞固，致使知识分子的许多思考成果“胎死腹中”而未能面世。基于此种教训，在新时期，我们要把对艺术和美学理论的探讨放回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就学术谈学术，为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绿色”的保护，以促进新时期重要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的出现和诞生。
总之，中国百年来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曲折而艰难，在西方影响和政治制约的双重限制下举步维艰。百年来伟大的美学艺术理论著作与西方相比数量相对较少，影响世界的美学著作更是屈指可数，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当下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家要深刻总结经验、梳理美学和艺术发展的脉络，从而为我国美学和艺术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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