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高玉兰、王翔：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国学经典的译介出版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播行为，其效度对于文化软实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保障文化传播效度，海内外业界在译介出版国学经典时，在语内、语际翻译和编辑与出版阶段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深度化倾向。本文以《五禽戏》和《洗冤集录》为例，系统梳理了其语内和语际译介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并从语形、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国学典籍译介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优化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对国学典籍译介出版中文化传播效度提升有所启示。
【关键词】国学典籍；译介出版；深度化策略；跨文化传播
一、引言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却存在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优秀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其表现之一是，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文化传播效度有待提高。国学经典的语内、语际译介出版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其具体表现为：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国民文化素养与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认同感，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等。鉴于其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作用，国学经典的译介出版已成为学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敬亚平[1]对国学经典传承中的编辑智慧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考量；裘禾敏[2]认为，从翻译传播的角度来看，学界应在翻译传播的内在机制及相关传播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典籍的传播效果等方面加以探索；黄书房[3]从加强规划布局、加强选题策划、打造特色品牌、打破翻译瓶颈等方面对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经典走出去进行了探讨。上述学者高屋建瓴的从不同视角对国学经典译介出版进行了探讨，为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的文化传播效度提升指明了方向。但学界不应忽略的是，国学经典中充斥着大量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负载词，鉴于中华文化的历时变迁，东西方文化因子的差异，及传播语境与方式的差别，无论是国学经典的语内翻译出版，还是其语际翻译出版，译者、编辑者和出版者都面临着如何在文本中最大限度的实现典籍的文化保真和有效传播问题。该问题解决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的成败。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如何实现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的文化传真和最优传播，学界至今尚无系统论证。本文作者认为，国学经典翻译、编辑与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二、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
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深度化策略在国学典籍的译介出版中广为应用。翻译中的深度化策略主要表现为通过注释、评注和引言等手段实现对原文文化语境的再现，从而从语义层面实现对原文的文化保真。深度化策略不仅表现在翻译阶段，在译后的编辑和出版阶段也广为应用。编辑工作者的深度化编辑策略对稿件质量而言意义非凡，也已经受到编辑学界的关注。陈华平[4]从内涵、主要内容、技术和方法支持等方面对科技编辑工作中的深度编辑加工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深度加工是“编辑加工的深入阶段，涉及文稿内容、章法、结构和形式符号等，是编辑真正完成文稿的编辑加工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说翻译阶段的深度化策略基本停留在语义层面的话，编辑出版阶段的深度化策略已经拓展到语形和语用领域，编辑出版者通过对文本内篇章结构、语音、行文格式等语形的优化组合和图片、影像等载体有效提升了文化传播效度。深度化的编辑出版策略是译者深度化翻译策略的延续，两者的结合对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文化传播效度的提高极具现实意义。本文拟以《五禽戏》的国内传承和《洗冤集录》走出去为例，从语义、语形、语用三个方面对国学经典译介与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进行爬梳，以期能为国学传承与“走出去”效度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1. 基于语义的深度化策略
作为文化保真的一种重要手段，深度化策略在国内外译学界广为应用。“深度翻译”作为译学界术语，由美国文化理论家及非洲研究专家阿皮亚（Kwane Anthony Appiah）率先提出，他提出用“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描述他与母亲在编纂翻译加纳谚语时所用的密集型加注的解释行为，并对“thick translation”进行了定义，即“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5]。阿皮亚定义下的深度翻译主要侧重于描述一些具体的翻译行为。2003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T. Hermans）进一步拓宽了深度翻译的内涵。赫曼斯提出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为了描述翻译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深度翻译有利于打破结构主义影响下现有翻译研究中概念化和宏观化的倾向[6]。阿皮亚和赫曼斯对深度翻译的双重本质，即阐释性和工具性的认识是一致的。阐释性本质表现为对译文文本的密集型加注的阐释，工具性本质则体现在将深度翻译作为一种诠释文化的工具。阿皮亚和赫曼斯提出的“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的阐释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本质在《洗冤集录》等中华国学典籍的译介出版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例如：
凡验尸，先令多烧苍术、皂角，方诣尸前。（高随捷、祝林森译注①，2014：48）
语内译文：凡是检验尸体，先要吩咐多烧些苍术、皂角，然后检验人员才可走到尸体近前。（同上：52）
注释：苍术为菊科植物，多年生直兰草本。根状茎入药，燥湿健脾。皂角为豆科植物。落叶乔木，高可达30米，结荚果，富皂质，可洗衣物。入药，祛痰开窍。古代验尸时烧苍术皂角去秽气。（同上：50）
英译文：When investigating a corpse, first order the burning of a large quantity of green atractylis plant（ts’ang-shu 苍术）[Atractylis ovata, Thumb.]and pods of the soap bean（tsao-chüen皂角）[Gleditschia sinensis]. Then go before the corpse.（ Brian E. McKnight②， 1981: 78）
注释： Atractylis has long been a par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It wa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 of immortality. See Sivin, Chinese Alchemy: Preliminary Studies, p.287. On the soap bean plant, see Needham and Lu,“Hygien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in Ancient China,”p.369.（同上：78）
上例原文选自世界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该书植根于中国古代的法学和中医学，其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医文化。对于上例中的中医术语“苍术”和“皂角”，语内译者高随捷、祝林森和语际译者Brian E. McKnight基于其文化传播的目的，都没有停留在语言转化阶段，而是采取了深度翻译策略，实现了语义的深化。高随捷、祝林森在语内翻译的基础上，通过尾注不仅交代了两种药物在验尸时的作用，还对药物的药学功效（燥湿健脾；祛痰开窍）甚至生活中的其他用途（富皂质，可洗衣物）进行了介绍。为了避免误读，Brian E. McKnight在语际译文中采用了意译、音译、汉语和拉丁文的注释等手段。在此基础上，译者也通过脚注对两种中药材名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进行了深度阐释，实现了对原作的文化保真。
注释、评注、序言等“深度翻译”策略虽然在文化传真方面效果明显，但主要聚焦于对原文的文化诠释，但就文化传播的读者接受而言，读者的期待视野差异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事实上，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有着不同的阅读期待，译者在通过深度翻译实现对原文的文化传真时，理应兼顾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不同阅读期待，以目标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实现译文对原文的文化传真。
2. 基于语形的深度化策略
黄忠廉、李正林指出：“语形有宏微之分。宏观形式包括标点符号、图表符号、文字形貌、篇章结构、表现手法（记叙、描写、议论、说明等）、行文格式等。微观形式包括词汇、语法、修辞等。”[7]在《五禽戏》的语内译介出版中，为提高文化传播效度，编译者通过篇章结构、语音、行文格式等对文本进行了语形方面的深化处理。我们以对《五禽戏》中“猿提”部分编译后的篇章结构为例，徐勰在图片和动作详解之外，仅仅增加了养生功效的介绍；③方方在图片、动作详解、功理与作用之外，增加了错误纠正板块；④李政初、双福在图片、动作详解、健身作用、常见错误之外，增加了动作流程及口诀板块；⑤周庆海在图片、动作详解、健身功效、错误动作、习练口诀外，增加了习练提示板块。⑥不难看出，上述作品的篇章结构深度由浅到深，篇章结构的深化使原作蕴涵的文化信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对于文化传播的效度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篇章结构外，编者在语音和行文格式等方面的深度化策略也助推了文本中文化信息的传播。我们以周庆海所编的《五禽戏》中“猿提”部分的习练口诀为例：
双手体前捏钩状，提钩耸肩脚跟抬。
头正肩沉钩变掌，下按体侧目前方。
从上例不难看出，为了方便读者的记忆，编者不是对相关内容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是通过音韵美和形式美的建构，以歌诀的形式把相关文化信息呈现出来。在语音方面，编者以第一句中的“状”起韵，一、三、四三句中的“状”“掌”和“方”的韵部均为“ang”，押尾韵，体现出鲜明的音韵美；在行文方面，各句均为七字，长短相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形式美。集音韵美与形式美与一身的歌诀，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很好地助推了文化传播。应当指出的是，就中医文化的国内传承而言，以歌诀体编辑的文本不可胜数，对中医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语形的深度化策略聚焦于如何把文本以读者更易于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对国学典籍译介出版中文化传播效度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国学典籍译介出版中与文化传播效度密切相关的基于语形的深度化策略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相关的系统论证有待加强。
3. 基于语用的深度化策略
语用指的是作品对受众的使用价值。国学经典的译介出版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播行为，语义和语形方面的深化固然有助于译作的文化保真和传播效度提升，但为了使相关信息更容易为受众接受和扩大受众范围，国学经典的编辑者和出版者在语用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深度化策略。在众多的《五禽戏》语内版本中，除文字形式的详解之外，对每一个动作都配有详细的分步图解，把作品的使用价值从阅读扩大到读图，方便了读者的理解和学习。在语用深化方面，周庆海（2015）和徐勰（2014）所编的《五禽戏》更进一步，在每一个动作的图片详解之外，又配套附赠了同步练习光盘，把作品的语用价值从文字、图片延伸到影像方面，扩大了受众范围。光盘中资深教练的亲身示范可以帮助受众迅速掌握要领，对于文化传播效度提升大有裨益。应当指出的是，国学经典传承与“走出去”中语用深化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除了文本、图片、光盘之外，电影、微电影、电视纪录片等也日益成为中华典籍的重要载体。
国学典籍编辑与出版中基于语用的深度化策略聚焦于如何把传统的国学经典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甚至是现代的方式投送给目标读者，极大程度上丰富了国学典籍的投送方式，对国学典籍的传承和走出去极具现实意义，但在如何利用新媒介和新技术助推国学典籍传播及如何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构建多元互补的投送模式，最大化的提升其文化传播效果方面，学界尚缺乏系统论证。
三、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使用深度化策略的建议
国学典籍的翻译阶段及编辑出版阶段大量使用的深度化策略有效实现了助推文化传播的目的。以注释、评注、序言为特色的深度化策略把译文置于原文的文化语境之中，在语义上实现了对原文的文化诠释，但上述深度翻译策略聚焦于原文的文化语境再现和语义传真，没有兼顾到译文是否易于为特定读者接受。通过对文本中的篇章结构、语音、行文格式等方面进行的语形方面的深化处理，把译文文本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有效提升了译文的文化传播效度，但基于语形的深度化策略没有得到业界的系统梳理，如何对语形进行系统的优化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建构译文文本的文化传播力还有待加强。通过图片、光盘、电影、微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技术手段对国学典籍投放方式的深度化处理，极大地拓展了国学典籍的传播路径，但在如何利用新媒介和新技术助推国学典籍传播及如何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构建多元互补的投送模式，最大化的提升其文化传播效果方面还有待加强。笔者认为，在国学经典译介出版中的深度化策略方面，业界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在基于语义的深度化策略方面，译者应针对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作为中华典籍普及对象的读者或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等）不同的阅读期待，采取灵活的文化诠释策略。针对专业读者，译者可以通过注释、评注、序言等深度化策略实现文本和副文本的互文，成功再现原文的文化语境并建构译文的文化诠释力，帮助目标读者理解相关文化信息，从而助推文化以原生态的姿态实现有效传播。针对普通读者，译者应当采取解释性翻译的策略，即根据目标读者的表达习惯和阅读需求，以普通读者易感知的文化元素进行适当的文内增补。解释性翻译在实现对原文文化传真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注释的频率，强化了译文可读性，同时其深入浅出的说明性成分又提高了译本和目标读者生活现实的关联度，降低了目标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陌生感，使译文中的文化信息更易于为目的语读者接受。
在基于语形的深度化策略方面，微观层面上，编辑者和出版者应运用对比语言学理论，从语音、词汇、修辞、句子结构等方面探究如何对译文文本进行优化，努力建构译文的文本易记性；宏观层面上，编辑者和出版者应运用符号学理论和篇章语言学理论，从图表符号、行文格式、篇章结构等方面探究如何进行文本形式的优化重组，为读者设计出便于记忆的文本形式。
在基于语用的深度化策略方面，编辑者和出版者应根据对国学经典读者和观众的实证调查、出版社纸质图书及数字图书的销售记录、国学经典改编的电影、微电影、电视纪录片的播放、下载及搜索记录、图书馆的馆藏及借阅情况等，通过信息化手段和对相关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以获得精准的读者与观众定位及进行市场细分，探寻如何根据数字化时代读者及观众需求变化情况，在推出纸质版图书的同时，通过争取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出版社与大数据公司及影视传媒集团的合作等手段，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建构合理的、多元互补的出版发行体系，实现文本、图片、光盘、电影、微电影、电视纪录片等多种出版模式的优势互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最大程度的提升国学经典的受众面。
四、结语
以《五禽戏》《洗冤集录》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承与“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提高其文化传播效度，业界应通过基于读者驱动的语义深化策略，最大程度上实现译作的文化保真，通过语形深化，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提升文化信息的传播效度，通过语用的深化，扩大受众范围并增强作品的可接受性。《五禽戏》和《洗冤集录》译介出版中语义、语形、语用方面的深度化策略为国学经典的传承和海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对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文化软实力提升极具借鉴意义。
注释
①宋慈著，高随捷，祝林森译注，《洗冤集录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②Brian E. McKnight. 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Forensic Medicin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③徐勰，《古法健身合集：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2014年版，140—141页。
④方方，《五禽戏六字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53—55页。
⑤李政初，双福编，《图解中华健身术合集》，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26—28页。
⑥周庆海编，《五禽戏》，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57—63页。
参考文献
[1]敬亚平. 国学经典传承中的编辑智慧及其现代意义[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1（2）.
[2]裘禾敏. 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 出版发行研究，2014（7）.
[3]黄书房. 话语权视阈下中华文化典籍翻译出版走出去的若干思考[J]. 中国出版，2015（7）.
[4]陈华平. 科技编辑工作中的深度编辑加工[J].中国国际期刊研究，2012（2）.
[5]Appiah K. Thick translation [J].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 Special Issue，1993：187.
[6]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3，2003.
[7]黄忠廉，李正林. 翻译批评体系符号学考量[J]. 外语教学，2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