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于出版业而言，2020年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出版产业制度不断建立健全，企业现代化建设趋于完善，高质量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度优势为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自信的底气和兜底的基础。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温珮滢
“两制”改革为产业建设增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的任务。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对包括出版企业在内的文化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资产和土地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安置、财政税收等若干问题实施了配套政策。截至当下，在保留少数公益性出版事业单位的前提下，我国包括出版集团在内的近600家国有出版社基本完成了公司制的改制工作，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民营策划企业大有可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东北、回信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广东之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民营企业座谈会等不同场合频繁力挺民营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为支持包括民营书业在内的广大民营企业家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种机制推动下，我国民营书业出现了和国有出版企业相映成辉、齐头并进的态势。以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书业都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对内主题出版、对外文化宣传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内部建立起生机勃勃的运作机制，在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市场推广甚至党建活动方面都充满活力。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以及民营企业座谈会等相关会议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书业的繁荣发展。
优质内容促产业发展加马力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提升，设置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茅盾文学奖、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一系列奖项，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年儿童、科学技术等领域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出版物。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年，一批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成就的精品出版物为我国出版史上增添了一抹亮色。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乡村国是》《经山海》《战国红》，在少儿读物领域如《中华人物故事汇》（接力出版社等）、“儿童文学光荣榜”系列（现代出版社）、“共和国70年儿童文学短篇精选集”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科学技术领域如《港珠澳大桥》（新世界出版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大行动计划研究”丛书（科学出版社）、“科技改变中国”系列丛书（人民邮电出版社）等。这些优秀出版物的问世，展示了我国图书出版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出我国出版产业在坚持导向、把握方向和价值取向方面取得的优异成果。
另一方面，图书出版产业的繁荣发展更加要求国家在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内容质量等方面给予制度完善。2018年以来，《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等文件的颁布，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工作要求的下发，以及各单位《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发布，都表现出国家和行业对于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视。
高质量发展为队伍建设添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新年贺词中，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再次成为关键词引发关注。近年来，“出版物质量年”专项检查工作不断落实，上级主管部门着力加强图书质量管理，指导督促出版单位及其主管主办部门建立并实施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升出版业整体水平。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申“三审三校”制度要求，并开展专项检查工作，提出要细化和完善稿件“三审三校”责任制度，促进相关制度落实到位。2018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2019年，《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实现一流期刊建设目标的措施和途径。
从出书品种和数量看，《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出版初版新书247108种，同比下降3.14%，总印数则增长10.7%；再版重印图书272142种，同比增长5.74%；单品平均印数1.93万册，同比增长7.22%。此外，原创图书出版在2018年进一步升温。据有关统计显示，2019年新书品种下降，成交额不降反升。从近三年的图书质量管理质检工作情况看：2017年认定57种出版物编校质量为不合格，涉及44家出版单位；2018年认定65种出版物编校质量为不合格，涉及41家出版单位；2019年认定35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涉及29家图书出版单位。从编校质量差错率来看，从2017年的平均差错率万分之2.9，到2019年差错率万分之2.7，可以看到在查处范围逐步扩大，检查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和出版单位趋于减少，差错率有所降低。一系列数据显现出版业减量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势头。
推动融合为出版转型释红利
作为“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深化转型、融合发展即将在2020收官之年交上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了一系列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相关政策。201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按照“相对择优、示范引领、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总体思路，部署实施了“数字出版转型示范评估”工作。2014年，《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2015年，《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推动传统出版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进入“十三五”后，2016年，“数字出版”作为新兴文化产业首次列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数字创意产业被列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实施环境。同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个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2017年3月，《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为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出版融合发展建设，极大推动了出版行业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繁荣发展。2019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了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12月，95个年度精品项目脱颖而出。出版行业内涌现出以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融合领跑单位，他们用全新的数字技术武装编辑，用先进数字设备装备企业，已经真正进入融合发展数字出版场景。
《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比上年增长17.8%。跨界合作、多元发展已经成为出版发展的重要方向。
● 业界观察
补足制度短板 强化制度执行
■李 岩（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相互促进、全面发展。进入小康社会，出版企业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制度建设为重要抓手，坚持问题导向，补足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确保坚持正确的导向方向，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出版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应紧紧扭住“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这两个关键环节，在提升净资产收益率、劳动生产率、书号使用效率、单品种收益等核心指标上有持续进展，在集团化发展上有积极进展，具体在制度建设中从三方面着力：一是结合中央最新精神和企业发展实际，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导向方向，进一步修订已有制度；二是围绕短板弱项，加大改革力度和结构优化，细化完善某些局部方面的制度；三是建立健全严格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精心组织、精细谋划，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
2019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全年新制定和修订50余项制度，基本形成了较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方面，健全集团公司党组的领导决策机制，修订《党组工作规则》。完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出台《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细则》。统筹集团层面领导决策机构，制定《专项工作领导机构设立方案》。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定《关于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论坛、讲坛等阵地管理的意见》等。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必备制度三项清单。
在坚持正确导向引领主流价值方面，严格落实集团党组会专议导向制度和总编辑例会制度，严格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开展“三审三校”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和编校质量抽查。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导向管理，对内容建设、信息发布、平台维护、责任落实等进行规范管理。加强主题出版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加强主题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
在健全双效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方面，落实中央文化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出台《所属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所属企业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办法》；加大激励约束力度，进一步落实负责人绩效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修订《所属企业负责人“双效”业绩考核办法》，完善《所属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创新激励分配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融合发展重大项目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加强文艺创作引导，出台《“双重”购权项目管理办法》，制定《关于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方案》。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围绕提质增效补短板，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出台《重大项目投资与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资产交易及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解决库存问题，出台《图书报废、捐赠管理办法》。治理亏损企业，出台《亏损企业扭亏增盈管理办法》。规范财务管理，针对会议费、劳务费、培训费、差旅费、资金支付审批权限及报销、内部交易结算等修订了一批规章制度。
我们期待，进入小康社会，文化、出版领域能够继续完善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为行业的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制度支撑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强化观念 抓好治本管理
■郝振省（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近年来，出版管理机关从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综合治理，一方面为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树标杆、定标准、提要求，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杜绝和围剿低质甚至劣质的出版物和出版现象，如今，这些措施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威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制度严格管理、严厉处罚的同时，还应从出版人思想理念和编辑素养建设等方面抓好治本管理，实现长效发展。在此对新时代出版制度建设提出4点倡议：
一是要从观念上坚定编辑出版人的导向意识、方向意识、价值取向意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根本保障。出版人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信念，这需要从培训制度与业务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二是继续建立健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近年来，“两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着新闻出版企业单位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问题。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不是一种薪酬制度的调整，它关系到企业骨干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巩固，以及生产力的巩固和拓展。从目前来看，新闻出版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是从两个方向对编辑人才的培养进行制度完善。出版高质量发展，既包含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也包含出版物的编校质量。三级审稿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重新强调，主要是为解决出版物的编校质量问题。而在内容质量的提升上，则要强化编辑选题策划的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在继续加强常规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知识培训的同时，增加素质提高性的培训课程。这种提高性课程要贯彻“宽视野”“深内容”“长距离”的方针。“宽视野”，即培训课程的重点应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不是局限在编辑知识的狭小范围内。“深内容”则是对编辑人员的知识学习不能只是“蜻蜓点水”，而要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 “长距离”，就是在培训编辑队伍时要具有长远眼光，让出版人才能够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而不是仅拘泥于眼前是否有用的考虑。所有这些方面都应通过制度建设体现或实现出来。
四是要从顶层设计上解决整个编辑队伍的融合发展技术武装问题。虽然数据显示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不断变大，产值不断增加，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三项的收入总和占不到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的2%，这说明传统出版队伍还没有达到真正以数字技术武装自己的程度。主管部门有必要从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上解决整个编辑队伍的融合发展技术武装问题，做好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