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左健、夏孟琦：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高校出版社“走出去”模式除了具有共性外，还有其鲜明的个性。近年来，高校出版社不仅在“走出去”的传统模式方面亮点纷呈，而且基于其特殊性，在“走出去”模式方面有所创新，如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搭建平台走出去、跟着母体走出去等。文章对此进行总结和探究，以期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高校出版社；出版“走出去”；“走出去”模式
“走出去”战略由来已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就为“走出去”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2003年，“走出去”被列为新闻出版业发展五大战略之一；2006年，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0年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进一步明确了“走出去”的内容、目标和重点任务；2014年12月，中宣部批准立项“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出版“走出去”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在我国各出版单位的努力下，快速而稳定地向前推进。
高校出版社是我国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出版“走出去”的生力军。我国现有108家高校出版社，在出版“走出去”的进程中，在“产品输出、版权输出、合作出版、资本运作”这四种传统模式中，高校出版社积极参与，成绩不俗[1]。同时，高校出版社利用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实践，在“走出去”方面发展出了新的模式，如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搭建平台走出去、借助母体走出去等。
1 高校出版社“走出去”传统模式分析
1.1 产品“走出去”
产品“走出去”即中文原版图书的直接输出，通过某种渠道，将中国出版的图书销售到世界各地，是出版“走出去”最基础的方式。
高校出版社在产品“走出去”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语社”）堪为典型。该社抓住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掀起“汉语热”的历史机遇，发挥该校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优势，出版并输出国际汉语教材、读本逾3000种，成为对外图书产品输出的一个“大户”。该社推出《汉语会话301句》等图书，成为外国人普遍使用的中文读本和中文教科书。基于以上成绩，该社多年位居全国图书对外推广工作单体社第一序列，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称号。
在产品“走出去”方面，有一些高校出版社对于“走出去”的渠道、方式还不甚了解。虽家有好书，但却不能走出国门，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也是应该亟待改变的。
1.2 版权“走出去”
版权“走出去”指将图书版权销往国外出版机构，翻译成输出国的语言后在该国出版发行的模式，是目前我国出版社“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高校出版社来说，版权“走出去”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
首先，高校出版社版权输出在内容上更加彰显学术性、专业性的特点。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类图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大飞机出版工程》《转化医学出版工程》等工程科技类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传统思想文化类图书，这些图书的版权输出显示出高校出版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特点。
其次，在“主题出版”方面发力。“主题出版”彰显时代精神，为国家战略发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解读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形势的著作《人民币读本》《大国的责任》等图书，因为回答了国际关切，受到海外出版界和读者的欢迎，输出了不少语种的海外版权。其他如上海交大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外研社等社的“主题出版”的图书版权也都输出到很多国家，对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有较大提升。2015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功地将品牌教辅《一课一练》输出到老牌教育强国英国，由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以《上海数学一课一练》之名在英国出版。华东师大出版社把“中国教辅”输出到英国这样教育很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教育和出版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2]。
第四，开始从版权产业角度，对优质版权IP进行版权开发和版权运营。如：人大社特别注重对优秀作品的多语种版权开发，实现“一鱼多吃”。如2018年他们将《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世界科技教育强国》等书开发出阿拉伯文、蒙古文、波兰文、乌兹别克文、乌尔都文等语种，使优质版权的效益实现最大化。
1.3 合作出版“走出去”
合作出版“走出去”指与国外出版机构、学术机构或政府合作，推出海外出版项目的模式，是“走出去”战略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种模式。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签订合作出版协议，实施项目制的合作；二是合作建立出版机构，进行长期的出版合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成立“浙江大学-施普林格科技出版基金”，合作出版“中国科技进展系列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日本北陆大学合作出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北陆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北陆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丛书的中日文对照本和日文本。人大社则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签署了4种文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协议；与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麦克米伦出版社签订了“中国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出版协议，计划每年推出5—6本。
合作出版与版权输出不同，是与合作方共同开发选题，商定出版计划，规划市场渠道。高校出版社一般选择与外国知名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积累海外经验，开拓海外市场，塑造国际品牌。
1.4 资本“走出去”
高校出版社在资本并购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筚路蓝缕，开拓前行。2014年6月，该社并购了主营建筑设计图书的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采取中英文共同出版、各自发行所属市场的策略，是一种出版业务的横向并购。2016年8月，又成功收购专门出版艺术设计类图书的英国ACC出版集团，为掌控图书发行资源、营销渠道的纵向并购。正如该社负责人所说：“ACC出版集团代理了全球近300家艺术与设计类出版社图书在欧美地区及亚洲部分地区的销售，其遍布欧美的艺术图书销售网络和高质量的艺术类出版资源，是这次收购的重大战略价值所在。”[3]
广西师大社的海外并购，加快了出版国际化的进程。然而高校出版社因为资本实力等原因，海外并购的案例不是太多。要实施海外并购，高校社必须要具备国际投资的经验与胆识，深入了解目标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从法律、市场等角度对并购对象进行全面考察，制定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才能成功实现并购的战略目标。
2 高校出版社“走出去”的模式创新
高校出版社除沿用传统“走出去”模式以外，还借助学术出版、国家政策导向和大学母体优势，拓展“走出去”的方式与路径，实现模式创新。
2.1 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旨在促进亚非欧沿线66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2014年12月，中宣部为了对接“一带一路”设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包括以下几类项目，虽以“项目”形式呈现，但都可以视为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新的模式。
1）重点翻译资助项目。
要想把图书精品推向海外，翻译是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多，小语种多，申报“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获得资助是非常必要的。高校出版社在这方面成绩斐然。2017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全部272个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有70多个属于高校出版社；2018年全部375个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有近百个属于高校出版社；占总数的1/4以上，表现突出。然而，获得资助项目的数量虽然可观，但高校出版社作为个体单位的参与度并不高。2018年，全国108家高校出版社只有12家在资助名单上榜上有名。
2）丝路沿线国家互译项目。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6月外研社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就“中国—葡萄牙图书互译出版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共同翻译出版中葡文学名著，并通过翻译出版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葡语书目包括贾梅士、吉尔等十余人的作品，中文书目包括鲁迅、冯友兰、钱锺书等人的作品。另外，外研社还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斯图书互译出版项目”的框架内，与斯里兰卡萨拉萨维出版社合作进行互译出版，中方首先推出的是《中国人是如何管理企业的》等书。用“互译”的方式进行双向的“走出去”，能够调动双方的积极性，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3）境外参展项目。
高校出版社积极参与“境外参展项目”，通过举办中华优秀出版物展览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出版的形象，扩大了影响。人大社2015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欧亚国立大学举办了中国优秀图书巡回展，展出关于中国内容的英文、俄文和哈萨克文图书500多种，吸引了当地广大师生。2016年11月，中国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之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人大社承办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展览”，共展出200多种、500多册阿拉伯文版、英文版、法文版和中文版图书，这些参展图书在展览结束后全部捐赠给黎巴嫩大学。通过“境外参展项目”的实施，扩大了中国出版、中国文化的影响，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了贡献。
4）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
这是将数字化出版、新媒体出版应用于、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出版“走出去”的新模式。2016年，广西师大社启动了“面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汉字文化综合传播平台”项目，重点打造反映东盟国家各类信息以及我国和东盟国家交往情况记录的综合性知识库。外研社则成立“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心，打造从出版到数字内容、网络平台的全方位内容资源；策划了“新丝路外语101”“新丝路区域与国别研究”“新丝路人文经典译丛”三大系列图书，并陆续上线“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服务中心网站、中国语言文化数据库等数字平台。在“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方面，高校出版社布局快、格局大，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既是国家出台的政策，也创造了“走出去”新的模式。高校出版社应当借助“丝路书香出版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的步伐[4]。
2.2 搭建平台“走出去”
国内高校出版社与出版集团相比，呈现出资源相对分散、规模较小的特征。据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排名前十的图书出版机构中未见高校出版社。高校出版社要想更好地“走出去”，就应当整合资源，抱团出海。“搭建平台走出去”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合作创办“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论坛邀请国内外出版机构代表、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机遇、挑战与路径。2017年第四届论坛上，56家中外出版机构共同提出《“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走出去”合作倡议》，以期在更深层次上促进国内外学术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2017年，人大社发起成立了更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邀请国内外众多机构参与，搭建版权贸易、资源协作平台。截至2018年8月，联盟成员遍及全球五大洲44个国家，共206家，包括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联盟建立以来，有效地整合了联盟机构所属国家的市场资源，促进了中国学术出版的版权贸易，近1500种图书输出国外。高校出版社借助“出版联盟”这一平台，直接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进入国外主流销售渠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
我们期待更多的高校出版社加入上述合作平台，也希望搭建更多的、更加精准的专业化的合作平台。比如，我国有一个理工背景的由9所高校出版社组成的“卓越高校出版联盟”。像这样的“联盟”就可以打造成为理工学科出版“走出去”的平台。总之，搭建平台“走出去”是现阶段“走出去”值得推广的模式。
2.3 跟着母体“走出去”
一般来说，资金实力、办社规模、历史积淀等都不是高校出版社的优势。高校社的优势在哪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校母体的学术优势与国际化优势。高校社应该借助这些优势，搭上学校的便车。
人大社的发展逻辑正是如此。人大社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利用学校母体的学术资源和国际交流的机遇，创造出“跟着母体走出去”的模式。它借助学校平台，参加到学校国际化合作项目之中，在学校校际合作中嵌入学术出版合作的项目。2015年9月，人大社随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双方针对出版合作进行了交流和磋商，签订了合作出版框架协议。此外，人大社还在校际合作的框架下，与墨西哥国立大学、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韩国东亚大学的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就《中国美术史》《人民币读本》《大国的责任》等图书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这些图书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跟着母体走出去”，不仅降低了大学社自身的投资成本和沟通成本，对高校而言也有利于巩固校际合作关系，丰富了校际合作的形式和内容。
“跟着母体走出去”的模式，也是其他高校出版社的成功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学校“‘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合作，成功策划了包括“阿里壁画系列”在内的一批高清壁画图系等艺术书籍，并以此为敲门砖，叩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门。“跟着母体走出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并不容易做到。往往是，从学校层面来说，有些高校没有考虑到把本校的出版社“带出去”；从出版社来说，与学校的沟通不够密切，想跟又“跟不出去”。只有出版社主动并且学校重视，一个“很想跟出去”，一个“愿意带出去”，才能够形成“跟着母体走出去”的良好局面。
3 总结与展望
在国家“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在各高校出版社的努力下，近几年来高校出版社“走出去”成绩斐然，可圈可点。在“走出去”方面，国家政策的支持可理解为高校出版社“走出去”的外在推动力，高校出版社自身的国际化意识与文化责任则是走出去的内生动力。高校出版社在“走出去”模式方面，发展不平衡。发展迅速的，各种模式都有涉及，道路越走越宽；发展迟缓的，始终迈不开脚步。高校出版社应当进一步增强“走出去”的内生动力，顺应高校出版社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快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步伐，为传播中华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静.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模式研究[D].江苏:苏州大学,2013.
[2]史菲菲.我国大学出版社国际化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8.
[3]中国日报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功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EB/OL].(2016-08-25)[2019-06-30].http://www.chinadaily.com.cn/edu/2016-08/25/content_26596716.htm.
[4]刘可扬.“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出版“走出去”[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6):115-119.
[5]张娜.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现状､问题及对策[J].出版参考,2019(1):2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