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基地集群治理重要性日益突显，基于产业集群理论和小世界网络理论，剖析数字出版基地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小世界网络特性，构建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结构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数字出版基地；产业集群治理；小世界网络；出版融合发展
自2008年我国第一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获批以来，迄今已在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六大区域成立了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完成了全方位的空间战略布局。十多年来，数字出版基地营业收入占全国数字出版总收入的30%以上，有学者通过对近十年数字出版基地的绩效贡献分析发现，产业基地是区域数字出版经济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最重要的增长来源，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因而成为当前数字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产业发展的最主要任务[1]。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认为，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模式[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大都走过了由单个企业到上下游关联企业形成产业链式关系，再到跨界企业多链共生打造产业集群的普遍历程，较为成功的有美国迪士尼娱乐产业集群、英国伦敦金融产业集群、日本动漫游戏产业集群，以及我国的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北京中关村IT产业集群和深圳华强北电子通信产业集群。与之相比，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发展时间尚短，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14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资产总额达2096亿，较上一年度增幅19.1%，营收总额1999.8亿，增长17.2%，利润总额317.6亿，增长17.2%[3]。然而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其原因既有宏观发展理念方面的，也有微观运作模式方面的。鉴于此，针对我国数字出版基地的集群治理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借鉴小世界网络理论，在总结当前数字出版基地发展面临困境的基础上，分析其小世界网络特性，并提出集群治理的建议，以裨益基地建设和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1 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困境和问题
随着2006年出版业进入体制改革的变革期，做大做强主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成为行业共识，一方面通过组建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壮大出版企业体量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积极利用资本杠杆，吸引跨界融资和高新技术，带动出版行业提升整体规模、实现集聚效应。数字出版基地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目标导向之下逐渐展开的，但是从产业基地应当发挥集聚效应、创新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基本功能来看，当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实际状况整体上与预期目标仍有不小差距。从发展阶段来看，十多年来大多数国家级基地理应已经度过初创阶段，开始进入成长期甚至成熟期，但从实际发展考量，许多至今仍处于起步建设阶段。聂震宁指出，“十三五”是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关键时期，“成则全行业获大面积丰收，不成则有某些基地将被摘牌”。可见，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困难重重，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当前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1 企业关联性不高，类型结构不尽合理
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竞争合作形成链式依存关系，再通过跨界融合形成网状的战略联盟，是任何产业基地集群的应有之义，数字出版基地也不例外。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地园区内入驻企业发展不协调、联系不紧密、沟通不顺畅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行业外的技术企业、平台企业、设备制造企业在基地建设初期，出于抢占政策红利的动因选择入驻，但加入园区后又往往因为政策的短期性或是自身业务范畴的局限性，并没有真正融入数字出版基地产业链之中，更加未能在多链共生的基地集群网络中发挥应有效能。基地内的出版企业则由于技术、服务、资金等方面的劣势，在与跨界企业竞合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各企业最终结构松散、各自为营，偏离了集群发展的预定路径。如何突破不同类型企业边界，实现专业分工下的协同共生，因而成为当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面临的普遍难题。这与一些基地入驻企业的类型结构失衡有很大关系，数字出版基地的核心还应当是出版，而当前部分数字出版基地内出版企业的占比过低，如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入驻企业中，有上海方正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世纪创荣、中文在线、百度、盛大等技术提供商、网络和平台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生产商，还有IBM、英特尔等国外知名企业，但处于数字出版产业核心环节、掌握优质内容资源的传统出版社却十分少见[4]，这种企业结构无疑将限制基地内各类型企业相互连接，发挥数字出版的集聚效应。
1.2 政策延续性不强，政府职能不尽完善
从世界各国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建设的普遍模式来看，由政府牵头给予引进企业财政、税收、资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一大共通点，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同样如此。有学者指出，设立政府主导的管委会或开发公司作为基地运营的主体是当前大多数数字出版园区的通例。如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即由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和上海市市长共同揭牌，在后续基地建设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制定了大量财税激励制度，建立起了良好的政策帮扶机制。这种以行政主导为特色的政策激励在基地发展初期是具有较强感召力的，从各地数字出版基地内踊跃入驻的各类型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数量和比重中可见一斑。但是产业集群建设需要政府长期性、稳定性、持续性的动态投入，最忌讳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的短期性，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基地园区建设中并没有做好通盘规划和顶层设计，在开园初期大力支持，完成招商引资后却后继乏力，由此导致园区内企业流失和“候鸟迁徙”现象严重。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钻政策红利的空子，哪里有优惠政策就往哪里跑，入驻后又因为红利消失纷纷退园。如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苏州园区在过去五年时间，注册企业400家左右，而退园企业数量占据近一半的比例[5]。政策制定缺乏延续性势必导致政府职能不完善，特别是在以地方政府主导为主要运营模式的数字出版基地中，行政命令和直接干预的痕迹较重，管理色彩较浓、服务意识较弱，离“放管服”的改革目标相去尚远。
1.3 中介代理组织缺位，信息交流受阻
中介代理组织被称为独立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一方面具有类似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但又与行政管理不同，属于行业自我管理的范畴，另一方面具有与企业类似的架构，是企业的自主联合体，但又以非营利性为宗旨。行业协会是最重要的一类中介代理组织，它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很好地起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连接沟通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数字出版基地中，出版行业协会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或者虽然有成立相关社团、组织，但并未充分发挥其中介代理功能。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6]，作为数字出版基地内最主要的两大主体——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大主体，以出版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中介代理组织是企业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政府的代理者，尤其在当前基地内各企业结构松散、关联性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行业协会凝聚企业力量、达成各方共识尤为重要；尤其在当前基地内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缺失、政策短期性明显的情况下，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履行自我管理职能尤为切要。中介代理组织的缺位直接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受阻，进而影响两大主体间信任机制和交流机制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造成数字出版基地内企业流失严重、集聚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1.4 公共服务机构缺失，协同创新不足
公共服务体系是数字出版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地稳定运行的支撑条件，公共资源共享是所有成功的产业集群的重要标志，基地内众多中小型企业受制于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能力，往往十分依赖于公共资源服务平台的建立。而当前我国大多数数字出版基地的公共服务机构，如金融、版权、法律等商业或信息机构，大学、科研院所等智库机构，内容集成、技术共享等平台机构，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等培训机构，物业、安保等后勤保障机构，均处于缺失状态。有学者将数字出版基地应当具备的公共服务机构分为三大类别：基础设施服务机构、基础资源服务机构、企业孵化与自主创新服务机构[7]，其中基础设施服务机构负责园区厂房、公共空间的维护，设备、能源的供应，基础资源服务机构负责数字内容的集成、分发、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企业孵化与自主创新服务机构负责资金、决策、解决方案的供给和企业经营策略、发展战略的咨询。可见，公共服务机构是企业、政府和中介代理组织之外的第四类建设主体，其作用在于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或企业单一主导型运营模式的局限，建立群智协同的新型建设范式，依靠公共服务共享、平台资源建设、技术互融互通发挥数字出版基地协同创新的能力，从而打造一体化、集约化的优质产业集群。由此，公共服务机构的缺失成为制约当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协同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
2 集群治理理念及数字出版基地的小世界网络特性
正是基于当前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与问题，“集群治理”的理念应运而生。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将“治理”定义为各种个人或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方式的总和，是使不同利益主体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8]。集群治理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集群发达后迈克尔•波特对国家竞争优势的阐述中，后得到众多学者的研究和阐发，将其概括为治理主体在特定的集群环境下，通过一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企业、中介机构、地方政府、智力机构以及全球生产链、价值链上的其他地区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激励集群中所有相关主体的行动，以保持集群的稳定性和持续创新能力，最终提升区域创新网络绩效水平的过程[9]。
由此可见，集群治理的要素包括治理主体、主体间的关系、治理机制、治理对象和治理目标，其中治理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关键。事实上，产业集群可以视作一个由大量企业、中介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集聚在某一区域，相互之间进行生产、技术和组织等各项合作，从而使集群整体组织呈现结构化特征的网络。对产业集群的治理就是对集群网络的治理，产业集群网络的核心组成包括网络节点、节点之间的关系链条以及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前述数字出版基地的政府、企业、中介代理组织、公共服务机构四大主体即是该网络的节点，各个节点通过分工协作形成链式依存关系，再经过多链融合形成网络，就构成了数字出版基地集群网络。这种集群网络思想与小世界网络理论不谋而合。
所谓“小世界”，起源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偶然与陌生人攀谈时意外发现有彼此认识的朋友，因而感叹“世界真小”的现象，著名的“六度分离”实验是小世界理论的最佳印证。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通过实验发现，地球上的任意两个陌生人，可以通过最多五个中间人建立起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作“小世界效应”[10]。在此基础上，到1998年，康奈尔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博士生邓肯•瓦兹提出了可度量的“小世界网络模型”，他根据网络拓扑思想首先构建了两种理论化模型——任意节点之间遵循既定规则的规则网络和任意节点之间毫无规律的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介于二者之间，网络节点之间既不完全随机也不遵循特定规则，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小世界网络有两大基本特性：具有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即各节点之间通过较少的连接路径就可建立起联系；具有较高的平均聚集系数，即各节点之间通过各自的相邻节点连接在一起的可能性较大，表现出聚集效应。随着时代变化和互联网发展，小世界网络理论的应用场景逐渐由人类社会网络分析扩展到网络舆情分析、产业组织研究、产学研合作研究甚至传染病扩散研究等诸多领域。
显然，产业集群研究也可借鉴小世界网络的理论思想，数字出版产业集群具有鲜明的小世界特性，数字出版基地内的四大治理主体就是小世界网络的中心节点，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的目标就是保障各节点之间连接路径畅通、信息和生产要素资源高效流转——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进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结构化程度和聚集效应——较高的平均聚集系数。
3 基于小世界网络的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建议
循着产业集群和小世界网络的理论脉络，本文据此构建数字出版基地的集群治理结构，如图1所示，并给出3方面的治理建议。
图1 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结构
3.1 关键节点治理
从图1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结构中可见，企业居于产业集群的核心层，是数字出版基地集群网络的关键节点，集群规模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最终都要依托于关键节点作用的发挥。然而如前所述，数字出版基地入驻企业关联性不高、结构不合理，其症结在于行业外技术企业留不住、行业内出版企业立不住。为此，要加强两方面的关键节点治理，一是引进一批具有技术支撑作用、平台示范作用、服务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其打造成为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增长极。如杭州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因为入驻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大运营商的数字阅读基地，以及阿里巴巴这样实力雄厚的互联网企业，因而围绕这些龙头企业自然而然形成了企业上下关联的价值链和内外融合的关系网。二是培育一批具有优质内容资源优势的出版企业，将其打造成为内容输出和创意生产的源头，进而与技术端、平台端、服务端对接，一方面借以改造、重组、优化传统内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呈现形态，实现静态资源的动态化、零散资源的结构化、粗放资源的细粒度化，另一方面借以革新传统内容资源的分发机制和增值形式，实现一次制作多次分发的多终端化、数字内容传播的社会化和创意内容增值的IP化，从而将出版企业与龙头企业共同嵌入多链共生、跨界融合的数字出版基地集群网络之内。
3.2 连接路径治理
中介代理组织居于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结构的连接层，是连接各关键节点的中介和桥梁。小世界网络较短的特征路径长度启示我们，有效的连接路径是实现节点间资源、信息、技术等要素高效流转的必要条件，中介代理组织恰好扮演了这种角色。前述关键节点培育是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的基石，但若没有合适的连接路径，内容与技术、平台、服务的融合对接根本无从谈起。有学者提出“集群剩余”的概念来阐释集群连接路径的重要意义，集群剩余是指一个企业进入集群时的利润减去不进入集群时的利润的差额，而连接路径越畅通，该差额就越大，企业进入并留在产业集群内的意愿就越强烈[11]。具体到数字出版基地的连接路径治理，一是要发挥数字出版中介代理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功能、标准化功能，建立资源、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高效流通的交流机制。众所周知，标准化是加快系统网络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行业协会的一大职能正是协助会员单位建立企业标准、形成行业标准、进而制定统一的国家甚至国际标准，出版行业协会的标准制定功能在传统出版领域就没有充分展现，在数字出版领域更是严重欠缺，因此必须切实履行数字出版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职能，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完善数字出版基地集群各企业的交流机制。二是要发挥数字出版中介代理组织的评价功能、监督功能，建立开放合作、资源共享、目标一致的信任机制。数字出版基地集群内企业构成复杂，由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历史背景、文化理念、发展愿景不尽相同，对合作企业的资质、特质也不得而知，融而不通、各自为营的现象较为普遍。而行业协会的一大职能正是对协会内企业发展或产品进行绩效评估和效果评价、对企业不规范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因此必须重拾数字出版行业协会的评价和监督职能，以第三方公信力为抓手解决信任危机问题，建立互融互通、协作稳固的数字出版信任机制。
3.3 集聚效应治理
公共服务机构和政府分别居于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结构的辅助层和外围层，是释放基地协同创新能力、放大产业集群效应的关键因素。较高的平均聚集系数是小世界网络的又一大特性，数字出版基地集群网络也应具备较高的聚集系数，即各关键节点之间通过相邻节点连接在一起的可能性较大，然而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缺失使得相邻节点的聚集效应被削弱，具体到数字出版基地，可以理解为政策制定的短期性和金融机构、信息咨询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公共服务机构的缺失使得基地内各类型企业失去了赖以持续发展的“公共资源池”。有学者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网络的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平台、科研院所等外部辅助机构对集群网络内核心企业具有显著的知识外溢效应[12]，即外部辅助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因此，对基地集群效应的治理，一大突破口是对这些外部辅助机构的治理，是对基地内外部整体运行环境和生态的治理。为此，首先要健全居于外围层的政府管理职能，从入住企业的核心诉求出发、从数字出版基地的长远发展出发，制定即时性和战略性相结合、普适性和针对性相补充的长效政策体系；其次要加大对数字出版金融服务机构、公共资源共享平台和智库机构的建设力度，将外部知识外溢效应、协同创新效应与内部企业对接，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和群智协同的新型治理结构，进而起到放大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效应的作用。
4 结语
数字出版基地作为数字出版战略的最主要实现方式之一，始终走在产学研创新的前列，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小世界网络理论为解决基地内产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产业集群将成为很多区域拓展数字出版生产的主要方式，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位于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多方主体都应进一步了解集群生产、管理的相关知识，在摸索中不断探索适合基地的模式，为做好数字出版基地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庆国,王新月.数字出版基地集群治理绩效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2):37-51.
[2]聂震宁.产业集群思维与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6(7):8.
[3]新闻出版研究院.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R/OL].(2018-07-30)[2019-06-29].http://www.cbbr.com.cn/article/123452.html.
[4]王炎龙,黎娟.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困局及发展路径[J].出版科学,2013,21(2):81-84.
[5]孙晓翠.浅析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运营模式[J].出版发行研究,2018(12):33-36.
[6]聂震宁.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六点经验[J].出版参考,2017(6):1.
[7]陈少华.数字出版基地发展中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3(10):10-13.
[8]易明.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结构､行动与绩效[D].华中科技大学,2010:29.
[9]万国超,曹邦英.中小企业集群治理风险传导路径研究:基于小世界网络的视角[J].财经理论研究,2018(4):103-112.
[10]黄萍,张许杰,刘刚.小世界网络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情报杂志,2007(4):65-68.
[11]陈雪梅.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66.
[12]汪孟艳.基于企业成长视角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研究[D].天津大学,201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