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曾建辉：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1919—1949年，中国出版评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和内容就是对编辑精神的讨论、阐释和播扬，许多编辑结合自身丰富实践，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从中可以看出，编辑精神由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忠于职责的工作理念、精于技能的匠人作风、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四要素融合而成。重拾、弘扬并传承这种编辑精神有助于鼓励和激发当代编辑从业者守正创新，为中国编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出版评论；编辑精神；匠人作风；职业品格
编辑精神指的是编辑这一职业群体所特有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它是出版先辈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不断积累、沉淀并沿袭传递的一种具有相对内在稳定性的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具体表现为编辑工作的意识理念、思维方式、作风态度、价值追求、品格情怀等。回顾和梳理中国编辑出版史，不同时代的优秀编辑群体执着于文化传承，闪现着技近乎道的匠心光芒。特别是在繁盛蓬勃的1919-1949年新式出版业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鲜明编辑精神特质的一流编辑。事实上，当时出版界对编辑及编辑精神都极为关注，针对相关话题展开过讨论、阐释和宣传，他们利用出版评论这种文体在报刊平台上表达各自的思考和探索。基于此，本文尝试透过当时相关的出版评论文本，展现、还原和揭示当时中国出版界对编辑精神的认知全貌，以期对时下编辑出版从业者提供些许启迪。
一、编辑精神的根底是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
出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行业，文化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在出版工作流程中居于中心位置的编辑就承担着文化的选择、整合和传播的重要任务，从小处说，编辑是一本图书、杂志或某一篇文章的直接经手人和第一责任人，通过审阅、加工，制造出达到质量标准和出版要求的产品；往大了说，编辑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密切，因为他制造的是精神文化产品，可以开启民智，赓续中华文化。1919-1949年，中国编辑出版家自觉地从大处着眼，挖掘抢救珍稀古籍、选择译介西学、编定与时俱进的教科书、梳理总结各类书系文库，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财富。在这些出版活动中，编辑的作用得以充分彰显，而参与其中的编辑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作用认识得更加理性和清晰。在多家出版机构担任过编辑的卞其疑就撰文指出编辑既是优质精神食粮的制造者和创新者，“利用制造药物者的技术，把硬性的材料，用软性的外表装饰起来，使读者不觉厌倦；把各种必不可少的内容，用最经济的篇幅容纳着，使读者获得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也是精神食粮的加工者和包装者，“怕吃苦药的人们，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药物的外面，替他们轻轻地糊上一层糖衣；怕看用意深长的文字的读者，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文字的形式上，替他们避去正襟危坐的说教的态度”[1]。霆声（周全平）在著名的评论檄文《漆黑一团的出版》中将编辑当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条渡船”，“著作家必须有出版家的帮助才能把自已的工作普遍宣示大众，读者也要得出版家的帮助才能很利便地获得著作家的工作。三者合力同心，一国的文化才能日日上进”[2]。
正因对自身有了清晰而理性的认知，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版业的编辑群体普遍拥有了对自己担负的教育职责、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和深度认同。“‘编辑者们’只是拿笔杆的人们里的很微小的一部分人，但为力虽微，我们却也并不愿放弃了那些重要的责任，更不敢忽视了自己所担负的职务与力量。”[3]鲁迅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认为编辑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也是以此认知为基点，编辑的责任和使命了然于心，始终秉持大众立场，以书刊讨伐专制制度，以文化唤起民众觉醒。邹韬奋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始终强调编辑出版人的任务就是“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与普及，这对于整个国力的提高是有着很大的效力”[4]。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优秀编辑身上蕴藏的编辑精神的根底和底色。
二、编辑精神的内核是忠于职责的工作理念
编辑精神是关于编辑工作的一种先进理念，要求编辑对自己的岗位职责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和了解，并始终遵从和坚守这份责任。而编辑所要担负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东方杂志》的景藏（陶惺存）在出版评论中提出的六条编辑标准，被认为是当时出版界对编辑职责的普遍看法。这六条编辑标准是：当知世界大势，勿故步自封；当适应现在时势，勿拘牵顽旧及忘现在所处之地位；当以切于人生实用为主，勿尚虚饰；当以将来进化之世界作预备，勿为过去时代留纪念；持论当以真理为依归，勿尚感情；宜理论与方法并重。他进一步指出除了这六个编辑标准之外，编辑还负有“其他如文字之力求平浅易解，勿尚高古；勿染一挑半剔之陋习；又叙事之处，尤须提纲掣要，明白晓畅，以省阅览者之脑力”[5]等编辑职务应有之事。
从这篇评论可以看出，编辑是担负多种功能的集合体。但细化而言，这些职责标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角色——把关人，也都可以指向一个工作环节——审稿。编辑历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大量来稿中选择可用的稿件，供报刊登载或图书出版。世界书局林汉达认为编辑精神就是要做到选择稿件以质量为唯一标准。在繁荣和紊乱并存的新式出版业时期，出版界存在“人情稿”“关系稿”“名气稿”的现象，得意之作和不刊之论被完璧归赵，明明是垃圾作品却大吹大擂刊登出版，“狗编辑”的骂名不胫而走。他在评论中承认了两种所谓“狗编辑”的存在：一种是屈膝于所谓“名人稿”，不论质量，照出不误，这是“跤脚编辑，他虽有脚而不直立”；一种是俯首于老板，只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排斥真理，将无聊的字纸拿来充篇幅，这是“没脊骨的走狗”。这都不是真正的编辑，真正的编辑内心是有精神脊梁的，是深具编辑责任感的，“他鼓着勇气，坚着意志，不顾情面，不计利害，立定脚跟，竖起背脊，扫除无聊的只来搪塞的稿件”[6]。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在自己创办的《文学》第一期上就明确表明编辑选稿的标准是文章的好坏，而不是作者的新旧。1947年，夏衍也在评论中把编辑比喻成厨子，他的天职就在于精选材料，必须做到“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决不能“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7]，夏衍认为这是编辑的“心术”。其实所谓的编辑“心术”，就是编辑精神中忠于职责的工作理念的升华，以深植内心的责任意识去从事审稿、改稿等具体编辑业务，从而实现选优弃劣，刊登和传播优秀作品，摒除和裁汰“有毒的丑类”。
三、编辑精神的外化是精于技能的匠人作风
编辑精神的内质是可贵的担当意识和高尚的工作理念，这都外显于具体的编辑工作实践中。编辑精神的外化就是品质至上、精益求精、专注做事的匠人作风。在出版评论者眼里，编辑匠人作风首先是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在一篇《怎样才能够得上做编辑？》的评论中，作者炽甫指出做编辑应具有的起码条件：“忠实。对于作者来稿，总要平心静气，忠忠实实，深深刻刻的至少念读它三遍”“尊敬作者人格”“阅者对于这篇文论，就是认为不好，径可退回叫他自己修改，甚至拒不登载”“不可擅自删改，若果妄自改篡，不但不啻戕贼作者人格，并且不是成了狗屎和砂糖，便就成为荆棘中之牡丹了”[8]。虽说是“起码”的基本条件，实则是对编辑工作能力的高要求和高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这篇出版评论中的“起码条件论”，一方面是作者心目中“好编辑”的标准，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对兼具深厚编辑职业素养和良好职业作风的编辑精神的希冀和渴盼。
编辑工作需要高超的编辑技术和技巧。在当时编辑技能普遍不高的境况下，一些优秀编辑介绍和传播编辑技能与心得的评论就成为全国出版机构的编辑交流和提高的重要参考。审查文稿是编辑工作的核心，张素民提醒编辑在审查出版物时应该注意三个方面：首先是注意文字，审查稿件，无论其为创作或编著或翻译，应首先注重文字的简洁通顺；其次是注意内容，如材料之是否丰富及其来源若何，分析之是否精密及其方法若何，结论之是否正确及其逻辑若何；最后是“注意校对”[9]。云涛主张编辑要秉持“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做到字字珠玉，篇篇可读。他在《关于编辑技术》中对编辑技能做了具体的描述：要有整体的规划和把握，在每篇文字付排之前，必须有一番仔细的整理工作，例如篇幅的精确估计、标题的装置配备以及版面的设计等，否则可能是一片凌乱芜杂，太不雅观，印出书来，又必徒然使读者望而生厌。要注意编辑校对的配合，“我以为值得一提的：就是编辑与校对必须配合。编辑和校对，是二而一的工作，一个标准的编辑工作者，不但能‘编’，而且能‘校’，自编自校，当然工作合拍。总之，编校人员必须相互了解，配合无间，这在工作上是有极大裨益的”[10]。其他的一些编辑工作细节，如篇幅的疏密、版面的明暗、插图与广告的安排，作者也有所涉及，并做了相应的分析。出版评论作为平台，有益于编辑交流工作经验，提高编辑技能，同时也直接反映了当时编辑对精于技能的匠人作风的推崇，折射出杰出编辑群体严谨填密、专业细致、精益求精、臻于完美的共性特征。
四、编辑精神的境界是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
1919-1949年，中国出版业虽然繁盛一时，但编辑的从业生态并不乐观。出版条件寒渗粗劣，从业环境相当艰苦，编辑薪酬收入很不稳定，从业者在艰辛中谋求生存是普遍情况。抗日战争之前，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一般编辑月薪就四五十元，这看似不错，但相较于编辑的知识层次和劳动时间就显得不够划算了。这样的薪水，让编辑的生活很清苦。收入低下与工作强度的不相称，让出版机构的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发出了“不平”之声。这边抱怨“编辑难”，“一人难趁百人意，尤其是当编辑，每天在夜间工作，夏日蚊虫进攻，冬日寒气逼人；排字房催命一般的要稿……对于选稿技术，稍有不慎，就能出是非。为东家惹事，登了甲的，不登乙的，就许接信受抱怨；大家都称心合意，实在是难”[11]。那边哀叹“编辑之苦”，“右手执笔，左手搔着后脑，两眼不转的看那麻木不仁的油印稿件，点纂增削，在夏天自然弄得臭汗满头，若在冬天，那又该饱尝手冻脚冰的况味，”[12]。总的来说就是“怨做编辑”，“编辑的生活，无论从生物的，生理的，历史的，甚至家庭的传统习惯上讲，都是极端的不合理，极端的不自然”，“我们做编辑的生活，做编辑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换取一份薪水的‘刺激’而产生的机械‘反应’”[13]。
即便众多编辑在出版评论上抱怨工作辛苦，收入偏低，吃力不讨好，但他们仍旧保持着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表现出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黄潮如抱怨编辑工作是“弄船、打铁、磨豆腐三苦”之后的第四苦，然后话锋一转，“话虽如此说，编辑工作也有它的乐趣在”。一是运用手中一支笔，把稿件截短补长，纂点修改，出版精品能够获得读者的赞美，“编辑们内心该是如何愉快”；二是能够教学相长，一个人如果做了编辑，肯在工作中用心学习、进修，那么，三年编辑之所得，必胜过读三年书[14]。赵南柔同样表示“所谓编辑这事，是一种愉快的职业。因为这种工作，必须注意所有一切的人类活动，和所有一切方面的援助者接触，而学习很多的事之故。编辑生活者所得的真正的报酬，在这种职业必然会产生许多知己和友人”[15]。
伟大源自平凡，成就须靠众力。 1919-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的繁荣，除了出版领军人物的运筹帷惺、开拓进取、苦心经营之外，还依赖于大量普通编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的认真工作。当时有出版评论强调指出，正是这种对编辑精神崇高境界的理解和追求，才造就了编辑群体甘于奉献的职业品格。
当前，出版产业的性质凸显，增长、扩张、码洋、利润成为从业者的关注点，而编辑精神和情怀或多或少被遗忘了，社会各界都在呼吁严谨认真、专注细致、锲而不舍、默默奉献的编辑精神的回归。传播学者德弗勒说过：一个学科的知识基础常常可以在那些早期思想家的著作中发现，他们早就发现并探究了现今所谓的新概念和新原理。这提醒我们早在近一百年前，中国编辑出版人就利用出版评论对编辑精神的根底、内核、要旨等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探究，取得了很多的共识和成果。回顾、梳理 1919-1949年中国出版评论视域中的编辑精神，重拾、弘扬这种编辑精神，必定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激发当代编辑从业者守正创新，为中国编辑事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卞其薿.编者与读者.健康家庭,1944,5(1).
[2]霆声.漆黑一团的出版.洪水,1925,1(3). [3]郑振铎.《编辑者》发刊词//郑振铎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95.
[4]邹韬奋.关于工作与学习//韬奋基金会,上海韬奋纪念馆.韬奋全集:增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95-696.
[5]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1919,16(7).
[6]林汉达.编辑先生的精神.红玫瑰,1929,5(21).
[7]夏衍.做厨子不易.华商报,1947-11-14.
[8]炽甫.怎样才能够得上做编辑?.三民,1931(12)
[9]张素民.审查出版物应注意的几件事.申报•出版界,1935-08-31.
[10]云涛.关于编辑技术.中建,1946(10).
[11]逸.编辑难.游艺报,1948,5(12).
[12]阆仙.编辑之苦.重庆晚报四周年纪念特刊,1932(14).
[13]家南.怨做编辑?.申报馆内通讯,1947,1(3).
[14]黄潮如.怨做编辑.申报馆内通讯,1948,2(4).
[15]赵南柔.杂志编辑的要谛.读书通讯,1948(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