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本回忆录，不久前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召开了新书分享会。李立三、李莎之女李英男用一幅幅珍贵生动的老照片，深情讲述了一个普通又特殊的中俄家庭波澜起伏的往事，还原了一段真实且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追溯了70年来的家国变迁，见证了深刻难忘的中俄情缘，谱写了一段休戚与共的中俄关系史话。
近日，喜获革命前辈李立三同志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男惠赠其新著《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9月）。作者用一幅幅老照片，以19篇文章依次加以解说，串联出一个中俄跨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折射出两国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起大落，80年代以后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变迁，谱写了一段休戚与共的中俄关系史话，见证了深刻难忘的中俄情缘。通过作者生动翔实的口述故事，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赤诚的爱国情怀
本书最为感人的地方是李英男的爱国之心。她出生于1943年8月，战火纷飞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父亲李立三1946年离开莫斯科回国后，她和母亲李莎几经坎坷之后，才能来中国定居。她和母亲要试着融入中国社会。父亲鼓励她仍要坚持学习俄语，送她上了北京的俄侨学校，这体现了李立三的眼界和胸怀。在回忆童年时，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爸爸送给我的一个拼图……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湖南，因为爸爸经常提到湖南是他的家乡，也算是我的籍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的心灵深处就根植了“中国”的种子，她对中国的认知和热爱开始萌发。
其实，生长在这样一个跨国家庭中，有两种母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逐渐会面临一个国家认同问题。她十五六岁的时候产生困惑，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因为感知自己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也非完全的中国人。未知的归属感令她必须二者选一。母亲李莎则希望她能留在莫斯科继续升学，进入莫大，因为留苏非常光荣而且前途无量。但年轻的李英男已经在困顿中不知不觉做出了人生选择，明确了国籍和民族属性。选择认同中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首先就要把中文学好，她学《俄汉字典》，入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补习汉语，刻苦读书，提升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1962年考进北外西班牙语专业，与同学们融洽相处，还下过乡一起劳动，通过各种锻炼，摘掉了“洋小姐”的帽子。
如今，她在中国站稳脚跟，找到了发挥专长的领域，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我是中国人》文末，用一句话做概括：“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
李英男坚定的中国情缘令人敬佩和感动，她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从语言沟通到生活习惯，一步步适应两种文化差异，努力让自己变成真正的中国人，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可知。须知在当年，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国际地位诸多方面是有显著差距的，可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挚爱的双亲，兄弟姐妹，同窗友人，割舍不断的人际感情让她倍感温暖和亲切，我想这也是她初心不改，钟情于中国，毅然决然选择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重要原因。
反过来看，她在《妈妈的抉择》中，专门写到母亲李莎从苏联国籍转入中国国籍的曲折经历，促使她鼓足莫大的勇气，做出这种艰难选择的是她对中国的感情，对父亲的依恋。李莎在20世纪70年代山西运城居住，接触了当地普通百姓，学会养鸡、垒鸡窝、生炉子，逐步适应了中国习惯，汉语水平也有了提高，回到北京，她越发深切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圈子，偶尔回莫斯科的时候，也要迫不及待地回来，她说：“我要回家，我想家了。”在她心目中，中国就是她的家，她的家在北京。这一点在《李莎回忆录》中完全得到印证。笔者曾应邀在2009年4月10日参加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李莎教授95岁庆典和《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新书发布会。那是北外校长主持的庆典，300多人出席。不过，到晚年她还是说“我本来就是俄罗斯人”（本书第145页），不过具有“中国情缘”！可见母女同样是具有赤诚的爱国心。既爱中国，也爱俄罗斯。
国际家庭温馨和睦的氛围
这是一个特殊的中俄跨国家庭，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身份，但也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李立三和母亲李莎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起经历了命运的磨砺，他们真挚的感情也为整个家庭营造了和睦温馨的氛围。这本质朴生动的口述回忆录，不乏很多细小有趣的故事，开篇《最早的记忆》，叙述了李英男9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在抱着她去照相馆的路上，因走路匆匆，丢掉了一只小鞋，拍下的人生中第一张照片就是“衣冠不整”，回来时母亲责怪父亲粗心大意。读到这里，让人忍俊不禁，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看到这张照片时，会想起这段小插曲，更有一番特殊的纪念意义。
书中用《国际家庭》和《不易处理的家庭关系》两篇文章，描述了这个国际家庭不为人知的往事。1949年解放后，生活走向安定。李英男的家人从各地陆续聚集北京，实现了大团圆。孝顺的父亲把俄罗斯姥姥也接了过来，和奶奶同住在一起，两位老人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虽语言不通，仍会握手点头，微笑友善，相处和睦。中国旧社会过来的奶奶还学会了“洋人”的习惯喝咖啡，着实有趣。
中国婆婆和俄罗斯媳妇和睦的婆媳关系，也让李英男津津乐道，讲述了彼此没有隔阂，坦诚相待的故事。奶奶尊重母亲的穿衣打扮、生活习惯，从不干预；母亲则关爱奶奶，婆媳相处融洽。另外，母亲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之间，关系也经历了由疏远渐渐走向亲密，互相理解、相互适应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二哥人俊得到平反，主动去山西运城看望母亲，让妈妈很感动，还有被人领养的三姐志佩，回归了大家庭，全体成员不断保持往来，和睦相处。
李英男生动翔实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经历旧中国的白色恐怖，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硝烟，分离异国的兄弟姐妹，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大团圆。
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为形势所迫而分隔的家庭纷纷开始寻找国内的亲人。李英男再次踏上了二十多年未去的莫斯科土地，感慨万分。随后，母亲也出国探亲，娘家人举行了难得的聚会，大家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再说到李英男本人的小家庭，丈夫阿格诺索夫教授，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史家，俩人经常合作，出席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是一对跨国组合的“学术伉俪”，共同推动中俄文化交流。李英男的两个儿子也已是国家栋梁，大儿子刘铮语言才能超群，致力于同声传译事业；二儿子刘铉，在电影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现在，李英男的家庭成员也是一个跨国组合，有来自乌克兰和日本的儿媳，乖巧可爱的小孙子，她十分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如潮水般涌来的亲情。这样的大家庭同样是和谐友好时代的反映。
中俄友好的桥梁
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父母专心致志于翻译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李英男。《在北京上苏联学校》一文中，描述她从50年代就热心于中苏学生的友好活动，担任翻译，帮助两国学生沟通，领唱《莫斯科—北京》，增进情感交流，被称为“小小外交官”。
她70年代开始任教于北外，几十年一贯下来，业绩着实令人叹服。尤其日益频繁地参加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笔译，和她擅长的同声传译。无论俄译汉，或汉译俄，她都能快速准确、用语生动，传达感情，可谓声情并茂，令受众十分满意。本书中有几篇文章作了生动的描述，我们读了也产生同感，庆贺她70年代就获中国作协颁“桥梁奖”。随后2006年获俄颁普希金奖章，2009年受普京奖章，直至最近2019年6月荣获“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交流好比一座桥。桥要长久稳固，得靠两端的桥头堡：俄罗斯学和汉学。对于“一桥两堡”，恰好李英男都有建树。她译出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名作《未入军册》等中短篇而获奖。
反过来，她将《牡丹亭》等书译成俄文，把中国古典名著推广出去。像她这样能双向翻译的学者，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可以说这是译界之翘楚。她造成的“两堡”却是有形的存在，可以在往后长期的交流中被使用。
不仅如此，她那个家更是有形存在的“两堡”。一方面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国际保育院的大批“红二代”，如她所说1949年就听说“那些哥哥姐姐们”，他家早在苏联就与他们来往，像萧三的儿子立昂和维嘉，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外孙克林，林伯渠的之女林利，蔡和森之女蔡妮，刘亚楼的外孙女王娜，刘少奇的重孙女刘丽达，甚至毛主席之子毛岸青，等等。直至全家动员，参与编出几本革命老一代的回忆，起初是一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领导人后裔的俄文回忆录，以后扩展为多本更多人的文集。如今也成为保存难得的革命史料了。她说，维系大家精神的则是共同会讲的两种母语：汉语和俄语。
另一方面，她和妈妈在北京木樨地的寓所，已成为“俄罗斯之家”。招徕许多俄国访客，有驻华大使罗高寿，更有许多汉学家，像俄国汉学泰斗齐赫文斯基，“莫斯科的孔夫子”佩列洛莫夫，莫大教授华克生，列宁格勒大学副校长司格林（后二人均称资深汉学家），等等。他们都有浓浓的中国情结。而世界俄语教师协会会长科斯托马罗夫来京参会，虽不懂汉语，也要来拜会李莎教授，以尽同乡和教师同仁之谊。
如若联系书中《妈妈的打字机》一文所提供的照片来看，那么这个国际家庭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在国内恐怕独具特色，无人可及了。李莎教授早期曾应聘到北大教俄文课多年，她从50年代开始授课的北外学生们，经过首批研究生的培育，到80年代许多人已成才，像周圣、汪嘉斐、白春仁、冰斌、袁宁、武秋霞等已是国内俄语教学闻名遐迩的俄语教授了。他们接班培养新一代的任务已经出色完成了。
正如李英男在书中最后一文《俄语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所写的：“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常说：‘感谢姥姥、感谢妈妈教会我们俄语。’我希望将来孙儿长大，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俄语在我们家里代代相传，继续为中俄友好事业服务。”
何止李英男一家，我们这些从事俄语教育的同仁，都会认真培养学生，代代相传，为中俄世代友好事业服务下去。
（本文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