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常昕、陈丹：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摘 要】读书会是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社会力量。本文分析了我国读书会在类型属性、阅读效果、阅读形式、组织互动等方面的现状和特点，梳理了读书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症结和问题。提出应在国家政策或立法层面突出读书会的合法性，建立全国读书会行业协会引领读书会的体系建设。同时，应建立有效的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以提高阅读参与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为导向，完善读书会的读者建设。
【关键词】读书会；阅读形式；阅读效果；读者建设
读书会是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读书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尚短，其在活跃发展的同时仍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读书会的阅读推进事业中也留出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空间。本文意在结合前期调研的相关数据，从基本类型、阅读效果、阅读形式、组织交流等层面梳理我国读书会运行发展的现状，并探讨读书会建设发展中存在的症结及原因，进而提出有建设性和必要性的对策建议，以促进读书会在推动全民阅读进步和弘扬民族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我国读书会运行发展的现状
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大力推动全民阅读”连续6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7年网上公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力推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我国公民享有基本阅读权利。全民阅读全国性立法呼之欲出，各地方在阅读立法工作上先行先试。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政策支持下，读书会组织在全国各地蓬勃而生，成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社会力量。
（一）读书会活跃涌现且类型多元
随着全民阅读的倡导和推进，近年来读书会组织大量涌现，成为促动社会各界阅读风气养成的新鲜和活跃力量。而且由于读者面向、从属机构、发展定位等因素的不同，我国读书会的属性类型呈现多元样态。笔者按组织主体的不同，梳理总结了几种常见的读书会类型：一是各地区公共图书馆为行为主体创办和负责运行的读书会，比如北京西城区第一图书馆绿色阅读沙龙、角楼图书馆读书会、深圳图书馆“南书房”、浦东图书馆盲人读书会等；二是各地区高等学校内部机构、教师或学生社团主导下的读书会，比如北京理工大学新烛读写社、青岛农业大学思享读书会、郑州大学读书会等；三是出版社或各个书店为主体创办和运行的读书会，比如地质出版社创办的“大地读书会”、海天出版社创办的“大道行思读书会”等，出版社和书店一样都有图书销售和发行的功能，其在举办读书会的预期上也有相似性和重合度；四是传统主流媒体或新兴媒体机构主导创办的读书会，比如《钱江晚报》主办的“钱报读书会”、凤凰网读书会、搜狐读书会等，媒体在传播新闻信息之外，还负有社会守望和公共教育的职能，不少媒体单位将开办读书会视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媒体与受众互动的重要形式；五是国家各省市区的党政机关以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学校除外）主导和开办的读书会。根据参与对象的不同，这类读书会通常又可以分为面向单位内部员工开办的读书会和面向社会开办的读书会两种；六是无法人单位依托的民间组织、小团体或个人行为主导的读书会，即所谓“民间读书会”，根据笔者对全国各地135家读书会的统计，有近55%的读书会是民间组织或个人主导的，所占体量最大。
（二）读书会呈现较强的阅读带动性
首先，读书会活动的信息传播带有一定的人际传播的特点，在相互的推荐和告知下，读书会得以“滚雪球”般的发展和组织扩大。如果阅读个体周边参加读书会的熟人越多，那么他们之间进行阅读信息分享的可能性越大，阅读活跃性可能更强。根据笔者对读书会读者情况的调查，47.75%的受访者身边有1——5位亲朋好友加入了读书会；21.47%的受访者身边有6——10位亲朋好友加入了读书会；有11.25%的受访者身边有10人以上加入了读书会。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受访者并不是孤立的读书会读者，而是身边存在着不同数量的同样具有阅读兴趣和阅读需要的亲朋好友。阅读兴趣是这些受访群体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信息联结点，他们可能会因为密切的信息共享和交流而以更积极的态度融入读书会，与读书会建立更密切的归属关系。
其次，读书会活动的开展，的确起到了增加阅读时长、激发阅读兴趣的效果。在数字化传播和移动互联的时代，阅读行为本身呈现出强烈的“碎片化”和“快餐化”特点，阅读者偏向于浅尝辄止的速读和概读，这不利于阅读者形成深入思考的能力。读书会作为读书团体，通过开展各种读书活动，引导阅读者进行精读、细读、品读，并分享心得体会、交流感悟，深刻理解阅读内容中的思想，从而实现个人能力、品格和素养的提升。调查发现，加入读书会或参加读书会活动之后，受访者的日均阅读时长整体上都出现了增加，每天读书不足1小时的人明显减少，仅占比5.93%；日均阅读时间为1——2小时的占比为55.52%；日均阅读时长为3——4小时的占比为33.13%，比未加入读书会时的占比增加了约26个百分点；日均阅读时长为5——6小时的占比为3.99%，比未加入读书会时的占比增加3个百分点；日均阅读时长在6小时以上的人数占比也有所增加。
（三）强调平等参与的“共读”是最受欢迎的阅读形式
通过文献梳理和社会调查发现，读书讨论、领读、作者讲座是目前读书会实践中最常用到的几种阅读形式。读书讨论也可以称为“共读”，即读书会活动的每位参与者都要在活动中带读、发言或讨论，多人共同完成书目内容的阅读，同时，彼此的认知、观点在此过程中产生交集和碰撞，参与者通过“共读”获取更充分的阅读体验。有83.7%的读书会在日常组织活动时实践过“读书讨论”，是最受欢迎和得到了最普遍实践的一种形式。领读，指的是在集体阅读活动中，有一个人带领和引导众人进行阅读。以书籍作者或在某个领域、某本著述、某个话题上更有意见领袖作用的领读人为主讲的“他读”加互动的形式也比较受到欢迎。作者讲座，指的是读书会邀请图书作者或者对某个主题有心得、有发言权的学者、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阅读传播。对于读书会组织方来说，作者讲座是一种操作流程相对简单的组织形式，同时，图书或作者的“粉丝”是天然的受众，所以，讲座形式还易于招徕读书会参与者。比如北京外研书店读书会曾选择阅读范围大、读者认知高的《三体》来开办讲座，从讲座内容到读者定位都能保障活动的平稳开展。
（四）民间读书会抱团取暖交流互动
政府主导下的阅读推广带有强烈的政策执行属性，同时社会上的阅读资源也具有高度的支配能力。但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隐见的存在，他们虽然是构成庞大的公众阅读队伍以及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细胞，但却缺少与政策和资源之间的联通和触手。在这种背景下，民间读书会开始自发性地联合起来，通过论坛、会议、沙龙等形式进行资源互通和相互借力。
2014年，北京地区的一些阅读推广人和读书会的倡议成立民间读书会联合会，并连续5年举办全国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2019年4月，民间读书会联合会纳入到韬奋基金会管理，成为正式的全国性社团组织。除了一年一度的民间读书会交流发展大会，各地有影响力或倡导力的读书会组织或个人也在本地区小范围内组织召开论坛或沙龙，讨论读书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民间读书会本身具有数量多、规模相对较小、组织方式灵活、阅读分享更为便捷等优势，有能力和条件开展阅读推广。在全民阅读大背景下，民间读书会的活跃交流和互相抱团实则体现为阅读推广的责任心，有了民间读书会健康、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全民阅读走向广泛和深入。
二、读书会运行发展中存在的症结和问题
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更成熟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全民阅读事业乃至读书会的发展建设相对滞后。不仅读书会个体在生存与发展上面临个性化难题，而且读书会在整体上存在散落性强、缺少协调的问题，尚未集结成一个实质意义上的阅读推进共同体。
（一）国家政策或立法中缺乏读书会合法性的说明
2017年6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发布，关于全民阅读的首部正式立法呼之欲出。不过，在《草案》的表述中，我们并未发现有关推动读书会发展的具体条款和相应要求。比如，第十七条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发展专业阅读推广机构并提供公益阅读服务。”那么，“专业阅读推广机构”的内涵和外延应当如何理解？如果读书会可以算作阅读推广的机构，那么何种性质的读书会组织是“专业阅读推广”框架下的？也即，读书会作为集合志趣相投的读者共同参与的阅读组织，其在传播效果上与阅读推广具有一致性，是归属于阅读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阅读推广又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范畴，各类有助于阅读进步的活动、行为、设施、机构、人员等都可以归类其中。那么，读书会作为这项宏大工程中的一个子项目和小细胞，其合法性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阅读立法层面看，这一点未得到说明和突出。
（二）缺少专门机构负责引领读书会事务
首先，阅读推广全民主体结构易走虚且难落实。2014年至今，全民阅读已连续6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全民阅读成为一项政府倡议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的背景下，各省市新闻出版广电部门成为阅读推广和书香社会建设工作的行政端第一落点。各地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从宏观上出台阅读推广规划后，全民阅读需要找到具体落地的执行机构或执行主体。《条例》从第十一条到第十七条列出了五大类国家鼓励推进全民阅读的主体， ① 涵盖了社会上阅读相关的各类机构、组织与个人，为阅读推广搭建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全民主体结构。但是，究竟哪个主体应该在阅读推广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一套能够具有示范效果和推展效应的机制或程序，从而带动各个层面阅读推广的实施？核心主体的缺乏导致阅读推进责权利的无主性，从而难以有体系且有针对性地细化和落实阅读事业。
其次，民间读书会联盟的垂直约束力弱。目前，北京、杭州、武汉等地区都有面向本地区乃至全国民间读书会的联盟集体或活动，分享经验教训，探问发展前路，这无疑有益于各地区读书会的团结互助与共同进步。但是，民间联盟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集合，没有权属定位或管理协调的功能与义务，对各个读书会无法构成约束力。同时，民间联盟的身份和功能未受到官方认可，各地民间联盟的活动集结也多停留在交流与讨论的环节上，尚不能成为一个与联盟下各个民间读书会形成垂直关系的具有主导、协调或管理作用的主体机构。
（三）缺少读书会发展的行业标准和推进体系
尽管近年来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读书会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且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对读书会行业发展而言，一些具有共通性的规范文本仍然是缺失的。一是缺少由权力机构批准的、供各读书会共同依照的行业标准，如“读书会工作规程”“读书会章程”“读书会管理制度”等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大量读书会都处在“野蛮生长”“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二是宏观设计层面缺少针对全国各层次、各类型读书会的发展推进体系。比如公共图书馆主导的读书会应该如何在各层级之间推进，推进过程中是否有标准或模式可供应用等，能够回应近似问题的读书会推进机制尚未建立。从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等阅读活动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存在各自为政的状况，不能在服务功能和程序上实现标准化或共频化，各地公共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包括读书会建设方面，呈现出能力、程度和效果上的千差万别。
（四）读书会读者建设层面的问题
1. 读者入会门槛偏低
读书会以兴趣为基础，将原本毫无关系的社会个体和组织聚集在一起。严格意义上，读书会需要围绕阅读本身对进入这一组织的个体进行把关、筛选和细分，建立具有约束性的准入机制，以确保组织内部的纯洁性和目标一致性。但调查看来，各类读书会都缺乏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入机制。有的读书会完全不设门槛，只要组织外的人士表达出希望加入的意愿，读书会微信群的群主或负责人就将其加入群组，成为读书会的一员书友。这导致很多读书会的线上线下群体十分臃肿、庞大，甚至超过几千人。还有很大一部分读书会采用人际之间“滚雪球”的办法，读书会微信群内读者“邀请入群”的人即可加入成为会员。在这种定义下，微信群内的所谓会员越来越多，但究竟有多少人是活跃在读书会活动上的，有多少人在群内属于“僵尸粉”状态，从不在线上讨论，也不参加线下活动，这些情况是很难实际把控的。
2. 对读者的阅读需求缺乏细分
笔者调查发现，65.19%的读书会并不设置读者职业或群体门槛，是面向“社会各界人士”而开展读书活动的，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尽管读书会组织本身是从阅读兴趣出发的，职业、年龄、学历等背景性因素是从属的，但如果集结过程中对读者的阅读基础、阅读能力、阅读偏好等不做细分处理，那么，参与者对读书会组织的依附感以及参与者之间的黏合力是不充分的。
3. 对读者阅读成长和阅读效果缺乏衡量
推进全民阅读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阅读活动的普及，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氛围。作为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实施单元，各类读书会究竟有没有实现上述阅读效果，研究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此都缺少相应的测量。
前文提及，加入读书会或参加读书会活动之后，受访者的日均阅读时长整体上都出现了增加。但是，阅读时长仅是阅读效果的测量指标之一，与阅读效果有关的其他测量指标本研究未涉及，也未见其他研究对读书会读者的阅读效果进行过专门讨论。
三、推进读书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读书会具有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类型多元、读者众多等特点，如何在结合国情的条件下，从立法决策、体系建设、运行规范以及读者建设等层面推进读书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单一读书会的实践效率，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民阅读的推动效果。
（一）突出读书会的合法性，开阔弘扬文化自信的空间
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规范和引导阅读推广发展。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及未来阅读立法中，有必要对“专业阅读推广机构”的所指展开表述，将读书会纳入其范畴。赋予读书会更鲜明的合法性，有助其更完善地进行组织机制建设、更充分地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更广泛地吸收社会力量参与，促进其在推动全民阅读进步和弘扬民族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建立全国读书会行业协会引领读书会体系建设
政府部门承担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任务和功能，但却很难面面俱到地将管理触角延及阅读推广的各个责任单元。建议将政府部门阅读推广的部分职能转移，从上到下垂直建立读书会行业协会（或称促进会、联合会等），来充当政府与读书会之间的组织桥梁，承担行业的指导、培训、自律、协调、监督等作用。同时，政府财政将读书会行业协会纳入财政预算对象范畴，拨款专项经费用于行业协会的管理和服务，加入协会的各类成员读书会也因此从中受益。
（三）建立有效的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读书会，都应当从制度上明确建立有效的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以保证社群内部的纯洁性和目标一致性，从而为读书会的人员稳定和规模养成打下基础。在准入机制方面，可采用线上问卷或增设填答项的办法，将一部分阅读意愿不甚强烈，对加入读书会持有无所谓态度的用户排除在外。同时，读书会负责人或运行人员可以根据会员注册信息进行主观筛选。在监督与退出机制方面，可以在线上群组设置管理员或值日生，负责监督和管理线上发言。读书会的每一位参与者也应负有共同监督的责任，并可以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秩序破坏者的去留。
（四）借助技术手段厘清读者定位
不少读书会存在发展定位不明晰的问题，在阅读内容、阅读形式和阅读人群上都缺少判断和定位，导致阅读活动难以深入和长期推进，参与者得到的能力提升也参差不齐。各个读书会可以广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的精准性和便捷性特点，对读书会内部读者的偏好和读物需求进行细分处理。在此过程中，提高读书会“读以群分”“读以类分”的活动精准性。
（五）结合出口调查测量读书会的活动效果
出口调查，是国外政治大选活动中常用的用来测量选民态度的民意调查工具和方法，调查机构会派遣调查人员向刚刚走出投票站的每位选民分发问卷调查，以此统计、分析和预测投票结果。这项工具可以被借鉴使用到读书会活动效果的测评中，比如读书会工作人员提前做好一份电子问卷，活动临近结束时发放到线上群组，请每位参与者填写，由此可以即时取得活动效果的反馈，且普遍性高，能反映整体态度。读书会可以在活动之后深入研究出口调查的反馈结果，研究不足之处以求改进提高。
注释
①包括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社区书屋、基层综合文化中心等为代表的“全民阅读设施管理单位”；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车站、机场、码头、游客中心、宾馆、银行、医院、青少年阅读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供者和通信运营商等媒介组织；以教师、公务员、大学生、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志愿者为主体的“阅读推广人队伍”；文化团体、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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