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印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加强两国间出版产业的合作交流有利于促进彼此的“民心相通”。近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图书贸易规模维持在六七百万美元水准，且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 ；版权贸易和合作交流日渐频繁，形式日趋多样。然而，与印度出版市场孕育的投资机遇相比，中国出版企业对印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出版企业应积极探索多平台联动机制，以价值链构建思路，扩大对印投资规模，拓展投资范围。同时，要全面评估对印投资风险，做好风险防范。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版企业；印度出版业
作为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域内最具实力的国家，印度是新丝绸之路的南线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可绕过的国家[1]。但由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疑虑，导致中印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相对滞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之间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推动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五通”中，“民心相通”至关重要，通过民心沟通，增进双方互信，消除彼此疑虑。文化交流是民心沟通的重要途径，“图书是各种文化交流的媒介”[2]，出版业在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助推两国互联互通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印两国出版业的合作交流日趋频繁，2016年1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第24届新德里国际书展，以“文明复兴，交流互鉴”为主题，“举办了近70场出版和文化交流活动，达成588项版权协议和172项合作意向”[3]。但总体而言，中国出版业与印度的合作交往还不够密切，中国出版业在印度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中国出版企业应该充分了解印度出版市场的发展状况，及时把握印度出版市场的机遇，采取适宜的投资策略，控制投资风险，扩大双方的出版交流与合作。
1 中印两国出版产业的交流与合作现状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上，无论是“西南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印度都是重要的支点国家，印度的医学、宗教等曾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两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2013年，中印双方“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提出在互联互通、投融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的设想，为孟中印缅次区域的深度经济合作开启了大门。中印两国的出版产业都具有相当大的活力和潜力，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有较大发展。
1.1 中印两国图书贸易规模相对稳定，进出口金额略有下降
根据中国海关及联合国统计司（署）的统计，2012年以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书籍、小册子、散页印刷品及类似印刷品（海关商品分类4901）的进出口贸易额和数量虽然有一定的起伏，但基本呈相对稳定态势（见图1、图2）。从进出口金额看，2012年两国间该类商品进出口总额为6578369美元，2013年升至最高点12718682美元，随后呈下降态势，2017年降至6000140美元；从进出口数量看，2012年为2673795册（张），2015年降至1953160册（张），2016年又攀升至2964696册（张），2017年略微下降为2696719美元，总体平稳。从图1和图2还可看出，中国在与印度的书籍贸易中处于明显的出超地位，对印出口的金额和数量远高于进口，以2017年为例，中国从印度进口书籍等仅493272美元，出口却达到5506868美元，出口额约为进口额的11倍。另外，从儿童图画书、绘画或涂色书（海外商品分类4903）的进出口也可看到类似态势（见图3）。由此可见，印度是中国图书重要的海外市场，其地位不容忽视。
图1 2012—2017年中印4901类商品进出口金额变化趋势
图2 2012—2017年中印4901类商品进出口数量变化趋势
但也应该看到，从中印两国出版产业的体量来看，中国与印度的图书贸易仍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与“一带一路”部分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及金砖国家相比，中印图书贸易在金额与数量上都不突出。以2017年为例，在金砖国家中，中印4901类商品进出口金额约为600万美元，比与巴西的1250万美元差一倍有余；与中国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贸易额相比，也存在差距（见表1）。从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较快的4903类商品来看，中印两国间的贸易规模更小，仅有99.5万美元，在金砖国家中排名垫底，且较2012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见图3—4）。狄伯杰的研究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其在《印度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整个印中文明对话史上，没有一部中国经典著作被译成印度语并被保存下来”，但同时他也指出，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改善，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加强，印度掀起一股“中国热”和“中文热”，“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兴趣”，2013年，“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启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及巴金、老舍、王蒙、莫言、阿来等一批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陆续被译为印地语和其他本地语言在印度出版，中国也将翻译出版印度的25部作品[4]。
图3 2012—2017年中印4903类商品进出口金额与数量变化趋势
图4 2017年中国与部分国家4903类商品进出口金额与数量比较
表1 2017年中国与部分国家4901类商品进出口金额与数量比较
| 贸易对象国 | 金额(美元) | 数量(册/张) |
| 印度 | 6000140 | 2696719 |
| 马来西亚 | 6877392 | 1363985 |
| 泰国 | 4147495 | 640348 |
| 印度尼西亚 | 429916 | 88356 |
| 越南 | 1181799 | 443047 |
| 新加坡 | 44158316 | 2608575 |
| 以色列 | 3164593 | 967744 |
| 俄罗斯 | 4345018 | 1135858 |
| 巴基斯坦 | 14876233 | 3504480 |
| 巴西 | 12542299 | 3674714 |
| 阿根廷 | 4517747 | 1880230 |
1.2 中印两国版权贸易与交流合作日趋频繁
近年来，中印两国出版界通过国际书展交流合作的频次逐渐增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德里国际书展、加尔各答国际书展等，成为两国出版企业开展版权贸易与出版合作的重要平台。2010年，BIBF将印度设为主宾国，27家印度出版商参加书展；2016年，中国成为新德里国际书展的主宾国，81家中国出版企业参展。2017年，五洲传播出版社代表中国出版机构参加第41届加尔各答国际书展，展出“英语和印地语图书200余种，涉及中国文化、历史、文学、少儿读物等多个领域”，与多家加尔各答出版商就《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汉字》等十余种中国图书的孟加拉文版达成版权贸易意向[5]。同年8月，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印度知名汉学家狄伯杰主编的《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其英文版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印度分社同时出版，在两国的主流渠道同步发售，并与印度普拉卡山学院出版社合作推出资深翻译家王槐挺翻译的《天竺心影》英文版[6]。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第27届新德里国际书展上召开《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一个人的聚会》等五种图书的印地文版新书发布会，并签订了4种图书的版权输出协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印两国出版合作的形式不断丰富。2014年，安徽少儿出版社成立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联合丝路沿线出版企业开展童书互译工程，2017年，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加入联盟并引进安少社14种图书版权。2019年1月，在新德里国际书展上，新华文轩南亚出版中心、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前者主要“围绕向印度合作伙伴推荐优秀川版图书，推进双方合作出版，组织两国艺术家交流策展等方面展开工作”[7]；后者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印度SMP出版公司、印度NCBA出版社等联合成立，“面向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南亚各国的高等院校、图书馆、出版机构以及先进制造业企业，以精品科技图书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为主，以《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文库》英文版为主要产品线，翻译出版一系列代表中国科技最高研究水平和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图书”[8]。中译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通过与印度出版商合作建立国际编辑部的方式，面向印度市场策划中国主题图书和本土化选题，进入印度主流渠道，贴近印度读者。社科文献社则希望通过与当地的出版机构、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中国研究中心，开展出版与学术交流。丰富多元的合作形式，有助于整合中印两国的作者、品牌、渠道、人才等出版资源，促进“双向投资和多元贸易”[9]，构建完善的跨国出版产业链，实现合作双赢。
2 印度出版市场的投资机遇
快速的经济发展、宽松的投资政策、庞大的人口基数与人口红利、强劲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不断增长的出版市场规模和迅速成长的数字出版，是决定印度出版市场投资潜力和机遇的主要因素。
2.1 宏观环境不断改善，为印度出版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
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印度在“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位列20，属于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之一，其中经济环境尤为突出，位列第二[10]。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呈较快增长态势，2018年GDP达到2.7263万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33.7%，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较快的国家。2017年，印度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2.7%，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超过3500万[11]，居民文化素质有较大提升。2016年印度的恩格尔系数为32.8%[12]，意味着印度居民生活水平已达到较为富裕的程度，也意味着居民对文化娱乐产品的需求将快速扩大并成为主导需求。印度的对外投资政策在莫迪执政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优惠加强，并开通了自助审批通道，允许外资100%持股。印度的新闻出版立法较为完备，包括《版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和《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规章及诸多规范性文件[13]。此外，印度人口红利明显，13.5亿人口中有65%在35岁以下，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
印度是创意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其电影、动漫、广告、软件设计及服务外包等产业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班加罗尔是著名的信息科技中心，宝莱坞被誉为世界电影工厂，DQ娱乐公司（DQ Entertainment）是亚洲最大的动画服务提供商[14]。印度的视听和视觉艺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12年，印度文化内容2（音像制品、新媒体、印刷品、视觉艺术、设计）的出口市场占有率超过5%，全球排名第五[15]，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6，超过美英等发达国家[16]。
2.2 出版产业升级转型，创造诸多投资机会
2.2.1 市场规模大，发展速度快
据尼尔森和印度出版商协会、印度出版商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印度图书市场报告》[17]，2015年，印度出版业产值为3066亿卢布，较2014年的2610亿卢布增加456亿卢布。有出版商9037家，图书零售商21800家，每年以22种语言出版各类图书超过10万种，是世界第六大出版市场、第二大英语印刷图书出版市场。英语出版占据主要位置，约90%的学术图书和2/3的教育类图书以英语出版，英语图书销售额约占印度年图书总销售额的55%；印地语是第二大出版语言，约占总销售额的35%；文学小说类图书出版以其他印度语言为主。K12是最大的出版市场，2014—2015年度销售额约为2217亿卢比，其次是高等教育市场，约为661亿卢比。
随着印度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投入增加，国民识字率迅速提升，为印度出版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2011—2014年，印度出版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0.4%。预计到2020年，印度出版业年产值将达到7397亿卢布，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9.3%，是世界出版业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
2.2.2 国际化程度高，跨国出版企业数量多
作为全球重要的英语出版市场之一，印度成功吸引了众多跨国出版企业，培生、阿歇特、企鹅兰登、哈帕•柯林斯、圣智学习、EBSCO等，都在印度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如培生在新德里、北方邦、孟买共设有8家分支机构，里德•爱思唯尔在新德里、金奈、孟买、加尔各答等设有5家分支机构。2001年，在印度的一些国际出版企业联合成立了印度海外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in India，API），代表在印度的国外学术、教育、儿童等各类图书与内容出版商的利益，致力于推动印度出版业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扩大印度出版业与国际出版业的合作交流[18]。目前，该协会有会员28家[19]，主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跨国出版企业。
跨国出版企业在印度出版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据毕马威（KPMG）2005年的一项研究，在印度的中小学教科书、大学教材、专业图书和医学图书4个市场，不同类型的跨国出版企业都拥有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比如，里德•爱思唯尔占有24%的医学图书市场，培生占有11%的大学教材市场（见图5）。
图5 跨国出版企业在印度四类图书市场的份额[20]
2.2.3 数字出版方兴未艾，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数字出版近年来在印度快速发展。据印度海外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in India，API）统计，印度70%的出版商对已有内容进行了数字化并出版电子书。数字出版实践在印度展现出丰富的多样性。Rupa出版社在数字平台方面投入大量资本，通过文献章节化、迷你图书（一种旨在鼓励孩子阅读，只有5000—30000字，比通常的图书文字简短的书）等方式为读者提供数字与音频内容。剑桥大学出版社南亚分社，已经超越单纯的存量内容数字化和交互内容生产阶段，进入利用数据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个人体验、有力的解决方案和工具阶段。许多印度作家，也开始尝试为数字平台写作。移动出版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16年，西地出版社（Westland）与移动出版平台印度头条（Dailyhunt）合作，推出作家AmishiTripathi的Shiva三部曲，每次更新一章，每章约15卢比，读者可以使用手机支付。
印度是“数字出版技术强国”，因此，对外国教育与学术出版商而言，印度出版市场是利润丰厚的数据与内容管理服务外包市场，欧美许多出版商都将数字化业务外包给了印度的数字业务提供商，如S4Carlisle、codeMantra、LearningMate、NewgenKnowledgeWorks等公司[21]。这些外包业务涉及数字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如内容的加工、增补、切分与重构，以及格式转换、版式设计、翻译、STM数据库创建与维护、数据检索、知识管理、互联网销售服务等。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22]。据Ecommerce报告，2018年，印度网民有4.6亿，约占总人口的40%；网购用户数超过2.24亿，占网民总数的48%；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超过250亿美元。在各类商品中，图书排名第二，大约占据印度电子商务市场17%的份额，56%的读者在一年中购买过至少一本电子图书，有9000多家出版商和21800多家零售商参与网络销售[2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印度移动电商的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印度的智能手机拥有量超过1.5亿部，2/3用户的年龄在25周岁以下，用户每天花费在手机上的时间平均为169分钟，其中约有34%的时间用于浏览新闻和各类媒体。移动电商占电商订单总数的比例超过50%。跨境电子商务也有较大发展，2018年，印度跨境电子商务较2017年增长121%，2019年一季度环比增长4%[24]，全球排名升至第六位，且是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唯一保持增速的国家。跨境电商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和中国。
3 中国出版企业对印投资策略
虽然近年来中印两国出版业的合作交流日渐增多，但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中国出版企业与印度知名的阿难陀出版社、印度图书、莫提拉•班那西达斯公司等尚未建立直接合作关系[25]，中国出版企业对印直接投资还在起步阶段，速度慢，项目少，规模小。因此，中国出版企业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策略，扩大对印投资的规模和领域。
3.1 探索多平台协同联动机制，推动中国出版企业对印投资
“一带一路”是我国拓展对外发展空间的重要倡议，需要外交、经济、文化多方协同共进。出版企业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角色，既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文化交流、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也要善于利用国家及各省市构建的对外交往、人文交流、服务支持等各种平台，探索多平台协同联动机制，沟通信息，协调计划，从教育、文化、经济等不同方面切入，扩大对印投资。
跟进孔子学院布局拓展海外投资，是我国出版企业成功进入国外市场的重要路径，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通过设立在内罗毕大学、喀麦隆大学等非洲高校的孔子学院走进非洲，通过与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合作进入古巴。我国在印度设有4家孔子学院、2个孔子课堂，分别位于金奈、孟买、珀瓜拉、索尼帕特、加尔各答、哥印拜陀[26]，都是印度重要的经济、文化、贸易或旅游中心，金奈、孟买、加尔各答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出版企业可以通过与这些孔子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逐步推进在印度的出版贸易与直接投资。
“跳出出版做出版”，与相关企业合作也是中国出版企业扩大对印投资的可行选择。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累计在印度直接投资47.47亿美元[27]，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重要企业在印度都有各种投资，积累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在数字时代，出版企业可以借助这些企业的设备、媒体及电商平台，销售数字产品，宣传企业品牌，为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为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国家搭建了各类平台完善贸易投资促进机制，如各种国际博览会、高峰合作论坛、投资合作工作组、跨境电商综试区等[28]，出版企业可以尝试在图书博览会、图书巡展之外，综合利用多种平台获取印度出版市场讯息，寻找投资合作伙伴。此外，也有很多机构致力于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如中国方舟，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可以为国内企业提供境外投资环境咨询、投资并购、精准营销服务等各类服务[29]，出版企业要善于借力这些服务平台，从更广泛的渠道实现与印度出版企业及潜在合作伙伴的接触，挖掘投资机会。
3.2 以价值链构建思路，深度开发印度市场
出版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是参与东道国出版产业链及不断升级完善自身产业链的过程，因此，中国出版企业投资印度市场，既要考虑如何利用印度出版市场增强自身在出版价值链各环节和整个价值链条上的收益，也要考虑如何通过布局印度出版市场进一步提高中国出版业在全球出版产业链中的地位，进而促进中国出版产业链的升级。
首先，中国出版企业要充分利用两国出版产业的比较优势差异。比较优势既源自要素禀赋，也源自学习创新，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有助于促进参与贸易双方的发展。从中印两国出版产业的情况看，中国出版产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出版市场体量大、选题创新及图书营销能力强、印制水平高、电子商务发达等方面，印度出版产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源成本低、市场潜力大、英语出版物编辑加工能力强等方面，两国出版产业在内容、语言、技术等资源上存在较大的互补合作空间。比如，中国出版企业可以通过与印度出版企业合作，利用其较强的英语编辑能力，推动中国英语学术期刊及其他英语出版物的出版。印度是“全球学术、教育出版商外包数字业务重镇”[30]，中国出版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印度数字业务供应商的优势，在内容数据库建设、优质内容数字化、数字内容分销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其次，中国出版企业要善于通过产品升级和供应链升级增加对印投资的价值链收益。现在，欧美许多跨国出版企业已经从出版商转型为内容支持、学习教育、信息分析等服务与技术的提供商，并通过外包业务获取相关技术与工具。对于处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出版企业而言，利用海外投资获取数字技术公司及其产品与服务，也是促进自身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手段。从产品升级角度，除了进一步扩大我国与印度的出版物进出口和版权贸易规模，还可以借力印度出版市场数字化趋势，增加数字内容产品及知识服务的输出，积极探索在线教育平台和动漫游戏产品的合作开发及全版权运营。从供应链升级角度，主要应该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借助跨境电商推动出版贸易向平台化、网络化、移动化发展，并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掌握印度出版市场的需求变化特征，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快速响应，提高供应链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合理进行对印投资城市布局，利用区域增长极扩大对印投资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区域增长极是指某个地区经济活动最为活跃，对整个区域经济影响最大的城市[31]。从培生、爱思唯尔、汤森路透等国际知名跨国出版集团对印投资的城市分布看，主要是孟买、新德里、金奈、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等经济文化科技中心，都属于印度重要的区域增长极。这种布局，不仅使跨国出版集团能便捷地获取印度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还使跨国出版集团能有效利用这些增长极城市的辐射效应和支配效应，扩大在印度乃至周边国家出版市场的影响力，并进一步吸引印度出版资源向跨国出版集团集聚。中国出版企业的对印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城市布局方面应做好统筹规划，除采取前述跟进策略外，还可参考跨国出版集团的城市布局，尽可能选择在区域增长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其实也为与其他跨国出版集团的合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3.3 全面评估对印投资风险，做好风险防范
对外投资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从我国对印度投资的实践来看，风险集中表现在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领域。
从政治风险看，虽然中印两国邦交关系总体而言日趋向好，但由于地缘政治等问题，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两国之间一直难以建立坦诚的政治互信。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始终抱有疑虑和警惕，拒绝接受，而且提出了多个以印度为主导的替代性方案，如2014年的“季风计划”、2015年的“萨迦尔玛拉”（香料之路）计划、2016年的亚非“自由走廊”概念等。这种状况导致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国投资问题上的担忧和阻碍，比如，印度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腾讯、华为的对印投资，并将一些该走自动审批通道的企业列入政府审批渠道。另外，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印度有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印度三大工商组织印度工业联合会、印度工商联合商会以及各行业工会等组织均奉行经济保护主义”，并将对华贸易逆差归因于中国经济威胁[32]，以此给中国对印投资设置壁垒。复杂的法制体系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也是对印投资政治风险的来源之一。印度从中央到邦、城乡等各级政府都有制定法律规则的权力，从而导致印度各地的法律规则并不统一。复杂的法制体系叠加多元的语言民族宗教文化，给中国企业投资印度造成较大障碍，很难快速扩大投资规模。而且，印度是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颁布有《红利法》《劳工争议法》等大量劳工法，对于不熟悉这些法律的中国企业来说，很容易因为日常管理中的细节问题处理不当而陷于劳资纠纷的泥淖之中。
从外汇风险看，主要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印度货币卢比的汇率稳定性问题，根据印度储备银行（RBI）公布的数据及其他市场交易数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兑卢比基本呈一路上升趋势，即使只看近五年的数据，最高也从1∶60上升到了1∶74左右，目前维持在1∶71上下。二是外汇管理问题，《1999年外汇管理法》是印度外汇管理的主要法律，此外还有《2000年外汇管理（在印度设立分支机构、办公机构或其他商业场所）规则》《2000年外汇管理（保险）规则》等大量涉及外汇管理具体领域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定对中国投资印度有严格限制，比如中国居民在印度设立分公司、办事处或联络机构必须获得RBI的预先许可，没有RBI的预先许可，中国居民不得在印度取得不动产、转让不动产或租用不动产超过5年[33]。
此外，盗版、合同违约、签证困难等现象普遍存在。
因此，中国出版企业投资印度，必须在全面评估各种风险的前提下谨慎推进。首先要认真系统地学习印度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其次可以借助各种中介平台开展市场调查，协助处理日常法律事务和财税事务，还可以通过聘请当地管理人员实现与员工及政府部门的良好沟通，并应该采取多种手段降低外汇风险，控制其他风险。
4 结 语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和出版大国，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广阔的出版市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借用印度出版商联合会主席阿绍克•古博塔的话，两国出版界应“加深对话和交流，让中印成为全球两个重要的出版中心”[34]。中国出版企业应借势扩大对印投资，促进两国的出版合作和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贸易对推动两国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
注 释
[1]马加力.印度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最大阻力国[OL].[2015-06-18].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618/13786192_0.Shtml
[2]中国图书扮靓新德里世界图书展[OL].[2019-01-10].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110/c1002-30515380.html
[3]第24届新德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圆满举行[OL].[2016-01-18].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8/c_1117814238.htm
[4][印度]狄伯杰.印度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翻译[J].文化软实力,2017(3):66-68
[5]五洲传播出版社代表中国出版机构参加印度加尔各答国际书展[OL].[2017-02-09].http://www.cicc.org.cn/html/2017/wzbb_0209/3928.html
[6]山东教育出版社:实现国际版贸立体化运作[OL].[2017-08-25].http://www.gapp.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4509/347964.html
[7]王坤宁,李婧璇.新华文轩南亚出版中心揭牌[N/OL].[2019-01-10].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49173
[8]金鑫.中国—南亚科技出版中心在印度成立[N/OL].[2019-01-10].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49172
[9]从商务部两份名单看:出版走出去有何新特点[OL].[2017-12-04].http://www.sohu.com/a/208416854_740204
[10]数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环境[OL].[2018-12-24].http://www.sic.gov.cn/News/614/9767.htm
[11]2018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OL].http://www.stats.gov.cn/ztjc/ztsj/jzgjlhtjsc/jz2018
[12]2016年全球各国食品消费支出和恩格尔系数[OL].[2017-10-19].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67d5d60102xaqu.html
[13][25]周利群.印度的新闻出版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的合作[J].出版发行研究,2016(10):89,92
[14][15][16]魏鹏举,李兵,等.中国文化贸易研究报告(2014—2015)[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93-194,199,203
[17][23]Book-to-the-future[OL].http://www.publishers.org.in/wp-content/uploads/2018/02/Book-to-the-future.pdf
[18]http://www.publishers.org.in/about-us
[19]http://www.publishers.org.in/members-list
[20]竹光侍.印度:数字出版技术强国[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5-26
[21]Sandeep Chaufla.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nd Acquisitions in India,Tax and Regulatory Aspects[J].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08(24):191
[22]2017年印度电子商务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OL].[2018-08-14].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8/666937.html
[24]E-commercesalesfromIndiagrew4%inQ12019,Report[OL].[2019-07-04].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trade/exports/insights/e-commerce-sales-from-india-grew-4-in-q1-2019-report/articleshow/70071153.cms
[26]http://uk.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27]2018年中国印度经贸合作简况[OL].[2019-02-25].http://www.cinn.cn/ydyl/201902/t20190225_207289.html
[28]商务部: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走深走实[OL].[2018-12-26].http://cn.arkofchina.com/news/show.php?itemid=8786
[29]http://cn.arkofchina.com
[30][34]孙京平,涂桂林.中印出版人共绘未来合作美好蓝图[OL].[2016-01-18].https://zgcb.chinaxwcb.com/info/526574
[31]徐鹏志,赵红岩.增长极影响价值链升级的效率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24):9+12
[32]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成因[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1):58
[33]王鑫.印度外汇管理制度[OL].[2005-08-17].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i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508/2005080027040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