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邱菊生、姚磊、胡娟：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对近十年我国出版领域融合发展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在厘清我国出版业目前对融合发展四类主要概念认识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出版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我国出版集团融合发展的四种战略模式和六种路径选择。
【关键词】出版；融合发展；战略；路径
1 引 言
198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家普尔首次提出“媒体融合”这一概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融合”在中国出版业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一些出版集团，特别是在上市后，通过资本运作做大做强进入新阶段，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地域、技术、媒体、行业的界限，开展了各种“融合”的尝试。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融合”不再是出版企业经营层面的事，而是被正式纳入国家政策层面，成为我国出版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本文通过对诸多相关研究论文的整理和分析，梳理出版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总结国内出版传媒企业融合发展的特点和问题，归纳出版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为我国出版集团更好地推动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2 出版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出版融合发展，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概念，之所以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融合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二是科技升级换代的速度加快，使出版融合发展的概念也处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中；三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实践在我国还处在探索期，在这个阶段，还很难从实践中抽象出共同本质的特点进行概念化表述。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对出版融合发展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特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这个概念以政府的指导性文件为代表，例如《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2015年4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实现出版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并指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
二是侧重于不同媒介间开展的“媒介融合”。普遍认为，媒介融合的构想是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1976年首次提出的，“媒介融合是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2006年，美国学者安德鲁•纳齐森将“媒体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2]；杨祖增、张仁汉提出，“从狭义上讲，‘媒体融合’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广义上的‘媒体融合’则包含了一切媒介及其相关要素的结合、汇聚和融合，还包括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3]
三是指多维度、多层次的跨界融合。近年来，新闻出版业与文化创意、科技、商业、金融等相关产业融合趋势明显，跨界融合、产业延伸，成为出版转型融合发展新的关键词。冯宏声[4]将出版业融合发展分为“四个维度”：一是产业链各环节的融合，即打破传统的“编、印、发、供”出版产业链条各环节根据受众需求重新进行产业链临时组合；二是产业分类层面的融合，通过内容重复组合，做到一次生产、多次开发、重复使用；三是出版业与其他内容产业的融合，出版业、音乐业、影视业等内容产业在互联网环境下成为可以交融的元素；四是出版业与外部产业的跨界融合。出版业靠内容产品、内容服务融入其他产业的生产、营销环节，形成“内容转换成价值——价值提升——内容消费数据转换成生产需求——支撑文化产品及其他产品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付国乐、黄睿[5]等从出版业融合发展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出版与科技的融合，产业和业务融合，运营主体的融合，市场的融合，渠道与营销融合，组织结构的融合，出版与资本的融合等等。傅伟中[6]认为，出版传媒企业融合发展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出版与金融的融合、传统出版与新媒体立体开发的融合、出版传媒业的跨界融合和平台化融合。
四是认为“融合发展”是动态性概念，在不断更新和延展。蔡翔[7]从出版融合发展的演进历程入手，提出“传统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并将传统出版融合发展归结为四个阶段：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出版融合和知识服务，并进行如下划分：“数字出版”始于20世纪末，大型出版集团或出版企业纷纷投资试水；从2010年开始，“出版转型”或“转型升级”成为出版业界热词，时间跨度大约与“十二五”同步；党的十八大之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互联网迎来内容创业风潮，知识付费兴起，出版单位纷纷涉足知识服务领域。2015年，28家出版社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遴选为知识服务试点单位，出版业融合发展进入“知识服务”阶段。
3 我国出版集团融合发展实践的特点和问题
3.1 我国出版集团融合发展实践的特点
从整体情况看。张波[8]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特征归纳为五种常态：一是线上线下一体化；二是多类型跨界拓展，分为非相关性业务跨界如投资房地产等、弱相关性业务跨界如“书店+影院”模式、强相关性业务跨界如出版传媒集团投资文化传媒教育产业行为等；三是出版内容的转换创新；四是开发与产出可持续化，主要指内容的一次生产、多次产出；五是政策层面的动态化和兼容化监管。傅伟中[9]从七个维度对当前出版传媒业的新常态进行了总结，其中四个方面与融合发展密切相关：从发展形态来看，碎片化阅读、浅阅读、移动阅读和互联网出版、自出版、自媒体等成为新常态；从发展方向看，媒体融合、跨界发展、“互联网+”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举措来看，平台化运营、并购重组、资本运作、IP开发将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主体来看，互联网巨头将通过并购重组和横向合作参与内容生产与传播，但国有出版集团仍将保持主力军地位。詹歆睿[10]总结了三种典型盈利模式：一是全媒体产业链盈利模式，资源的全新整合；二是搭建数据库平台盈利模式，由内容生产向内容服务转变；三是资本融合盈利模式，传统出版的跨界发展。
从个案分析看。傅伟中[11]研究了凤凰传媒、江西出版集团、皖新传媒、中南传媒等几家地方出版集团的融合发展，总结认为出版集团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跨界经营、多元拓展；强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深度植入互联网基因；裂变发展，呈现集团化发展趋势；积极谋求上市，开展资本运作；实施并购重组，推进跨界发展；从版权输出转向资本输出。王鑫[12]等对辽宁出版集团进行了个案考察，该集团全方位开展了融合发展：在宏观层面实施了“五融”战略，即信息化的“融出版”战略、数字化的“融资产”战略、转型运营的“融发行”战略、标准化的“融管理”战略、组织化的“融团队”战略；在中观层面，以项目支撑战略构成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微观层面，通过数字渠道创新构成全网覆盖。刘焰红[13]分析认为，中南传媒通过产融结合、线上线下结合、全媒体布局实现业务转型，通过与技术商、运营商、渠道商、优质内容商等各方面的战略合作，在数字出版、数字教育、媒体业务、动漫、金融和广告运营方面积极布局并取得显著成效。
3.2 我国出版集团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外部问题。杨西京[14]、徐兴华[15]认为，影响中国传统出版业融合进程的主要外因有：政策管理滞后、版权保护缺乏、体制机制束缚等。刘影等[16]以“互联网+”为背景研究认为，市场行业标准缺失，融合发展障碍重重；产业格局不够清晰，制约集群优势发挥；管治体系尚未健全，数字版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制约出版企业数字化发展。赵滢[17]分析认为传统出版在数字出版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产业链的突变，出版企业由过去掌握主动权，到今天丧失产业的优势地位。傅伟中[18]总结制约出版传媒企业转型升级的若干问题中，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是其中之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例如政府一方面提出“在新闻出版传媒领域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积极稳妥开展试点”，但对于股权激励的具体措施尚未有新的突破。二是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建立健全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部分省市成立了专门的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而部分省市尚未成立相应管理机构。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尤其是涉及“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容易形成部门多头管理。三是评价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出版作为创新创意产业，创新性人才的作用尤为突出。而要留住人才、激励人才，需要探索新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而非传统的考评体系。
内部问题。杨西京[19]、徐兴华[20]总结的中国传统出版业融合进程中存在八大难题中，五个问题源自出版企业自身，包括：企业认识不足、市场意识不强、数字出版资源不多、商业模式不成熟、人才队伍匮乏等。李宝玲[21]通过比较发现，我国传统出版企业的数字化参与程度较低，集中度较低，对数字版权的控制力缺失，在数字出版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苏雨恒[22]研究发现，传统出版机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被动、落后甚至被边缘化和淘汰的风险始终存在。除产业链重组和再造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外，还存在着领导团队危机意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创新活力不足、体制机制不活、人才队伍培养储备不够等问题。朱静雯等[23]指出，我国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出版企业还没有完全转变经营理念，加上数字化建设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多数出版企业对数字化的投入不足；二是数字化业务发展不成熟，数字化业务在出版业务构成中的比例较小，缺乏竞争力；三是盈利模式不够成熟与稳定。肖风华[24]指出，国有出版企业在在融合转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包括：不匹配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能力，很难直接到达用户终端；新业态出版产业链不够清晰完善，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难以与内容生产结合，无法有效地转化成为内容生产力；缺乏在技术和平台领域的议价能力和统筹能力，仅作为内容提供商的角色参与市场分配；新业态出版复合型人才匮乏；资本和平台的双重冲击，商业运作模式模糊。刘影等[25]指出在数字出版发展中我国出版企业自身的问题包括：转型内涵参悟不够，发展模式跟风趋同；产品设计创新不足，优质数字出版精品少；盈利渠道类型单一，缺乏创意和灵活性；专业人才蓄力不足，影响持续发展步伐。傅伟中[26]认为在执行层面，出版企业还存在要注意进一步细化融合发展的路径，进一步科学化多元发展的选择的问题。他认为，出版传媒企业在推动融合发展方面如何布局落子，需要通盘考量，审慎研究，科学决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体制机制、股权结构、商业模式、人员管理等诸多问题。另外，出版传媒企业多元发展也存在风险，甚至掉入“多元化陷阱”。
4 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战略研究
4.1 政府：完善宏观管理手段，构建良好生态环境
从我国出版业的特性看，宏观管理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张新新[27]认为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多由政府主导，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表示：政府将以政策为引导，支持推动出版业融合发展。既要切实解决出版企业转型过程中资源加工、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的实质性难题，还将通过加大财政扶持、充分利用新闻出版改革与发展项目库、加强组织实施等三项具体措施推动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升级[28]。李宝玲等[29]认为，一个产业要健康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做保障，因此，加快数字出版政策扶持与引导，构建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生态环境是关键。首先，建立与健全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法规，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次，完善数字版权法律制度，建立起数字版权的认证机制，加强版权保护，避免不正当竞争。第三，加快数字化标准建设，建立起符合行业规范的数字出版标准化体系，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徐兴华认为，为了便于数字出版企业通过联合、兼并、重组、融资等方式快速壮大自身经济实力，政府部门应完善相关经济政策。在融资方面，要以政府资金牵头，吸收风险投资介入；要建立产业信贷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介入，以使数字出版产业形成规模经营[30]。
4.2 企业：以全局视角共赢意识，做好融合发展的战略选择
石姝莉[31]认为，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三种战略选择：一是进入新领域模式，即内部资源扩展战略及兼并重组战略；二是组织边界扩展模式，即多角化经营战略与一体化发展战略；三是竞合发展模式，即战略联盟、集群与外包。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可将有关战略选择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是一体化发展战略。即跳出出版的传统框架，以“大出版”思维，通过新技术变革产业链，通过资本实现跨界融合。吴尚之认为，融合发展要求出版业坚持全局化视角，跳出传统出版的思维定势和业务范畴，出版企业要树立“大传媒”“大文化”“大出版”观念，树立融合一体化意识，树立开放共享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融合发展[32]。傅伟中[33]提出出版传媒企业融合发展的对策：一是大力推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二是大力推进出版与金融的融合；三是大力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媒体立体开发的融合，做到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四是大力推进出版传媒业的跨界融合；五是大力推进出版传媒业的平台化融合。朱静雯等[34]认为，出版企业要从确立跨界融合思维、促进与资本融合、采用IP策略进行产业融合、建立融合媒体矩阵、技术跟进五个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
二是升级再造战略。即以传统出版业务为核心的组织边界的扩展和升级。陈昕[35]认为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从图书市场转到阅读市场，只有当把传统图书市场的边界扩展阅读市场，才有可能真正开启数字融合的进程。苏雨恒[36]认为转型升级虽然仍然是基于传统出版的再造，但绝不是简单地实现产品的数字化，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出版企业必须以数字化产品体系、数字化内容生产的技术支撑体系、数字化的运营和服务体系、数字化的管理体系、版权业务体系五大体系建设为中心，整体推进转型升级。王卿[37]认为，“出版+文创”不仅拓宽了出版物的内涵，也为文创产品赋予了新的价值，出版企业应顺势而为，全力打造“出版+文创”融合新平台，激发出版与文创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需求新的增长点。
三是聚焦数字化的发展战略。李宝玲等[38]认为，首先要将数字化列入企业发展战略。数字出版是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和选择。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并将其纳入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一认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样才能得到企业全体成员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资源配置支持。
四是分步实施战略。费瑞波[39]分阶段对出版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路径选择提出建议，认为初期主要走出版产品与科技融合创新的路径，中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有机融合，后期则是要大力培育和提高出版产业的创新力。
5 我国出版集团融合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黄先蓉等[40]将出版融媒体发展路径总结为三种模式：一是以技术主导的渗透型发展路径；二是以内容主导的交叉型发展路径；三是以资本主导的重组型发展路径。在这里我们综合多方研究成果，围绕内容、渠道、业态、编辑、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专业特性等层面，将发展路径归纳为以下六种模式。
5.1 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陈昕[41]认为，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内容创新和内容提供，出版企业要从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转变为内容生产的组织者和版权的拥有者；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是版权经营和价值链延伸，以此为基础实现媒体商业价值的多元化。匡霞等[42]提出，要以内容生产为纽带，实现完整产业链演进，既可以通过版权授权方式参与多种媒介产品的开发，也可向电影、电视、游戏、玩具等行业渗透和延伸。周百义[43]提出实施融合出版要以具体产品作为抓手，进行融合出版的探索，进而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总结规律，再利用出版社独特的版权资源开展知识服务。匡霞等[44]认为，要以内容生产为纽带，以“元叙事”为蓝本，通过媒介间的文本线索的互文指涉建构出一个丰富的世界，每一种媒体形态产品既可以单独欣赏与体验，同时也是一个切入口和信息源。
5.2 以渠道转型为引领的发展路径
高辉等[45]在研究中指出，传统出版社要实现数字时代的成功转型，需要整合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一是借助线上渠道，基于读者需求进行内容生产、碎片化渠道提高图书影响力、多平台实现读者沟通；二是发挥线下渠道的专业性和真实性功能，优化图书内容、满足读书体验、强化读者关系；三是O2O打通图书全产业链，构建图书销售全渠道、提升读者需求服务。刘美华等[46]认为要从如下方面进行网络营销布局：一是融入电商理念，调整组织架构；二是加强营销推广，建设品牌社群；三是规划渠道布局，提升消费体验；四是搭建互动平台，建立数据体系。
5.3 以业态升级为主导的发展路径
陈昕[47]认为，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的保障是技术进步和市场环境改善，出版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升级内容资源，改造编辑、制作、出版、营销流程，搭建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功能性业务平台，整合内容资源，建设各类大型数据库都是必须完成的功课，更重要的是要发现互联网带给出版业的新需求和新机遇。张新新[48]认为，传统出版社推动融合发展战略，产业链贯通与延伸则是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刘焰红[49]对新闻出版企业转型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增强传统领域优势；二是纸媒数字化是转型必由之路；三是多元化需要结合自身优势；四是要选择适当的转型模式；五是要注重产业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蔡翔[50]认为，传统出版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包括：技术外包开发数字内容产品、技术自主搭建运营平台、跨界并购获取战略资产、开放合作拓宽融合渠道。
5.4 以编辑为中心促进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路径
内容生产的核心是编辑，编辑角色的转变是落实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白林[51]认为融合时代编辑功能与角色更加多元，并转向知识共享的中介、出版资源整合者、知识生产组织者和数字内容提供者。赵滢[52]认为编辑应重新审视自身角色定位，对全媒体出版各个环节的运作理念、方式、核心技术都要有认识，要做顾全局的项目策划者、懂技术的内容提供者、懂标准的产品实现者、懂市场的产品推广者，并要提升版权与服务意识。屠法等[53]认为，出版企业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要借用大数据提高选题策划、抓用户痛点研发产品，利用极致思维打造产品线，融合新兴出版技术与业态，打造多媒体出版产品；要构建全媒体、多平台传播渠道，实现内容传播升级，提高产品影响力与运营水平。
5.5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的发展路径
张新新[54]认为，传统出版社推动融合发展战略的最根本动力在于企业内部的改革创新，包括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改革，在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产品提供和服务供给方面创新等，融合发展是“一把手”工程。苏雨恒[55]认为传统出版企业转型融合发展中需要构建四大基本保障：一是人才队伍保障；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和经费支持；三是不断优化内部组织机构，调整部门职能职责，再造业务流程；四是不断推进考核评价激励等体制机制创新。周百义[56]认为，为保证融合出版顺利推进，出版单位一定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如考核政策、工资待遇标准等，要有明确的规定，让专业人员干得放心。对于融合出版这种新兴的出版形式，出版社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将风险和时间成本考虑进去，不要急于求成或制订不切实际的指标。陈海燕[57]特别关注融合发展中的人才问题，他认为人才的结构性稀缺，尤其是经管人才、高级财务专才、投资与金融人才、数字出版人才、高级策划创意人才、营销专才、法务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稀缺制约了出版业发展的步伐，要通过培训、引进、特聘、并购等多途径扩充人才队伍。
5.6 以专业特性为依托的发展路径
大众出版。张文飞等认为，大众出版转型融合发展赢利模式构建有两个关键：一是广告模式，即根据发行量（点击量）、用户价值等吸引广告商；二是与电子商务等其他产业结合，获得其他产业收入分配[58]。王杏[59]从五个方面对大众出版的融合发展进行分析：一是深挖优质内容，推进数字出版转型，如开发电子图书，充分利用各类网络渠道平台，扩大销售、提升影响；二是积极向影视动漫产业延伸；三是建立线上线下分销渠道，除了线下渠道，还包括电子书渠道、电商平台、移动阅读渠道等，并要注重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四是要深化营销模式，要充分发挥网络时代社会化营销优势，加强宣传影响；五是创新增值服务，提升读者付费意识。
专业出版。王丹丹[60]认为专业图书出版社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路径有：一是做好专业图书的大众化出版，以期扩大目标受众群体；二是深入挖掘，依托数据库资源丰富图书的固有知识体系；三是凭借内容优势，打造行业定制的专业数字化产品；四是服务多样化，提升用户满意度。张文飞等认为，专业出版的知识服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集约型数字内容，如数据库、在线平台、阅读卡或离线U盘等形式；二是从关联性的知识元进行标记、索引、链接，过渡到基于学科主题的“专”而“全”信息知识服务，再延伸出“圈子”式互动交流服务；三是提供以上产品之外的增值服务，如移动搜索、专业咨询、社交知识问答等[61]。王欢欢[62]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整合专业资源，加快数据库建设；二是完善数字出版产业链，找准有效盈利模式，包括内容销售、版权运营、广告和增值服务等；三是树立品牌意识，注重数字化营销，创造品牌效应；四是立足专业出版，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
教育出版。宋吉述[63]认为，传统出版单位做数字教育，重点是要把握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必须看到数字教育服务具有的高度组织化、学习被动化、学习内容与环境的纯净化、教育内容及要求的区域化等特殊性，找好切入口；二是把握产品设计策略，基础教育重点可以关注教学或学习平台研发、高端网络课程研发、配合传统教育内容研发各种应用类产品、依托传统教辅用户优势发展在线培训、尝试建立一些专而精的互联网服务平台等；三是找准多元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传统出版单位在内容资源、渠道营销等方面优势，在技术方面广泛合作，扩大教育服务外延，发展培训、咨询、教育测评等新产业。任艺霏等[64]在分析国际教育出版转型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如下启示：一是以教育出版资源为核心，进行纸质化、网络化、音频化、游戏化的多维度开发，向数字出版商、教育技术提供商转型；二是通过并购、合作等手段，打破行业与地域的空间隔阂；三是实行教育出版业务到教育服务业务的资本扩张；四是构建和完善服务导向型关系网络。
综上，我们认为虽然目前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概念未有定论，但从以上研究中不难看出，在新技术新兴业态的影响下，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市场资源配置的推动下，在互联网巨头与资本的冲击下，积极尝试以数字技术为触发点的转型升级，并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心态开展与新业态的融合，成为出版业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近10年的探索中，部分出版集团已尝到融合发展带来的利润增长，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考验。出版集团的融合发展，不仅要靠政府出台更加积极的政策进行引导，也要加快内部的深化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尽快做好与自身资源禀赋相适应的战略选择，才能稳步走上融合发展之路，打造“四力”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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