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先蓉：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张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以共词分析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新闻出版领域 15 种 CSSCI 期刊中有关“意识形态”主题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分布、关联结构及演化脉络。研究发现，从 1982 年至今，我国该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主题虽然分布广泛，但其聚焦的内容又呈现明显的倾向性，形成了区别分明的六个主题社区，以社区为单位的每个研究方向在核心和成熟度方面差异显著 ；在研究主题的演化上虽存在明显的融合与分化现象，但总体上并不稳定，存在较多断续或孤立的探索性主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新闻传播；主题关联；演化态势

　　1 引　言

　　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日渐深入，“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被扩大[1]，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学科角度也随着其重要性的提升从哲学领域扩展到其他学科，呈现出融合研究的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受到新的挑战。技术的发展使得权力从“资本密集”向“信息密集”转移，以网络空间为主战场，以软实力竞争为重要内容。一方面，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和流向就意味着拥有了传播某种思想文化的权利和影响力[2]，国家意识形态在国际传播中面临多级化、复杂化的侵蚀；另一方面，融媒体、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冲击着传统媒体生态环境所构建的传播规则、流程与内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受到冲击。当然，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意识形态及其承载物所内涵的观念、逻辑及思想体系形塑着一定的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制度。从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掌握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进展是在实践中提出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的基础。

　　波斯曼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即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3]。虽然意识形态最初来源于哲学上的概念，但考虑到新闻出版与意识形态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天然相关性及文献数量，本文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科领域限定为新闻学与传播学，通过相关主题文章关键词提取与关联网络的构建，在研究方向及其演化态势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与可视化展示，从而揭示新闻出版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结构、演化脉络及发展态势，以期为本领域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近年来，共词分析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作为内容分析法的一种，其在揭示研究主题分布、关联结构、演化规律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已经成为描述学科或领域发展研究现状和态势的重要定量分析方法[4][5]。因此，本文参照胡吉明等[6]基于共词分析的主题演化分析研究思路，对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关系分析，进而实现研究主题结构特征与时序上演化规律的揭示。

　　2.1 文献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将意识形态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新闻传播领域，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年度）》，选取新闻学与传播学分支下的15种核心期刊的刊文为研究对象，以“意识形态”为主题，运用相关检索表达式在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专业检索，检索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共检索到721条记录。依据意识形态在文章内容所占比例，人工剔除相关性不大、重复记录及通知、新闻、报告等非学术性论文后，共得到有效文献541篇，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最早一篇文献是刊载于《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的《娱乐：巩固现状的支柱》，主要内容是对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思想控制者》一书第四章内容的摘译。最后以Endnote格式导出所选定的文献题录数据，作为后续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的基础样本。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大量非规范词和低频词的存在，本文根据具体文章内容对同义词、近义词和缩略词等进行了合并，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国”，将“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统一为“国际传播”，将“话语分析”“新闻话语”“媒介话语”等归类于“话语”。同时删除了主题词（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等）和意义过于宽泛的词（定义、解构、阐述、规则等）。结合实际研究情况和频次占比情况，将本研究的频次阈值设定为4，得到103个领域核心关键词作为后续分析使用。

　　2.2 主题分析方法与过程

　　本文在提取新闻出版领域与意识形态研究相关的文献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网络，其中网络节点代表关键词，网络连边代表共现关系，关键词频次与节点大小、共现次数与边的粗细成正比。上述103个关键词所形成的共词网络代表了本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主流，在此基础上对其主题方向、结构特征、演化趋势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首先将SATI[7]处理得到的高频关键词矩阵导入Ucinet中，生成包含主题词及其频次、词间共现关系及其频次的共词网络文件（。net格式）。其次，将共现网络导入Pajek[8]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平均度、中心度、密度、聚类系数等相关网络指标的计算，并在该工具中，基于Louvain算法[9]对共词网络进行社区划分，从而识别该领域研究的主题方向。在对每个社区平均度数中心度和密度计算的基础上，绘制二维战略坐标图，根据各社区在不同象限中的位置，揭示其发展态势[10]。

　　最后，为了分析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主题的历时演化特征，本文以近10年的文献数据为基础，以两年为一个阶段，将2010—2019年度文献划分为5个阶段，采用Cortext平台[11]根据前后年份主题社区的重叠关系实现主题随时间演化的可视化展示，分析主题延续、融合、分化等发展特征，从而把握我国意识形态研究主题的年代变化趋势。


　　3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结构与演化态势

　　3.1 主题结构分析

　　网络特征分析。本文利用社交网络分析软件Pajek提取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的主题网络由104个节点及491条关联边（节点间连线）构成，基本网络指标如表1所示。共词网络的平均度为9.442，即每个关键词平均与9.442个其他词汇直接关联，整体上词汇相关联的范围较小。整体网络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都较高，而中介中心度较低，说明我国意识形态研究主题的向心性较好，能够形成一些以少数主题为核心的研究方向，并且多通过直接关联而聚集成以某些核心词为中心的类团，不需要中介或桥梁。聚类系数和密度均比较低，说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研究形成了一些有所区别的主题社区，但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涉及的主题在词汇及词汇关联上有所变化，总体发展还不够成熟。


　　主题社区分析。根据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强度，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包括六个主题社区，模块度为0.578，划分效果较好[12]，它们在规模和主题方向上有所联系但又呈现出一定区别。C1-政治与媒体实践社区，涉及受众、宣传、叙事、电视剧、符号、舆论、国家形象、电影等。C2-话语及理论研究社区，涉及消费主义、霍尔、费斯克、结构主义、新闻理论等。C3-出版社区，涉及属性、出版物、出版社、出版产业、编辑、管理体制等。C4-新闻与互联网技术社区，涉及批判话语、新媒体、符号学、《纽约时报》、媒体融合、网络治理等。C5-文化与国际传播社区，涉及美国、全球化、英国、霸权、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等。C6-媒介研究与中国特色社区，涉及报纸、期刊、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等。如表2所示，每个社区内关键词按照频次依次排序。C4和C1规模较大，说明新闻与互联网技术、政治与媒体实践研究是当前新闻传播领域涉及意识形态研究的两大主题方向，C2、C5和C6规模次之，而C3规模最小，涉及的主题较少。


　　从社区内部关联特征来看，如表3所示，C3-出版、C5-文化与国际传播、C6-媒介研究与中国特色平均度和密度较高，是核心主题方向，相对发展更加成熟。特别是C3-出版主题社区发展最为成熟，所形成的研究结构最具体系化，其他主题社区中虽涉及到“出版”问题，但尚未形成有效的相互作用机制。C1-政治与媒体实践、C2-话语及理论研究、C4-新闻与互联网技术的平均度和密度较低，已经不是该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尤其是C4-新闻与互联网技术虽然网络规模较大，但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影响已经趋于边缘化。


　　3.2 主题演化与发展态势

　　在社区划分与指标计算的基础上，本文将数据样本以年为单位进行切片，实现主题社区时间演化的可视化展示，同时依据战略图分析研究方向间的相对发展态势。

　　主题演化分析。总体上，从2010—2019年，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有延续演化的主题脉络，也有较多的孤立主题，断层特征明显。较多新兴主题的出现，表明意识形态研究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且主题范围变化较大，发展不稳定。在延续的主题脉络中则呈现明显的融合分化现象，如图3所示。


　　首先，孤立主题较多，在整个时间延续上表现出多样、分散、独立的特征。在2010—2012年的孤立主题中，“报纸&议程设置”主题社区规模较大，作为传统媒介中的第一媒体，其政治文化功能在传播学角度被予以审视。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为代表的西方报纸，是我国学者新闻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研究的主要对象，其对媒介政治文化传播效应有着重要的影响[13]。“宜黄地方政府&宜黄拆迁”这一孤立主题社区的出现是现实事件影响的直接后果，由热度而来的主题研究并没有得到持续关注，带有明显的时效性。这一时段，符号学分析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14]。意识形态是符号的深层元语言，也是在对话基础上实现社会认同的关键所在，公共事件的解决有赖于意识形态层面共识的达成。2018—2019年的主题社区最为分散与多元，但时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且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历史回顾与主旋律成为研究的主要指向，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是当前我国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理论指南和基本遵循[15]。

　　其次，断续演化脉络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并呈现出不同内容倾向。如关于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在三个时间段中均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2012—2015年的演化时段中，主题聚焦于技术对传播方式的改变与传播关系的重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对立与博弈；而在2014—2019年的演化时段中，传播技术对传播权力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影响研究在政策影响下转为媒体融合发展研究。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成为互联网背景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要求，媒体融合的核心就是探索如何在新传播环境中强化意识形态宣传[16]。从市场机制与出版体制改革到传媒产业组织变革，再具体到企业投融资意识形态风险的探讨，均体现了媒体融合中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性与延续性。此外，在2016—2019年的演化时段中出现了技术主题的分流，立足于网络内容治理和主流话语权的掌握。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政府开始从国家安全的层面来重新设计互联网政策[17]，对网络话语体系的特征与规律的分析把握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基础。

　　最后，延续脉络存在明显的研究分化与融合现象。2012—2013年出现的“主体性&发展传播学”和“价值观&海外媒介产品”两个主题社区在2014—2015年融合为“价值观&消费主义”，到2016—2017年则又分化为“受众&主体性”和“出版物&价值观”。不难发现，价值观得到了这一时期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其影响因素发生了某种“范式变迁”，即从党和国家逐渐向全球化媒介迁移[18]，而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发展使传统价值观面临被解构的风险，给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功能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2010年到2015年的主题社区在“全球化&信息传播”“功能&媒介外交”和“今日俄罗斯&媒介竞争”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发展态势分析。战略图（图4）显示，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主题社区明显分布在第1和第3象限，发展态势对比鲜明。C3-出版和C6-媒介研究与中国特色两大主题社区处于第一象限，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主题且发展态势较好，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是该领域的核心和热点。其中，C3-出版的社区规模虽然较小，但密度和中心度最高，说明其内部结构联系紧密、自成体系，研究的成熟度较高。C5-文化与国际传播主题社区虽属于第一象限但靠近坐标轴原点，核心程度和发展成熟度较C3和C6还有一定差距。考虑到国家层面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深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主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向核心主题演化的趋势。C1-政治与媒体实践、C2-话语及理论研究、C4-新闻与互联网技术主题社区位于第三象限，即处于当前意识形态研究相对边缘的位置，研究体系也不够成熟。媒体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不同于理论研究，而是与同时期出现的具体事件或媒介产品相连，如电视节目、电影、广告、图像等，因而在网络中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与时效性，即便是对同一本质的描述也会有不同的关键词，这也导致了整个研究体系聚焦度不够。而关于新闻与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则受到法律政策环境影响，2014年起一系列推动媒体融合的政策相继出台，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颁布，因而核心内容的研究出现转向，主题分散度所有增加。随着5G通信技术应用普及，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外化的重要支撑可能会与其他研究体系成熟的核心主题靠近或融合，持续研究的潜力较大。


　　4 结论

　　从本质上来说，意识形态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且指向单一的概念或专业理论进入到新闻出版领域的研究范畴，更多地则是以内化属性或者具象化表现形式与其他理论、概念、载体、事件等相伴。就概念本身而言，其不仅局限于政治层面，在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还被阐释为消费意识形态、专业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形态、性别意识形态、草根意识形态等，出现了以媒介载体为划分依据的网络意识形态、电影意识形态、广告意识形态、影像意识形态等名词。本文在共现网络的构建中选取了词频为4及其以上的关键词作为后续分析的核心，但词频为3及其以下的关键词有1336个，其中只出现1次的关键词比例高达86.90%，加之大量孤立主题社区的存在，从侧面反映了本领域对意识形态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在术语表达和名词的专业性、一致性上有所欠缺。

　　从研究主题的结构特征来看，形成了有所区别的研究方向但彼此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较低。政治与媒体实践、新闻与互联网技术两大主题社区的总频次最高，表明其在本领域涉及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覆盖范围最广。一方面，随着“中国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炼与阐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一种意识形态的共振机制在传播主体、媒介要素、内容形态中流动；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发展趋势”的观点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延续，即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由此出发的研究日趋多样，虽然由目前的战略态势图可知其仍处于研究的边缘位置且研究体系欠成熟，但以技术为联通，在未来有与主流研究相结合的可能；媒介研究与中国特色主题的边数最大且中心度较高，说明其内部网络结构紧密，与其他主题社区的研究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传播媒介研究由最初的西方理论介绍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土研究，逐渐形成了我国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科记忆；出版主题的领域研究性较强，与当前其他主流研究方向相隔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与体系，且不受其他主题影响。此外，以传播符号和新闻话语为代表的研究成为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来看，既有延续脉络中的融合与分化，又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部转向。以价值观和媒体融合为核心研究有良好的延续性，在不同演化阶段有其侧重的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也遵循意识形态在时间上的传递规律，即从有具体承载形态的媒介产品传递（商品交换），到对资本话语与内容话语的博弈研究。这些研究主题之间存在交叉，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共同体，为后续的研究发展指明了方向。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早期的意识形态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且主题的变动性较小，相对集中，如对和平演变、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业属性、传媒入世等的探讨，在理论研究上也更侧重于对西方学派的介绍和研究脉络的梳理。2010年以后，新兴主题较多地涌现，既与技术的推动有关又受国家政策的指引，文化或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更大的主题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研究方向也从由外向内引进逐渐过渡到如何走出去，其下位类研究也有细化的表现，如出版领域不再只关注属性与社会效益，主题出版、教材出版和翻译作品等也吸引着更多的研究笔力。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延续的研究主题，孤立主题仍然占据较大比例，主题间的关联性有待加强。本文的研究发现直观和形象地揭示了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总体结构、主题方向和发展态势，是对前期成果和已有定性分析的丰富和深化。但意识形态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政府、文化、技术与社会等多个层面，本文从研究论文中关键词及其关联关系的角度，进行定量统计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存在一定不足和缺陷。首先，在文献样本的选取上应该所有扩充和细化，以便更加全面地展示现有研究的样貌与发展态势。本文仅将其限定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下的核心期刊，并未将高校学报和综合社科等纳入，而文献类型也仅为期刊，一些研究报告、应用案例、政府规划也没有被纳入考量的范围；其次，论文仅以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为分析依据，未来可进一步扩展到作者、机构等层面的合作关系和特征结构分析，从而形成对研究更全面的认识和揭示。

　　注释

　　[1][英]约翰•B.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8

　　[2]郑元景.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J].社会科学辑刊,2015(6):52-56

　　[3][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4

　　[4]Hu J M,Zhang Y.Research patterns and trends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 in China using co-word analysis[J].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2015,51(4):329-339

　　[5]Huang,C.,Su,J.,Xie,X.,Ye,X.,Li,Z., & Porter,A.,et al.(2015).A bibliometric study of china’s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1949—2010[J].Scientometrics,102(2),1521-1539 [6]胡吉明,常大伟,孙晶琼.我国档案信息资源研究的主题挖掘与演化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9(2):61-70

　　[7]刘启元,叶鹰.文献题录信息挖掘技术方法及其软件SATI的实现:以中外图书情报学为例[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2(1):50-58

　　[8]Doreian P,Lloyd P,Mrvar A.Partitioning large signed two-mode networks: Problems and prospects[J].Social Networks,2013,35(2),178-203

　　[9]Blondel,V.D.,Guillaume,J.L.,Lambiotte,R., & Lefebvre,E.(2008).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J].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Theory and Experiment,8(10):P10008

　　[10]Cobo,M.J.,López-Herrera,A.G.,Herrera-Viedma,E., & Herrera,F.(2011).An approach for detecting,quantifying,and visualizing the evolution of a research field:A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the fuzzy sets theory field[J].Journal of Informetrics,5(1),146-166

　　[11]Rosvall M,Bergstrom C T.Mapping change in large networks[J].PloS one,2010,5(1):e8694

　　[12]Newman,M.E.J.(2004).Fast algorithm for detecting community structure in networks[J].Phys Rev E Stat Nonlin Soft Matter Phys,69(6Pt2),066133 [13]朱小翠.西方报纸新闻话语的政治文化审视[J].中国出版,2011(8):11-13

　　[14]李红,董天策.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大学,2012(1):99-108

　　[15]郑保卫.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4):27-33

　　[16]陈刚.数字逻辑与媒体融合[J].新闻大学,2016(2):100-106,151

　　[17]王梦瑶,胡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4):127-133

　　[18]杨银娟.研究综述:海外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J].新闻界,2012(9):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