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赟、闫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摘 要】因研究视角和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异，出版理论研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范式。但总体而言，出版理论研究是不系统、不完善的，暴露出了制约发展的诸多问题，主要有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出版”＂出版业”“阅读”等基础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出版教育与出版理论学术研究互为掣肘的问题、数字出版带来的多维“重构”问题、理论研究如何应对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分析了可能的解决路径，对出版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给出了建议。
【关键词】出版理论研究；出版学；范式；学科；危机
出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出版理论是对长期发展中的出版活动进行规律总结和实践指导的知识成果。1933年，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年鉴》中就已提出了“出版学”概念和建立出版学体系的设想。[1]时隔半世纪后，宋原放在1983年出版研究年会上提出建立“出版学”的倡议。[2]1986年，宋木文在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出版学和出版理论体系，要结束“出版无学”的历史。[3]八十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人和出版专业人士孜孜探求和建构科学化、体系化的出版理论，并取得卓越成就。今天，在行业体制改革与内容消费转型并行的发展态势下，面对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版理论研究工作成为实现学界导向创新和业界突破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拟对现有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进行总结，剖析出版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并有针对性地分析可能的解决路径，为出版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给出建议。
一、出版理论研究领域现有的主要范式
在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中，“范式”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4]因而，“范式”实际是在共同体研究中形成的具有公认性的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确立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框架性的指导。出版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传播方式，其所承载的知识内涵和研究问题纷繁复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版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范式，并且不同的范式之间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推进出版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史学研究范式
任何一门学问和学科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历史的根基。“历史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经过梳理的历史的实践经验。”[5]出版研究领域的史学研究范式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出版活动，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论证。在史学研究范式下，出版史研究一方面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物、出版机构以及出版人物进行史料论证，探究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的历史，考察出版业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状况。相关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出版通史》等系统论著，也有《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等出版史料著作，而其中也涌现出了钱存训等一批为出版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另一方面，史学范式下的出版研究还注重对于“出版学”发展的历史性考察，试图建构学科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中，重要会议的召开和纲领性文件的发布成为研究的重要线索。如，1979年长沙会议的召开以及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颁布等均成为研究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研究节点。
在史学范式下，文献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均与出版史研究产生紧密关联，并为其提供思考方向，出版通史、出版专题史、断代出版史、出版地方志等一系列成果不断涌现。201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创刊，其立足于出版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对推进出版史研究的深入发挥着重要作用。
史学范式下的出版理论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挖掘新的史料、书写新的历史图景，更需要在史料基础上深度思考，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并通过历史经验的考察，对出版基础理论和方法不断进行新的建构和补充。
（二）文化研究范式
就出版的功能而言，出版与文化的内在统一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出版担负着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的重任。出版文化既体现在隐性的出版理念之中，也体现在显性的出版制度性结构之中。[6]出版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范式深受目录学、版本学、中国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等学科影响，它从出版的规律、内容、实践出发，探究出版中的文化价值、文化因素对于出版活动的影响等，从而形成一套针对出版文化现象的学理框架。传统的编辑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范式之下的重要研究领域。笔者认为，此范式所关注的本质问题在于出版机构（人）、出版活动与出版文化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制约关系。
1.侧重考察出版活动与出版文化关联的研究取向
在这种取向下，研究者将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对象进行研究，如将出版文化分为“观念形态”“制度形态”“技法形态”“物件形态”“传统形态”[7]等。秉持这一取向的出版研究，立足于基础理论的阐释，分析出版的文化意义、文化形态、文化理念以及出版文化如何影响出版活动等主题。
2.侧重考察出版机构（人）与出版活动关联的研究取向
这类研究将出版机构（人）的出版实践活动作为研究主体，将职业系统与出版活动相联系，强调构成出版活动每一环节的功能，进一步回答文化如何在出版活动的运作和策划实践中得以呈现，主要内容包含出版活动中的选题策划、出版技术、工作流程、编辑素质等。
3.侧重考察出版机构（人）与出版文化关联的取向
出版机构（人）是出版的中枢环节，一方面指导出版活动进行，另一方面不断重构出版文化。这一研究取向重点考察出版机构（人）对于出版文化的影响，包括出版人的价值观、出版思想及出版教育等层面，并探究出版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出版理论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既渗透着出版理念、观念等思想精神元素，又包含着制度结构、实践操作等现实考量，实现了出版理论研究宏观叙事与微观视角的结合。
（三）产业研究范式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出版业作为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文化产业，不断壮大和发展。出版物的承载内容和价值实现方式决定了出版业兼具文化与经济两种属性。在产业研究范式下，研究者关注出版资源的开发利用，关注政治、经济以及管理等要素如何在出版业中得到展现，同时又对出版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产业研究范式下，研究者们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出版业整体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向以及出版企业和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制约关系进行探究。如分析不同出版形式在出版产业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对国家产业调控政策及实施予以关注；探究数字出版潮流下的产业重构等。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与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出版机构转企改制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对出版组织内部管理体系进行考察，资源分配、人员结构、薪酬制度、管理机制等问题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内容，并通过具体案例进行问题解析。
总体而言，学界所称的“出版经济研究”与“出版产业研究”的内涵基本一致。出版经济研究是从出版业的经济属性中延伸出来的，通过经济学视角关注出版产业中的经济问题，研究主题包括出版经济学基础学理研究、出版产品的经济特征研究、出版市场供求的经济研究、出版产业的经济研究等，[8]涵盖了出版业生产、定价、市场需求、信息流通、交易等各个环节。产业研究范式趋向于技术主义与经验主义视角，研究者们通过挖掘出版产业价值，总结出版业经济运行规律和管理策略方法，形成一套实用主义理论体系，为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与目标。
（四）社会学研究范式
出版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而存在，在广义上，出版理论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甚至可视作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此范式下的研究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出版活动与社会存在、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进行互构的问题，聚焦于出版与其他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与制约。
目前，社会学研究范式在出版研究领域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但国际研究的学术思潮推动着中国出版研究者转向对出版与社会关联的关注。仓理新对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引入社会学理论考察出版行为的社会效果并阐述出版运行机制与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9]徐华亮对出版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特征与边界进行辨析，提出出版在传播文化和思想的过程中，促使人从“群体符号的人”到“个体自觉的人”的转变，出版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使出版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10]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对出版与社会关系思考的有益尝试。传播学者李金铨在谈及自己的研究路径时曾说，不同理论视角的接触让他“以社会看媒介，而不是以媒介看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化意义的再现，也是日常生活斗争的场域，这就是去‘媒介化’了”[11]。出版理论中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亦应如此，它应突破以往对于出版学的狭隘理解，不应仅仅专注于作为“出版”的行为本身，而应将出版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从出版看社会的同时，也从社会看出版。
中层理论作为默顿（Robert Kinb Merton）针对社会学提出的反思性理论范式，对出版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拓宽出版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包括出版社会学在内的整个出版理论体系，事实上都可定位于中层理论，这一类型的理论介于宏大的结构性叙事和微观的深度考量之间，适用于特定的情境、领域、行业范围或理论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总结分析的以上研究范式是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中的几种主要范式，但并未穷尽出版研究领域的所有范式。在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多种学术期刊为不同研究范式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发布、交流平台，扩大了出版理论的影响力。但总体而言，出版理论研究依然是不系统的、不完善的，其中还存在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出版理论研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
1983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首届出版研究年会，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开展凝聚了重要的力量。在学界和业界的推进下，出版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但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环境和新挑战，出版理论研究中暴露的突出问题还亟待解决。
（一）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
作为出版理论研究中的基础问题，关于出版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与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类似，出版学学科定位上的“尴尬”决定了出版理论研究中的诸多困惑。这些困惑一方面来自于出版学的外延不清。因为出版具有复杂的向度，出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叉、结合，跨学科的视野能够使出版学获得更加多角度的洞察与观照，获得理论与方法内在逻辑上的支持。但是，这也使得出版学研究面临核心问题不明的现状。如果说“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又点上”[12]，那么出版学则是处于“跨学科的连接处”。范军指出，即使在《中国出版通史》这类学术巨著中，有些分册真正属于出版史独到的内容并不多，“出版”史的味道不浓。[13]这说明“出版”的外延会随着问题的导向而发生变化，外延的模糊会导致学科体系的建设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立足之本。
另一方面的困惑则来自于出版学的内涵分歧。20世纪80年代，出版学在中国才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并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学界、业界、大众对于出版学的认知产生了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学界认为，出版学的任务在于对出版的规律性总结和前沿性探索；业界从经济效益、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考量，认为出版理论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大众则倾向于将出版理解为技术性操作，认为出版学是立足于实践而存在，只有规范，而无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理论。
在学科体系建设上，李频提出，出版学的核心是出版制度结构，出版学的学科边界以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为限；[14]蔡翔倡导构筑以版权为核心、贯通全媒体的新的现代出版学学科体系。[15]这些观点都是关于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真知灼见，但受制于诸多现实因素，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局无疑仍是制约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完善的主要阻碍。
（二）“出版”“出版业”“阅读”等基础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
出版与阅读代表的是围绕读者所建立的共生关系的两端。其中，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媒体语境的变迁都会造成其对象、形式、性质的变化。而出版背后的内涵也因为技术环境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而不断延伸。因此，只有基于时代环境对“出版”和“阅读”的概念进行界定才能明确研究主体，为出版理论研究夯实基础。
首先，学界关于“出版”的概念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如今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出版物结构不断经历迭代更新与重组，其外在形式与内在结构的多样性客观上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却更加混淆了“出版”的内涵。从环节论到本质论，再到版权论，“出版”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笔者曾在《“出版”概念的生成、演进、挑战与再认知：基于概念史视角的考论》一文中对“出版”概念的生成、内涵和外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出版”概念依旧需要广泛讨论并试图达成一种共识。
其次，“阅读”是一种知识获取方式，随着媒介数字化趋势加强，数字阅读设备的出现使得阅读行为本身所依托的不仅仅是图书，还是一串符码，而音频、视频技术的介入也使得阅读所涵盖的价值发生了转移。韩国出版学者李正春认为：“在智能时代，阅读就是大脑运动，图书馆就是大脑健身中心。”[16]而美国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提出的“社交化阅读”概念，将阅读的含义延伸到社群互动中。[17]这使得我们不禁思考：“阅读”概念本身是否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进行分类和潜在的意义分割？同时，“出版”概念的界定将影响着“阅读”概念的转变，“阅读”的概念能否作为一个环节被纳入到“出版”的概念中去？
因此，出版研究者应尽快建立起符合出版自身发展规律及出版业发展实际的概念框架，对“出版”与“阅读”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同时，为出版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出版教育与出版理论学术研究互为掣肘的问题
当代中国出版专业教育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始阶段（1984-1997 ）、发展阶段（1998-2001）和转型阶段（2002年至今），服务对象、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学科）、能力结构及其关系是出版专业教育转型面临的基本问题。[18]对于出版人才的培养，不少研究者已经在高校专业设置、课程结构、人才层次等方面进行了思考。笔者认为，就出版教育与出版理论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而言，当下出版教育转型面临两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其一，对出版学术型人才培养乏力，导致出版理论研究后备人才不足；其二，出版学在硕士、博士阶段独立的科学学位的缺失，直接制约了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教育部在1998年修订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两个专业合并而成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列入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开启了出版本科教育的新阶段。2010年，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获得审议通过，出版教育又往前推进了一个层次。但就目前的培养条件来看，为了适应出版业的发展，本科培养为基础教育，硕士培养以投身出版实践为导向，课程设置注重专业技能的提升。但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专业硕士的培养已经不能满足出版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要求。与此相对应的状况是，硕士、博士阶段出版学科学学位的缺失，直接导致出版学学科地位与教育层次的尴尬，并导致学术型出版人才的缺乏。这在一方面会进一步导致出版理论研究队伍难以扩大，从事出版理论和出版教育的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出版实践也会因为缺乏出版理论的导引而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位教育的瓶颈，还会导致一些从事出版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以跨学科的身份进入出版研究领域。由于这些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学术理念不一，会直接影响出版知识的系统化、专业化和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发展。而且在此情况下，研究者们对于出版研究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难以形成出版理论研究的合力。
（四）数字出版带来的多维“重构”问题
2017年，中国数字出版收入规模再创新高，超过7000亿元，其中，传统书报刊数字化收入占比增幅依然呈现下降态势，移动出版、在线教育、网络动漫等新兴板块发展势头强劲。[19]目前，数字出版成为出版理论研究中关注度极高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思维重构”“流程重构”和“价值重构”组成了数字出版带来的出版“重构”问题研究的关键。
思维重构，是指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出版研究者、从业者变革思维方式，转换话语形式，不再依托于传统出版业中的经验总结与业务拓展思维，而是形成全新的资源整合与文化技术思路。流程重构关注的是大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出版人身份的重构和出版流程的转型。而价值重构主要在于出版业的生态转变，出版业务核心价值向以“IP”为核心的文化资源系统转移。“IP为王”是媒介融合背景下出版业的动向之一，是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传媒业态的扩张和转型。[20]
目前出版理论研究中对于数字出版重构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1）研究者大多聚焦于“流程重构”上，对于“思维重构”和“价值重构”认识不足，难以将三者实现有机统一。从传统的“增量思维”到“流量思维”和“用户思维”，数字出版不断重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化媒体对出版业的介入中，“社交思维”进一步推动了出版活动从线上到线下的延展。只有深入研究思维重构所带来的可能性，才能推动出版流程重构中的理论创新。而如今价值重构在于以“IP”为核心的数据资源整合，在“IP”的开发上，如何实现内容、渠道、平台的资源整合，搭建作者、出版、影视开发等价值链平台，如何更好地推行数据共享，均是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
（2）在“数字出版热”的态势下，研究多停留在宏观论述层面，缺乏对于出版产业的导引，出现“为数字谈出版”的研究现象。理论研究大谈数字出版的重构和发展策略，但却缺乏对出版业实际运营问题的考量，缺乏对出版物在应对数字出版潮流时所独具的规律和策略的考察分析。如果在理论研究中，数字出版合作平台问题、出版机构的盈利模式转换问题、数字出版物的属性问题、数字出版中的伦理和法制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答，将会对出版理论研究的发展、深化形成制约。
（五）理论研究如何应对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问题
随着出版机构转企改制进程的深人，出版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本强力驱动着出版产业成长，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国经营均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趋向。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中对于出版业创新发展问题的回应不足。
1.对于出版业创新发展的认识有失偏颇
出版业在很多层面正明显向着大众娱乐业的方向发展，其娱乐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移动阅读领域，人们对于阅读内容的选择趋向轻量化、粗浅化。这进一步导致了出版理论研究中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容，对于内容生产和评价体系均缺乏考量。《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提出，“数字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首位，把提升内容质量作为打造数字出版产品的核心”[21]。而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一方面单纯聚焦于出版业如何通过转型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果出版业的创新发展单单以经济贡献来衡量，那么便与出版业本身的文化属性相矛盾，尤其是专业出版、学术出版的价值应该如何进行衡量？另一方面出版业的主导权向着技术和渠道倾斜，而内容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和保障，相应的出版理论研究关注模式而忽视内容，对于自出版、知识服务、内容版权等新兴出版现象缺乏系统研究和梳理。
2.当前出版理论时出版业创新发展缺乏积极的理论回应和导引
理论一旦产生便具有了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可传递、可推广的，但与此同时也便具有了历史性，这也是理论和实践进行互动的必要性所在。而在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中，一方面，理论与实践脱节，对于出版业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识不足，缺乏理论革新；另一方面，出现出版理论落后于出版实践的问题，一味追随实践，缺少前沿的理论探索。不少专业文章所呈现的内容大多是对出版领域新现象、新情况、新问题的表面化紧跟和各种应对式的措施。因此，出版理论研究者应立足动态变化中的出版实践，树立问题意识，对出版环境进行前瞻性考量，提升学术原创能力。而在整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应大胆创新，鼓励观点交锋与学术争鸣，营造活跃、宽容的学术氛围，实现出版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三、路在何方？——可能的革新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当前出版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危机，笔者提出以下几个革新路径。
（一）加快出版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
“科学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它在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中引起急剧的转变，要求从以往占统治地位、现在却变得不充分或者完全站不住脚的研究方式断然转变到新的、符合比较高级的科学认识阶段的思维方式。”[22]随着人类传播环境的变迁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出版理论研究领域现有的研究范式需要进行重新审视。笔者认为，加快出版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可从以下三方面人手：
1.从偏重时出版环节的研究转向对出版人的研究
以往的出版理论研究，大多以总结、分析出版活动规律为目标，却忽视了出版活动中的主导者——出版人，尤其是老一辈出版人，他们身上承载着特定年代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在出版史学范式下，应加强“口述历史”研究，通过出版人对于历史记忆的口述，获取丰富的史料。同时，可通过整理、研究历史年代中出版人的出版思想，给当今出版业带来启示和借鉴。研究者不仅应关注出版人的出版经历，还应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以还原真实的出版人物。范军、欧阳敏就曾提出将生活史的理论、方法引入出版研究中，通过对出版人的经济生活、交往生活、休闲娱乐等日常活动的考察来展现和寻求出版与社会的呼应。[23]
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研究范式下，对于出版人的研究应该关注出版人的地位、工作状态、生活满意度、社会交往等方面，如传统出版人才的流失与转型、数字出版从业者的能力与前景等主题。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能够深入探究出版业的人才需求与当前教育环境下的出版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利用社会交往理论视角则可探究社会环境与出版人之间的交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出版业的发展生态。
2.从偏重对出版的思辫研究转向对出版的经验研究
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出版实践往往超前于出版理论研究，比如“自出版”现象的出现。京东在2014年便宣布涉足“自出版”，依托大数据，形成针对消费群体的定制化模式，[24]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生产模式，开创了传统出版机构与电商的跨界合作模式。与此同时，“知乎Live”“得到”“分答”等平台都开创了知识付费模式，出版的价值不断被重构。因此，出版理论研究应立足于迅速发展的出版实践，加大对新兴出版现象的研究力度，并对其中国家意志与行业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版权保护、出版伦理等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在理论研究中，切忌为理论而套理论，要通过获取一手的数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和提炼。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要根据拟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考量，学习和吸收社会科学中适合的方法路径，不能将思辨研究作为可解万题的捷径。
3.由“从出版看社会”转向“从社会看出版”
出版是社会运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多将眼光局限于社会环境下的出版行为，探究孤立的出版现象本身。在“大出版”的环境下，出版理论研究者应转换思路，从社会看出版。这其中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任何研究都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要随着时代条件的转换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立足于社会和人类实践，不断进行知识补充和更新。第二层含义，是指应处理好学术研究中本土和世界的关系，其他国家优秀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的出版理论研究提供启发和参照，但自身在研究中要有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揭示自身规律，不能生搬硬套。“做中国研究，要放眼全世界，应该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主题性还是中国，眼光包含全世界。”[25]第三层含义，是指学界应加强社会学范式的出版研究，吸纳社会学研究中优秀的理论精髓，探究出版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出版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二）构建“学科化”的出版学教学知识体系与“问题化”的出版研究体系
邓正来曾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问题为主导’。”[26]他主张，出于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学科化”教学与“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双轨模式”。这一观点对于出版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而出版学的建构与发展，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紧密围绕“出版”这一核心概念来构建着眼于教育、教学的出版知识体系；二是构建“问题导向”的出版学术研究体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顺利解决“出版学存在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是什么？”“出版学关注的特有问题是什么？”等影响学科“安身立命”的关键问题。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以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做支撑，这个知识体系依靠基本概念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出版知识体系不论在何种范式下，都应该将“出版”作为核心要义，即通过“出版”这一核心概念来组织、建构完整的出版知识体系。一方面，应以“出版”概念为核心“内涵”拓展出版知识体系的“外延”；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出版知识体系的“外延”，使之回归出版本位，不能偏废出版知识的内涵，避免出现“以出版之名，言其他之实”的现象。着眼于学科化的出版知识体系应采取单核心的“中心扩散式”模式，应具有可作为学科立足点的核心理论支撑和一整套内化而成的逻辑体系。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出版现象和问题越来越复杂，研究路径越来越多样化。针对这一态势，出版研究界首先应该在内部通力合作，广泛交流，厘清自身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以此增强出版研究界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应秉持“问题导向”，拓展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向，深化各种范式下的出版研究。出版学是一个具有产业基础的专门学术领域，出版研究界应坚持“问题意识”，密切关注出版实践，建立理论和实践良睦互动的机制，不断扩大出版研究的影响力。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应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进行，以共同推进出版理论研究的深化。
（三）通过出版教育层次、方式的突破，提升出版学的学科地位
出版教育的革新、出版学学科地位的提升，需要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根据出版的专业特性，出版教育总体上要完善复合型人才的交叉培养模式，比如发展出版与计算机学科交又形成的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在学界，人才培养需要区分层次和方向。在理论型人才的培养上，学界要积极推动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正式设立硕士、博士层次的出版学科学学位。对于有志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生，导师应积极引导，根据实际制定培养方案，完善其出版知识体系，加强学术训练。为了加强理论研究队伍力量，学界应积极制定政策推动业界优秀人才的“再学习”和“再创造”，强化学界和业界的人才流动，广泛吸纳研究力量，加强理论人才储备。对于专业型人才，学界、业界应合作制定专业人才的评价体系，积极推进专业联合培养，在媒介融合的变革趋势下及时完善、更新教育环节的出版理论知识体系。
对于业界来说，应认清出版人才供需失衡矛盾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基础，研究、建立针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术理论研究的倒逼机制，合作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平台，如腾讯与浙江大学等各高校、媒体，以开放合作的模式合办十余所各地企鹅新媒体学院。唯有如此，才能将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出版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此外，在英国等国家，社会化的出版教育机构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中国大学MOOC”“翻转课堂”等在线教育平台为中国出版人才的社会化培养和职业素质提升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出版学界和业界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传播出版理论知识，扩大教育覆盖面，建立社会出版人才智库，以此提升出版学的社会影响力和学科地位。
（四）整合出版研究资源，加强对出版业的反思性研究
成熟的理论研究，不仅在宏观上要成体系，而且在微观上要有脉络。笔者认为，出版理论研究要在思想上确立系统观念，微观上整合出版研究资源，将出版系统化，形成以内容资源、渠道资源、平台资源为主体的研究脉络。在这里，出版资源不是狭义上的内容生产，而是与出版价值链相关的一系列可利用的资源。在内容资源层面，研究者应坚持“内容为王”的导向，在研究中应挖掘内容价值，推动知识创新：在传统出版领域，积极推动传统出版集团不仅做内容的生产者，而且做内容的组织者和版权的主导者；在数字出版领域，内容从图书文字变成知识符码，要将研究方向从图书向阅读转变，加强“IP”原创价值开发研究，推动建立统一的数字出版行业标准，纠正技术与内容的错位。在渠道资源和平台资源层面，应加强对跨界合作、跨国合作案例的研究。如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与日本CCC集团合资成立中信出版日本株式会社，以共享优质出版资源，合作开发版权资源，[27]这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一项重要成果，对该案例的研究可为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出版学界和业界在对研究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应意识到，人文社科理论研究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反思性与批判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曾说：“传统出版人最难忍受的，恐怕就是精英出版业变成大众娱乐业的附庸。”[28]出版业作为“观念的行业”，其对于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和标准不能降低。面对出版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出版理论研究不能一味顺应时势和潮流，一味叫好，而应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整个出版业的反思，对于出版机制运行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性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出版理论研究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四、结语：对转型之路的进一步思考
尽管理论研究不能“唯范式论”，陷入“画地为牢”的困境中，但是范式的确立能够为基于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学术规范。目前，出版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范式危机，尽管形成了史学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产业研究范式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等主要的研究范式，但从根本上来说，出版研究的这些范式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每种范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其他学科的范式嫁接。同时，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出版”“阅读”等基础概念的重新界定问题、出版教育与出版理论学术研究互为掣肘问题、数字出版带来的多维“重构”问题、理论研究应对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出版理论研究水准的进一步提升一。因此，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出版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与转型方向。
基于出版学和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上的相关性，有学者提出，出版学理论研究发展可以参照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路径。但是，新闻学、传播学自身同样存在范式的危机与问题。刘海龙曾指出中国新闻研究从政治学范式到以哲学范式为主流的范式危机，并提出引入多元范式的解决路径。[29]在传播学研究中，学派与范式之争由来已久。自然科学和信息论所奠定的“科学基础”，实证研究与批判研究两种取向的论战，均对传播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学科自身特点使得传播学研究范式产生不可通约性的多维歧义，在规范与想象之间两难定位，难以达成范式共识。[30]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转型之路尚在探寻之中，出版理论研究转型的参照系不应局限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或许可为出版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比如经济学中根据哲学立场不同所引发的基本研究问题的不同，形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三大主流范式：以个体经济行为的“欲望与资源矛盾”为基本问题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再生产流程问题”为基本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力量的根源和本质”为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基于经济基本问题所延伸的三大理论体系的统一，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客观规律的全方位理论。[31]同样关注社会现象和主体行为的出版学理论研究也应该形成基于出版领域核心问题衍化出的理论框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曾明确提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并且在丰富中得到发展，但如今在社会学范式多样性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反思并推进范式的整合。[32]这对于出版学理论研究的启示在于，研究领域内部不同范式之间不应该是绝对孤立、分离的，而应该形成相互交融的理论格局，共同推进学科进步。
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曾提出科学研究的纲领方法论，他认为理论科学是由“硬核”和“辅助保护带”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并由此解释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33]“硬核”是指核心的理论部分，而“辅助保护带”则是辅助性似设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看，出版理论研究的革新与转型之路在于，学术共同体首先应该明确学科研究自身的“硬核”，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范式或者根据实际研究问题来打造“辅助保护带”，形成一种动态科学发展模型，共同塑造出版理论研究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志强.“出版学”概念的历史考察[J].编辑学刊,2001(2).
[2]宋原放.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J].出版工作,1984(1).
[3]宋木文.宋木文出版文集[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158.
[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7.
[5l刘杲.对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一点想法[J].中国出版,1999(6).
[6]杨军.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J].出版科学,2009(4).
[7]董中锋.论出版文化的形态[J].出版发行研究,2017(2).
[8]吴赞.我国出版经济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6(6).
[9]仓理新.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文化社会学与首都出版产业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0]徐华亮.出版的哲学向度——边界､特征与归宿[J].出版科学,2017(5).
[11][25]李金铨,黄煌.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J].新闻学研究,2004.
[12]殷晓蓉.传播学何去何从——基于时代变革的追问与思考[J].新闻记者,2015(2).
[13]范军.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10(5).
[14]李频.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15][20]蔡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出版学科发展和出版教育变革[J].现代出版,2016(5).
[16]李正春.智能时代作为大脑运动的阅读[J].出版发行研究,2013(9).
[17]克莱•舍基.林成林编译.阅读的未来:社交化阅读的含义与价值[EB/OL].(2012-06-25).
[18]李频.出版专业教育框架分析略述——问题单及其结构试清理[J].现代出版,2011(3).
[19][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课题组.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数字出版——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摘要)[J].出版发行研究,2018(9).
[22]刘大椿.从科学革命到现代科技革命[J].教学与研究,1997(3).
[23]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J].现代出版,2017(2).
[24]桂杰,陈思亦.“自媒体”之后有“自出版”[N].中国青年报,2014-07-01(10).
[26]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J].社会科学,2008(7).
[27]杨汀,邓敬.中信出版牵手日本CCC集团推动中日文化资源交流[EB/OL].(2017-09-28).
[28]甘琦.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J].读书,2011(6).
[29]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J].南京社会科学,2013(10).
[30]梅琼林.透视传播学“范式之惑”——基于时“范式”概念的反思[J].现代传播,2010(9).
[31]鲁品越,王劲松.经济学基本问题与当代经济学思想语系——三大经济学范式的思想本质与相互关系[J].财经研究,2010(3).
[32]周晓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及整合的可能性[J].社会学研究,2002(5).
[33]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6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