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运珍：民族出版社
【摘 要】藏文古籍出版经历了高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藏文古籍的保护传承。本文尝试从内容生产、技术应用、全球合作及融合出版的视角，探究藏文古籍出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扩大规模、提高利用率、拓宽藏学研究视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藏文古籍；藏文古籍出版；融合出版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作为民族出版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出版获得了极大的发展。2018年，全国藏文出版机构已达9家，每年出版的藏文图书已经超过1000种，极大地满足了西藏和四省藏区不同层次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藏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藏文古籍整理出版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出版了品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效益良好，尤其是社会效益突出的藏文古籍文献，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添了砖加了瓦。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版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进入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出版的新时代。在新时期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藏文古籍出版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古籍出版在藏文出版中的重要地位
藏族先辈留下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藏文古籍出版有利于藏文古籍的保护、传播和使用，也有利于促进藏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藏文古籍在藏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而藏文古籍是藏族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华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千多年来，藏族先辈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数量仅次于汉文古籍。[1]有学者对藏文古籍数量进行了初步估算，主要的传统藏文文献包括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以及历代各家各派文集等，共有约3000——4000帙（卷、函），木刻板100万——200万块。[2]印刷藏文古籍的木刻板，四川收集到的有13万块。北京故宫、雍和宫、法源寺等处收藏的藏文古籍约16000函。[3]
藏文古籍文献在整个藏文文献中占很大比重，内容也十分丰富，承载着藏族传统十大学科（藏族传统学科分大五明和小五明，分别为工艺学、医学、声明学、因明学、内明学、历算学、戏剧学、韵律学、辞藻学、修辞学小五明）的所有内容。藏文古籍文献不仅是藏民族了解历史和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工具，也是研究青藏高原历史、人文、宗教等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现阶段无论是在藏族文化教育，还是在藏学研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4]
（二）藏文古籍出版的重要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的藏文古籍文献分别藏于北京、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各大图书馆、研究所、寺院、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处。各地各部门的古籍文献保存条件差异很大，残损和流失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文献已濒临灭绝，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对藏文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和出版极其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先后成立，随着藏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进步，藏文文献的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对深入了解藏族社会历史，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藏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藏族地区全面发展与进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
二、藏文古籍出版发展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藏文古籍整理出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呈现出发展迅速、效益显著、影响深远的特点。
（一）发展迅速
为加强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抢救，加大对寺庙文物和古籍文献的保护抢救工作力度，国家在西藏及四省藏区成立古籍办公室，各地民族高校图书馆、民族研究所、民族博物馆纷纷建立藏文古籍文献图书室，收集整理藏文古籍文献。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古籍文献，形成的学术论文、专著不计其数。
藏文古籍出版物的数量大幅增加，高质量图书不断涌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4200种。[6]各地民族出版单位每年都出版藏文古籍整理书籍，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古籍就达1000多种。一批重要的大型藏文古籍丛书面世，如藏文《大藏经》对勘本和《中华大典·藏文卷》《雪域文库》《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藏医药大典》《藏族古籍经典系列丛书·喜马拉雅文库之〈小五明文献分类集成〉》，以及大量历史类、藏传佛教史著作得到整理出版。
（二）效益显著
藏文古籍出版，在保护藏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也为不同层次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许多优秀藏文古籍图书深受读者欢迎，出版后多次重印再版，如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王统记》《白史》《藏文文法三十颂讲义》《西藏文法四种合编》等图书重印再版十多次之多。这些畅销、长销的优秀古籍读物已经成为出版社的品牌图书，既有良好社会效益、又有较好经济效益。藏文古籍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藏文化的元素在现代社会的普及，这些元素在绘画、建筑、音乐、文学、影视作品等艺术形式上的大量运用，为现代文化的丰富和多元融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影响深远
一批重大古籍项目的出版对推动藏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国家于1986年立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历经20余年整理、校勘的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的出版，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有力地驳斥了国外少数人“藏族文化毁灭论”的言论。再如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藏族古籍经典系列丛书”《伯东班钦全集》（95卷）的出版，标志着利用社会力量、民间资金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又取得一项丰硕成果。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藏医药文献编纂工程《藏医药大典》（60卷）的出版，对抢救和保护珍贵藏医药学遗产，促进藏医药的学术繁荣与进步，加快藏医药学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上最长的藏族英雄史诗《藏文格萨尔精选本》（40卷）的出版，对拓展人们的学术视野，甄别版本的真伪，全面了解史诗风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学科研究史诗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藏文古籍出版存在的问题
藏文古籍抢救、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而传统出版的局限性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内容、技术、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的拓展，利用融合出版技术，使藏文古籍出版实现数字化、平台化、数据化、互动化、全球化，才能充分发掘藏文古籍出版的发展潜力，有效实现藏文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一）局限于简单排版复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藏文古籍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出版工作主要还是对原生文献的简单复制、照搬照印，研究性、开发性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体现在：一是工作重点仍放在传统的整理出版方式，经汇编、校勘、编撰、翻译等深度整理的作品数量不多；二是对古籍文献的创新性再开发不足，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的开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满足读者对古籍普及性读物的需求；三是藏文古籍的数字化，大多停留在通过影印、扫描、录入等比较原始单一的方式制作成电子版本文献，可交互性和再利用性较差，无法提供知识服务。
（二）资源缺乏整合
藏文古籍文献涵盖了藏族传统十大学科的内容，曾经参与编撰文集文献的人数众多，流派繁杂，来源分散，形成了藏文古籍文献涉及学科杂、数量大、版本多的特点。现阶段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保护、利用等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国内的藏文古籍出版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意识，大多处于各自为战、分散出版的状态。工作缺乏统筹规划，资源信息难以共享，导致藏文古籍重复出版的现象突出，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难以形成藏文古籍出版的系统性、完整性。
（三）有效利用率不高
藏文古籍具有文献版本多、分类繁杂、出版印量少等特点，这使得现阶段藏文古籍的利用率低，同时大量文献尚未得到有效整理，没有研究、没有索引，查找不便，读者难以享受方便快捷的阅读体验，导致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利用率低，体现不出其文献价值。另外，根深蒂固的“重藏轻用”思想影响了藏文文献资源的流通和使用，不利于藏族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医药学、农牧科技等方面的研究。[7]藏文古籍出版的国际化和数字化水平不高，也制约了古籍文献在国际范围的交流和使用。
四、藏文古籍出版的对策及发展路径探究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的民族出版界，要把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古籍文献“活”起来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开发文献价值及其附加值，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一）促进藏文古籍出版发展的对策
进一步促进和完善藏文古籍出版工作，必须把古籍出版放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内容生产、技术应用和全球合作等方面系统地考虑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出版、研究、开发和再利用，做到藏用结合、研学结合。
1. 内容生产方面
文献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其物质形态，还要以藏文古籍为原始资源，充分地利用文献内容，通过内容整合和再生产，做到对藏文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和利用。
首先，提升古籍文献出版的系统性，以流派、内容、时代等为线条，多纬度地进行整合出版。改变目前藏文古籍出版的散、乱和不系统的状况。其次，促进围绕藏文古籍的内容再生产。主动与各地藏学研究工作者、藏学文献学者进行深度广泛的合作，推动对藏文古籍文献的开发性整理研究，力争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藏学界综合利用藏文古籍，让藏文文献在学术研究、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结合信息技术，吸收海内外藏学专家，以我为主，共同制定科学合理实用的藏文古籍分类检索全球标准，推动藏文古籍的数据化，为藏文古籍的信息流通和再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2. 技术应用方面
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不能过多地、单纯地依赖传统出版技术。文字内容一般只是藏文古籍丰富信息的一部分，装帧、装饰、书法、色彩，甚至古籍所使用的不同介质载体本身都承载着大量的社会、历史和艺术信息。这些文字内容之外的信息，只有通过数字、多媒体、互联网技术才能更加立体丰满地保存和再现。
数字信息技术也是打破传统的线性编目方式、破解藏文古籍文献编目难题的最佳选择。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迅速普及，应该加快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网络信息化的建设工作。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建设藏文古籍文献网络信息化工作迫在眉睫，这不仅关系到高效快捷地利用藏文古籍文献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及时保护藏文古籍文献的重要手段。[8]
3. 全球合作开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沟通交流日趋活跃。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向国外介绍、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是藏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藏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着眼于更广泛的人群，打造面向全球的产品。
此外，近代以来有相当数量的藏文古籍流失海外，这些珍贵古籍成为所在国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且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加强与海外藏学界的交流，互通借鉴各自的研究成果，对藏学研究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给世界的交流交往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出版业要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最新技术，切不可固步自封，贻误发展时机。今后的藏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考虑到如何达成与海外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进行古籍信息的交换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在考虑用新兴技术进行古籍整理出版的同时，还要重视开发多语种的产品。
（二）融合出版是藏文古籍出版的适宜发展路径
要实现以上的发展建议，单纯依靠传统出版是不可能达到的。而通过融合出版，可以实现藏文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平台化、数据化、互动化、全球化，从而达到对这些流传千年的宝贵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利用和再开发。融合出版能够有效地弥补藏文古籍出版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藏文古籍出版的适宜发展路径。
1. 数字化
只有把古籍资源转化为数字信息才能跟上数字革命的步伐，实现从纸质出版到全媒体出版的产业升级；才能更深层次地开发与保护藏文古籍资源，为古籍整理和全社会的古籍应用提供全新的服务；才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更多读者提供信息服务。藏文古籍文献的载体、材质种类丰富，有刻在岩石、动物骨头、印章、钱币、钟鼎、石碑、木刻等材质上的，有用金汁、银汁、朱砂等许多矿物质调制写成的，还用藏香调制写成的。数字化不仅可以将藏文古籍的内容信息保存下来，还能够保存和展现古籍的附加信息，将传统出版技术很难展现的这些附加信息全面地、真实地呈现给读者。
2. 平台化
打造藏学研究全球一体的，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VR、AR、线上服务、线下服务于一体的内容平台，以使国内外藏学家和藏学爱好者便利地通过汇编、翻译、校勘、编撰等多种整理方式参与文献的再传承。在平台上，还可以附加文化创意产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元素，使藏文古籍资源与服务相结合，把古籍出版产业从内容端延伸到服务端。谁率先建成这个平台，谁就会掌握未来藏学研究的话语权，并引领藏学研究和藏文古籍数字出版的标准。
3. 数据化
对藏文古籍进行数据化处理，将海量藏文古籍进行碎片化、数据化处理，使其成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可以灵活、有效利用的物料。由于藏文古籍文献作家多、内容繁杂，在传统出版中，文献的信息必须靠文献目录工具书来查阅，既不方便也有一定的难度。而制作古籍数据库，可以通过检索查找所需古籍资料，获得的资料不仅包括文本数据，还包括原文图像数据，两者可相互切换。这种方式既可查看原书，弥补文本可能存在的错漏，又可方便地引用文本数据。[9]
4. 互动化
藏文古籍文献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有苯教文献研究、吐蕃时期文献研究、伏藏文献研究、文献版本研究、文献目录研究、某文献特点研究等。[10]大量学者参与藏文古籍文献研究，在他们的日常研究中会产生海量的阶段性研究信息，这些信息对其他专业的学者和非专业爱好者来说，很可能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利用融合出版，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古籍为核心，以融合出版为手段，以开放、合作、共赢为理念，聚合内容、作者、读者，打造藏学研究的世界性的互动平台。以平台互动的方式，把单向接受信息的读者转化为内容的生产者，实现内容接受者和内容生产者的互动和互换。融合出版可以采取多种载体和展现形式，增加服务元素，服务与内容并行，将藏文古籍出版转化为知识服务。
5. 全球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有不少珍贵藏文古籍文献原件流失到了海外。中国的藏文古籍融合出版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起多语种的融合出版全球平台，并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吸引世界各地的藏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共同参与。只有做到全球化，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世界范围的藏文古籍数字化编目系统，推进藏文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在全球范围便利地实现检索、传输、下载、引用等功能，才能有效地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更好地推动藏学研究工作，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7][9]徐丽华.关于藏文古籍数字化的思考[J].中国藏学,2011(2).
[2]黄明信.藏文古籍究竟有多少?[M]//黄明信.明信藏学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3]我国现存藏文古籍约60万函[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2).
[4][10]益西拉姆.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现状[J].民族学刊,2012,3(6).
[5]陶晓辉.藏文文献的开发与利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
[6]改革开放40年,中国藏学研究做了啥[EB/OL].(2018-11-05)[2018-12-17].http://www.zytzb.gov.cn/szgzxw/297784.jhtml.
[8]益西拉姆.藏文古籍文集文献及其保护研究现状综述[J].中华文化论坛,2014(12).
